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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三批）“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40），于2012年10月10日正式立项，于2012年12月3日在兰州大学举办了开题报告会，于2014年6月参加了第一次中期检查，于2015年5月接受了项目经费财务审计检查。现将本项目自2014年7月以来的研究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自2014年中期检查以来，本项目课题组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对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记的整理、翻译等工作上，因为这是本项目得以完成的基础。迄今为止，这项工作进展顺利。由于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记零乱分散，且卷帙庞大，加上手写体难以辨识、字迹漫漶等原因，致使这项工作不得不缓慢进行。尽管如此，本项目课题组已完成对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记的翻译和初步考释工作，并对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记进行了重新考释、研究，正在对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日记进行翻译。
2014年至今，本项目课题组发表相关论文57篇，篇目及主要信息如下：
（1）任曜新、王冀青《蒋孝琬生年考证》，《西域研究》2014 年第1期；
（2）王冀青《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2期；
（3）王冀青《“丝绸之路”是怎样提出的》，《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380号·第225期，2014年7月10日；
（4）王冀青《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中国近代史》2014年第10期；
（5）王冀青《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6）王冀青《斯文赫定与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关系研究》，《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7）王冀青《清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札的史料价值——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文献研究》第4辑，学苑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8）王冀青《李希霍芬〈中国〉与“丝绸之路”词源》，《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年2月出版；
（9）王冀青《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
（10）王冀青《近代中国文物外流“伤心史”》，《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37号·第276期，2015年8月6日；
（11）王冀青《沙埋古城的最早窥探者摩尔克罗夫特》，《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40号·第277期，2015年8月13日；
（12）王冀青《列强“代理人”与塔里木盆地文物古迹》，《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43号·第278期，2015年8月20日；
（13）王冀青《约翰逊古茶砖的历史品味》，《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46号·第279期，2015年8月27日；
（14）王冀青《阿古柏侵占初期的南疆觅宝业》，《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52号·第281期，2015年9月10日；
（15）王冀青《最早流入欧洲的“佛塞斯搜集品”》，《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55号·第282期，2015年9月17日；
（16）王冀青《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与沙乌搜集品》，《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58号·第283期，2015年9月24日；
（17）王冀青《“沙埋古城考古学”走近“丝绸之路”》，《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61号·第284期，2015年10月1日；
（18）王冀青《普尔热瓦尔斯基与罗布淖尔古迹》，《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62号·第285期，2015年10月8日；
（19）王冀青《最早探访敦煌莫高窟的欧洲人》，《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65号·第286期，2015年10月15日；
（20）王冀青《彼德罗夫斯基搜集南疆文物》，《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68号·第287期，2015年10月22日；
（21）王冀青《卡瑞考察队在新疆甘肃的考古旅行》，《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71号·第288期，2015年10月29日；
