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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自本课题立项以来，即在首席专家的精心组织和协调下稳步推进。本项目在成功通过第一次中期考核之后，依据项目整体研究后半阶段的特点，课题组成员进一步明确了下一阶段的研究任务，紧扣项目最终研究目标，优化分工，通力协作，在前一阶段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将项目研究工作推向深入。自2014年7月迄今， 各子课题组紧扣研究目标，在相关研究方向上均有明显进展，取得了各自的阶段性成果，为项目的最终结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择要介绍如下：
（1）理论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子课题自2014年7月以来，依照预定研究计划和部署，紧扣项目目标稳步推进。本子课题的核心内容及最终目标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全面梳理国际学术界关于人类政治组织演进理论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运用的情况，对国际人类学有关国家起源理论阐述的真实内容和确切意义、不同学者理论成果间的异同及相关学术背景和所有有关理论成果的学术价值进行分析；二是聚焦中国国家起源的个案，对中国国家起源和国家制度早期发展过程，包括中国前国家政治组织、早期国家以及成熟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建立较为合理的历史学叙说框架。
自2014年7月以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子课题有明显进展，取得了较有分量的阶段性成果。
首先，在有关国际学术界关于人类政治组织演进理论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运用情况的研究方面，本项目首席专家谢维扬教授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其《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一些概念意义的理解问题》一文讨论了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几个关键概念和现象，包括“国家”的内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如前国家复杂政治制度、早期国家以及成熟国家等；其《酋邦与国家接近到什么程度？——对国家起源研究中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地位问题的一点认识》一文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国际学术界有关酋邦、分层社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及认识情形，讨论了判定国家出现的标准，分析了使用相关考古学证据时当注意的问题，指出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应注意对国家制度发展的长期性后果进行充分的估计；其《国家起源研究中历史性事实对考古学证据意义形成的影响》一文主要对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人类学及考古学概念、模式以及方法和材料的使用问题展开讨论，着重分析相关研究中人类学及考古学概念、模式以及方法和材料的局限性，指出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根据对可靠文献资料的研究与整理所得出的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重要的基本认识，在对相关的考古学资料证据意义的认定上是有深层次支持作用的。此外，段渝教授《酋邦与国家起源的两种机制》一文讨论了酋邦与早期国家概念的异同，并以个案研究为基础，对酋邦与早期国家两种政治组织演进模式进行了讨论和分析。这些研究表明，本子课题组成员对有关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及相关概念有了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对相关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形成了非常全面和深入的认识，这本身即为本项目最重要的核心研究成果，同时也为项目的最终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有关中国国家起源和国家制度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本课题组王震中研究员所著《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一书共43万字，分别从史前聚落社会与古史传说、文明与国家的诞生、夏商周王朝国家三个视角展开论述，涵盖了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国家与文明起源以及中国早期国家这三个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有关文明和国家起源，尤其是中国国家起源的叙说框架，主要内容有“文明和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邦国—王国—帝国”说、“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说，以及“早期华夏民族因复合制国家结构而形成于夏代”说等原创性学术观点，关于中国国家起源和国家制度早期发展过程，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中国国家起源的理论体系和叙说框架。
再次，项目研究相关资料的整理工作正稳步推进。为配合子课题有关国际学术界关于人类政治组织演进理论发展的研究，并为相关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本项目在设计之初便非常重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在前期于国内外开展调查及搜集工作的基础上，经项目首席专家及课题组成员认真讨论，结合项目研究的实际情况，择取四种有代表性的重要外文著作进行翻译，此外，还将择取国外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编译。目前相关工作多已过半。项目指定合作出版社依照合作协议及工作计划，已成功处理相关著作的版权事宜，待翻译工作结束后即可安排出版发行。
最后，有关本子课题结项报告的撰写工作已纳入今年的工作安排，本子课题负责人对相关工作已进行了初步的规划和部署。项目整体的结项工作也将纳入今年的工作安排，项目首席专家对相关工作已有较为明确和成熟的意见。
（2）世界史组子课题进展情况
首先，本子课题组于2015年2月配合整个项目及其他各子课题组的研究需求，成立外文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包括赵争、魏峭巍、黄薇、詹刚、于凯。主要任务是致力于加强沟通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对“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借此推动世界史组子课题的研究并提升其水平。外文工作组成立以后的两项主要任务包括：1）承担2015年11月14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的“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翻译工作，包括29篇会议论文的中英互译，以及会场的同声传译；2）针对项目组首席专家谢维扬教授及宁镇疆教授2014年赴美访问所搜集的材料，外文组全部成员进行分工，对共计30本著作，20篇代表性论文进行编译工作，除了对一部分国外的重要著作进行全文翻译之外，还对部分著作及论文进行编译评论，最终对外文组的工作成果进行整理出版。目前，第一项工作任务已圆满完成，第二项任务也在有序地进行中，有望分阶段完成。
