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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总体执行情况
在本课题首席专家沈坚教授的统筹安排之下，兼之各子课题负责人的有力督促，各子课题的研究工作都有显著进展。各子课题基本完成前期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史前部分在法国收集到非常有用和前沿的专著和参考文献，高卢部分进行了深入专题研究已经写出部分章节。中世纪卷，已经收集原始资料30余万字，进入实质写作阶段。近代过渡卷，与课题负责人协商后对提纲作了微调，实际完成了第1章（早期民族国家的形成）、第2章（绝对君主制的理论、表象与实践）、第3章（瘟疫、人口与经济发展）、第5章（宗教与政治）、第6章（宫廷文化、贵族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发展）。第4章、第7章和第8章还在积累过程中。法国大革命卷进展最好，已经收集了几百万字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6章，共25万字。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卷，课题组去法国和美国收集了足够的材料，也完成了一些专题研究，发表了论文，已完成二章的写作。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卷完成收集整理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各写出一章，课题组表示按时完成任务没有问题。第三共和国卷，完成了在法国资料收集资料后，已经完成19万字的写作，任务已过大半，并发展了专题论文。当代卷，承担者教学负责较重，进展稍缓，但课题负责人在这方面已有大量积累，并且曾经有专著发表，能够进行弥补。
课题研究得到浙江大学的高度重视，学校分管领导和社科院领导在多种场合关心课题的进展。学校从重点学科建设费中，拨出资金，对课题研究进行支持和鼓励。学校还为课题组成员出国进行国际交流提供各种方便和支持。
调查研究与学术交流
课题级成员间联系紧密，学术交流频繁，并适时进行进度交流和学术探讨。
2014年11月26日至27日，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在湖南大学召开理事会，开会期间，课题组成员与与会专家就法国大通史编纂交换意见。
2015年4月24日至26日中国法国史学术年会在杭州举行，课题组利用时机，召集课题组成员会议，了解课题进展情况，讨论存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沈坚、吕一民、董小燕、张弛、庞冠群、顾杭、黄艳红等。部门章节，编写者提出一些微调建议。许多成员建议，为了联络方便，建立微信群和QQ群。及时通报各种情况。
2015年11月6日-8日法国史研究会理事扩大会议暨“欧洲视野下的法兰西文明历程”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课题组成员在会议作了学术交流发言，课题负责人也向同行专家通报法国大通史编纂情况，也得到全国许多专家的支持，中肯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如加强第一手材料的使用，编写应该具有中国历史学家的气魄、视角和特色等。
国际交流：
朱晓罕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14日，2015年2月1日至11月30日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巴黎）与法国教授交流，并收集资料。
董小燕2015年7月15日至8月31日赴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与美国同行交流，讨论法国史编写问题。
吕一民2014年9月15日到9月21日，赴巴黎出席并主持由巴黎索邦大学（巴黎四大）和浙江大学合办的“19、20世纪的全球化、国家发展模式与企业策略”学术讨论会；2016年6月23日到7月7日，为承担的若干法国史研究项目赴法收集、购买档案材料和图书，并与巴黎索邦大学（巴黎四大）同行商讨合作事宜。
乐启良2013年8月至2015年9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研究。
张弛2015年5月－8月和2016年1－5月二度赴法国鲁昂大学历史系与同行交流，同时利用在法期间，去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查找和复印原始资料。
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从2004年开始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和法国使馆文化处合作每年举办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2014年9月9-13日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在上海举行，主题：全球史中的纪念活动；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2015年8月31 -9月5日在上海举行，主题：和平的思考与构建。与会的专家在法国都是大名鼎鼎，如莫里斯·埃玛尔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米海伊·科尔比埃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程艾蓝（法兰西学院）、弗朗切斯·若阿涅斯（巴黎一大）等。我们利用与法国一流史学家交流的机会，向法国专家介绍了我们的课题，法国专家对中国政府能够大手笔地支持多卷本的的法国大通史的编纂表示敬佩，同时也非常希望中国历史学工作者能够尽快完成这项事业。同时，他们也对巨大的工作量以及创新度表示了一些看法。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问题：
1、进度问题。虽然进度大致有序推进，但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第六卷的作者由于身体方面（主要是眼疾）进展相对缓慢，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而且合作单位的作者教学和其他工作任务繁重，也影响部分进度。
2、部分章节存在着研究的难度，主要集中在法国历史的史前部分和中世纪前期，法国史学界本身在这方面也是薄弱环节，有些部分属于考古学家的研究范畴，中世纪前期的大量文献涉及拉丁语，释读困难，而且这段历史又与德国历史相交，需要化大力气廓清。
3、经费使用困难，某些部分的开支未如预期。
改进措施和建议：
课题组准备适当扩大编写人员，动员更多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加入，同时由课题负责人主持把关。
加大督促力度，计划今年秋季在杭州召开课题级成员会议，催促进度，把好质量关。
与法国同行加强交流，进一步收集和消化资料，注意史前部分和中世纪前期部分取得突破。
二、研究成果情况