（22）王冀青《新疆考古史上的“达格列什命案”》，《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74号·第289期，2015年11月5日；
（23）王冀青《兰斯代尔献给光绪帝的新疆访古记》，《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77号·第290期，2015年11月12日；
（24）王冀青《世界最古老梵语写本的发现》，《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80号·第291期，2015年11月19日；
（25）王冀青《马继业编织的南疆文物搜集网络》，《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83号·第292期，2015年11月26日；
（26）王冀青《在东土寻觅西天梵经的第三次浪潮》，《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86号·第293期，2015年12月3日；
（27）王冀青《霍恩勒解读“库车文书”的起始》，《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89号·第294期，2015年12月10日；
（28）王冀青《“韦伯写本”的来龙去脉》，《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92号·第295期，2015年12月17日；
（29）王冀青《流入圣彼得堡的“喀什噶尔写本”》，《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95号·第296期，2015年12月24日；
（30）王冀青《法国教育部与中国和阗文物》，《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98号·第297期，2015年12月31日；
（31）王冀青《斯坦因在安西所获敦煌写本之外流过程研究》，《敦煌研究》2015年第6期；
（32）王冀青《李透代尔夫妇在中国西北的访古之旅》，《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00号·第298期，2016年1月7日；
（33）王冀青《英印政府下达的“中亚文物搜集令”》，《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03号·第299期，2016年1月14日；
（34）王冀青《〈点石斋画报〉上的斯文赫定》，《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06号·第300期，2016年1月21日；
（35）王冀青《清朝官员为“英国搜集品”奠基》，《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09号·第301期，2016年1月28日；
（36）王冀青《1890年库车发现“鲍尔写本”》，《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续）》，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37）王冀青《“格德福雷写本”来源之谜》，《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12号·第302期，2016年2月4日；
（38）王冀青《伴随“马继业写本”而来的“未知文字”》，《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15号·第303期，2016年2月18日；
（39）王冀青《闯入欧洲博物馆的和阗文物赝品》，《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18号·第304期，2016年2月25日；
（40）王冀青《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的中国文物》，《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21号·第305期，2016年3月3日；
（41）王冀青《瑞典传教士在南疆的文物搜集活动》，《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24号·第306期，2016年3月10日；
（42）王冀青《戴希与科波尔德在南疆的文物调查》，《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27号·第307期，2016年3月17日；
（43）王冀青《克莱门兹与国际“吐鲁番学”的诞生》，《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30号·第308期，2016年3月24日；
（44）王冀青《斯坦因制定和阗考古计划的历史背景》，《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33号·第309期，2016年3月31日；
（45）王冀青《斯坦因探访锁阳城遗址时间考》，《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1期；
（46）王冀青《从保宁莫高窟考古说藏经洞发现时间》，《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35号·第310期，2016年4月7日；
（47）王冀青《西方列强争夺新疆文物的国际化进程》，《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38号·第311期，2016年4月14日；
（48）王冀青《斯文赫定考察队发现楼兰遗址的经过》，《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41号·第312期，2016年4月21日；
（49）王冀青《八国联军阴影下的斯坦因南疆考古》，《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44号·第313期，2016年4月28日；