其次，项目总课题组于2015年11月14日至15日在上海组织召开的“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世界史子课题组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交流展示平台，对了解和认识世界其他地区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其中，就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的论文包括两篇来自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论文：列奥尼德?格里宁（Leonid E. Grinin）教授的《论早期国家的形成模式》（On The Models Of The Early State Formation），以及安德烈?克罗塔耶夫（Andrey V. Korotayev）教授的《国家起源研究的环切理论：跨文化再分析》（Circumcision Theory of the Origins of the State: a Cross-cultural Re-analysis）。而侧重考古及文字资料或是通过田野研究进行个案特征分析的论文则包括：怀俄明大学人类学系琳?柏雅（Lin Poyer）教授的《有关现代太平洋群岛酋邦研究的一些见解》（Pacific Inlands Chiefdoms: Insights for State Origins），荷兰莱顿大学提奥?克里斯潘（Theo J.H. Krispijn）教授的《美索不达米亚“基什国”的早期政治体系》（Early Political Systems in Mesopotamia: The State of Kis），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尼古拉?克拉丁（Nikolay N. Kradin）教授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早期国家的起源与演进》（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Early State in Russian Far East），以及迪米特里?邦达连科（Dmitri M. Bondarenko）教授的《贝宁王国（13—19世纪）：一个非国家超复杂社会》（The Benin Kingdom [13th – 19th Centuries]: A Non-state Supercomplex Society）。世界史子课题组的研究成员首都师范大学金寿福教授与晏绍祥教授分别聚焦于古埃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与国外学者进行探讨。金寿福教授的《论古代埃及早期地区国家的形成》一文旨在以多元视角重新解读古埃及早期地区国家的形成，晏绍祥教授的《从迈锡尼到荷马：希腊城邦的兴起》提出青铜时代希腊大陆的国家，在形态上和黑暗时代萌芽、古风时代形成、古典时代达到繁荣的城邦迥然不同。
此外，就本子课题组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来看，金寿福教授的代表性成果包括：发表于《世界历史》2015年第5期的《论古代埃及经济的特征》，探讨古代埃及经济的全国性机制；2015年5月金教授翻译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德国著名学者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分析世界上古文明中文化记忆对民族身份的确定和强化作用；20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埃及重要宗教文献集《亡灵书》的译注本：《古埃及<亡灵书>》。黄洋教授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2014年7月出版《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探讨古代希腊城邦社会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特征；2015年4月发表于《经济社会史评论》的研究论文《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另外，就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文本研究方面，本课题组也积极促成一些学术交流。2015年7月美国著名文理学院圣十字大学（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圣经学者刘达祥（Benny Tat-siong Liew）教授受邀来到上海大学开设暑期小学期密集课程，题目为“新约主旨”。黄薇博士于2016年7月赴韩国首尔参加亚洲圣经学会（Society of Asian Biblical Studies）与圣经文学学会（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16年联合年会，受邀作为专题讨论小组成员参加主题为“圣经研究在亚洲国家的发展状况”（What Is Going On? The State of Biblical Scholarship in My Country in Asia）的讨论，介绍中国圣经研究的发展情况。本子课题组其他成员的有关研究工作也继续在有序推进中。
（3）考古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子课题组成员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将工作重点放在更大范围的考古资料的分析、整理与研究上，既有对中原国家形成时期的社会组织及相关研究的探讨，也有对周边各地区考古材料所显示的、有异于中原地区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入而细致的个案研究。同时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不仅依赖传统的考古发掘资料，更吸收了近年新出土的金文资料以及科技考古方面的材料来进行社会关系与组织演进等的探讨，大大推进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高江涛副研究员考察了距今4000年前的古气候背景，利用新出金文资料，结合伊洛平原与嵩山南北的地形地貌及考古聚落的变迁情况，讨论大禹时代嵩山南北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整合与发展，及在此背景下夏王朝的建立。同时，他还利用在日本研修的机会，对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动态进行介绍评论。如饭岛武次先生的新书《中国夏王朝的考古学研究》，高江涛不仅介绍其主要内容和结构，而且对其理论与方法的优点与不足也进行了适当的评论。
除了对中原地区的持续关注之外，本子课题组在中原周边地区的社会发展个案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曹峻副教授着力考察距今4000年前后太湖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向青铜时代转变过程中文化变迁的过程与特点，对学界论争较多的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的文化因素和性质问题进行细致分析与讨论，并以纵贯的视野探索在中原文明形成前后这一关键时段内，太湖地区从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发展到马桥文化的变迁过程。
魏峭巍博士关注东方鲁北地区的珍珠门文化，认为作为珍珠门文化的重要分布区,鲁北地区的夷人文化系统并没有被商文化完全取代或同化,而从西周早期开始,东夷土著文化与周文化逐渐融合,西周中期之后其主要文化因素也逐渐融入周文化之中。此外魏峭巍还对大辛庄商代聚落地方社会组织所经历从建立、发展到没落、消亡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发现在早商至中商阶段,大辛庄聚落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对稳定，保持着相当的区域独立性且商人、夷人各自有独立的文化系统；晚商早段,大辛庄聚落社会组织经历了一次影响较大的社会变迁,其陶器生产模式、农业生产模式、葬俗葬制等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商人和夷人融入到同一的文化系统之中。同时，在对山东陈家河遗址考古资料系统整理的基础上，魏峭巍等借助数据统计分析手段对西周陶器的使用情景即使用的方法、方式和手段进行了综合分析，这为了解文化变迁过程增添了新的视角。
