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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承勇:文学批评的激情、勇气与担当——以别林斯基和果戈理为例

2016年06月08日10:06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首席专家、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处于萌芽时期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被保守势力贬称为“自然派”,而正是这个“自然派”,后来成为主宰俄国文坛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的别称。其间,年轻的批评家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书写了世界文学史上批评家与作家相互促进的一段佳话。

1834年,年仅23岁的别林斯基发表了题为《文学的幻想》的第一篇文学批评文章,该文洋洋洒洒十余万言。正是这篇不无稚嫩和瑕疵,却激情澎湃又不乏理性与睿智的论文,在俄国文学史上首次阐发了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茹可夫斯基、普希金等人开创的俄国文学优秀传统,并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俄国文学创作脱离现实、无视民众疾苦的不良倾向,引起文坛的强烈震动。在小说家果戈理的早期作品发表后,别林斯基就以《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等评论文章,对其创作中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予以阐发和维护。而后,当他读到果戈理《死魂灵》第一部的手稿时,敏锐地发现这是难得的揭露俄国农奴制社会之丑恶的讽刺史诗,随即帮助果戈理将其出版。《死魂灵》的公开问世,犹如在当时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社会投下了威力惊人的炸弹,引来整个文坛对作品的异见纷呈,也激起保守和反动势力对果戈里的猛烈攻击。

此时,别林斯基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冒着枪林弹雨挺身为处于孤立无援和茫然恐惧中的果戈理辩护。他以《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一系列论文,在理论上阐发和捍卫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别林斯基认为,果戈理的“自然派”小说,真实地描写和批判了俄国农奴制社会的黑暗与腐朽,表达了苦难的民众要求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具有真实性、人民性和独创性,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开创的俄国现实主义传统。别林斯基的系列评论,不仅把论敌恶意攻击果戈理的“自然派”正面地阐发为俄国现实主义,而且明确指出了果戈理“自然派”就是未来俄国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进而把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批进步作家团结在“自然派”旗帜下。经过别林斯基的论证,由普希金开创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得以确立,从此,俄国进步作家沿着这个传统进行创作,促成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这是世界文学史上文学创作引发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创作的范例。

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有什么历史价值和当下启示呢?

文学批评要有激情

“文学是人学”,对此,首先可以理解为:文学表达人的情感,文学是情感的产物。由此而论,阅读文学作品是思想的碰撞与启迪,更是情感的交流与共鸣。文学批评需要理性与思辨,但它的前提是感性体悟,语言表达需要情感与诗意。别林斯基说,“俄国文学是我的生命,我是血”。他把文学批评作为表达思想、为人民发声、追求正义与真理的崇高事业,并不惜用生命与鲜血去捍卫之。他的评论文字既充满理性和睿智,更流淌着发自青春生命的火一样的激情。他说,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的创作活动,“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一种不可克服的热情推动他、驱策他去这样写作。这力量、这热情,就是激情”;“激情,把理智对意念的简单的理解转变为精气充沛的、强烈追求的对意念的爱”。他的文学批评,让警策的思想在情感的河流里翻腾跳跃,激情四射,气势磅礴。可以说,别林斯基创造了一种激情的、诗意的文学评论文体。可能只有后来丹麦的勃兰兑斯可与之媲美。

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实践告诉我们,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需要情感的投入,批评与评论的行为不应该尽是冷冰冰的概念演绎和无病呻吟的理论说教,它可以和文学创作一样充满情感,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激情的文学创作。

文学批评要有勇气与责任担当

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激情可以表现为对正义和真理的勇敢捍卫与讴歌,对人性善与美的弘扬与赞颂,也可以表现为对邪恶势力的揭露与批判,对人性恶与丑的抨击与嘲讽,而后者更显示创作者的勇气和使命担当,因而也更可贵。别林斯基恰恰属于后者。当他敏锐地发现果戈理《死魂灵》是对俄国封建沙皇统治时期社会“恶”和庸俗的深刻揭露与抨击时,就冒着危险通过自己的各种关系,让小说在沙皇统治时代严厉的出版审查制度下得以迅速出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果戈理因《死魂灵》而遭遇恶意攻击而陷入绝望与苦恼时,他挡住来自反动势力阵营的万箭齐发,把对果戈理的攻击与谩骂引向自身,用自己饱含激情和犀利思想的评论文章有力回击论敌,捍卫了果戈理的“自然派”传统。别林斯基的疾恶如仇、直面苦难与厄运的激情和勇气,让他拥有了无数的拥戴者,也使他拥有了许多不共戴天的仇敌。当别林斯基37岁英年早逝时,沙皇的警察头子说,他们“本来要让他在牢里腐烂”。

别林斯基的勇气与责任担当,不仅表现在与论敌论战时一往无前的忘我与无畏上,也表现在对同盟者真诚而无私的批评上。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引发激烈论争后陷入了矛盾痛苦之中,幻想着走一条中间道路,于1847年发表了《与友人书简选》,为沙皇和农奴制辩解,其基本精神背离了原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对此,别林斯基感到痛心疾首,随即发表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以一种爱恨交织的痛苦与真诚,对果戈理的错误思想毫不留情地予以严厉批评。别林斯基对盟友无私而尖锐的批评,又一次有力捍卫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方向,其间的真诚与坦荡,是批评家勇气与责任担当的又一种表现,而且可以说是文学史上少有的乃至史无前例的难能可贵。

别林斯基是俄国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流星,他的人生虽然短暂,但影响力巨大而深远的文学批评却改变了俄国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走向,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思想发展的走向。批评家伯林在《俄国思想史》中说:“他(别林斯基)改变了批评家对本身志向的观念。他的作品长久的效果,则是改变、决断而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当时重要青年作家与思想家的道德与社会眼光。他改变了众多俄国人思想与感觉、经验与表达的品质与格调。”批评家阿克萨克夫也说:“每一位能思考的青年人、每一位在乡下生活的龌龊沼泽里渴求一丝丝新鲜空气的人,都熟知别林斯基之名……你要是想寻找诚实的人、关怀贫穷与受压迫者的人、诚实的医生、不惧奋战的律师,在别林斯基的信徒里就能找到。”

直面苦难、正视现实的丑恶、为贫苦民众呼唤公平与正义,这不仅仅是别林斯基文学批评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使命担当,也是他的拥戴者和追随者们的共同精神气质和道德取向。别林斯基说:“一般来说,新作品的显著特点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把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怕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那样。”这“新作品”,就是别林斯基用青春的生命与激情呼唤并誓死捍卫、日后成为潮流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精神与传统,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需要传承与弘扬的。

(责编:李叶、程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