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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①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2014年１月以来，课题组按照原研究计划稳步推进，但研究计划总体执行不到位，论文发表远远超过计划，专题研究报告完成任务的60%，学术专著完成近一半。五个子课题进展较好，其中有３个子课题完成总体计划，另外２个进度过半，年底可以全部完成。发表与课题研究内容相关的13篇学术论文和1本专著。
②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调研数据整理运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等）。课题实地调研数据交叉变量分析基本数据已经完成，个案访谈材料整理过半，课题组先后召开3次专题会议，课题组成员参加省内外学术会议20余次，发表与本课题研究相关成果8次。
③成果宣传推介情况（成果发布会、《工作简报》报送情况、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及采用情况等）。先后在国家级报纸、刊物上发表课题研究成果，成果宣传推介不够，仅仅是在部分学术会议上进行介绍。《工作简报》报送1次，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1次，由于质量差未被采用。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主要问题是课题组大多数成员分散各地，组织较难，加上骨干成员手头项目多，精力不够集中；总课题组组织协调能力亟待加强；课题组前期理论储备不够，各子课题研究进度及成果质量差距较大，调查数据分析和利用不够，课题成果研究的创新不足。下一步，课题组将召开2次专家咨询研讨会，1次理论研讨会，吸收相关理论知识；深度开发课题组调研数据，提高课题研究效率；及时吸收一批青年专家学者参加研究，加快课题研究进度。
⑤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由于经验不足，原申报课题时成果形式太多，既有论文，又有研究报告（总报告、子报告）和学术专著，直接影响课题研究进度。
二、研究成果情况
1.刘奇：《当下城市文化中荒唐的“高大上”——论构建多层次城市文化生态的必要性》（《人民日报》2014年8月19日）。文章认为，一些快速崛起的城市呈现文化荒漠化、碎片化、快餐化、无规则化特点，这有碍城市的成熟发育，也会殃及城市发展的政治利益。必须培养城市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参与度和归属感，如果忽视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将是没有价值的。一个良性的城市文化生态应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草根文化”三位一体的“草灌乔型”多元体系。当今中国的城市文化建设当务之急是要搭建五个平台，建好四支队伍。
2.刘奇：《从“挥金如土”到“挥土如金”》（《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7期）。当今中国，维布仑式的炫耀消费流布广泛。一些在改革开放中受益，积聚了巨额财富的富豪们，常常是奢侈无度、挥金如土。一是炫吃喝。二是炫购物。三是炫婚嫁。四是炫饰配。五是炫财富。主要是消费观念的变态、回报社会意识淡薄、税收制度存在缺失、教育方式过于溺爱、精神世界的空白等原因。必须要确立文明、健康的享乐观；建立完善的政府税收体系；培养“富二代”谦卑自律的人生态度。
３.邢军：《积极搭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化平台》（《江淮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１期）。文章认为，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人口红利。农民工已经出现阶层分化和代际传承，他们有与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居民不同的特殊文化需求，这些需求正逐步成为优势需求。流入地政府是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和监管者，加速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农民工，让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的创造，需要城市原住民、农民工和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需要优化“草灌乔”共荣的城市文化生态，需要研究选择直接资源整合、间接资源利用和潜在资源开发，以及培育农民工文化和推进以家庭为流动单元分流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需求的“三加两减”的新路径。
４.邢军：《试论农民工是城市文化生态的构建主体》（《文化安庆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路径》：安徽文化论坛2014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文章认为，现代城市文化是一个类似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系统，多样共生是城市文化生态的显著特征。农民工是现代城市文化创造主体之一，这一群体不仅仅市被动的城市公共文化接受者，而是城市文化新形态创造者。农民工文化主要属于城市的大众文化、草根文化，但是他为城市文化发展提供重要动力，为城市文化增添新的文化基因，是城市文化增加鲜活元素和内容。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建设面临六大障碍，必须进一步营造农民工参与城市为文化创造的社会环境、搭建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生态建设的平台、拓展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生态建设的渠道、设计实施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生态建设工程、推动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生态建设立法。
５.邢军：《中国城市公共文化领域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江海学刊》2015年第5期）。文章认为，城市公共文化领域在不同的时空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具有平等性、开放性和批判性特点。城市公共文化领域不仅影响城市文化生态，也影响城市居民道德水准和价值判断。我国城市公共文化领域与西方公共文化领域发展路向不同。古代中国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礼制化”和“生活化”并存的空间，结构上体现封建化样态，不具有公共文化领域的特征；近代中国公共文化领域呈现出“政治”和“文化”交融共存的局面，始终面临精英阶层两极化的内在消耗，公共文化领域的功能和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当代中国公共文化领域由于互联网技术和媒体融合发展，正从孤立空间向多元空间拓展，但仍存在着公共性被侵蚀和共识价值难以实现的困境，期待公共价值观念的培育和公民文化能力的成长。文章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讨论了中国公共文化领域的流变和特征，分析了不同时期公共文化领域的功能与价值，认为中国城市还未真正建立起符合法治思维、功能相对完备、满足公众基本需求的公共文化领域。