沈坚、江晟： “迪罗西耶事件与16世纪个人信仰的选择困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45卷。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是现代性的重要研究范畴。作为这一时期个人信仰遭遇选择困境的典型表现，圣巴托罗缪屠杀期间所发生的迪罗西耶改宗事件反映了在16世纪的法国，私人领域的信仰空间遭到了普遍的压制，宗教话语权被少数高级教士和宗教机构把持。与此同时，世俗政治的力量也凭借残存的领主一附庸体系控制着大批信众的个人信仰选择。然而这种困境也为世俗政治观念的兴起创造了契机：世俗政治力量的崛起提升了政治利益与政治价值观的重要性，从而削弱了宗教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正是宗教话语权盛极而衰的分水岭，政治家派和绝对王权的崛起意味着法国开始了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进程。
胡玉娟：“罗马化抑或高卢化——高卢罗马化过程中的文化互动现象考察”，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3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世界史》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15年第21期“论点摘编”。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罗马化”研究模式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罗马文明的单向传播和同化作用。本文以高卢行省为中心，考察“罗马化”过程中的双向文化互动和文化转型现象。侧重于论述高卢行省传统文化对罗马文明的抵抗和渗透，以及罗马文明在行省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本地化变异。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所谓“罗马化”的城市、乡村景观只是表象，其中暗含与罗马相对立的高卢身份认同；高卢在与意大利的经济互动中，地位逐渐发生逆转，罗马帝国的制造中心由意大利向西部边缘行省转移。罗马宗教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高卢地方宗教的渗入，从而带有杂糅性特点。高卢地区的拉丁语也具有浓厚的方言特征。由此可见，“罗马化”文明实际上意味着罗马古典文明的消解与转型。
黄艳红：“钱与权：制度史视角下法国旧制度时代的职位买卖”，《史林》2015年第5期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 职位买卖是旧制度时代法国的一个重要现象。职位具有不可撤销、可买卖、可世袭继承等特征,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对于购买者而言,职位的吸引力在于其特权具有社会声望;对王权而言,这一制度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财政手段。但在政治上,它使王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王设立更易操纵的特派员以平衡职位持有人带来的负面效应,但两种官员之间的冲突却是导致旧制度衰亡、进而终结官职买卖制度的重要诱因。
黄艳红：“中世纪法国的空间与边界”，《世界历史》2016年第3期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中世纪中后期法国的空间组织呈现多元化形态。概而言之，宗教空间、封建空间和王国空间都经历了一个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向以地域为基础的组织形式的过渡，教会、领主和王权等权力都有一个类似的地域化过程，其边界意识和空间管理实践也随之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观念意识、历史记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权势者的政治-社会行为，同样是这些空间产生的重要因素；实施或象征权力的特定地点成为上述空间构建的中心，这一极点化现象在不同时代、不同程度上体现在上述空间的地域化进程中。
张驰：“法国革命时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废弃与重建”，《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16年第4期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中央集权在法国革命时期经历了从崩塌到重建的发展过程。这与各个阶段不同的革命任务及其社会基础有关。革命初期，为调动民众的革命力量，实行了权力下放，对地方行政采取放任的态度。这有助于推翻特权等级社会，并有效限制王权。1792年以后，中央集权得以重建，战争与内乱是外因，君主制的废除也清除了组建强政府和加强对地方控制的障碍。共和二年的集权统治不仅仅是为了御敌自卫，因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而日益 演化为巩固权力的统治工具。这一趋势在热月政变和雨月行政改革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
庞冠群、顾杭：“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法国拉布鲁斯史学探析”，《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3-110页；《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7期（23-24页）转载。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拉布鲁斯是法国20世纪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长期执教于索邦大学，其研究方法与史学范式影响了一大批学者。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拉布鲁斯，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研究，而且创立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印记的社会史范式。此外，年鉴学派也正是通过拉布鲁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拉布鲁斯的史学实践在20世纪法国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他将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带入了历史学，促进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另一方面他积极倡导心态史研究，对于文化史的繁荣亦有贡献。今天，面对日益碎化的新史学，重新关注强调经济基础、重视社会群体的拉布鲁斯史学具有一定的纠偏意义。
庞冠群：“法国旧制度下的高等法院法官与城市贫民”，《光明日报·理论》2014年11月26日第16版（人大复印报刊《法理学、法史学》2015年第3期转载）。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法国旧制度下的高等法院以对抗王权而著称，但它的职能决不限于政治方面。实际上，高等法院具有广泛的社会治理职能：从监管公共卫生到监督生活必需品供给，从管理行会到监控乞丐，几乎无所不包。这些职能的主旨是要维护公共秩序与社会稳定。高等法院还把控制城市贫困人口当作自身的重要任务。法官们积极参与收容机构的兴建与管理，以遗赠的方式救助穷人。