此外，学术交流方面，2014年8月22至23日，项目组与上海博物馆合作举办“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见《东南文化》2014年第5期，“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将于近期出版。
2014年10月1日，魏峭巍博士赴北京参加首届青年考古论坛，发表《鲁北商周盐业生产组织初步研究：以盔形器为例》的学术报告。2014年10月24至27日，曹峻副教授赴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并宣读论文《商代原始瓷的产地及运输路线》。2014年11月15日至18日，张童心教授、曹峻副教授参加于浙江湖州召开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暨钱山漾遗址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与专家学者做交流讨论。2016年4月8日，魏峭巍博士赴美国波士顿参加2016年美国考古学年会，发表题为《State Archaeology and Private Museum: A new approach to represent heritage values for local people》的学术报告。2016年6月9日，魏峭巍博士赴美参加2016年东亚考古学年会。
（4）文献组子课题进展情况
文献组子课题的核心研究内容及最终目标是为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建立科学合理的古史史料学基础，其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两项：一是立足于当下陆续公布的新出土文献，对古书流传与形成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与传说时期史料品质鉴定有关的古书成书情况进行专门的探讨；二是在对先秦秦汉古书形成及流传研究的基础上，对先秦历史记忆的传承与传说时期的史料品质问题进行研究。自2014年7月以来，本子课题有了明显进展，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首先，在对古书成书及流传研究方面，本子课题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此次会议的论文集《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已正式出版发行。该书选题主要聚焦于新出土文献，同时结合相关传世文献的研究，对古书形成与流传等有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以期对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合理运用文献资料的正确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讨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书中所收论文不仅对古书成书及流传过程及其所牵涉的古史研究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而且不少研究者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对古书成书及流传过程中更为一般性的规律进行了讨论和总结，这其中不仅包括对古书文本本身的体例及演变规律的研究，更包括对与古书成书及流传形态密切相关的古书记述内容的特征及形态的研究。这说明有关新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古史研究及古史史料学问题，已在学术界引发了持续的关注。
此外，课题组成员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古书成书及流传的个案研究成果。子课题负责人宁镇疆教授 《从古书形成过程看诸书“互见”的类型学问题——以〈礼记·丧服四制〉篇形成为例》一文通过《礼记·丧服四制》篇与《大戴礼记·本命》及《孔子家语·本命解》的比较研究，指出古书“互见”关系的复杂情形，提出应对此现象进行“类型学”区分，以避免对古书内容之间的关系及古书性质做出不恰当的判断。李锐《先秦古书年代问题初论——以〈尚书〉〈墨子〉为中心》一文通过梳理近代古史辨运动以来有关古书年代学研究的进展以及当今国际汉学界对于古书成书问题的做法，以《尚书》及《墨子》的成书年代为例，讨论了以思想线索及思想系统判定材料学派及年代、以字词统计及文体特征判断古书年代等方法的局限性，针对出土与传世文献之间同源异流的解释模型提出了“族本”说，为古书成书及古书年代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完善的解释模型。程浩《清华简<说命>研究三题》对清华简《说命》的内容及体裁、《说命》的流传以及《说命》的年代情形均进行了讨论；其《〈封许之命〉与册命“书”》讨论了清华简《封许之命》篇的体裁，并通过对该篇书写情况的考察讨论了其成书及年代情形；其《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古书成书的再反思》以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成书及流传问题为中心，对有关古书成书及古书年代研究进行了思考，代表了对古书成书及年代研究的最新认识。李锐《〈周易〉与周文王关系补论》一文基于上博简材料，重新讨论了《系辞》中有关语句的性质，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赵争《马王堆帛书〈系辞〉成书问题覈议》重新检讨了有关帛书《系辞》与今本关系的研究，对《系辞》成书及流传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框架；赵争《古书成书与古书年代学问题探研》依托出土文献，对医书这种古代实用类文献的成书及年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其次，在对先秦历史记忆的传承与传说时期的史料品质问题研究方面，《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已有多篇研究成果对此有所涉及，课题组成员对此问题也进行了精彩的研究。如首席专家谢维扬教授《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品质》一文通过对清华简《说命》篇的讨论，指出古书成书过程的多元或多线性情形，并基于此，指出古代对传说时期史事记述的某些特征与古书文本形成的复杂情况存在相似之处，且这与古史资料发生上的多元性有关，并提出中国古代传说资料形成过程的多元性以及古代传说记述系统多样的存在，其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有利于表明古代传说资料作为整体在本质上是具有真实事实来源的。李锐《上古史研究之反思——兼论周人古史系统的转变与礼制之变化》一文梳理了自近代以来有关古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在区分“历史真实”与“历史叙述”的基础上，对有关古史系统讨论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详细讨论了周人古史系统的三次转变及其背后的礼制和政治背景，为有关古史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李锐《〈楚辞·天问〉上甲微事迹新释》一文聚焦于古史个案研究，通过对清华简内容与《楚辞·天问》相关内容的综合考察，讨论了与商族先祖上甲微有关的史事。宁镇疆《周代“籍礼”补议——兼说商代无“籍田”及“籍礼”》综合考察了清华简《系年》及相关传世文献相关记载，讨论了周代设“籍田”及行“籍礼”的问题，并结合甲骨文材料，对商代“耤” 的内容、性质及商王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指出商代无“籍田”及“籍礼”，它们当为商周因革之际周人的制度创造；宁镇疆《郑玄、王肃郊祀立说再审视》通过考察郑玄、王肃郊祀立说的差异，探讨郑、王郊祀说的文献基础，明辨郑、王郊祀说优劣的同时，指出研究者对王肃的成见实出于辨伪学“范式”的扩大化而不可尽据。彭华《古礼探源——多维视角的综合考察》在考察“礼”与“俗”关系的基础上，讨论两者的异同，并从历史学的角度论述礼制起源，旁及文字学、民族学及考古学证据，以多维视角考察礼制起源。
