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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语言学者认为，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尚未能形成理论上的有效创新和重大突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方法意识亟待提高。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有针对性地找到或创造出适合具体研究问题的研究方法的意识”。因而，研究方法的自觉是认知语言学创新的关键。认知语言学是一种理论，学习者的偏误是一种语言现象，是研究的对象，对比研究是一种方法。研究理论与方法通过被研究对象而有机融合，获得新的有效成果，这种研究路线既是研究范式的创新，也会催生出不同于既往的新产品。
一
20世纪70年代中期，认知语言学开始在美国萌芽，8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走向成熟，进入21世纪，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球。我国和日本当然也未能幸免，两国语言学研究的很大份额被认知语言学占据。
认知语言学以认知科学和体验哲学为理论背景，针对生成语言学天赋论提出了语言的创建、学习及运用，都必须在人类认知活动的框架内进行，并通过人的认知规律进行解释的主张。
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下，我们尝试用识解原理解释日语学习者被动态、致使态、可能态多余有标偏误，用行为可供性理论解释方位词多余使用的偏误，用有界性理论解释格助词「マデ、マデニ」偏误，用隐喻理论解释「過ギル」词汇学偏误，用原型理论解释与格语法学偏误，用构式理论解释惯用语偏误，用图式理论解释格助词偏误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解释中，对比语言学的方法论一直贯穿始终。举例释之。
1.识解与“态”范畴偏误。客观识解类型的语言，把行为链模式作为中心来把握世界，强化动作主发出的能量，突显动作。在“态”的行为链模式里参与者1与参与者2形成对立关系，在语境中各自的侧面被分别予以变换，从而相应地形成主动句、被动句、使役句以致可能句。与之相反，在主观识解类型的语言里，会让动作主在行为链中的存在背景化，淡化动作主发出的能量，而主要突显变化。这时的“态”语义不被“态”形式编码，即无标。这种情况下，持偏客观识解的中国日语学习者如不习惯日语的偏主观的识解方式，在“态”范畴的学习中就会出现多余编码偏误。
2.行为可供性与方位词多余偏误。空间名词与后面的动词的搭配因义务性存在与否而构成行为可供性。行为可供性成立时方位词表现为无标。比如在日语中，在a.「椅子に座る」（坐在椅子上）、b.「??椅子に立つ」（站椅子）、c.「椅子の上に立つ」（站在椅子上）三句中，根据行为可能性是否被提供产生格标记变化。具体地说，「椅子」是为「座る」（坐）这一行为提供可能性而制作的，像a句就不需要再提供方位词帮忙，即无标；但因「椅子」不为「立つ」（站）的行为提供可能性，故就不能简单地像b句那样采取无标的形式，而必须借助方位词「の上」的帮助，构成c句才为正常的句子。日语中在属此种无标场合如有标即多余使用就成为偏误。如“教室の中で勉強します（在教室里学习）”的“の中（里）”就为多余使用的偏误，而中文有“里”是很自然的说法。
3.图式与格助词偏误。人的认知经验决定图式，图式投射到语言形成具体的句子。从学习者格助词偏误分析可知，表达相同意义的事件，日语母语说话者和汉语母语说话者基于各自母语经验，认知上会呈现出不同的图式，于是投射到语言上就会反映为不同的构式。而当汉语母语说话者的日语学习者用基于汉语经验的图式去编码日语表达时，就会出现偏误。比如，引起学习者「ガ（ニ）」型偏误的不同图式为日语的作用图式和汉语的发生图式；引起学习者「ヲ（ニ）」型偏误的日中不同图式为日语的转变他动图式和汉语的典型他动图式；引起学习者「マデ/ニ（カラ）」型偏误的日中不同图式为日语离心型中心—边缘图式和汉语向心型中心—边缘图式。
4.有界理论与「マデ」、「マデニ」偏误。世间万物，可以用有明确的边界和没有明确的边界的基准分为两类。比如“湖”带有边缘并具有一定领域，因而具有可数性；“水”则不具有边界从而不具有可数性。前者因自身具有边界被称为“有界（物体）”，后者则因无边界而被称为“无界（物体）”。有界—无界的对立是人类一般认知机制的一部分，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概念之一。日语格助词「マデ」、「マデニ」与谓语的有界无界直接相关，「マデ」必须与无界谓语匹配，「マデニ」必须与有界谓语匹配。作为此规则的延伸，持续体即「シテイル」句在深层结构中要求「マデ」格，完成体「スル·シタ」句在深层结构中有条件要求「マデニ」格。语言使用中违反上述原则即为偏误，纠正偏误的方法或是调整谓语的有界无界，或是调换「マデ」、「マデニ」。
二
世界语言学界对偏误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初始期，现在，偏误研究在语言学界和语言教育界都有研究。语言学界的偏误研究以语言自身规律为着眼点，主要采用横向语料。语言教育界（二语习得）的偏误研究以语言习得过程为着眼点，主要采用纵向语料。这也是之所以在二语习得体系里偏误分析已进入中间语言分析，但语言学界的偏误分析仍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检索发现，2010—2015年偏误研究中，对外汉语及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方面研究674篇，占86.3%；外语方面107篇，占13.7%；国内语言学研究主力在汉语界，其次是英语界和其他语种的外语界。但上述86:14的比例似乎也还是有悖正常，说明和汉语界相比，外语界对偏误的研究过于冷漠。换句话说，这也是外语研究者需要弥补的领域所在。
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性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不同之处的学问。在二语习得的发展过程中，对比分析与其对应。但对比分析在外语教育学特别是二语习得发展过程中被后来的偏误分析和中间语言分析所替代，而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却并未偃旗息鼓。据调查，1977—1992年发表对比研究的论文总计120篇，1993—2015年平均每年发表319篇。这与笔者上节所言偏误研究以及对比研究分别在语言学界和语言教育界同时进行有关。在语言教育界的二语习得体系内，纵向地观察学习者学习进程的二语习得研究的确有“对比—偏误—中间语言”的进展阶段，而以横向语料为对象的语言学界的对比研究却不太受此三阶段的影响，所以对比研究便呈现出经久不衰的态势。
许余龙曾就对比研究的类型和路径做过归纳，并指出“理论对比研究通常可以在语言类型异同的基础上进行，成果可以引发更深层次的语言类型学研究，最终使我们对语言的本质和规律有更深刻的了解”。“而应用对比研究通常是由外语教学和翻译等一些应用领域中遇到的某个具体问题触发的，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对这个问题提供某种解答，最终将其应用到外语教学和翻译等实践中去”。“有时在语言类型异同的基础上，我们也能进行应用性的对比研究；或受外语教学和翻译等一些应用领域中遇到的某个具体问题的启发，而开展理论性的对比研究。”实际上，这一归纳可为“偏误认知研究”的创新范式提供理论支撑：“一些应用领域中遇到的某个具体问题”即本研究中的学习者偏误；受“某个具体问题的启发，而开展理论性的对比研究”，“通过对比研究”“提供某种解答”便是由偏误到对比的研究过程。
另外，“偏误认知研究”不仅在使用认知理论对学习者偏误进行研究方面做了很有意义的尝试，反过来又以偏误例及正用例的实例为实证对认知理论进行了验证，所以说对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完善也是有贡献的。这与李恬等“对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创新和思辨”的预言相吻合。
综上所述，用认知研究偏误、用认知研究中国人日语偏误、用认知研究偏误引出的汉日对比，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这种研究范式必将为语言研究进而为认知、偏误、对比研究作出贡献。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中国日语学习者偏误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负责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