（50）王冀青《史实中的玄奘取经》，《大唐玄奘》，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6年4月30日出版；
（51）王冀青《斯坦因审结的伊斯拉姆伪造文物案》，《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47号·第314期，2016年5月5日；
（52）王冀青《日本大谷光瑞西域考古活动的缘起》，《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49号·第315期，2016年5月12日；
（53）王冀青《斯坦因在安西所获敦煌写本之外流过程研究》，《中国近代史》2016年第5期，2016年5月出版；
（54）王冀青《“国际中亚考古学探险协会”的成立》，《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652号·第316期，2016年5月19日；
（55）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获取敦煌写本之过程研究》，《敦煌研究》2016年第6期（排印中）；
（56）王冀青《斯坦因锁阳城遗址考古日记整理报告》，《2015锁阳城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排印中）；
（57）王冀青《英藏敦煌汉文文献“蒋孝琬目录”编纂始末》，《2015敦煌论坛：敦煌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排印中）。
本项目第一子课题组已初步完成《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解说目录》的编纂工作，正在细化、补充当中。本课题组已完成《斯坦因与伯希和关系研究》、《斯坦因与特林克勒尔往来通信研究》等专著，字数都在15万字左右，作为论文发表嫌长，作为专著出版嫌短，现正与多家出版社联系中，可望以专著小册子形式出版。本课题组在2014年前后已完成一批论文，包括《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与斯文赫定往来通信研究》、《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档案中关于1860年约翰逊新疆和阗考察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斯坦因与犍陀罗美术考古学》、《斯坦因向新疆巡抚联魁举荐蒋孝琬事件研究》、《英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外流途径研究》、《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与哈密亲王沙木胡索特往来通信研究》、《斯坦因1907年考察经费支出流水账研究》、《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与马尔古里奥斯往来通信研究》等，字数均在2—10万字之间。由于篇幅较长，一般学术期刊无法刊登，也正在等待以特殊方式发表的机会。
本项目第二子课题组以斯坦因考古档案为基础，尤其是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日记、账簿、官方文件、往来通信等，正在研究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的起因、经过、结果、影响等环节，撰写专著《清朝政府与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
本项目第三子课题组以斯坦因考古档案为基础，尤其是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记、账簿、官方文件、往来通信等，正在研究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的起因、经过、结果、影响等环节，撰写专著《清朝政府与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
本项目第四子课题组以斯坦因考古档案为基础，尤其是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日记、账簿、官方文件、往来通信等，正在研究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的起因、经过、结果、影响等环节，撰写专著《北洋政府与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
本项目第五子课题组以斯坦因考古档案为基础，尤其是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记、账簿、官方文件、往来通信等，正在研究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的起因、经过、结果、影响等环节，撰写专著《南京政府与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
本项目首席专家已经与中华书局、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国内权威出版社取得联系，从2017年初开始启动本项目一部分阶段性成果的出版程序。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调研数据整理运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等）
