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冶金遗址调查与研究”顺利开题

2016年3月28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李映福教授主持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冶金遗址调查与研究”开题报告会在四川大学顺利举行。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教授、四川省社科联规划办黄兵主任、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姚乐野教授等领导出席了开题报告会，与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施劲松研究员、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邹后曦研究员、成都博物院院长王毅研究员、成都博物院副院长江章华研究员、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文化遗产系主任陈建立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四川大学历史学院赵德云副教授等，课题组成员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相关师共30余人参加了开题报告会。

项目首席专家李映福教授代表课题组作了开题报告，就选题意义、基本研究内容与方法、人员组成与分工、主要创新点与难点四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该项目涉及考古、历史、金属材料、地质矿产等多学科，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多学科研究。其研究内容包括冶金手工业遗存研究、冶金技术及其形成与发展研究、冶金手工业促进社会变革、西南地区古代文明与中华“多元一体”文明。该课题对中国西南及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和冶金手工业促进西南地区早期文明形成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对阐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典型意义，同时，冶金遗址调查与研究对西南地区冶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也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课题组陈述报告后，白云翔、施劲松、陈建立、邹后曦、王毅、江章华、霍巍、赵德云等专家，分别对课题内容、思路构想、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评议，专家们高度肯定了课题的学术价值。专家组一致认为，该课题选题意义重大，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思路清晰，科研团队能力突出，为项目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与会专家对如何收集、解读资料，优化专题设计、统筹协调子课题间的研究进度及专题设计等方面提出宝贵意见。

报告会上专家们就课题评议以及项目设计的细节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霍巍教授最后做总结发言并宣布开题报告暨研讨会圆满结束。

附录一 首席专家李映福教授所作开题报告

一、选题意义及价值

西南地区的冶金考古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基础资料的积累和系统性的整合研究仍然薄弱。本项选题涉及考古、历史、金属材料、地质矿产等学科，是一项跨多个学科、材料形式多样、研究手段多样的综合性研究，选题的意义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我国考古学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加强对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基础研究，完整阐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西南地区是民族多样、文化多样的典型区域，本项目关于金属生产与使用促进巴、蜀、滇、夜郎、昆明、靡莫、巂、句町等非中原区系早期文明形成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构建和丰富“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

第二、铁器生产与使用推动战国秦汉时期西南社会融入中原文化体系的实证研究，是阐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客观存在的重要学术实践，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民族文化的保护提供重要的实证和历史依据。

第三、西南地区创造了内涵丰富、类型多样的冶金文化遗产，是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但近年来，包括矿冶遗址在内的冶金文化遗产因基本建设和农村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而濒临消失。本项目开展的冶金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对西南地区冶金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第四、作为中国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社会融入中原文化的历史进程对周边“四夷”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作为金属器生产与使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多样性向统一性发展的典型区域，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野，对认识我国古代周边“四夷”的“汉化”和阐述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典型意义。

二、课题设计

（一）主要研究问题和内容

本课题旨在通过冶金遗址田野考古调查和金属制品科技分析所获取的实证材料，阐述青铜、铁以及有色金属的生产与使用，促进西南地区早期文明形成与西南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主要问题和主要研究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冶金手工业遗存研究：在究明西南地区冶金遗址时空关系的基础上,重点研究金属冶炼与制作的遗迹及相关遗物，具体内容包括原材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金属产品、金属产品流通和应用、生产者、生产经营方式、冶金手工业的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

2．冶金技术及其形成与发展研究：西南地区商周以来冶炼的金属种类除铜、铁以外，还有铅、锡、汞、黄金等有色金属，冶金技术具有丰富多彩、技术多样性的特点，如生铁冶炼与块炼铁冶炼并存、自然抽风与人力鼓风并存、浇铸与锻制并存等等。

西南地区丰富多彩的冶金技术多认为是中原冶金文化对周边区域传播的结果。本项研究拟分门别类地探讨冶金技术在西南地区的兴起、扩散及其发展。此项研究是开展冶金手工业与西南古代社会研究的基础和重要途径。