顾杭：“19世纪法国历史记忆中的滑铁卢战役”，《光明日报·理论》2015年6月6日第11版。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19世纪法国历史记忆中的滑铁卢战役”一文梳理了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国对滑铁卢战役和拿破仑一世的记忆和认知，并指出它们是与19世纪法国内政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连的。通过图像、诗歌、雕塑和历史教科书，法国近卫军的英勇和康布罗纳的名言，深入法国普通民众心中，成为滑铁卢记忆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失败也具有了光荣意义，转变成另一种辉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愈合战败所带来的创伤、重新塑造战争记忆的目的。
董小燕：“从拿破仑专制到‘波拿巴式民主’：近代法国帝制的政治特性思考”，《浙江学刊》， 2014年第5期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大革命后，法国先后出现了由同一个波拿巴家族执掌两个帝国政体：拿破仑第一帝国和拿破仑第二帝国。两个波拿巴的帝国事业成绩不俗，于法国历史发展贡献卓著，对法兰西特性的建构也影响深远。就帝国治理方式而言，两个波拿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微妙的差别，走出了一条从“拿破仑专制”到“波拿巴式民主”的奇特之路。第二帝国后期的由专制向自由的转变，主要是包括共和派、有自由倾向的帝国反对派和工人运动三大力量倒逼所致，但与拿破仑三世的明智让步也有很大关系。“波拿巴式民主”，或曰自由主义的改革则在客观上成了日后共和民主的前期操练，帝国的自由派，尤其是共和派日后也成长为第三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不过，帝国制下的“自由民主”并非西方经典意寓下的民主，民众得到的权利充其量只是某些社会权利的延伸，帝国的一些自由的制度安排也只是巩固政权的手段，而非自由目的本身。所以，“波拿巴式民主”可以定性为法国政治发展中专制向民主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工业化蓬勃发展的民主时代，帝国政体的命运终究是短暂的，第二帝国的很快崩溃就是明证。
乐启良：“当代法国社会史的革新——热拉尔·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探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社会与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法国史学构成了强烈的冲击。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史渐趋衰落，而长期遭到排斥的政治史、文化史和表征史开始回归、复兴。很少为国内学界关注的是，法国社会史也在艰难转型，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文章以热拉尔·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为例，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史的最新进展及其方法论的创新。
乐启良：“捍卫政治的正当性”，《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皮埃尔·罗桑瓦隆隶属于在1968年“五月风暴”影响下成长的一代法国知识分子。他早年加入法国第二大工会——“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成为其倡导的“自治管理”（autogestion）运动的重要理论家；曾经和克劳德·勒福尔、弗朗索瓦·孚雷等思想家过从甚密，共同思考斯大林体制的局限及其产生的根源；2001年，入选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后，致力于诊断当代法国的民主危机，并试图为之寻找新的出路。无论介入社会斗争，抑或从事学术研究，捍卫“政治”的正当性是罗桑瓦隆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拙文将围绕罗桑瓦隆对政治的理解及其变化为线索，扼要地概括他的各种著述。
乐启良：“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研究”，《法学家》，2016年第1期。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在讨论伊曼纽埃尔·西耶斯神甫的制宪权理论基础上，卡尔·施密特和汉斯·凯尔森奠定了“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的基础，并针锋相对地捍卫制宪权的决断主义或规范主义。施密特和凯尔森及其各自信徒的长期争论，无疑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制宪权原则及其模棱两可性的认知。然而，争论的双方却都对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产生了一个严重的误解，没有认识到它本身兼具决断主义和规范主义的两个维度。事实上，西耶斯制宪权理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远甚于此。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实际上可分解成为“谁来制宪？”、“为何制宪？”以及“如何制宪？”等三个问题，其答案分别体现为它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制宪权的决断性来自其专属于国民的特性；它的有限性产生于其捍卫人权的正当性；它的规范性则取决于其行使对代议机构的依赖性。准确地把握，而不是人为地割裂西耶斯制宪权理论之决断性、有限性和规范性这三种迥然不同，但又密不可分的内在维度，或许可以让我们最终超越“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的争论。
乐启良：“追寻不在场的记忆”，《读书》，2015年第12期。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努瓦利耶的新著《巧克力：黑人小丑》_如法炮制，又为我们重构了一位曾经“美丽时代”（la Belle Epoque）名噪一时，但却很快为法国人遗忘的黑人小丑演员拉法尔的唏嘘人生。在努瓦利耶的帮助下，拉法尔正在走出“不在场的记忆”，有可能成为法国民众新的“记忆的场所”。
乐启良：“先知的时代已经逝去”，《读书》，2013年第12期。
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社会？这是法国知识分子自其诞生之时，便不断思索、反覆追问的老问题。在战后法国三十年的时间内，以萨特为首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的存在意义主要是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福柯、布尔迪厄、皮埃尔·诺拉等人认为，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恰当模式并不是充当无产阶级的先锋，而应该提供专业知识的工具。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