站内搜索
站内搜索
一、研究进展情况
① 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翻译”是一个可以而且应当分列为若干重大课题（或同一课题的若干期）、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特大工程。《全集》正文分早中晚三期共37卷，另加索引和补遗各1卷。中文实际字数1800万以上。其翻译是我国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工作量迄今最大的工程。至于杜威研究，由于涉及的范围广博、内容深刻，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一工程远非申报人个人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甚至上海地区的专家所能单独完成，必须团聚全国有关的学者进行较长时间的联合攻关。我们对此早有认识并作了较长时期的准备。2002和2004年我们举办了两届大型的关于杜威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提出了翻译《杜威全集》和开展对杜威和美国的哲学及思想文化的研究的主张，得到国内外专家的一致支持。我们就此从国外获得了翻译《杜威全集》的版权并得以聘请国内对杜威和实用主义最有研究的专家组成编委会，由编委们亲自参与或推荐可靠学者参与翻译。
当我们2012年申报“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翻译”课题时，我们对课题已经作了较多工作，早期5卷已经完成。但中晚期著作（共32卷）的翻译的工作量仍极大。我们在申报书上把中晚期著作的翻译各定为一个子课题。至于对杜威的研究只能是初步启动，未将其作为与翻译并列的子课题。我们在2012年的投标书中提到：“本课题的预期目标就是高质量地完成《杜威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深入、全面地研究杜威应属于这个课题完成以后另一个课题的任务。”
2014年中期检查时我们提出了一个分四期的较长期规划（第一期就是原“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的翻译”课题，但追加了《全集》原没有的“补遗”卷的翻译及两部研究书稿），向规划办申请连续滚动资助。由于第一期尚有约46万元资金缺口，我们申请滚动的是126万元（主要用于第二期）。后来规划办批给了40万元，只够补缺。为了使研究工作更有成效地开展下去，需要重新申请滚动。
2014年中期检查以来的主要工作是继续《全集》中晚期著作15卷、17卷和“补遗”卷的翻译，另外是完成几部研究书稿。这些工作都已完成。我们原来的课题是《杜威全集》的翻译，全集正文37卷（分早期著作5卷、中期著作15卷、晚期著作17卷），按早中晚三期设子课题。2012年申报时早期已经完成，故申报书上只设了中期和晚期两个子课题，分别由汪堂家和刘放桐负责。全集正文37卷的全部出版意味着子课题也都完成了。启动性的研究因比较分散，未定指标，故未列为子课题。但它们也已完成。
②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调研数据整理运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等）：
单纯的翻译对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要求不是很迫切，但我们一开始就是把翻译《杜威全集》和开展对杜威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因此在这方面还是给予了特别的重视。2014年以前的情况早已作过汇报。由于课题组成员孙宁曾在编辑《杜威全集》的美国杜威中心攻读博士，当《补遗》刚编出，他就获得了文本。回复旦后即着手翻译，并将该书的内容在一些报刊上作了介绍（具体见《文汇报》理论版，2013年2月4日）。《补遗》实际上是杜威晚年一部重要著作的手稿，由于种种原因遗失了，21世纪初又被重新发现，因而没有收入《杜威全集》。这部分著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把握杜威晚年的思想脉络，并澄清其文化哲学史观的基本要义。这部手稿的中文版将于2016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自2014年7月以来，我们以杜威中心为平台，主办或协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其中影响最为重大的是2015年8月8日至10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中文版《杜威全集》发布会暨“杜威与实用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杜威全集》中文版主编刘放桐教授、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燕爽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教授、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复旦大学杜威中心主任陈亚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阮光页教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会长江怡教授、美国杜威研究中心主任Larry Hickman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Roger Ames教授、华师大哲学系主任郁振华教授等近50位中外专家出席了中文版《杜威全集》发布会。在为期两天的“杜威与实用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共有15位来自世界各地，30多位来自国内的专家学者围绕杜威和实用主义研究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探讨。这次会议不仅加强了中国实用主义研究与国际学界的联系，也提供了一个让国际学界了解中国实用主义研究状况的窗口。与会者纷纷表示，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不仅会推动国内实用主义研究的新热潮，也对世界范围内的实用主义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会后，参加会议的各国杜威中心主任（中国、美国、德国、法国）还就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共识。除此之外，2015年12月我们还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举办了“实用主义研究国际工作坊”，共有1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工作坊并展开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学术讨论。
我们还在一批具有影响的核心期刊上策划、组织了一系列具有反响的专栏文章。比如陈亚军教授组织了《学术月刊》2015第7期以及《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以“实用主义”为题的专门讨论，与北师大合作的“实用主义研究国际工作坊”也以“实用主义研究专题”的形式在《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发表。通过这些专栏文章，杜威及实用主义研究的前期成果得到了展示。