3．冶金手工业促进社会变革的“文化层面”研究： 金属的生产和使用是促进古代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动力，早在 18 世纪，丹麦考古学家汤姆逊就根据工具的质地，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石器、铜器、铁器三大时代，而我国早在东汉时期，袁康所著《越绝书》就将古代社会划分为石、玉、铜、铁四个时代。金属的生产与使用是考察古代社会变革的最佳途径。“文化层面”的研究是在 1、2 两项基础上展开的综合研究，分以下两个问题。

青铜生产与使用促进西南地区早期文明形成的问题：商周时期的西南地区，正是青铜、 朱砂（汞）、铜、锡等冶金手工业形成与西南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 铜器以及有色金属的生产和使用与巴、蜀、滇、夜郎等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本课题以及西南考古的重大学术问题。

铁器生产与使用促进战国秦汉时期西南社会变迁的问题： 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都表明，巴、蜀地区早在商代就与中原文明有紧密的接触，武王伐纣就有巴蜀之师。 但早期巴、蜀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体或国家，战国秦汉时期，巴、蜀以及广大的西南夷地区才正式纳入秦汉政权的政治版图。随着秦汉政权在巴、蜀和西南夷地区的拓殖，西南地区在文化上也逐渐融入中原文化体系，特别是西南夷的“汉化”，不仅是发生在该地区的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大变动，也对秦汉帝国的扩大与巩固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奠定了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西南疆域的政治版图。铁器的生产与使用是推动巴、蜀及“西南夷”融入中原文化体系的根本动力，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是本项课题的重点之一，也是西南考古、战国秦汉考古的重要内容之一。

4．西南地区古代文明与中华“多元一体” 文明：西南地区商周迄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是独立于中原以外的文明体或国家。商周时期，青铜的生产与使用促进了巴、蜀、滇、夜郎等早期文明形成与发展；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铁器生产与广泛使用推动西南社会融入中原文化系统，并最终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地区文明形成与发展之路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途径之一，是丰富和构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比较研究中原地区周边东、南、西、北诸“蛮夷”地区的社会发展，探讨西南地区早期文明与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构建中华“多元一体”文明体系的历史地位。

（二）总体研究框架和子课题构成

本项课题研究可分为系统调查、分类研究、综合研究三个层面，即“一个基础、两个关键、三个层次、四大版块、四大重点” 构成。这是根据西南地区冶金遗存的分布特点、冶金考古研究现状、西南考古以及中国“多元一体”文明体系构建与完善等重大学术问题综合加以考虑而设计的。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遗迹、遗物所组成的实物资料，而实物资料只有通过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才能获取，因此，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是本项研究的基础，即所谓的“一个基础”；西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拥有铜、铁、锌、铅、汞、黄金、银等丰富的金属种类，而铜、铁的生产与使用是促进西南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 其中作为合金的青铜器生产往往又包含了锡、铅以及汞、黄金、银等有色金属。所以铜、铁金属是本项课题的两类重点研究对象，即所谓的“两个关键”；按照不同区域、不同时代开展冶金遗址以及传统冶炼工艺的调查，这是本项目第一层面的工作，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对田野调查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和采选标本的分析检测，是本项目第二层面的工作。在第一、二层面的基础上，分别开展青铜生产使用与西南早期文明、铁器生产使用与战国秦汉时期西南社会的综合研究，是本项目第三层面的工作。由调查与发掘、分类研究、综合研究的三级构成层层递进的“三个层次”关系；西南地区地域辽阔，冶金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需考虑分区进行。 根据冶金遗存的特点和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关系，拟以巴、蜀、滇、夜郎四个大的地域版块为主开展调查工作，此即所谓的“四大版块”。在“一个基础，两个关键，三个层次，四大版块”的基本框架下，突出特色，凝炼重点，形成本项目的四个子课题，即“ 四大重点”。

1．西南地区先秦两汉冶金遗址调查：拟在全面整理分析西南地区冶金文献的基础上，分不同地区，不同金属种类选择典型区域、典型遗址开展系统的调查与试掘、发掘。

2．西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冶金技术：拟根据子课题一工作过程中出土的相关实物材料和西南地区墓葬、遗址出土的金属器，从中选取不同冶炼技术与工艺的标本开展科技分析检测，旨在厘清西南地区冶金技术形成与发展及其历史背景。