６.邢军：《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学术界》2015年第9期）。文章认为，文化转型是旧的文化形态、模式被新的取代过程，具有世界性、民族性、时代性的内在逻辑。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价值诉求是构建全新的现代性文化体系和时代性价值体系，应将人的理念转变、文化生态构建、文化产业转型和全新话语体系构建作为实践路径，促进传统文化重生与再造，以适应全球化和新兴城镇化需要。
7.邢军：《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生态构建的路径选择》（《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文章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将从传统的政治型、经济型转向文化型城镇化，文化型城镇化需要构建起良好的城市文化生态，必须引导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生态构建。农民工是“多样共生”的城市文化生态构建主体，但在当前的城市结构中，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生态建设却面临城市管理者理念落后、制度设计缺陷及参与渠道不畅等障碍。政府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机构，应该通过实施积极的文化政策、完善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生态构建机制、搭建农民工参与平台等途径，建立一个包括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农民工文化在内的“草灌乔”共生的城市文化生态。
8.江刘伍、沈梅：《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现状及路径探究》（《艺术百家》2015年第2期）。文章认为，农民工与城市间的内在文化冲突，是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的深层壁垒。目前保障农民工的文化享有权，为农民工阶层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计划日益提上日程。制约我国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因素主要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保障制度及资金短缺，管理机制与服务手段简单，农民工文化需求表达机制与社会参与机制阙如等，针对此，文章提出诸如加快制度改革、多方联合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等解决路径。
9.丁光清、赵蓉《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群体的文化研究及其公共文化服务立体供给系统》（《艺术百家》2015年第2期）。文章认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取向、城市取向和家庭取向都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发展取向和个人取向的增强。本文将就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的主体意识和上升愿景、闲暇文化的时尚化与多元化、新老农民工层级流动的区别、社会结构特征区别，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等展开论述，并就新生代农民工文化供给机制的构建进行探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制约因素研究。
10.沈 梅、赵 蓉：《农民工文化权利实现及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研究》（《经济师》2015年第2期）。文章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困境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在工资清欠、子女教育等问题得到不断重视的同时，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也逐步引起社会和一些研究者的关注。在农民工文化方面的经费投入、服务设施、服务内容都有一定程度改善、提高，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农民工文化工作起步时间不长，基础还比较薄弱，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许多问题。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文化生活依然单调乏味，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很少参加文化活动，农民工文化权利的实现程度较低。
11.朱剑峰：《三农问题：政府行为合理化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全书约10万字。本书对我国“三农”问题的成因与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角色定位与责任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领导推动“三农”问题解决中的作为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探索等进行论述。既对一定历史阶段下政府在“三农”问题上的具体行为进行考察，又在现实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性、多角度地对“三农”问题中的政府行为作详细研究。
12.宋玉军：《农民工问题本质归属的审视与思考》（《农业现代化研究》2014年第1期）。文章认为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所出现的一个特殊问题。在如何定位农民工问题上,依照农民工问题的所及边界,从宏观层面渐次将之归结为五个方面：农民工问题既是“四农问题”,“转移就业问题，,又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既是“城乡资源重新配置问题”,又是“制度问题”。把握农民工问题的本质特点可以在更高层面上了解农民工现象形成的内在机理,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政策的制定提供参照。
13.韦向阳等：《包容性发展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与对策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及法治不包容的困境，应该始终坚持科学发展原则，通过逐步破除体制性障碍、优化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法律保障机制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消除文化障碍等措施，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及早顺利实现。
14.李应振等：《高校农民工子女边缘化角色建构分析与解构途径》（《教育与教学研究》2015年第7期）。文章认为，“农民工”一词本就隐喻着歧视，在这种语境中成长的子女，在共时的社会化过程中，受色彩文化的熏染，逐渐将这种“污名”内嵌入自身的潜意识，无声地接受了社会设置对自己身份的建构，认同着这种“边缘化”。其子女在进入高校后，因家庭背景、阶层固化等因素，“边缘人”角色得以建构。这既违背了教育者的初衷，也不利于受教育者健全人格的形成和社会善的实现。通过降解文化设置、解构教育观念、转换教育方式等途径，解构边缘，让边缘回归中心，是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