本项目的文献搜集工作已于2013年基本完成，对外文文献的整理工作也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全力进行翻译、考释工作。本项目第二子课题组已完成对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日记的翻译和初步考释工作，基本完成《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日记考释》的初稿。本项目第三子课题组已完成对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记的翻译和初步考释工作，基本完成《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记考释》的初稿。本项目第四子课题组正在对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日记进行翻译，随后将进入考释阶段，最终目标是完成《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日记考释》的初稿。本项目第五子课题组已完成对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记的重新考释、研究工作，已完成《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记考释》的增补本。按照目前的规划，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记的翻译、考释工作完成后，将根据出版经费情况，决定是否作为《清朝政府与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清朝政府与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北洋政府与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和《南京政府与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的附卷出版。
2014年8月12日至9月1日，首席专家王冀青教授为了追寻斯坦因的足迹，先后考察了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梵蒂冈、荷兰等国，沿途参加多场学术座谈会，购买图书资料。2014年9月26—28日，王冀青教授等项目组成员在陕西西安参加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14年度理事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和“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于9月27日在大会上宣读论文《李希霍芬〈中国〉与“丝绸之路”词源》。2014年10月1—15日，王冀青教授为了追寻斯坦因的足迹，先后考察了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沿途参加多场学术座谈会，购买图书资料。2015年1月25日至2月11日，首席专家王冀青和子课题负责人任曜新博士为了追寻斯坦因的足迹，先后考察了尼泊尔、印度等国。其间，王冀青和任曜新于2月6—8日在印度菩提伽耶参加了由那烂陀大学主办的“玄奘在印度的旅行”国际学术座谈会。2015年8月9—11日，王冀青教授在甘肃省瓜州县参加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敦煌学学会等机构主办的“2015锁阳城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选读论文《斯坦因锁阳城遗址考古日记整理报告》。2015年9月13—16日，王冀青教授等课题组成员在敦煌市参加“2015敦煌论坛：敦煌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宣读论文《英藏敦煌汉文文献“蒋孝琬目录”编纂始末》。2015年8月8日，王冀青教授在兰州市参加甘肃胧文化研究会古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做大会报告《海外中国文物的收藏状况》。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成果发布会、《工作简报》报送情况、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及采用情况等）
（1）2014年5月23日，应兰州大学管理学院EMBA中心邀请，王冀青教授在兰州大学管理学院MBA教育中心大教室为校内外各类EMBA学员举办专题讲座《敦煌与丝绸之路》，重点介绍斯坦因在新疆、敦煌、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
（2）2014年7月17日，应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邀请，王冀青教授在该所“青年创新促进会”发起的“人文论坛”为中科院兰州分院的研究人员、研究生、外国专家举办讲座《敦煌文物的发现与流散》，重点介绍斯坦因的敦煌考古。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网站、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网站于7月21日均以《中科院青促会近代物理所小组举办第五期人文论坛》为题，予以报道。
（3）2014年7月24日，应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邀请，王冀青教授在兰州大学飞云楼大会堂为澳门大学生访问团主讲《丝绸之路与敦煌文化》，重点介绍斯坦因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活动。
（4）2014年9月10日，王冀青教授在兰州大学一分部衡山堂305大教室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主讲《赴西亚、欧洲进行考古学考察的报告》，介绍斯坦因在欧洲的。
（5）2014年12月18日，应甘肃省博物馆邀请，王冀青教授在甘肃省博物馆多媒体讲堂面向全社会主讲《斯坦因与丝绸之路考古》。
（6）2015年5月17—24日，由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CCTV9）拍摄的八集大型汉学纪录片《纽带》在CCTV9首播，王冀青教授应邀担任该片学术顾问，并出镜讲解斯坦因部分。