从以上研究进展来看，本子课题对于核心问题的研究，既有微观的个案研究，也有基于个案研究之上的理论概括以及对相关研究方法的反思，这表明本子课题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非常深入的阶段，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有了全面及深入的认识和思考，对古书成书及流传以及古史记述系统相关问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全局性意见，这为项目的顺利结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自2014年7月以来，各子课题在对推进目标研究有重要意义的有关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举办了四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2014年8月22至23日召开了“城市与文明国际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是本项目在子课题“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考古学基础”方向上的一次重要的学术活动，由上海博物馆承办，应邀出席者有张忠培、严文明、李伯谦等60余位专家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等高校、各省市考古所及日本和歌山大学等30多家研究单位。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近50名学者作了演讲。会议主要围绕“中国早期文明、国家起源与都邑结构社会的形成”和“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与城市文明”两个主题，对不同时空范围的城市发展和城市文明进行跨区域的讨论。
2015年11月14日至15日召开了“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是子课题“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和“世界范围内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比较的视角”方向上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会议由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历史系主办，中国先秦史学会、《学术月刊》编辑部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以及《学术月刊》、《中原文化研究》等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和杂志社，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怀俄明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等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共3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其中包括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有重要影响的前辈学者李伯谦教授、林沄教授和在中国个案及理论研究第一线成就突出的学者谢维扬、陈淳等，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中极为活跃的学者（美）凯利、（荷）克里斯潘、（俄）格里宁、（俄）克拉丁等。会议共收到论文29篇。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学者除围绕国家的性质、内涵与概念，前国家政治组织与国家起源的关系，国家起源及演进模式，世界不同地区国家起源及演进个案外，还对中国国家起源及演进的论说框架，中国不同地区的国家起源及演进情形，中国早期的政治制度及国家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2015年11月20日至21日在举办了“考证与释义：出土四古本《老子》综合研究高端论坛”，论坛由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历史系、《学术月刊》编辑部协办，包括来自台湾辅仁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及华东师范大学的共20位学者参加了本论坛，论坛收到论文13篇。此次论坛是项目子课题“中国古史研究的史料学问题和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文献学基础” 研究方向上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
2015年12月13日至18日在上海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 旨在推动世界范围内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保护与利用，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大学承办，包括国际知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查尔斯·海曼、罗泰在内的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155名代表参会。论坛议题涵盖了本项目子课题“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考古学基础”研究方向上的重要核心内容，为项目研究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了解和吸收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的机会，极大地促进了本项目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本课题组成员张童心、曹峻、魏峭巍等深度参与了此次论坛。
此外，2014年12月21日全体项目组成员出席了在上海大学召开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14年度项目工作会议。此次项目工作会议的主旨在于总结项目开展二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回顾和分享项目推进过程中的有益经验，梳理和检视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此基础上，对项目开展和实施进行更加细致而合理的规划，并藉此平台，进一步推进各子课题研究方向在项目总体研究框架下的深化整合。
