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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江南地区民间宗教调查与研究”负责人、杭州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经坊，是书坊的一种，自唐代出现，兴盛于明清时期，专门从事宗教文献及其相关典籍的写刻、印行、流通。在中国宗教文献史上，经坊对佛道文献、民间宝卷的收集、写刻、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雕版印刷史的角度考察，经坊产生于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唐代有明确史料记载和实物留存的，是吐蕃统治敦煌后期在该地区出现的抄经坊。雕版印刷技术普及后，经坊由抄经转为刻经，在闽、浙、蜀和京畿地区广泛出现。经坊最初主要业务是写刻佛教文献，明清时期开始刊行民间宝卷，这为考察民间宗教文献传播方式提供了重要视角。
从现有资料看，唐代的经坊一般是官办机构，主要以抄经为主业，专业抄写佛经。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对唐代佛经的传播尚未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写经和刻印佛经的情况并存，我们既能看到唐懿宗咸通九年刊本《金刚经》，甚至唐玄宗时期刻经，也能看到大量的敦煌佛经写卷，还有那位著名的吴彩鸾写经和抄写韵书的种种记载。唐代以营利为目的的刻经坊较罕见，这种情况的转变出现在宋代以后。
北宋从雕造《开宝藏》开始，佛教文献的刊印非常活跃，民间出现很多经坊，以刻印佛、道教文献为主。从北宋至南宋，经坊迅猛增长，特别是南宋都城临安，有王八郎家经铺、沈二郎经坊等，刻印的佛经主要有《金刚经》《法华经》等。
明代经坊最发达的地区是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杭州一地，除分布在市井里巷的著名经坊如众安桥杨家经坊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玛瑙经坊和昭庆寺经坊。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说：“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这为我们展示了明代杭州书肆遍布的盛况。除零星的佛经刊行，一般像杨家经坊这样的普通经坊会接受寺院或朝廷的委托，进行佛经的刻印。明朝杭州一些著名佛教寺院，都办有专门印经的经坊，僧人直接参与经营，玛瑙经坊和昭庆寺经坊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两个经坊刻印了大量佛教文献。
清代教派纷呈，经坊成为重要的民间宗教宝卷的刻印流通机构。清初史家戴名世云：“天下各种书版，皆刊刻于江宁、苏州，次则杭州。”现在所知由玛瑙经坊刊印的宝卷有《众善宝卷》《明宗孝义达本宝卷》《天缘结经注解》《大圣弥勒化度宝卷》《弥勒佛说地藏十王宝卷》《护国佑民伏魔宝卷》等；由昭庆寺经坊刊印的佛经有《纯阳祖师说三世因果宝卷》《结经分句略解》《如如老祖化度众生指往西方宝卷》等。这是从现存宝卷中检出的由寺院经坊刊行的部分民间宗教宝卷，其实际情况定然更加丰富。
清末民初时期，传统出版业受到现代印刷技术的冲击，但以玛瑙经坊和昭庆寺经坊为代表的传统经坊，依然采取版刻的方式刊印经籍，包括后来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杭州玛瑙经坊影响所及，清代光绪年间在苏州也出现了一座“苏城玛瑙经坊”，专营佛经、善书及私塾蒙训课本，如清宣统元年刊印的《目连宝卷》，与杭州玛瑙经坊经营内容一致。
由佛教寺院刊行民间宗教宝卷，是明清以降宝卷流通的一个重要渠道，但这其中的运作机制值得思考。为什么佛教寺院经营的经坊会允许民间宗教宝卷的刊行？玛瑙经坊和慧空经坊今日已难觅踪迹，重建后的玛瑙寺、昭庆寺面目全非。留存下来的文献没有相关记载，玛瑙寺志则久已无存，要考察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颇为困难。民间宗教教派处理教门宝卷文献的通常手段，是秘密传播和伪造形制与内容。明万历四十六年，无为教徒试图将教门经卷《五部六册》混入佛教大藏经，结果案发被查禁。此外，宝卷经常以护道榜文的形式歌颂当世皇帝，甚至直接伪装成佛教经典，一般民众很难判别从寺院经坊流布出来的宝卷的性质，如果经坊以营利为目的，这种情况就更普遍了。
经坊刊印流通经籍的方式主要有雕印流通和代印寄售两种。雕印流通由经坊出资佣工直接刊印，并负责经籍的销售流通，兼具出版与销售两种功能角色，这是最为常见的方式。经坊代印寄售，则不负责经籍的雕版，只负责印刷销售，或者由对方直接雕印完成，寄放在经坊中代为销售。代印的典型例子如1919年刻本释墨庵撰《楞严经易知录十卷》，牌记书“乙丑二月函，由宁波又新街三宝经房购得”，卷末刻“民国八年，岁在己未，仲冬之吉，七塔寺释僧晙敬募，板存七塔寺”。清光绪十七年刻本《温大天君收瘟降福宝忏》一卷，卷末刻“版存海宁长安镇敬一坛，寄售杭城玛瑙经坊”，则是寄售的典型例子。总之，明清至民国时期，民间宗教文献的刊印与传播，经坊与力甚巨，推动了各宗教教派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