（7）2015年7月24日，应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邀请，王冀青教授在兰州大学化学2号楼大会堂为澳门大学生赴酒泉卫星基地访问团成员主讲《丝绸之路与敦煌文化》，其中介绍了斯坦因研究动态。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斯坦因研究者在欧洲、北美、日本为数不多，在国内更是寥寥无几。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主要用英、法、德等语言文字手写而成，国内缺乏对其进行整理、解读、翻译的人才。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教授原计划借本项目实施之机，以指导博士生、硕士生的方式为我国培养一批专门研究斯坦因以及新疆探险史、考古史的专门人才。但由于招生计划的限制，学生的兴趣有别等原因，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进展不尽如人意。在本项目立项后，课题组青年成员大多停留在英文、法文资料的翻译层面，迟迟未能达到发表课题成果的程度，致使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数量不多。由于首席专家也不得不参与原始档案的翻译工作，占去大量时间，致使阶段性成果的出版程序迟迟不能启动。根据本项目迄今的进展情况判断，首席专家认为有必要申请延期2年，将项目完成时间延期至2019年12月，不久后将填写呈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
二、研究成果情况
（1）王冀青《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发表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斯坦因于1906—1908年进行其第二次新疆考古期间，于1907年3月从新疆罗布泊方向东进河西走廊考察，于5月21日至6月12日间在敦煌莫高窟考古。斯坦因是近代第一个劫掠藏经洞文物的西方考古学家，他于当年10月将这批文物运往新疆，于1908年夏季在和阗加以整理、编目，然后偷运出境。斯坦因结束其第二次新疆考古后，于1912年出版游记《契丹沙漠废墟》，于1921年出版详尽报告书《塞林底亚》，于1933年出版概述性著作《在古代中亚的道路上》，其中专列章节，讲述这一事件。在本文发表前，斯坦因的上述出版物是国际学术界了解其敦煌考古的主要依据。但在斯坦因的上述出版物中，对其敦煌莫高窟考古过程准确记录，隐瞒了许多事实和内心活动，基本上没有连贯的时间顺序。本文作者在整理、翻译、研究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记的过程中，结合相关账目、信件等原始档案资料，弥补了这一缺陷，解决了这一难题。本文根据斯坦因日记，按照时间顺序，对其莫高窟考古事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刊布了重要的日记文本，揭示了斯坦因的各种心理活动。今后学术界在了解斯坦因莫高窟考古过程时，本文将成为最重要的依据。
（2）王冀青《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
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丝绸之路”一词的来源是中国学术界特别关注的课题。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1卷中首次使用德语“丝绸之路”一词。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李希霍芬首创该词时，固然受到了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地理志》中记录的“赛里斯之路”之影响，但主要以近代英国东方学家亨利·玉尔在《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对“赛里斯之路”的研究成果为根据。玉尔于1866年出版《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于1871年出版《马可波罗游记》校注本，被公认为中西交通史学科的奠基人。玉尔和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玉尔的学生斯坦因和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都以中亚探险为手段，使“丝绸之路”的概念发扬光大。斯坦因于1884—1887年在英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跟随玉尔学习。玉尔后来又将斯坦因推荐到英属印度工作，使斯坦因能以印度为基地，先后四次进入中国西北从事考古活动。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详尽报告书《古代和阗》的题献页上写明：“谨以此书纪念亨利·玉尔上校爵士，他是早期游历活动的伟大阐明者和中央亚细亚历史地理的开拓者，他的著作是我旅行中的最好伴侣。我的这部旅行考古总结报告书，伴随着深深的尊敬与钦佩，献给这位学者、作家和男子汉。”斯坦因与玉尔及其女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一部分通信现藏斯坦因档案中。通过对这部分档案的研究，可了解斯坦因毕生进行“丝绸之路”考古学探险的原因。本文已被“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多家网站全文转载，成为国内“丝绸之路”研究论著的重要参考文献。
（3）王冀青《斯坦因在安西所获敦煌写本之外流过程研究》，发表于《敦煌研究》2015年第6期；《中国近代史》2016年第5期全文转载。
