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站内搜索
一、研究进展情况
1. 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课题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进展基本顺利，目前总体完成各个子课题大体在80%左右，资料收集已经全部完成。其中各子课题的完成如下。
子课题一，“西安地区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经过前期阶段的相关资料搜集、整理和甄别工作，目前已按照课题起初的框架设计（即将西安市及其辖区、县分别设为章，各县区所辖乡镇划分为不同的节，每节下又依据行政村的政区规划对其辖区内所出有铭铜器按照其原有墓葬或窖藏），从器物所屬墓葬或窖藏的总体情况、出土时地、器物时代、器物形制尺度、器物铭文字数、铭文释文、器物著录、器物藏地、参考文献、备注，以及器物拓片等方面对西安地区出土的292件有铭铜器作了初步的资料整理工作，目前已完成该项工作的文字撰写初稿。在对292件有铭铜器的资料搜集、整理过程中，针对一些金文著录书籍存在的错误和不足做了大量的笔记，对该批铜器铭文所蕴含的各类信息做了归类，为下一步的专题研究做了前提准备工作。
子项目二：“宝鸡周原地区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该子课题上一阶段总共整理出483件与陕西扶风、岐山有关的青铜器。其中：簋116件（1件伪簋）、鼎100件、钟47件、鬲42件、爵31件、盨27件、卣19件、壶18件、尊17件、甗9件；觚、簠各6件；觯、盉、戈各5件；盂4件；斝、 、罍各3件；斗、盘、匕、盆、匜、泡各2件；角、瓿、镈、斧、锛、豆、铺、剑各1件。墓葬115件，窖藏239件，出土情况不清129件。目前已按墓葬、窖藏将所有483件铜器器名、器物编号、器类、时代、出土地、现藏地、著录、尺寸重量、形制纹饰、铭文释文、备注等分别登记完毕，正在进行器物与所属行政区划的归并以及组别、族类的介绍工作。
子课题三：“宝鸡市区县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周原地区除外），对宝鸡市三区五县（岐山、扶风除外）所屬墓葬或窖藏的金文资料器物总体情况、出土时地、器物时代、器物形制尺度、器物铭文字数、铭文释文、器物著录、器物藏地、参考文献、备注，以及器物拓片等方面作了初步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该项工作目前已完成90%。截至今年年底，可以全部完成所有资料的收集和录入工作。
子课题四：“咸阳、渭南、铜川三市区县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本子课题整体框架已经调整到位，基本上是四章，章下设节；节的多少视器物数量、类型而定。咸阳、渭南、铜川地区出土青铜器按照器物用途如食器、酒器、礼器、兵器等排序。如果是同出一个墓葬区或窖藏区的一批青铜器，会在列出器物之前，详细介绍墓葬区或窖藏区的自然地理情况和器物呈现的情况。在每一章，首先总体介绍这一区域青铜器出土情况；其次，按照区、县、镇、村进行整理研究。在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的同时，已经前往泾阳县博物馆、泾阳高家堡遗址、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宝鸡石鼓山遗址、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市博物馆、陕北神木石峁遗址、清涧辛庄晚商遗址和鄂尔多斯博物馆等地调查研究。“咸阳地区出土青铜器”所需查阅的文献资料、出土青铜器的基本情况已经滤清并进行了整理。咸阳市所辖秦都区、渭城区、兴平市、武功县、乾县、礼泉县、泾阳县、三原县、永寿县、彬县、长武县、旬邑县、淳化县，共2区1市10县均有周时青铜器出现。如泾阳县兴隆乡高家堡遗址的“戈组”铜器铭文，永寿县好畤河“善夫山组”铜器铭文，武功县任北村窖藏的“害夫组”、北坡村窖藏的“师组”和徐家湾、渠子村等遗址铜器铭文。渭南、铜川两地区出土的青铜器资料也基本搜寻齐全，详细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甄别整理。
子课题五，“关中出土金文与西周王畿社会政治研究”，本子课题已经完成了“出土金文与西周宗法宗庙制度研究”、“金文资料与军制研究”、“金文资料与西周教育制度研究”、“金文资料与西周礼制研究”等章节。2014年以来在《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杂志》等刊物已经发表以及待刊的论文《庠序：商周武学堂考辨——简论西周小学、大学所学内容之别》、《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季姬尊铭与西周兵民基层组织初探》、《西周金文与军制新探——兼说西周到战国车制的演变》等40多篇。
2. 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调研数据整理运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等）。