除了学术会议的举办和学术专栏的组织之外，我们还积极与国内外学者展开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2015年8-9月间，课题首席专家刘放桐教授访问美国和加拿大，更为直接地了解美国学界当前对杜威的研究状况。在此期间他曾和一些美国哲学家就杜威和美国哲学研究进行了较细致的会谈。特别重要的是，他利用这个机会在几个图书馆和书店仔细查阅了这方面的书籍的出版状况，购买了一批对下阶段开展杜威研究极有价值的最新著述。课题组主要成员（陈亚军、孙宁）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实用主义学者（江怡、王成兵）一起参加了于2015年9月8日至11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欧洲实用主义大会，筹组了“实用主义研究在中国”的专题讨论,并在会上专门就“杜威全集的翻译以及杜威研究在中国”、“刘放桐的杜威研究”等话题，向与会各国学者做了专门的介绍，引发了国外学者的强烈兴趣，同时也展示了我国的实用主义研究水平。
2014年以来，已有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四国杜威中心的主任相继访问复旦大学大学杜威中心，和我们具体探讨了进一步的合作计划。同时课题组成员也做出了积极回应，2014年以来，我们已对德国和法国的杜威中心进行了回访，并在回访的同时进行了有意识的资料搜集。我们计划在下一步进一步扩大交流和合作的范围，争取以课题为轴心，借助复旦大学杜威中心平台，将全世界范围内现有的13个杜威中心组织成一张密切合作的学术交流网。
在文献资料的收集方面，我们也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进行资料库的建设，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国内外杜威乃至实用主义的主要原典以及新近研究成果。目前我们还正在积极地和美国杜威中心洽谈，争取尽快将他们的整个资料库购买过来。目前，这一行动已经达成合作意向。
③成果宣传推介情况（成果发布会、《工作简报》报送情况、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及采用情况等）。
在《杜威全集》中文版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出版时，我们都举行了有全国本学科著名专家和美欧日等国外专家及众多媒体参加的发布会与相应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晚期著作发布会实际上也是整个《杜威全集》中文版正文37卷的发布会。我们邀请了更多的国内外著名学者参加，将其与杜威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结合举行。由于预计2015年8月前晚期著作可以出全，我们就定在当年8月8-9日与“杜威与实用主义”国际学术讨论会一道举行。后来意外发觉有两卷译稿有较多缺陷，决定重新校订，8月以前不能印出，但早就安排的国际会议难于更改日期，会议还是如期举行了,而且开得很是成功。国内外专家对于复旦大学杜威中心能团聚中国学者高质量地完成如此庞大的学术经典翻译工程表示了极大的赞赏，美国杜威中心主任希克曼更是感慨。他们的中心组织全美研究杜威的专家花了30年编辑完成《杜威全集》；编辑完成后,现在却因种种矛盾而面临关闭，而中国学者不仅在较短时期内将其翻译完成，而且有步骤地组织研究。欧洲各国的专家更把复旦大学杜威中心将成为全世界众多同类中心的典范。国内的专家则是更多地赞赏复旦杜威中心的凝聚力以及《杜威全集》中文版的出版对我国相关研究的促进作用。众多媒体（包括上海文汇报、社会科学报、东方早报以及北京的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以及一些学术期刊）都对此作了报导。
由于原来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汪堂家教授逝世，未及时确定专人负责，我们向国家规划办报送《工作简报》的工作放松了。但刘放桐仍按规划办的要求撰写了“《杜威全集》的出版翻译及其价值”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0-8）上。这篇短文后来被《新华文摘》2014年23期全文转载。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杜威的著作被公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经典，对它们的翻译自然应更加慎重。杜威的著作公认晦涩，翻译的难度比原先想象的要大。如何保证翻译质量，是我们最为看重的。在这方面，我们耗费的精力和时间大大超出了原先的预想。为了保证译稿较好地达到信达雅这个公认的翻译标准，我们确定了严密的译校程序。如果发觉质量问题，不管译者是何名人，都要退回要求重译，甚至更换译者重译。出版社也配备了两位编辑对每一卷译文再逐句详加审校。
我们选择的译者大都是学界名人。他们早年也大都是从翻译开始其学术道路的。但本世纪以来他们大都处于学界前沿，承担了重要或重大课题，有的还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很难潜心翻译。他们有的是让研究生或青年教师翻译的，翻译质量往往不是很理想，增加了我们审校的难度。
这样一个庞大的翻译工程，有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参与，中间由于其他变故必定会有一些调整，如何保证后备力量，不因个别人的变故而拖了整个课题的后腿，也是我们操心较多的问题。
另外，经典的译者一定要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我们就碰到过著名的美籍华裔教授翻译不合格的问题，只好推倒重译。因此我们深深感到翻译一定要与研究结合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翻译西方哲学经典，除了把它们介绍到中国，促进中国学界对它们的认识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服务。近些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较多西方哲学经典的翻译，估计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建议社科规划办向课题担负者强调这方面的要求。
⑤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课题原定2017年完成，单从翻译《杜威全集》和启动研究说，我们已提前完成。但如果我们这次申请滚动被批准，完成的时间必需延后。
二、研究成果情况
① 代表性成果简介（基本内容、主要观点、学术价值、社会影响等）；
“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翻译”课题的主要内容为《杜威全集》的翻译。2014年7月以来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全集》中的晚期著作17卷及“补遗”1卷。这些著作与2014年7月以前完成的早期和中期著作是一个整体。因此其主要观点、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杜威全集》涵盖了杜威一生的全部著作和论文（包括短文、札记、书评、教学大纲等）近千篇。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道德、宗教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几乎每一方面在美国各该领域都有很大代表性，从而也有很大影响。《杜威全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杜威所处时代美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主要倾向。研究杜威，实际上就是从哲学等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上研究美国，其理论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杜威全集》各卷都是按照编年史的方式编辑的。同一卷内可能既有著作，又有论文，论及的内容往往涉及上述各个方面，因此很难将各卷的内容、观点和学术价值、社会影响等在此一一列出。我们只能从总体上去把握。刘放桐教授为《杜威全集》中文版写了一个序，按杜威其人、杜威哲学的基本倾向、杜威哲学的积极影响、杜威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积极意义、关于《杜威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等几个方面对杜威哲学的基本内容、主要观点、学术价值、社会影响等都作了介绍。考虑到每一卷的开头都收录了这个序。这里就从略了。