国际学术界研究英藏敦煌写本的来源时，多关注斯坦因于1907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敦煌莫高窟的活动。斯坦因于5月28日、6月6日在敦煌莫高窟私购第一批、第二批藏经洞文物，总数约140—150捆，但这并非英藏敦煌写本的主体部分。斯坦因于10月初在安西逗留时，遥控私购了第三批藏经洞出土写本约230捆，其数量远大于斯坦因在莫高窟考古时所获物。本文主要根据斯坦因档案资料，首次对斯坦因在安西私购敦煌藏经洞写本的事件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复原了这批文物随后外流的路线图。斯坦因新获约230捆写本后，于10月12日进入新疆哈密猩猩峡，于10月18日到达哈密，在这里为敦煌文物打包装箱。斯坦因完成敦煌文物的包装工作后，于11月1日离开哈密，经鄯善县、吐鲁番直隶厅、焉耆府、轮台县，于1908年1月19日运抵库车直隶州，于3月26日运抵和阗。6月19日至7月18日，斯坦因在和阗将其所获敦煌文物装入29只箱子中，其中16只箱子（第73—88号）里装着斯坦因在安西所获第三批藏经洞写本230捆。斯坦因在和阗将文物装箱完毕后，于8月1日派遣运送队将文物运往印度，在从印度运往英国，于1909年1月运抵伦敦，入藏大英博物院。通过对斯坦因在安西所获第三批藏经洞文物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斯坦因利用1907年7月敦煌农民起义后的动乱局势，私购藏经洞写本约230捆，再将它们经新疆走私出境，整个过程都是非法的。从法律层面上讲，英藏敦煌写本的主体部分，乃至整个英藏敦煌文物搜集品，所有权仍归中国。
（4）王冀青《斯坦因探访锁阳城遗址时间考》，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1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于2014年6月22日将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锁阳城遗址。对锁阳城遗址的研究、保护和利用，从此进入新纪元。斯坦因于1907年6月第一次在锁阳城遗址进行考古学调查，是最早探访锁阳城遗址的西方考古学家。他对锁阳城遗址的考古记录、摄影、绘图等档案资料，是锁阳城遗址考古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本文主要依据英藏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日记等材料，对斯坦因在锁阳城遗址考古的前后过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揭示了斯坦因锁阳城遗址考古的时间顺序和工作经过。斯坦因于1907年4月从罗布泊方向进入河西走廊，于6月24日离开安西州城，当晚到达锁阳城附近的桥子村，此后两日在一座寺庙里为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撰写用于在《地理学学报》上发表的考古简报。斯坦因完成写做工作后，于6月27日、28日在锁阳城遗址进行考古学调查，于6月29日上午离开桥子。斯坦因在锁阳城遗址进行考古学调查期间，对锁阳城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较详细的观察记录，拍摄了第一批遗址照片，绘制了第一幅周边地图和第一幅遗址平面图。本文全文刊布了斯坦因6月27日、28日的日记，披露了斯坦因锁阳城遗址考古的细节，展示了斯坦因档案的重要性。
（5）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获取敦煌写本之过程研究》，发表于《敦煌研究》2016年第6期。
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期间（1913—1916年），于1914年4月从罗布泊方向再入河西走廊考察，获得最后一批藏经洞出土汉文写本。关于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期间获取敦煌写经的过程，以前学术界只能依靠其详尽报告书《亚洲服地》加以了解。本文根据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日记、账簿等档案资料，探讨了斯坦因于1914年从塔里木盆地进入河西走廊考察并购买汉文写经的全过程。斯坦因于1912年11月23日向英属印度政府呈交的第三次新疆考古申请书中，只计划考察塔克拉玛干沙漠、罗布沙漠、吐鲁番、哈密以及天山北麓地区，不包括河西走廊。斯坦因于1913年9月21日抵达中国新疆喀什噶尔后，由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负责接待，并在当地申请其游历护照。1913年9月底，马继业为斯坦因发放了游历护照，由“中华民国护理新疆喀什噶尔等处地方观察使兼交涉事宜”张应选加印认可。在申请护照的过程中，斯坦因改变了原定计划，决定将考察范围向东延伸到内蒙古额济纳地区的哈拉哈特（黑城）遗址。斯坦因在喀什噶尔逗留期间，听闻当地曾出现藏经洞出土文献的消息，于是决定在前往哈拉浩特途中再访敦煌，搜集藏经洞文物。10月9日，斯坦因离开喀什噶尔，先后考察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罗布淖尔周围中的大量遗址，然后于1914年3月10日离开库姆-库都克，向东前往河西走廊，于3月24日到达敦煌县城。斯坦因在敦煌县城逗留期间，于4月1日从匿名兜售者手中购买写经21卷，于4月2日从同一匿名兜售者手中购买写经25卷。斯坦因在莫高窟逗留期间，于4月5日和王圆禄达成以500两银子购买600卷写经的协议。王圆禄于4月7日向斯坦因移交经卷时，因斯坦因师爷少数30卷，实际接手写经570卷。总计，斯坦因于1914年在河西走廊旅行沿途购买到的汉文写经总数为616卷，构成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重要补充部分。通过本论文中刊布的斯坦因档案资料，学术界对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藏经洞文物的获取过程、外流途经等一目了然。