（1）2014年8月16日到9月15日，王晖教授赴日对长崎大学、京都大学、长崎县立大学以及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出光美术馆、东京根津美术馆等十多家藏有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并与长崎大学杨晓安教授、长崎县立大学高芳女士就本课题合作研究的有关问题。
（2）2015年7月，王晖教授主办了在陕西师范大学启夏苑举行的“西周金文与西周史暨第十届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向会上提交并作了“西周军制新探”的学术报告，在这次年会上王晖教授被选为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这次会议与会代表120多人。邵英副教授、吕亚虎副教授、王帅博士参加了这次年会，吕亚虎副教授被选为理事，邵英副教授在大会上作了“西周青铜器物的设计语言与铭文句型关系研究”的学术报告，王帅博士提交并作了“传承与转折——西周青铜器铭的行款特征与书风之变”。
（3）2014年9月本课题组首席专家王王晖教授赴延川县参加中国先秦史学会和延川县合办的“伏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为会议提交并作了学术报告。
（4）2015年5月本课题组首席专家王晖教授参加澳门大学举办的第六届东亚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武关古址及其迁徙时代考”的学术报告。
（5） 2015年5月28日至6月2日，本课题组首席专家王晖教授参加美国罗格斯大学四大文明古国古文字起源及发展研讨会，会上作了“中国文字起源时代与方法研究”的主题发言。
（6）2015年8月17日-19日，本课题组首席专家王晖教授受邀参加教育部委托中山大学在珠海分校举办的2015年暑期研究生高级研讨班，为会议作了“中国文字起源时代与方法研究”的主题报告。
（7）2015年11月，本课题组首席专家王晖教授、邵英副教授参加了在陕西岐山举行的全国首届周文化暨周公思想文化研讨会，邵英副教授在会上作了题目为“从《左传》非礼事件看孔子“礼”思想的社会价值”学术报告。
（8）本课题组首席专家王晖教授2016年2月16日至2016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女子大学参加东亚汉学与21世纪文艺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古文字与上古建筑研究”的学术报告。
（8）本课题组首席专家王晖教授2016年4月1-5日受邀参加了在西北大学举办的“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的学术交流会，提交并在会上作了“出土资料与黄帝时代新探”的报告。
（9）2016年4月19-24日，本项目组子项目负责人邵英副教授、吕亚虎副教授、任雪莉副研究员、王帅博士，参加了在台湾淡江大学召开的“第七届东亚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六届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邵英提交并作了“美、每、 为异字同源考”的学术报告， 吕亚虎提交并作了“战国秦汉时期的疾病疗治信仰”的学术报告，任雪莉副研究员提交并作了“特殊形制的青铜簋研究”的学术报告，王帅博士提交并作了“西周金文字体演变三例”的学术报告，
（10）2016年6月本课题组首席专家王晖教授参加了在烟台大学召开的“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并作了“智圣之辩与早期儒家的认知观”的学术报告。
3.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今年7月19日，借中期检查的契机，本课题组首席专家和子项目负责人开会对2014年以来的项目进展和有关问题，进行了总结检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做出了进一步改进的方案。
1.对青铜器铭文某些字的隶定问题、青铜器纹饰名称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对表述的格式也作了统一的要求。
2.为了夯实某些器物的具体出土地点，解决不同时期因各地行政区划及地名的不断变迁而导致的各种金文资料著录存在的记载不一致、不详，甚至错误问题，第一卷子项目负责人吕亚虎副教授先后赴周至、户县、蓝田等县所辖乡镇及行政村做了实地调研考察，落实了一些自然村（譬如寺坡、支家湾、下仓峪等）的行政归属、完善了一些相关记载的疏略不详、纠正了一些地名记载的错误。这一工作也提醒了其他子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参与者重视实地考察和相关的调研工作。
3.为了向读者提供使用青铜器及其金文方便和更加明确时代背景，本课题组要求各个子课题在各卷中要注明墓葬或窖藏的年代，如有碳14年代测定的数据也要一并注明。这对青铜器断代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出土的同一墓葬或窖藏青铜器器物的最晚年代。
4.对相关文献的引述重新作了布局，“著录”部分做“减法”,《三代吉金文存》之前的著录书籍要大大精简；而主要参考的论著论文则要做“加法”。
5.由于本课题是以行政区划组织并按照墓葬出土和窖藏青铜器铭文进行分组分类编排的新编排方式，所以有的子项目负责人提出，需要对某些器物的具体年代的判定、器物族属及分组、铭文隶定、器物纹饰，以及器名界定等，应该在综合各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一）代表性成果简介
