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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负责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在欧洲汉学研究领域，高罗佩是与英国理雅格、法国伯希和、瑞典高本汉等人齐名的推动华风西被的著名汉学家。高氏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远离汉学研究的传统领域，只钟情于边缘冷僻却又极具学术前瞻性的课题，并凭借“狄公案”系列小说在中国赢得广泛尊重和极高知名度，而其汉学研究及小说创作的核心源动力是改造自己并成为中国士大夫。
相辅相成的汉学研究与小说创作
高罗佩一生的汉学研究大致可划分为六个部分：古琴文化、动物文化、性文化、书画鉴赏、唐宋刑律、密宗神明及梵文。这些课题表面上看似多有悬隔，互不关联，其实有一核心贯穿其中，那便是高氏对中国古代雅文化的痴迷倾心及对士大夫生活的体认实践。他站在一个士大夫的角度，遴选感兴趣的课题，无论是古琴、书画、长臂猿还是秘戏图，皆为士大夫行为的载体或性情的投射，他既以旁观者的身份端详庐山真面目，又以士大夫自居浸淫于种种怡情养性的雅致享受之中。
高罗佩首开自创中国公案小说的先河，他于1949年翻译并出版了清代无名氏小说《狄公案》，并从该年始用英语连续创作出版17种狄公案系列小说，并被译为30多种语言，在39个国家出版。不仅如此，高罗佩还中译《迷宫案》，试图推动狄公案小说的文化回溯之旅，在跨文化传播史上开创了自主西传并回溯源文化国的崭新篇章。高氏的汉学研究与小说创作实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汉学研究不仅激发了无尽的创作灵感，而且提供了充足的创作素材；另一方面，小说创作又引导了高罗佩对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探索，如其对中国古代性学的研究实缘起于其小说创作。狄公案小说还成为高氏传播其汉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他在其中不遗余力地植入各种古代中国的文化信息及其学术研究的心得，并希冀通过小说将这些知识传播给西方读者。
高罗佩将汉学研究与小说创作结合的创举无疑是成功的，狄公案小说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促使汉学研究从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突围，使小众的学术研究得以为普罗大众所接受；狄公案小说回归其源文化国，不仅使早已式微的公案小说因植入西方侦探基因而重放异彩，而且使国人知晓了这位具有浓厚中国情结的荷兰人，这对欧洲汉学研究来说则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唯其如此，汉学研究才能打破地域、派别的局限，扭转研究者埋头治学、自娱自乐的局面，通过不同文化及人类之间充分的沟通与交流迎来更大的学术繁荣。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业余”汉学家
从整体来看，无论是高罗佩的学术研究还是小说创作，在荷兰本土的反响都相当有限。主要原因是汉学研究自19世纪中叶始便渐趋专业化、细分化，20世纪以降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讲究学术传承的经院派汉学占据主导地位，传教士及外交官汉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师承高延并受业于沙畹、微希叶等人的中国文学博士戴闻达于1930年被聘为莱顿汉学教授，同年创办了莱顿汉学研究院，执掌后殖民语境下荷兰汉学之牛耳，而高罗佩与戴氏学术主张有分歧，研究对象又如此冷僻边缘，且并未如其同龄人何四维那样由官员变身为学者。因而，被莱顿汉学主流边缘化的事实及其拒绝学术研究经院化的固执影响了高氏在本国汉学界的名气。至于小说创作，荷兰本土在狄公案小说出现之前，风靡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在狄公案小说产出期间及之后又流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探案故事。处于西方侦探小说界双峰对峙夹缝中的高罗佩，选择东方古国的狄公为小说主人公，故事场景又是荷兰人陌生的中国唐代，文化的疏离感自然易使他们冷落遥远的狄公而去追捧近邻的福尔摩斯及波洛。
在中国和日本，高罗佩的际遇却大不相同。首先，高罗佩的所有学术研究均围绕着广博的中国文化展开，同时旁及它们在日本的传播及流变，天然的学术亲缘性及学科认同感吸引了较多圈内学者的关注。其次，高罗佩的很多学术专著是在中国和日本出版，中日知识界无疑会占得近水楼台之先机。此外，高罗佩为开展其汉学研究，不仅广罗相关珍籍善本、书画古董，庋藏之富于学界颇有名气，而且广交中日知识界同道，尤其二战时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期间，结交了众多中国政界、学术界、文艺界精英，对其汉学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推动和影响。诸如此类，都为高罗佩这枝植根于荷兰的墙内之花在遥远东方的绽放创造了适合的土壤和条件。
总之，高罗佩以士大夫审美情趣为坐标选择少人涉猎的冷僻课题，并以唐代名相狄仁杰为主角自创中西“混血”的公案小说，将汉学研究成果融入小说创作；在本土缺乏知名度，甚至被学院派汉学家边缘化，但在源文化国却因狄公小说的“回返传播”而名声鹊起，凡此种种造就了欧洲汉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高罗佩现象”。这一现象成为荷兰汉学转型的一个鲜活坐标，更代表了“新文化史”视域下欧洲汉学界文化转向的先声。
“高罗佩现象”在欧洲汉学史上的意义
欧洲汉学研究大致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及“学院派汉学”三个阶段，荷兰汉学虽属欧洲汉学的一部分，却有其特殊性，即与该国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事业密切相关。可以说，荷属东印度政府对汉文通事的培训，在当地开展的商贸活动以及对华人社区的管理直接推动了汉学研究的发展。因而，欧洲他国的“传教士汉学”及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学院派汉学”阶段，在该国则为“殖民官汉学”所替代，具有鲜明的粗放性、功利性及实用性特点，表现在汉学研究上，便是对中国历史、宗教、民俗、法律及秘密社会等领域的偏重；表现在汉语研习上，便是对闽南话、广东话及客家方言的青睐。二战使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变化，荷兰汉学研究亦进入了后殖民时期，由“殖民官汉学”向“学院派汉学”转型，而高罗佩正是处于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期的汉学家。作为荷兰汉学转型期的代表人物，殖民及后殖民两个时期汉学研究的特征在其身上兼而有之。以服务殖民政府为特点的功利及实用性在高罗佩的学术研究中已荡然无存，但其学术研究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时期西方汉学鲜明的“厚古薄今”、“喜旧厌新”印迹，因而高罗佩在荷兰乃至欧洲汉学研究历史进程中具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自高罗佩以后，荷兰的著名汉学家基本都为受过专业训练的纯粹学者，整个欧洲的汉学界也基本由学院派职业汉学家执牛耳，因而他作为业余汉学家的代表及终结者，标志着荷兰及欧洲汉学研究完成向学院派的转折。
第二，尽管身处这一历史转折点，但高罗佩拒绝被学院化，并未由官员转身为学者。这并未影响到他与学院派汉学家之间的充分沟通与交流，也未减损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系统性、深刻性。尽管高氏选择了边缘而又前沿的课题，但其研究方法却科学、严谨，深得学院派壸奥。
第三，如将高氏对琴、猿、性、书画文化的研究置于当今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视域下考察，其先驱性亦不遑多。他对不同文化符号象征性的解读和阐释，开拓了史学家狭隘的眼界，提供了历史研究的新维度，也为打通学科壁垒作出了绝好的示范。
高罗佩不仅是观察欧洲汉学研究转型的鲜活坐标，也是彰显独立、严谨、不功利、不趋时的学术精神的最佳典范。高氏独辟蹊径展开对中国雅文化的放射性研究，并主动走出象牙塔，通过小说创作传播其研究成果，为华风西被作出重要贡献。高罗佩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同时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只有保持住自己的独特性和文化身份，才能找到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