（6）《英藏敦煌汉文文献“蒋孝琬目录”编纂始末》，发表于《敦煌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斯坦因即将结束第二次新疆考古之际，责成其秘书蒋孝琬（蒋师爷）于1908年6—7月至在新疆和阗城为所获敦煌藏经洞出土汉文文献编纂了一份纸条目录，学术界简称“蒋孝琬目录”。“蒋孝琬目录”为1318件汉文写本编写了简目，作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第一号目录，且由中国人最早编纂，应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从时间上讲，“蒋孝琬目录”早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1910—1914年为斯坦因搜集品编纂的“伯希和目录”，更早于1957年出版的“翟理斯目录”和1962年的出版“刘铭恕目录”，因此具有特殊的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历来不重视“蒋孝琬目录”，近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本文根据欧洲藏斯坦因档案，寻找到一系列有关“蒋孝琬目录”的蛛丝马迹，勾勒出该目录的来龙去脉，为进一步在英国寻找“蒋孝琬目录”原稿的下落提供了线索。
（7）王冀青“近代中国文物外流纪实”系列论文40篇，发表于2015年8月6日至2016年5月19日出版的《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37号·第276期至第4652号·第316期。
应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主办的《团结报》之邀约，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于2015年8月6日至2016年5月19日在《团结报·文史周刊》上以“近代中国文物外流纪实”为栏目，连载论文40篇。这40篇系列文章的发表时间跨度为10个月左右，始于《团结报·文史周刊》第4537号·第276期，止于第4652号·第316期。发表这组系列论文时，特别注明“本单元文章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12&ZD140）第一子课题成果”，将本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公布于世。40篇论文的篇目如下：（1）《近代中国文物外流“伤心史”》；（2）《沙埋古城的最早窥探者摩尔克罗夫特》；（3）《列强“代理人”与塔里木盆地文物古迹》；（4）《约翰逊古茶砖的历史品味》；（5）《阿古柏侵占初期的南疆觅宝业》；（6）《最早流入欧洲的“佛塞斯搜集品”》；（7）《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与沙乌搜集品》；（8）《“沙埋古城考古学”走近“丝绸之路”》；（9）《普尔热瓦尔斯基与罗布淖尔古迹》；（10）《最早探访敦煌莫高窟的欧洲人》；（11）《彼德罗夫斯基搜集南疆文物》；（12）《卡瑞考察队在新疆甘肃的考古旅行》；（13）《新疆考古史上的“达格列什命案”》；（14）《兰斯代尔献给光绪帝的新疆访古记》；（15）《世界最古老梵语写本的发现》；（16）《马继业编织的南疆文物搜集网络》；（17）《在东土寻觅西天梵经的第三次浪潮》；（18）《霍恩勒解读“库车文书”的起始》；（19）《“韦伯写本”的来龙去脉》；（20）《流入圣彼得堡的“喀什噶尔写本”》；（21）《法国教育部与中国和阗文物》；（22）《李透代尔夫妇在中国西北的访古之旅》；（23）《英印政府下达的“中亚文物搜集令”》；（24）《〈点石斋画报〉上的斯文赫定》；（25）《清朝官员为“英国搜集品”奠基》；（26）《“格德福雷写本”来源之谜》；（27）《伴随“马继业写本”而来的“未知文字”》；（28）《闯入欧洲博物馆的和阗文物赝品》；（29）《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的中国文物》；（30）《瑞典传教士在南疆的文物搜集活动》；（31）《戴希与科波尔德在南疆的文物调查》；（32）《克莱门兹与国际“吐鲁番学”的诞生》；（33）《斯坦因制定和阗考古计划的历史背景》；（34）《从保宁莫高窟考古说藏经洞发现时间》；（35）《西方列强争夺新疆文物的国际化进程》；（36）《斯文赫定考察队发现楼兰遗址的经过》；（37）《八国联军阴影下的斯坦因南疆考古》；（38）《斯坦因审结的伊斯拉姆伪造文物案》；（39）《日本大谷光瑞西域考古活动的缘起》；（40）《“国际中亚考古学探险协会”的成立》。这组系列论文对斯坦因于1900—1901年在中国新疆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学考察的历史背景和起因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展示了19世纪西方列强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在新疆的各种考察活动，及其对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察的影响。新疆是近代中国考古学的起源地，也是近代中国文物外流的重灾区。斯坦因的第一次新疆考古，以及在其影响下成立的“国际中亚考古学探险协会”，既标志着近代中国考古学起源阶段的终结，也开启了近代中国文物外流的高潮期。对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进行整理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探究以斯坦因为主要代表的近代西方考古学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学考察和文物搜集活动，研究中国西北文物的外流途径及其所有权归属问题。斯坦因的第一次新疆考古，既是对19世纪中国西北考古学的总结，也是对20世纪中国西北文物的大规模外流潮的引导。这组系列论文长短不一，平均每篇近2500字，包括2—4幅插图照片及其解说词，总计10万字左右。40篇论文都是利用相关档案进行研究的结果，但省去了烦琐的考证过程，只提供结论，言简意赅，图文并茂，将有助于中国政府官员、学者和普通民众更加深入地了解斯坦因新疆考古和中国西北文物的外流过程。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