3．西南地区青铜生产使用与西南地区的早期文明：旨在通过西南地区朱砂（汞）、铜、锡等冶金手工业的形成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阐释西南地区巴、蜀、滇等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

4．西南地区铁器生产使用与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社会：旨在从铁器冶炼与应用促进西南社会解体及重组的现象，厘清西南社会融入秦汉帝国的历史进程。

（三）总体思路、研究视角

以考古学为基础，结合历史、金属材料、地矿等相关学科展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以云、贵、川、渝、藏和桂北地区为空间范围，涉及相邻的东南亚、南亚地区，时间约当中原地区的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以巴、蜀、滇、夜郎、句町、昆明、靡莫、巂等民族或早期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

总体思路：通过冶金遗迹、遗物以及墓葬、遗址出土的金属器，考察西南地区冶金技术及其与域外冶金文化的关系。以“技术、产业、文明、社会”要素及其互动，重点考察冶金手工业促进区域内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厘清西南地区早期文明的形成和西南社会融入秦汉帝国的历史发展过程。

研究视角：从西南地区铜、铁以及有色金属的生产与使用促进社会发展的视角，考察西南地区早期文明的形成和融入中原文化体系的历史进程。

（四）具体研究方法、研究手段

利用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冶金科技分析等资料开展的冶金考古综合研究，最终目的是复原金属生产使用促进西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历史。

（1）冶金考古文献和传统冶炼工艺的收集与整理

全面梳理《史记》、《汉书》、《水经注》、《华阳国志》、《四川通志》等古代文献以及西南地区的地方志、民族志中有关铜、铁及有色金属矿藏资源分布和冶炼技术的记载，同时收集整理有助于复原古代冶炼技术与工艺的土法冶炼资料。

（2）冶金遗址普查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根据全国第二、三次文物普查以及考古发现的冶金遗址信息，全面掌握冶金遗址分布、时代和文化内涵，确认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时代的重点遗址。冶金遗址的普查、重点区域和重点遗址的确认，以及下一阶段开展的重点区域、重点遗址调查发掘都需要西南地区各省区市文博考古机构的支持与协作。

（3）典型区域、典型遗址调查

调查工作“点”、“面”相结合，做解剖麻雀式的冶金手工业考古的个案研究。考察铁器的生产设施、生产技术与工艺、生产管理制度、产品流通和应用、生产者与生产经营方式、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等问题，最终全面认识冶金手工业促进区域内社会发展。

（4）多学科交叉复原冶金技术

此项研究的关键是打破冶金科技分析与传统田野考古学之间的隔离，在田野工作期间即建立起课题组成员之间的交叉协同机制，科技分析的学者深入现场取样的同时，了解标本出土背景及时空关系，以保存证能全面提取反映冶金手工业产业链的各类实物标本。

三、队伍构成与分工

首席专家：李映福

子课题专家：白云翔、施劲松、陈建立、李映福

课题组建了包括西南考古、秦汉考古、冶金科技考古等方向的 4 名学者领衔，近 20 名子课题骨干成员参与，西南各省、区、市相关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力协作的研究团队，并形成了结合自身研究特长的分工协作机制。

课题研究团队，近年来在西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冶金手工业考古工作，特别是利用海外研修和主持中日合作冶铁考古项目的机会，全面掌握了冶金手工业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土法冶炼工艺调查、冶金实验考古等必备的理论、技术与方法，为本项目的深入开展积累了经验。

项目负责单位的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拥有国家级考古学实验中心，其中的冶金考古实验室拥有配套的成分分析、金相显微镜以及文物保护与修复等设备。此外，子课题负责人陈建立教授所在的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课题骨干成员杨小刚研究员所在的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杨盛副研究员所在的成都博物院均拥有设施设备完善的科技考古中心；《西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冶金技术》子课题组成员也具有操作相关设备和分析解读数据的能力，可以充分满足本课题研究的需要。

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本项目的直接参与单位；为顺利开展本项目的调查和发掘工作，本项目依托所在单位分别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广西自治区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协议，且上述单位的负责人或科研人员也以课题组骨干成员的方式参与本项课题研究，为调查发掘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四、创新与难点