我们的课题的基干是翻译《杜威全集》，评价课题完成的质量高低主要也在于翻译得如何。关于《杜威全集》的翻译，从我们启动的时候起就引起各界学者的热烈关注，但这不是出于我们翻译水平的高低，而是由于杜威的思想理论涉及哲学、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科学方法等各个方面，并在这些方面对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由我们牵头聚集全国从事杜威研究的专家共同把《杜威全集》翻译成中文出版，可为各界学者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的第一手材料。《全集》中的早中晚期著作分别在2010、2012、2015年出版时都开了新闻发布会和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都对出版《杜威全集》中文版（作为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外国内最大的翻译工程）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内的专家虽然大都参与了翻译、审校或被聘为编委会成员，但他们在学界很有代表性。他们的称赞大体上能反映学界的态度。国外的专家（除众多美国专家外，还包括了德、法、英、意、奥地利、瑞士、比利时、日本、韩国）特别肯定它作为《杜威全集》出版后世界的第一个译本的意义以及它对沟通中美两国哲学的意义。他们甚至建议由我们牵头成立一个国际杜威和实用主义研究学会。另外，在早、中、晚期著作出版后，众多媒体（如上海的文汇报、东方早报、社会科学报、北京的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以及一些刊物）都分别发表过消息、访谈。
对于国内外专家以及媒体的赞许，课题组成员都抱着较冷静的态度。《杜威全集》翻译工程巨大，我们能把国内这方面的专家团聚起来共同参与，只是说明我们有较大凝聚力，能得到大家支持；但我们的工作毕竟主要是主持翻译（当然包括繁重的审校等工作），至于《杜威全集》本身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则是出于杜威作为当代世界最具影响的哲学家、教育家等的威望，而不是我们工作的结果。
在杜威研究方面，我们这个课题虽然只是启动，但由于我们一直在从事关于杜威的研究，因此研究成果超过了2012年申报和2014年中期检查时提出的任务。关于课题负责人刘放桐在杜威研究上的主要观点和社会影响，在2012年的申报书中作过较多介绍，在2014年的评估表中又曾以他的《实用主义的研究历程》和《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两部书稿（属于本课题启动研究成果）为例简单介绍过他在这方面的观点。这两本书稿较有代表性，它们集中反映了我们杜威研究的主要观点,学术界对于这两部著作已发内容的反响也表明了其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实用主义的研究历程》是刘放桐将其在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有关实用主义的部分论著选编而成的。它直接体现了刘放桐改革开放后对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的认识和评价的发展过程，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哲学界在这一时期对实用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其中所收入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1987）一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下，对流行了几十年的简单化的批判模式提出了系统的质疑，引起了同行专家的广泛共鸣。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1988年举行了全国实用主义讨论会，就如何评价杜威等人的理论取得了与刘放桐一致的共识，成了中国实用主义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从1990年代起，刘放桐致力于把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观点扩大到重新评价整个现代西方哲学。他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1996）一文中提出的新观点为学界广泛接受，推动了后来在我国兴起的马哲西哲比较研究。该文获上海市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
从新世纪起，刘放桐把比较研究的观点反过来运用于对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哲学的研究，并主持完成了《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这部书稿。他在同名论文（2005）中把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概括为如下三点：杜威哲学的根本意义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杜威的哲学的改造适应了西方哲学现代变革的潮流；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存在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有重要共同之处。这种提法改变了过去简单否定的态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因而也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赞同，有的专家甚至将本文拿去作为他们的论著的序言。书稿是由课题组集体编写的，发挥了他们各自的特长，不仅内容涵盖了杜威哲学的各个方面，理论观点也更为丰富。
2014年以来，刘放桐仍在沿着原有的方向继续作了一些工作，主要是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作准备。我们在下面介绍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时将再谈到。
除刘放桐教授的两部书稿之外，课题组成员还发表了一些有关杜威及实用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杜威以及实用主义哲学的不同方面。它们不仅在国内明显领先，与国外优秀研究成果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些就不一一介绍了。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