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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指称以奥托·鲍威尔、麦克斯·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卡尔·伦纳、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为代表的奥地利社会主义倾向。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在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产生于风云跌宕的世纪之交。地处中欧的奥地利在19世纪末正经历多民族国家的瓦解，作为社会新兴力量的工人阶级诉求在理论上缺乏支持，并且他们也被社会掌权派排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这种现实的挣扎和磨砺中，逐渐冲破衰微的旧封建势力与大资产阶级政党的合围，独立走上政治舞台。此时，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纲领不仅迎合了工业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队伍，也在激进思潮影响下的大学生群体中传播开来，围绕在维也纳大学周围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恰恰成为了奥地利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传播者。就思想渊源来说，虽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是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的学术集团，但该学派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区别于第二国际的第一代思想家，也异质于与他们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维也纳学派、边际效用学派等思潮的冲击，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行重新解释和扩展。他们主张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来研究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从中得出新的观点和理论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哲学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家都以马克思主义需要补充为借口，建构自己的哲学观念。他们认为，只有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的认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结合，才能完成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处在资本主义发展重要转折时期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以往的旧哲学感到不满，而又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尚未解决当今时代的全部问题。于是，无论麦·阿德勒还是弗·阿德勒都力图挣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窠臼，开创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但又超越其思想的新理论。不过从理论成果来看，他们最终归于失败，不仅没有完成对旧哲学的批判，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要义篡改得面目全非。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至多是一种对各色观念的捏合和折中，从外观上看，更类似于改良主义的态度。正是在哲学趋向上致力于社会改良，从中延伸出了对政治经济学、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改良主义中派倾向。
经济学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完全基于他们的哲学研究理路。希法亭的理论基础是从维也纳时期开始的方法论一致性，即类似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验的经验主义”，在形式上追求逻辑演绎，而在内容上强调经验事实。希法亭维护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金融资本》通过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分析，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危机理论的修订。另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属于最先系统考察“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但也由此走上了改良道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剖析，其实映射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探索，他们的中派政治规划正以此为契机。
政治学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学术旨趣基本植根于本国重大现实社会问题：如何面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修正路线的分裂，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群众的文化自治，国家建构中的民主和专政等。回归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语境的现实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分裂为左、中、右三派，不过他们的主要政治理念都是折中主义的。很多西欧的改良思想特征突出体现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上，他们的政治学说发展了在哲学和经济学上的改良主义思想脉络。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共同特征大概是妥协的趋向，即一种“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他们既反对“修正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否弃，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实践中，他们希望采取的手段往往诉诸左派话语，但却较少采取决定性的步骤，甚至已经准备好的行动都会由于和机会主义相联系而废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明确展示自己特点的时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中间的位置，开启了“红色维也纳”的社会主义试验，并用中派政治的思维模式主导了“第二半国际”。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被定义为中派理论和中派政治的范本，甚至直接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开拓者。时至今日，欧洲信奉第三条道路的左翼政党不断回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过应当看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继任者，他们的折中路线存在诸多原则上和实践上的失误，应该警惕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模式与资本主义的合谋。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负责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