其次，项目各课题组成员也积极参与了国内各类相关学术活动，开展与国内学者的交流。2016年6月7日至12日，宁镇疆教授与魏峭巍赴美国哈佛大学参加东亚考古学年会，宁镇疆教授宣读了论文《再论“余一人”问题——兼论商周的民本与王权》。2016年6月4日至5日，宁镇疆教授与赵争赴烟台大学参加“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会议，提交并宣读了论文。2016年3月9日下午，宁镇疆教授应邀出席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科讲坛，并作了题为“由《左传》、《国语》礼制谈谈《老子》一书的年代学问题”的报告。2015年11月4日下午，黄洋教授应邀来上海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作了题为“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大众与精英”的学术报告，此次活动主持人为郭长刚教授，黄薇、赵争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2015年10月30日至31日，宁镇疆、李锐、赵争参加了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办的“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学术研讨会暨“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发布会。2015年6月30日，李锐副教授受邀赴上海大学开展学术活动，发表了“诸子百家与九流十家——先秦学派与思想”的专题报告，此次活动由宁镇疆教授主持，曹峻、赵争参加了讲座。
此外，在项目研究框架内，还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2016年5月3日上午，南昌海昏侯汉墓考古发掘队杨军队长应邀来上海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作了题为“南昌西汉海昏侯汉墓的发掘与收获”的报告，报告由宁镇疆教授主持，谢维扬教授、张童心教授、曹峻、魏峭巍、赵争参加了本次学术活动。2015年11月26日和27日下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懋镕教授应邀来上海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分别作了题为“近年来发现的重要西周铜器”和“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学术报告，课题组成员谢维扬教授和宁镇疆教授分别担任两场讲座的主持，曹峻、赵争参加了此次学说活动。2015年11月23日晚18点，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哈克先生应邀来上海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作了题为Beyond Typology：New Approaches on Ceramic Analysis in Chinese Archaeology的报告，报告由曹峻副教授主持，魏峭巍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2015年11月20日下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剑教授应邀来上海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作了题为“以新刊北大简为例谈谈整理出土文献的一些问题”的报告，报告由宁镇疆教授主持，谢维扬教授、曹峻、魏峭巍、赵争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2015年11月20日上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孙波研究员应邀来上海大学进行学术活动，作了题为“海岱龙山文化的聚落与社会”的报告，报告由宁镇疆教授主持，曹峻参加了此次活动。
此外，基于项目研究的实际需要，项目组指派相关人员赴美进行资料搜集的补充工作。2016年2月至7月，詹刚博士赴美国怀俄明州立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期间补充搜集了有关项目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与美方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2015年，项目首席专家谢维扬教授受邀在《社会科学报》（上海社科院主办）“学界焦点”栏目发表长篇文章《国家起源理论：中国学者能贡献什么》(《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0日第5版)，就项目研究情形及项目研究核心问题发表意见。文章从“人类学帮助的核心：对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的认识”、“理论作用的极限？历史学方法的意义”和“早期国家地域控制样式的形成：中国个案可能的贡献？”三个方面讨论了与中国个案相关的国家起源研究理论问题，指出中国学者在国家起源研究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建设上应做出特别的贡献。2016年应邀为《人民日报》“大家手笔”栏目撰写了《中国国家起源研究面对的理论目标》一文（待刊）。2015年项目首席专家谢维扬教授《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品质》一文入选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2015年度（十大）推介论文”（见《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12日）。2016年子课题负责人宁镇疆教授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就四古本《老子》及《老子》成书及流传问题发表意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15日）。
项目所举办的学术会议受到广泛关注，如中国考古网发表了“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综述，《中原文化研究》杂志对会议进行了报导；“城市与文明国际术研讨会”受到了广泛关注，《中国文物报》、《东南文化》中国文物网、中国考古网等报刊杂志均对会议进行了详细报导；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是一次高规格的国际性会议，会议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关注，全国各大媒体均对此进行了报导。
此外，本课题组的研究主题和阶段性成果，也引起国内多家出版单位的高度关注，目前我们已与国内权威期刊及重要出版单位达成战略合作，定期将课题组的成果推向学术界。比如与《学术月刊》杂志建立合作关系，该刊以专栏形式集中发表了课题研究的成果，在学术界产生良好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与上海中西书局达成合作意向，他们将会以系列形式完整和高质量地出版项目的全部学术成果。届时，将召开大型的项目成果发布会，向全社会推出项目的研究成果。
截至目前，本项目共撰写并发送项目工作简报10期，召开不同规模的项目工作会议约12次，并随项目需要不定期发送各类通知，以期使项目取得良好的协作状态。本项目工作简报定期呈报上海市哲社办。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1）项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①本项目因研究内容的特点，在实施方式上的重要特点也是难点之一就是课题组成员大部分分布在全国不同地区的各个科研院所，因此项目整体的运作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保证，在这方面项目迄今的运行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不足，而随着项目日益推进，需要根据情况加强组织协调的力度，改进有关工作方式（包括对项目成员的局部调整）。为了使项目所有子课题组研究和有关学术交流活动更有效地开展和按计划推进，需要加强必要的组织、协调和促进工作。②本课题的研究对资料整理和占有的基础性工作以及高水平的解释性工作均有较高要求，尤其是后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就要求项目研究在对资料和具体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应当逐步地加强对有关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在各子课题方向上形成最终成果的基本框架和重要概念基础。这也反映了本项目运作中的问题。