1. 王晖《季姬尊铭与西周兵民基层组织初探》，刊于《人文杂志》2014年第9期，2014年9月15日，第74-79页。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据季姬尊铭，西周时“国”中是以25家为一从事佃农生产的基层单位，其长官称“师夫”，表明这又是一个基层军事组织，说明西周时国中实行的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其佃农组织应是“五家为比，五比为闾”的组织结构；其军事组织是一家出兵一人，并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的编制形式。“两”的长官《周礼》以为是“中士”，而西周金文则仍称之为“师”或“师夫”。兵农合一之下的“师”，既是农夫之长，又是军事长官；春夏秋是农业生产的长官，农隙和冬季是主管狩猎和军事演习的军事长官，遇到战争，便率领这支小队伍加入某师的行伍之中成为正式编制的士兵。
学术价值：徐中舒先生曾经指出先秦时期有两种公社组织，一种是“家族公社”组织，另一种是“农村公社”组织。不过有关周代基层军事组织情况古文献说法不一，而新出土西周金文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史料，证明这种基层公社组织的存在，也使我们对这种基层公社组织有了一些新认识。
2. 王晖《西周 攸比鼎铭与周代官员遴选奖惩制度》，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2014年7月15日，第70-75页。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西周时期是以射箭技能作为卿大夫士和候选官员的条件和标准，也作为晋升诸侯级别的重要条件，这在周代礼书中有明确的记述。西周叔夨方鼎铭等金文资料，证明了周天子的确是十分重视辟雍和射宫的射艺比赛； 攸比鼎铭“射分田邑”等金文资料，证明了土地夺封和改封射艺是一项重要的奖惩条件，“射为诸侯”是有一定根据的，不过它是渐进型的而非一次性的。
学术价值：中国古代历代都有自己遴选士大夫和候选官员的条件和标准。如西汉时期以明经和识字达到一定的条件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魏晋以门第作为选拔官员标准；隋唐之后以科举作为选拔官员为标准；等等。而西周时期是以射箭技能作为士大夫和候选官员的条件的，甚至作为晋升诸侯级别的重要条件。这种情况虽然在周代礼书中有明确的说明，但近现代学者却并未重视周代这种以射艺作为选拔官员的条件和标准，有的学者甚至对“射为诸侯”说坚决否定。但从西周金文资料看，西周周天子的确是十分重视辟雍和射宫的射艺比赛，而西周金文 攸比鼎铭“射分田邑”之事，也证明“射为诸侯”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3. 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25日，第122-132页。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这两大要素在西周时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当于后世“起居注”形式的时王活动以及国家大事；还常有大事系“年”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已具有选择一件大事作为某年标志的历史意识。
学术价值：大事系“年”的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周时的人们要在漫长历史岁月中记住那些发生了历史大事及其相应年岁的历史观念，而这种历史大事和相应的年岁正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表明《春秋》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在西周时已经基本酝酿成熟了， 但西周还未出现有体系的史书。我国重视历史事件时间要素的现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4. 王晖《庠序：商周武学堂考辨——简论西周小学、大学所学内容之别》（刊于《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2015年8月20日，第5-28页），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商周时期文武学堂是分开的：商周文学堂皆称之为“学”，但又同时是文武学堂的统称。从商周甲骨金文中看，商代的武学堂称之为“ ”（养），后世称之为“庠”；周代武学堂称之为“射”，异体作“ ”、“榭”，古文献通假字又作“序”。周代的武学堂“大学”辟雍不仅是教学射御技术的场所，而且也是训练和进行礼仪活动教育的场所。从先秦秦汉文献可见，大约十四岁以下是小学阶段，十五岁以上是“大学”阶段。两个阶段的学习内容也有比较分工，按照“六艺”是礼、乐、射、御（驭）、书、数来看，“小学”阶段所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六艺”中的书、数以及文乐文舞；“大学”阶段主要学习内容是“六艺”中射、御、礼以及武乐武舞。后者也是商时把培养射手的“ ”（“庠”）、“射”（“ ”、“榭”及“序”）作为“大学”学名的原因。