创新点：第一、整合“冶金手工业考古”与“冶金科技考古”的方法与手段，打破冶金技术史研究与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隔离，建立“考古调查 →考古发掘 → 科技分析 →考古学文化研究 →金属文物保护 → 冶金文化遗产利用”的冶金考古学模式，将冶金手工业考古、冶金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冶金考古研究的内涵。

第二、西南地区地域辽阔，通过冶金遗址调查发掘获取的实物资料，揭示西南地区铜、铁及有色金属冶炼遗存的特点，探讨西南地区冶金技术多样性及其来源。

第三、以先进生产力促进社会变化为理论基础，根据青铜生产与使用的考古发现，从物质文化的视野考察西南地区巴、蜀、滇、夜郎、昆明、靡莫、巂、句町等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程，探讨我国历史上非中原区系早期文明的形成途径和早期文明的形态。

第四、通过铁器的冶炼与铁器在西南地区推广普及的考古发现，分析秦汉政权在西南地区的拓殖以及西南夷社会分化、瓦解、重组的历史进程和融入汉文化圈的物质文化表现，进而阐述西南社会变迁在奠定我国基本疆域版图和秦汉帝国扩大与巩固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难点：冶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是支撑综合研究的重要基础，是本项课题的重点之一，亦是难点之一。西南地区冶金遗址数量多，空间分布广。由于时间和经费有限，区域调查难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冶金技术与工艺研究亦是本项目的重点，也是四个子课题之一，西南地区出土先秦两汉时期的铜器、铁器数以万计，但出土器物的时代、区域不平衡，加之受样品质量等因素的制约，所选标本以及分析检测工作的覆盖面难免有一定局限，难以保证不同区域、不同冶炼技术类型的数据都能均衡；重点之三是金属器生产与使用推动西南社会发展的研究，其难点在于对金属器生产与使用推动社会发展的观察方法不完善，容易出现“两张皮”的现象。

附录二 开题报告会评议专家发言记录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我认为这个课题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已有的工作基础与前期成果表明研究团队具有较好的执行力，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为此，我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应紧紧围绕“技术、产业、文明、社会”这一核心思路，我们不是单纯的技术研究、也不是单纯的考古调查，围绕核心思路工作才能整体推进项目进展，并且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新的突破。

二、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类似的阶段性研究应不断总结研究成果，在已有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为进一步开展工作积累成果。

三、希望这个课题的研究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示范作用，课题组成员应把握区域性研究的方法，推广方法与思路，兼顾区域视角与全局视野研究文化变迁。对于现在所谓的“边远地区”，研究视角显得尤为重要，一个视角是“站在西南看西南”，过去在中原中心论的影响下，研究者往往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展研究，但在研究区域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应做到“站在当地看当地”，观察其社会发展、文化变迁；另一个视角是需要“站在中原看西南”的文化发展，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与西北地区具有很重要的联系，这一地区发现的铁器也受到中原地区的强烈影响，将两个视角结合就会有新的研究视野。

四、课题的设计思路与研究方法较好，提出以点为基础，通过梳理文献资料、田野考古调查、传统工艺技术调查、文化遗产保护等方法与手段展开研究，多手段多角度的研究设计可以体现出课题专家团队的锐意创新意识。我希望项目能够顺利、扎实的向前推进。

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先秦时期西南地区出现了比较发达的青铜文明，除了区域性独具特色的文明以外，还形成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区域中心，比如在成都平原和滇池地区，都出现了青铜文明的中心，有些区域甚至还形成了复杂社会或者早期的国家。除了这些比较发达的区域性中心以外，在其他地区例如峡江地区、川西高原、云南西部、贵州西部地区也都出现了各具特色的青铜文化。这些青铜文化的发达程度不一样，文化面貌也不尽相同。形成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有对外交流的因素、环境的因素等等。然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可能就是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对这些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就子课题而言，我想或许要着重考虑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通过研究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来更深入地了解西南地区各区域的文化和社会，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揭示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青铜器的生产使用、功用和意义等问题。