③有些子课题组在不同研究选题的关注度上还不够均衡。如考古组子课题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是研究地域上的不平衡。在中原及东部沿海各区域的研究上已有相当的基础与深度，然而在中原西部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研究则相对欠缺。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应当适当重视并加以弥补。在具体研究中，既需要高度重视对有关新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同时又应坚持项目原整体设计的基本意图，同时也需要进一步要求各子课题组注意对课题所涉及的各类问题在研究精力投入上的平衡和完整性。目前项目研究中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起源的个案研究也关注不足，下一阶段当整合研究力量，对此研究领域的资料占有及解释性的理论工作进行合力攻关，以保证项目均衡推进。④项目上一阶段的研究特点决定了有关阶段性成果无法以规模形式推出，项目接下来将进入完成全部预计成果和按要求结项的最后阶段，项目最终成果及各子课题方向上核心成果将集中推出，届时当加强项目研究和项目成果的推介工作，进一步以更丰富的形式进行项目的宣介和推广。⑤截止目前，项目策划、组织及参与了不少学术交流活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及下一阶段项目运作的实际情形，届时还将有若干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及项目宣介工作需要开展，并且设计项目成果的优良策划及高质量出版，项目仍需要进一步追加经费。尤其是理论组和世界史组子课题研究中将完成的部分国外人类学与考古学著作的译介项目成果的出版需要较多的出版和相关版权转让资金的支持，而项目将完成的其他中文著作类成果因数量较多，其出版也需要相当数量资金保证。这些都需要在今后阶段的运行中从国家哲社基金获得更多支持。
（2）研究心得和建议
①有关国家起源以及文明起源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一直非常活跃，新的个案研究不断推进，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视角和理论层出不穷，其间的讨论交流也非常频繁和热烈，国内现有的研究无疑尚未能较为全面地洞悉和把握该领域内的最新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这也是本项目研究的主要着眼点和重要研究方向，也是本项目的价值所在。这同时也说明本项目在深入、全面了解国际人类学、考古学及历史学对于国家起源问题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的方向是正确的。本项目研究对此始终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此作为核心的研究内容和目标。②正因为有关国家起源研究及相关的人类政治组织演进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国际学术界对此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关注和研究，并已取得了大量成果，因此在在本项目研究中加强国际交流，拓展与国外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的联系，进而与之建立较为稳固的交流及合作关系便显得较为重要。在此基础上，国内在相关研究领域才有可能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平等对话和交流。③在中国国家起源的个案研究方面，来自新出土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新材料也不断增多，其中不乏对原有认识有重大冲击和纠正作用的宝贵材料，这些都使我们有更充足的信心通过严谨的分析与研究，在探索古书形成的真实过程、恢复相关古史传说的材料来源以及有关史料的准确意义方面获得超出此前研究的重要成果。④本项目的研究内容决定了项目实施需要整合多个领域的研究力量，这些研究力量往往并非聚于一地，这为项目的具体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根据研究进程的具体情况对项目运行中出现的某些具体问题进行合理调整和改进是不可避免的，其目的则是确保项目完全顺利实施。对此我们建议在有关的问题上国家哲社办给予全面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帮助项目组圆满完成原设计所提出的研究任务。
二、研究成果情况（可另加附页）
代表性成果简介
本课题组王震中研究员所著《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43万字）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分别从史前聚落社会与古史传说、文明与国家的诞生、夏商王朝国家三个视角展开论述，涵盖了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国家与文明起源以及中国早期国家这三个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有关文明和国家起源，尤其是中国国家起源的叙说框架，主要内容有“文明和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邦国—王国—帝国”说、“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说，以及“早期华夏民族因复合制国家结构而形成于夏代”说等原创性学术观点，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中国国家起源的理论体系。
本课题组段渝教授所著《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一书（2015年国家社科成果文库，2015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于“前言”内说明“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资助”），以古代西南夷中酋邦社会为案例，对不同时空背景下西南夷地区区域性政治中心及政治秩序发展、西南夷与长江中下游、古蜀及中原酋邦的比较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对探讨中国国家起源诸多理论和方法问题有重要意义，是本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
由本项目首席专家谢维扬教授主编的《“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将于2016年12月出版）是本项目在子课题一和子课题二研究方向上所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该论文集共收录论文29篇，供稿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国内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怀俄明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等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中包括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有重要影响的前辈学者李伯谦教授、林沄教授和在中国个案及理论研究第一线成就突出的学者王震中、陈淳等，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中极为活跃的学者（美）凯利、（荷）克里斯潘、（俄）格里宁、（俄）克拉丁等。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国家的性质、内涵与概念，前国家政治组织与国家起源的关系，国家起源及演进模式，世界不同地区国家起源及演进个案外，还对中国国家起源及演进的论说框架，中国不同地区的国家起源及演进情形，中国早期的政治制度及国家管理等问题。该书所收研究成果反映了国内外对相关问题的最新认识。
