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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选介】
对于先秦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从来大约都占据了中国哲学或历史学领域相关研究的半壁江山，而自有以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之实践以来，对于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也往往不断向我们呈现最为激动人心的知识形态面貌的改变。最初有胡适放出手段“截断众流”，让上古半神话半信史当中那些怪力乱神纷纷隐退，还原出先秦思想朴素面貌的大概，后续有郭沫若引入唯物史观的强大解释武器，让血肉丰满的思想史而非单纯的观念史为我们所熟知。思想家和他的时代以及时代背后那些塑造历史的现实力量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能为我们提供最高效力的学术诠释。最近三四十年，伴随着又一次或许意义不亚于百年前王道士和京城药铺里的“龙骨”售卖者所带来惊喜的出土文献大发现，先秦思想史当中无数原本不为人所知的细节，也开始逐步浮出水面。对数术的了解，使我们反思古人思想世界中那些被忽视的复杂性；对黄老学存在的认定，则改变了我们对先秦道家面貌的教科书式的把握，所谓“老庄”的思想线索，在当时的思想界里大概只是一线微光，而充满杀伐决断之气的“黄老”之学才蔚为大观。先秦思想，作为后来整个中国文化的奠基，对其面貌理解的任何变化所能引发的巨大的“蝴蝶效应”可以想见，于是在近三四十年新材料迭出的背景中，不断变得更为复杂的先秦思想史，受到学界高度的关注也是十分自然的。
经过近百年的不断努力，目前学界对于先秦思想的概貌，诸如主要流派的存在、核心的观念体系及其在发展中的基本走向，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面对近三四十年的新出土文献，尝有论者以为其足够“改写”先秦思想史，但这种“改写”的范围与程度，大概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在笔者看来，其传统面貌受新出土文献影响最大的或是道家，而儒家的传统形象虽然受到冲击，但真正的来自新出土文献的影响多是补充性的，并非是整体面貌的改变。至于新材料对先秦思想其余部分的影响，如抛开专门的数术类知识，似乎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而且，经过近三四十年的不断研究，新材料本来所带来的一些关乎思想史脉络的“新知”，比如黄老学的强势或思孟学派承前启后的作用，当下在研究界也几乎成为共识或常识了。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对于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已经足够充分，事实上，在粗线条刻画的先秦思想史面貌下面，仍然隐藏着大量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掘或“深描”的细节。
对于这些思想史细节的把握，以往仍多着眼于学派，比如对于黄老学的研究与梳理便是如此。稷下学宫作为思想交汇、论辩发生的场所进入当今学者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纵向的、时间性的学派发展维度之外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参照，即横向的、空间性的思想维度。这种思想史展开的空间维度所能提供的学术细节，正好有助于填补那些已知的思想史发展进程中遗留的空白。但从总体上看，在先秦思想史领域，专门围绕一定空间展开的研究，似并不多见。这一方面与以往材料不足有关。后世专门针对地域性学术的研究较易开展，比如理学范围专门的关学研究、经学范围专门的皖派研究等等，其可资利用的原材料，均远较先秦丰富。另一方面，这也与此种研究所要求的较高程度的综合性有关。针对先秦学派的研究，可以完全依赖时间线索，以考索其传承；但针对一定思想发生场所的研究，却会涉及多个在此交锋的学派——稷下学宫中黄老学一家独大或为特例，且仍有儒者与名家厕身其间，如果再进一步放大对思想发生场所或空间的观察，比如将其放大到国别或某一相对广阔的地理范围的尺度上，则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
这种复杂性将呈现为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同时存在于某一地方的诸学派之间的关系；一是各个学派与此地方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在较大的地域尺度上讨论相关的思想史问题时，与中原文化对峙的楚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观察地点。春秋战国时的中原诸国，所共享的文化内容更多，而要在有限材料当中凸显其地域特征相当困难，但楚国作为南方大国，春秋时游离于中原文化圈之外，而战国时又成为逐鹿中原的重要竞争者，而其之所以具有如此底气，不外是由于自身本有的相对独特的文化传统。面对中原诸侯，楚人敢于自称“蛮夷”，透露出的更多恐非对宗周文化的羡慕，而是对自身原有文化传统可与之分庭抗礼的自信。与楚地血脉相连的道家文化于春秋战国之时勃兴，或可视为此种强健文化传统之明证。除了这种历史因素之外，现代的考古发掘，又为楚地作为思想史研究中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提供者的地位加以背书。从郭店简书开始，近年来影响巨大的出土文献，多与楚地有关。虽然有些简书有来路不明的嫌疑，缺少考古方面的学术支持，但也多被估计与楚地有关。这当然得益于楚地得天独厚的地下文物保存条件：潮湿多水的环境，为今人保留了来自两千年前的珍贵文献。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乃是属于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楚学”。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完全立足楚地与楚文化圈的学术考察不可谓阙如，但综合考量先秦诸子之学在此环境中的存在与演化的专著，以往则尚未曾有见。
对于这一研究的空白，现在终于有学者挺身加以填补。高华平先生于先秦思想史研究领域经营多年，其新著《先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入选作品），便是利用来自楚国的地方性知识、综合出土文献与传世经典来对先秦思想史加以“深描”的重要之作。高先生著作立足于系统探讨先秦诸子思想在楚地的流变，不局限道家或任何一家，视野十分开阔，紧扣楚文化之地方特色，视角可谓独到。全书又以《汉书·艺文志》胪列先秦诸子“九流十家”为基本框架，再将新出土文献作为“二重证据”加以运用，其对思想史线索的考辨尤其精细。比如，由对孔子“游楚”和楚地“六经”文献的考辨，使我们对先秦儒家思想的演变获得了比前人更深刻的认识；通过对环渊、詹何、鹖冠子等楚国道家人物及其思想的发掘，使我们看到了一幅先秦道家思想发展的全息图画；通过对楚国墨家思想的索隐探赜，使我们窥见到“三墨”之外先秦墨家思想复杂的演进轨迹，等等。而且，该著的这些观点，大多皆发前人之所未发，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创新精神。
总之，高华平先生的《先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一书，有意识地立足于楚地这一可为先秦思想史研究提供强大地方性知识支撑的样板地域，不仅能从学术观点的层面创新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研究，而且也能从方法层面为后来的研究者从类似角度充实思想史之细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启发。如何从细节上深化并充实对于先秦思想史的了解，大约是所有治此段学术史者共同的追求，今有高华平先生著述珠玉在前，关心楚文化与诸子之关系的学者，可谓有了足资参考的案头读物，书中那些来自先秦思想史深处的细节，必将成为未来研究推进的坚实阶梯。（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