青铜时代的研究比较复杂，遇到的问题可能比秦汉时期稍多。西南地区在先秦时期属于中原以外的地区，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西南地区并不是一个整体，从时代、地域、文化面貌来看，各个区域文化各具特色。因此，青铜器在各个区域文化中的作用和意义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在成都平原，早期的青铜器可能是由社会上层集体拥有的，主要服务于宗教、信仰等，具体来说就是用于一些祭祀活动；而晚期很可能就发生了变化，大量墓葬里出土青铜器。和早期不同，成都平原晚期对青铜器的使用更接近于中原地区，其含义也可能更接近于中原文化。而滇池地区又和成都平原不同，根据目前发现的青铜器来看，多数为实用器，用于生产、战争、甚至用于表现当时社会生活的场景。再看其他地区，例如在川西高原、峡江地区，没有形成一个区域性中心，但是它们的青铜器也很重要，因为这两个地区是文化通道。川西高原更多的是与北方地区的交流，所以这一地区的青铜制品反映出西南地区和北方地区交流的一些特征；峡江地区的青铜器则更多反映了西南地区和长江下游甚至间接地和中原地区的交流。所以不同地区的青铜器，它的文化面貌、特点、使用方式、含义都可能不一样。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课题在研究中需要做一些个案分析，分析不同的文化、区域、甚至时代。通过个案的研究，更深入的了解各地区的青铜文化的面貌、特点、社会等，同时也更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青铜器的作用。但在个案研究之后仍然需要综合起来看整个西南的情况，甚至于放到更大的背景里，放到整个古代中国的大视野下，从金属器的生产使用这个角度展开研究，以此加深我们对古代文明中冶金业的理解。

陈建立（北京大学文博学院 教授）：

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的冶金考古研究需将冶金技术纳入文明进程的研究中，思考如何从技术的角度来记录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根据已有的工作经验来看，从实验室的角度去做工作是最基本的层次。成分的分析和工艺的研究所能揭示的信息是有限的，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考虑这些技术背后所反映的技术、文化交流等信息。

通过这几年的工作我们逐渐意识到，冶金考古需要尽量从田野第一现场开始，而不是像以前等待田野发掘之后才参与。从事冶金考古的人员需要从基础开始共同参与田野调查发掘、取样检测、分析检测结果等，同时还需要考虑如何设计调查方法、怎样采集样品、怎样设计检测方案等。

尽管现在检测分析能够提供很多数据作为参考，但如何结合考古的证据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还是需要检测分析的人员和考古工作者一起好好的讨论。目前，西南地区关于铜矿资源的研究比较缺乏，冶铁遗址相对而言比较充分，我们的课题可以把铜矿资源的使用作为一个重点。

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需要引入铅铜比值分析、微量元素分析等来探讨器物的产地。该课题的设计中，将铜、铁作是两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但有新线索也可以扩展，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锌及其他有色金属列入研究计划中来。另外先秦两汉的金银技术也可以从技术角度再来做工作，整合材料将阐释这一时期金属的使用、发展进程，同时讨论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东南亚等区域的关系。另外，在课题开展过程中要多加宣传，加强对材料的利用。

霍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课题在实际开展中要围绕中心、重点突破，陈建立教授谈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青铜器成分、铁器成分的分析，但是在解读数据、不同区域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的认知中，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考古调查中就需要足够的问题意识。西南青铜时代发生的先后不同，青铜器来源、渠道也有不同，掌握技术、资源的人群也会随之发生变动，例如成都平原和川西北高原就有所差异，研究川西北高原时就要考虑与草原青铜文化的关系，而峡江地区则需要与楚地、乃至中原文化链接起来。因此课题调查中如何选点，搭建重大课题重要框架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还要兼顾前人已有研究进行对比。

实际上还应注意三个方面：冶金技术与西南地区的族群关系、西南与中原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西南与南亚、东南亚的技术交流，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弥补研究的空白，希望项目组成员能够保持对相关问题的持续关注。

在具体实施中，希望项目组能够分阶段实施，有所重点。调查阶段田野资料需要全面汇集，分析阶段需要对资料进行全面的实验室检测分析，预期成果的第三、第四可以合并为《西南地区冶金手工业与西南社会的演进》，这样可以形成宏观微观相结合的全新研究视角，站在应有的学术高度，更能彰显金属对西南社会的影响。

同时，也希望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团队建设与合作，形成一支通力协作的科研团队。