本项目首席专家谢维扬教授的《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一些概念意义的理解问题》一文（收录于《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1月）是对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几个关键概念和现象的讨论和论述，主要讨论了“国家”的内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如前国家复杂政治制度、早期国家以及成熟国家等，这些概念本身的厘定、使用和讨论，无疑是相关研究领域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工作。谢教授此文还刊发于《中原文化研究》杂志，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谢维扬教授的《国家起源研究中历史性事实对考古学证据意义形成的影响》（《东南文化》2014年第5期）主要对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人类学及考古学概念、模式以及方法和材料的使用问题展开讨论。在国家起源研究中，援用人类学概念和模式进行分析是必要的，然而对于个案研究，这些分析存有一定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在具体研究中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的特定地区内特定人群的特定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往往无法凭借人类学已有的概念或模式进行完善和合理的解释，相关概念和理论用于个案分析时并不能完全针对个案研究的所有需要，尤其在分析一些重要环节时会显得精细度不够或概括不全，无法帮助研究者得出所需要的确定结论，并且，在人类学自身研究范围内，在其所提出的概念和模式基础上对个案意义所作的解释在不少情况下是不确定的。如果确认需要改进以往简单利用人类学概念和模式的方法，最明确的方向是重视作为个案的完整研究，尤其是对个案中国家形成和生存情况的长时段的历史性事实的关注。对于考古学方法和材料的使用问题，目前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一些重要考古学证据意义的分析里，运用简单的物化证据标准衡量的方法并不足以得出完全确定和真正准确的结论，从学者的各种质疑来看，以简单的物化证据标准衡量的方法来认定考古学材料可能具有的表明国家存在的意义的主要问题至少有如下几点：一是有些被当作物化证据标准的事项在大范围检验中存在反证；二是目前学术界对于物化证据标准与国家制度出现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并没有做透彻的研究，因而关于这种联系的必然性或合理性至今仍缺乏完整的论证；三是目前考古学所高度关注的早期文化遗址中出现的大型公共建筑基址虽然能反映早期社会个体中所存在的最大权力的程度，但不能直接表明其行使的方式和手段；四是在国家制度形成后的一定时段内，文化发展在物质层面的变化与政治组织演进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同步的。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根据对可靠文献资料的研究与整理所得出的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重要的基本认识，在对相关的考古学资料证据意义的认定上是有深层次的支持作用的，在重要考古资料意义的认定中体现重视历史性事实的作用，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首先，重视那些能直接表现国家制度运作的历史性事实；其次，关注国家制度作为合法政治传统存在和发展的事实可能是对当前研究有重要意义的又一方面；最后，充分估计国家制度发展的长期性后果。
谢维扬教授《酋邦与国家接近到什么程度？——对国家起源研究中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地位问题的一点认识》（“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15年11月）通过对酋邦这一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概念的梳理和讨论，基于夏威夷个案的分析，指出酋邦与国家的密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区分酋邦与国家的关键要素。酋邦概念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奥伯格（K. Oberg）提出，塞维斯（Elman R. Service）将酋邦作为其所提出的有关人类政治组织演进理论框架的阶段之一，与塞维斯同时的学者弗里德（Morton H.Fried）提出了由平等社会、等级社会、分层社会和国家社会构成的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演进阶段的理论模型，国际学界对这两种模型及其相关概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略为复杂的过程。通过梳理塞维斯的酋邦概念与弗里德理论模型相关概念的关系及国内外研究者对有关问题的认识，谢维扬教授指出：酋邦作为最接近国家的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这一情形是非常清楚的；对新进化论及酋邦概念的相关批评意见恰反映出了酋邦与国家在实际个案中可能的接近程度；对于夏威夷个案，研究者或将其认定为酋邦，或认为其已发展至国家阶段，这除了反映出作为人类政治组织发展阶段的酋邦与国家的接近程度，更为国家的定义、实质及判定标准提出了要求。在此基础上，谢维扬教授认为塞维斯将政府作为酋邦与国家相区分的政治标志的意见值得重视，国家的判定标准在于“政府”这一国家机构存在及运作的相关证据。鉴于考古学有关国家起源研究所依据的物化证据标准存在局限，因而在有关国家起源，尤其是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应重视了解和分析与国家起源相关的历史性事实对于相关考古学证据意义形成的作用。基于此，谢维扬教授提出，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应注意对国家制度发展的长期性后果进行充分的估计。该文将在进一步修改后由《历史研究》予以发表。
段渝教授的《酋邦与国家形成的两种机制——古代中国西南巴蜀地区的研究实例》一文（《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同样认识到酋邦与王国在性质上的接近程度造成的二者较难清楚区分的情形，从而倾向于将酋邦作为史前时期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与王国一道视作史前社会演进的两种类型，并分别对四川清江流域廪君集团与三星堆古蜀王国进行了个案分析，以说明酋邦与王国二种政治组织类型的异同。
张童心、王斌合著的《马家浜文化生成因素三题》（《东南文化》2014年第1期）以环太湖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史前文化马家浜文化为对象，从自然环境、人的能动性以及文化间交流与碰撞三方面考察马家浜文化的形成机制。曹峻《文明形成前后太湖地区的文化变迁》（《东南文化》2015年第5期）以距今5000-3000年间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钱山漾、广富林与马桥文化为对象，通过分析不同文化的石器遗存，对太湖地区的文化变迁情形进行讨论，认为在文明形成前后，太湖地区的文化变迁主要是在对区域传统的延续和扬弃中不断发展的，且渐次加强与外界交往、吸收外来因素，从而形成不同阶段的新特点。在此过程中，石钺及其象征意义的变迁显示出太湖地区文化发展与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形成之间的深刻联系；曹峻《钱山漾文化因素初析》一文（《学术月刊》2015年第7期）对太湖地区新近发现并确认的约当龙山时代的钱山漾文化进行考察，指出钱山漾文化中本土因素及在此基础上新发展出的文化因素占有主流地位，来自北方的外来文化则居于次要位置，该文化是太湖地区早期发展序列上一支主要集成土著传统并融合外来因素的新阶段考古学文化。