学术价值：战国以来的古文献及注疏中有关先秦时期学校有所谓“校”、“庠”、“序”及“学”的四种说法，但是一种是以不同时代来区分，笔者把它概括为“异代学名说”；另一种是以贵族地域等差级别来划分的，可概括为“等差学名说”。战国以来的文献典籍之间的说法有相互矛盾。除了各家说法相互矛盾外，有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汉代以来这种把不同时代（夏商周）、不同层次（国都与乡学）以及不同诸侯方国所使用的不同学名杂糅在一起，视之为一种学制下的各种学校（学堂），现在看来是完全错误的。但从古至今并未得到合理的分析批判。该文把甲骨金文和古文献中的资料，根据先秦学校的内容进行分类，哪些是大学、小学的内容，哪些是文学堂和武学堂的内容；并把利用音韵训诂学对先秦学名以及甲骨金文中有关学堂名称进行比较，然后把这些学名与大学、小学及文学堂、武学堂进行区分和衔接，去诠释先秦古文献资料中所见学校名称及相关内容，辨正古文献资料中若干自相矛盾的说法以及谬误，比较好地解决先秦学堂制度的问题。
5. 王晖、高芳：《周代宗法组织结构新探》，刊于《学术月刊》2015年第10期，2015年10月20日，第147-155页。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西周春秋时期近亲庙制为“三庙制”，即曾祖父、祖父、父考三世，而非战国后儒所说的近亲“四庙制”。而所谓“五世而迁”，是指曾祖父、祖父、父考的子孙。对直系子孙来说，仅包括王子、王孙或公子、公孙，也就是君王的儿子和孙子辈。王孙之子或公孙之子均要从王族或公侯之族分化出去。这就是周代宗法制所说的“祖迁于上，宗易于下”。
学术价值：《礼记》等书是战国后儒礼学家对周礼的总结和分析，这时去西周未远，距春秋时更近，因此这些礼学家的说法一般说来是对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因为时代的变迁，礼制也随着时代而不断地变化，如果这些后儒礼学家依据变化之后的礼制情况去说明“周礼”，而我们不加区别，则失误是明显的。这些失误是需要我们根据西周金文资料和先秦早期文献去进行考察才能避免经学家的误区得到历史的真面目。
社会影响：该文为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5年第6期103-104页转载。
6. 王晖《西周金文与军制新探——兼说西周到战国车制的演变》，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6期，2015年11月15日，第5-17页。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西周时代军队的最大编制是“师”而不是“军”，每师编制2500人，“西（宗周）六师”共有15000士卒，“殷（成周）八师”有20000士卒，合计35000士卒。前贤所说一师等于一军，有12500人；或言一师有3000人，都是不对的。西周基层是兵民合一制的“伍”、“两”、“卒”、“旅”，分别是5人、25人、100人、500人。前两者见于西周金文，后两者见于《左传》。西周军制和西周车制是吻合的：两辆车合为25人的“两”，一辆车为主车，其车有10个步卒，车上有3个甲兵，一为御夫，一为车右，一为指挥者；另一辆车为副车，其上有2个甲兵，为御夫和车右。军车共有3000乘，其中包括虎臣所属的禁卫军共计甲兵步卒37500人。这个数字加上虎贲的数量，应与西周金文中“西六师”、“殷八师”的数量是基本相合的。前贤所说一乘有30人或75人的说法都是不合西周车制的。春秋中期才出现一乘配备30人或33人的车制，春秋晚期才出现一乘配备75人以及100人的重车车制。
学术价值：近现代学者研究西周军制时，基本上形成两种说法。一种是继承汉代以来经学家的传统说法，认为“六师”即“六军”。另一种说法认为殷商和西周早中期军制一师约为3 000人，西周“西六师”、“成周八师”合有14师，共计4万余人。第一种说法是误把“六师”当作“六军”，从而造成一系列的错误；第二种则把古今材料杂糅一起，为理清车制和军制的古今变化而造成许多错误。该文讨论西周车制和军队编制，首先把古文献和古文字资料的时代进行了清楚的区分，让同一时代的资料相互印证和阐释，以此再去区分哪些时代不大准确的古文献资料，就把西周时期的车制和军队编制弄得清楚起来了。
社会影响：该文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16年第2期全文转载，见第26-37页
7. 王晖《作册嗌卣铭文与西周士大夫礼研究》，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2016年2月15日，第73-80页。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作册嗌卣铭文此铭可证明西周时贵族阶层不同等级所用一些特殊的避讳语词的现象是存在的；作册嗌是大夫阶层，所用宗主石质的“祏宗”，证明大夫是有宗庙祏主的；作册嗌做祭祀父祖的卣器希冀祖考保佑孙子健康成长，是因为如果大夫没有子孙，其享受的爵禄特权将会被剥夺，其祏宗也会被废除。另外，从作册嗌卣铭文可见西周时偏义复词的用法已经出现；作册嗌卣自命名为“义”，其铭文也是西周金文中文辞最具悲情色彩的一件器铭。
学术价值：作册嗌卣铭文提供了研究西周时期士大夫礼的重要资料，也证明汉至清代学者所说士大夫没有宗庙之主的说法是错误的。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