邹后曦（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以往合作中开展过关于冶锌、冶铁的工作，加深了对项目的总体认识，课题开展具有十足的必要性。西南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具有几个重要而又独特因素。首先，自然环境决定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其次，金属资源直接影响生业，矿源的发现用于直接的生产生活、与外界的沟通，既是古代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解开西南地区古代社会生活的一把重要的钥匙；最后，现阶段开展调查具有合适的时机，因为在认识上有了高度，在理论上有了支撑，而且有新的技术融入研究，课题深入恰逢其时。

课题的深入补充能够传统考古学从单一方面的研究，前期基础工作开展扎实，比如成都平原冶铁遗址、重庆矿冶遗址的调查。就拿重庆来说，作为课题工作的重点之一，重庆手工业考古论坛有助于阶段性的梳理，另外，成都、广西、云贵地区开展的基础工作也是相当扎实的。项目涉及的合作单位中重庆会尽力协助，在区域工作开展的支持。

我认为通过这次会议应听取规划办建议，在实际开展工作中工作量会相当大，项目开展时间、资金等方面应适时进行调整，最终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考古调查、冶金技术两类，同时也应该整合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王毅（成都博物院院长、研究员）：

我认为该课题目前已有较为扎实的前期基础工作。西南地区冶金遗存的相关研究工作刚刚起步，此前尚未开展全方位的系统工作，这个课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特别是在目前构建“一路一带”思考体系下，文化的影响力超乎想象。冶金遗存的调查，足矣证明中华文化向周边的影响和辐射作用。西南地区也独特之处，在其自身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吸收先进文化，随着人群的迁徙，文化面貌呈现不断变化发展的特点，比如器物造型、冶炼技术的变化和再造等，不断延续远古文明。4000年前长江上游地区就已经融入了中华文化的总体体系。东西通道到达甘青地区，作为中转地区既有中原文化影响，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先秦两汉时期，更是具有中华文化深刻的烙印，在整个西南地区范围内体现出强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力。近年来在东南亚国际考古合作开展中通过与越南学者的交流，我们发现研究者们均看重战国两汉期间中国对东南亚半岛北部的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我们一定会有新的线索证明中国文化向南拓展对东南亚的渐次影响，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路一带”的延伸，已有线索表明巴蜀一带的古老文明是向南延伸的。中华文化向周边传播是大趋势，但西南地区又有很强的区域特色，金属的引入对西南地区的影响是很巨大的。我认为课题组成员应当不断开阔视野，扩展研究思路。

先秦两汉时期冶金遗址的调查与研究中，金属的引入对社会生产、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力，该课题具有强大的衍生力。此外，这个课题的优点还体现在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材料进行分析，帮助获取更多的信息，因此我对课题的开展充满信心。

江章华（成都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

该项目选题很好，内容设计比较完善。项目内容设计包括社会、技术、文化等多个层面，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在实际开展中要注意资料的搜集和解读，这类阶段性研究中遇到的材料和问题未必能够很快解决，需要长期地对这些问题保持关注。就资料来源而言，某些方面资料较多而某些方面资料可能相对较少，在获取资料和解读资料方面存在一定困难。资料解读方面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差，比如产品的制作、流通，涉及文化属性、生产流通的研究等。其次，资源利用、开发与自然环境山川地理等方面都有相互影响，都会存在有解读困难的情况。

该课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现阶段理论基础和实验室技术都比较完备，也有一定的基础工作成果，课题开展有好的基础。我认为在实际开展中要积极进行多地区合作，课题的工作量比较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注意调整工作进度，同时应注重资料的搜集和解读，长期关注相关研究动态。

赵德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副教授）：

矿冶活动是理解古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之前我在凉山调查的时候，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零星发现大量的汉代青铜器。为什么这些偏远的地区有这么多青铜器，实际上就是因为附近有矿。这些地区出现如此众多的汉代人群，与矿冶活动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西南地区古代文化，是可以有很多切入点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当然实际操作起来也有很多难点，比如资料的解读就可能存在很大的困难。以搜集资料为例，一条文献是否于矿冶活动有关，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存在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有统一的衡量标准。

我建议下一步要加强基础资料的搜集和梳理，包括考古的资料、历史文献的资料以及科技检测分析的数据，分别进行搜集和梳理，这是课题开展下去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将来能够整合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基础。另外还要进一步明确分工，不断思考怎样更好地把课题开展下去。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