魏峭巍《大辛庄商代聚落社会组织及其变迁初探——以央地关系为视角》（《东岳论丛》2015年第2期）及《试论鲁北地区的珍珠门文化》（《中原文物》2015年第4期）二篇论文分别以山东大辛庄遗址和鲁北珍珠门文化为考察对象，分别依托聚落形态和典型文化遗存展开分析和讨论，对商代早、中、晚期商文化与东夷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展现了商文化与山东本地的东夷文化共存、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进程。
谢维扬、赵争主编的《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5年11月）一书为本项目在子课题“中国古史研究的史料学问题和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文献学基础”研究方向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该书选题主要聚焦于新出土文献，同时结合相关传世文献的研究，对古书形成与流传等有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以期对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合理运用文献资料的正确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讨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书中所收论文不仅对古书成书及流传过程及其所牵涉的古史研究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而且不少研究者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对古书成书及流传过程中更为一般性的规律进行了讨论和总结，这其中不仅包括对古书文本本身的体例及演变规律的研究，更包括对与古书成书及流传形态密切相关的古书记述内容的特征及形态的研究。这说明有关新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古史研究及古史史料学问题，已在学术界引发了持续的关注。
谢维扬教授《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品质》（《学术月刊》2014年第9期）一文以对清华简《说命》文本情形的讨论表明，今传《尚书》文本并非早期唯一形成的《尚书》文本，早期《尚书》文本形成具有多元性，并由此论述古书成书过程的多元或多线性情形。基于此，并以《国语·鲁语》与《礼记·祭法》所记上古祭典内容及相关上古人物为例，指出古代对传说时期史事记述的某些特征与古书文本形成的复杂情况存在相似之处，且这与古史资料发生上的多元性有关。而中国古代传说资料形成过程的多元性以及古代传说记述系统多样的存在，其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有利于表明古代传说资料作为整体在本质上是具有真实事实来源的。李锐《上古史研究之反思——兼论周人古史系统的转变与礼制之变化》（《河北学刊》2015年第6期）一文梳理了自近代以来有关古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在区分“历史真实”与“历史叙述”的基础上，对有关古史系统讨论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详细讨论了周人古史系统的三次转变及其背后的礼制和政治背景，为有关古史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李锐《〈楚辞·天问〉上甲微事迹新释》（《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一文聚焦于古史个案研究，通过对清华简内容与《楚辞·天问》相关内容的综合考察，讨论了与商族先祖上甲微有关的史事。
宁镇疆《周代“籍礼”补议——兼说商代无“籍田”及“籍礼”》（《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综合考察了清华简《系年》及相关传世文献相关记载，讨论了周代设“籍田”及行“籍礼”的问题，并结合甲骨文材料，对商代“耤” 的内容、性质及商王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指出商代无“籍田”及“籍礼”，它们当为商周因革之际周人的制度创造；宁镇疆《郑玄、王肃郊祀立说再审视》（《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通过考察郑玄、王肃郊祀立说的差异，探讨郑、王郊祀说的文献基础，明辨郑、王郊祀说优劣的同时，指出研究者对王肃的成见实出于辨伪学“范式”的扩大化而不可尽据。彭华《古礼探源——多维视角的综合考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在考察“礼”与“俗”关系的基础上，讨论两者的异同，并从历史学的角度论述礼制起源，旁及文字学、民族学及考古学证据，以多维视角考察礼制起源。此文被《新华文摘》（2016年第6期）转载。
宁镇疆《从古书形成过程看诸书“互见”的类型学问题——以〈礼记·丧服四制〉篇形成为例》（《学术月刊》2015年第1期）通过《礼记·丧服四制》篇与《大戴礼记·本命》及《孔子家语·本命解》的比较研究，指出三者“互见”的内容，从“顶层”到“细部”均表现为诸多不同类型，反映了古书中的“互见”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应对其进行“类型学”的区分，这可以避免对古书内容之间的关系及古书性质做出不恰当的判断，这对于古书成书的研究非常重要。李锐《先秦古书年代问题初论——以〈尚书〉〈墨子〉为中心》(《学术月刊》2015年第3期)通过梳理近代古史辨运动以来有关古书年代学研究的进展以及当今国际汉学界对于古书成书问题的做法，以《尚书》及《墨子》的成书年代为例，讨论了以思想线索及思想系统判定材料学派及年代、以字词统计及文体特征判断古书年代等方法的局限性，针对出土与传世文献关系同源异流的解释模型提出了“族本”说，为古书成书及古书年代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完善的解释模型。该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15年第4期）转载。
程浩《清华简<说命>研究三题》（《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对清华简《说命》的内容及体裁、《说命》的流传以及《说命》的年代情形均进行了讨论；程浩《〈封许之命〉与册命“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1期)讨论了清华简《封许之命》篇的体裁，并通过对该篇书写情况的考察讨论了其成书及年代情形。程浩《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古书成书的再反思》(拟刊《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以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成书及流传问题的讨论为中心，对有关古书成书及古书年代研究进行了思考，指出当充分考虑古书成书复杂程度与未知因素，不断深入对篇章字句的考察，适当估计书写载体对文本流变的影响，准确考量汉代人对古书的整理工作，代表了对古书成书及年代研究的最新认识。
李锐《〈周易〉与周文王关系补论》（《周易研究》2014年第3期）基于上博简材料，重新讨论了《系辞》中有关语句的性质，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赵争《马王堆帛书〈系辞〉成书问题覈议》（《周易研究》2015年第6期）重新检讨了有关帛书《系辞》与今本关系的研究，对《系辞》成书及流传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框架。赵争《古书成书与古书年代学问题探研》（《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1期）依托出土文献，对医书这种古代实用类文献的成书及年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