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

2016年3月19日上午，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天根教授中标承担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第二批，项目批准号：15ZDB038）开题报告会在合肥市举行。开幕式由王天根教授主持。安徽大学副校长王群京出席开题报告会并代表学校致欢迎辞。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史学月刊》编辑部郭常英编审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在开题报告会上，首席专家王天根教授和部分子课题负责人，分别就课题的基本信息、学术价值及社会意义、主要内容、研究计划、重难点与创新点等方面进行了汇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教授、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章宏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罗检秋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帆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杨齐福教授、安徽大学江淮学院院长芮必峰教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等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专家们就该课题框架与分类、各子课题内容、史料利用、课题研究的目标、创新点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时还对课题开展过程中的细节问题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观点和意见。

《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是我校2015年获准立项资助的第二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本项目总的研究框架以文献所呈现内在逻辑为标准，以时间为经，以文献所涉及的社会结构层次为纬，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考释。从历史时段上看，这些珍稀文献上至明末清初吴三桂事迹，中间经历顺康，下迄宣统。从文献所呈现的具体内容看，这批珍稀文献牵涉面极广，从中外关系、军事、行政到商业贸易、经济管理、社会风俗、教育、宗教等等。据此，本项目依照专题史的研究思路，将其划分为数个部分，分别为“中外关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等，以此呼应各子课题。每个部分（子课题）再依照日、月、年的编年史顺序展开。

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多系中英关系的外交照会、清廷上谕、知县与皇帝或军机处来往的书信，内容涵盖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等方面。英国凭藉这些文献获得对中国整体性的认知，是其两次鸦片战争取胜的重要情报基础。此外，这批文献还包括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军从紫禁城的军机处等处获得大批文件或奏折等稿本。上述以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为主体，涵括其他，涉及整个近代国家与社会的文献史料尚有百分之五十未曾公布且大多保存至今而未为世人所获见，属于珍稀资料。课题组首席专家已经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调阅了未曾公布文献的百分之九十五。本项目将对以上珍稀文献史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收集与整理，对部分为国内学界所未涉及资料如道光年间《台湾奏折上谕》、《来往文书》等外交照会档案汇编、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央与地方往来书信、部分涉及东南亚及其领海管理的资料、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军事外交方面照会珍稀史料等进行整理、解读、考辨和研究。

本项目的总体研究思路大致依照历史文献学的经典路径，即辑录—校勘—考释的思路展开。本项目的研究时限约在5年左右，最终成果为数卷本的《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字数初步预估在百万字左右，各分卷内容对应各子课题，有“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中外关系”；“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政治经济”；“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文化教育宗教”等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应邀出席了开题报告会，做了题为《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收集与研究进展状况》的专题讲座。安徽大学历史系部分教授和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项目组成员均参加了开题报告会。安徽省社科院新闻所、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史学》编辑部、《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徽学研究中心也分别委派代表参加了开题报告会。

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开题报告会综述

2016年3月19日，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天根教授中标承担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第二批，项目批准号：15ZDB038）开题报告会在合肥隆重举行。此次为期两天的开题报告会由“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课题组主办，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史学月刊》编辑部、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共同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王先明教授、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罗检秋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帆教授、《史学月刊》编辑部郭常英编审、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杨齐福教授、安徽大学江淮学院院长芮必峰教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及全国多个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开题报告会上，会议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展开深入讨论。课题首席专家、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天根教授代表课题组就课题的基本信息、学术史梳理及开拓空间、学术价值及社会意义、主要内容、总体思路与研究路径、重难点与创新点、预期目标和课题组当前研究进展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汇报。他表示，该课题旨在以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原始档案文献等为基础，对有关中国近代珍稀文献系统整理，尤其侧重对刘半农、萧一山、向达、王庆成等先贤未曾涉及的300份原始卷宗的辑录和考释。他认为，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尚有百分之五十未曾公布，且课题组已经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调阅了未曾公布文献的百分之九十五，因此，系统整理这批珍稀文献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对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的系统整理仍有巨大的开拓空间。他指出，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多系中英关系的外交照会、清廷上谕、知县与皇帝或军机处来往的书信，还包括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军从紫禁城的军机处等处获得大批文件或奏折等稿本，内容涵盖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等方面，涉及整个近代国家与社会。

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教授等专家围绕着课题框架与分类、各子课题内容、史料利用、课题研究的目标、创新点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分别结合他们的研究经验，对课题如何顺利开展的细节问题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观点和意见。众位专家对课题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予以充分肯定，均认为该课题难度大、涉及面广泛、学术价值高，并希望本次研讨会为相关领域的学术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教授对《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课题给与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该课题对学术的研究推进意义重大，对鸦片战争、中外关系的研究一定会有重大推进。他立足整体，指出课题涵盖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和复杂的。针对课题组的工作量过大的问题，他建议课题组在当前三个分卷的基础上考虑增加一到两个分卷，特别是增加军事和社会分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罗检秋研究员对于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近代史所珍藏了许多民国时期珍稀资料，恰恰可以和课题组资料互相补充。为此，双方可以进一步展开深入合作，这必将有力推动晚清史研究。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研究员对于史料问题同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课题中某些史料太零散，因此建议课题组将其进一步系统化。为防止出现与现有公开史料重复的状况，他建议课题组应仔细核查比对现有的资料，单独列出文献目录。

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杨齐福教授表示，历史研究强调新问题、新观点、新史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都有很大难度，只有新史料，目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新史料怎么新，目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向下，到民间收集资料，另一方面，向海外走。为此，他建议课题组加强对海外史料与现有中文文献史料的比对，确保史料的珍稀性。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院长芮必峰教授十分赞同重视史料文献的观点，他认为对史料文献的使用也同样重要。他希望课题组重视对史料文献的解读，更广泛的开发史料价值。他强调，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将是课题成功的关键。对于课题组提出的框架规划，他表示很有必要做好前期目录。他建议，对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地域等要建立更细化、有辅助性的目录。考虑到课题组今后对文献史料的抄录，芮必峰教授认为某些史料存在字体模糊的问题，文章断句要谨慎。关于课题《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名称，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应突出“辑录”的重要性，可改为“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并校勘、考释”。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教授在发言中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一、课题基本框架分为三方面，其中对外关系方面，是不是有些单薄了？政治经济类方面略显庞杂。为此她建议应进一步细化明确分类标准；二、内容方面，目前来看有点零碎、杂乱，不系统。同时姜红教授表示，通过对该课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很可能会修正某些重大历史问题，这无疑具有很重大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三、关于课题的学术史梳理。姜红教授建议课题组可适当增加内容，比如增加国外学者对这方面研究的考察等等。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在发言中，对课题所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他认为当前整个文稿尚未定型，可能存在错别字多及个别注释混乱的情况，因此建议课题组一定要仔细斟酌，严格把握把关，提高文献解读的准确性。文献史料的考释涉及大量的工作，卞利教授建议课题组在文献史料的整理和考释上进行创新。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他认为：史料整理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可以采用互证的方法等等。关于课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卞利教授强调，一方面要注意某个具体史料上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另一方面还要注意重大理论、重大史实的突破与创新。对与课题最终成果主体部分的一百万字左右的《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他认为尚嫌不够，可能无法涵盖所有内容。此外，在研究思路上，卞利教授希望课题组能够体现出不同于前人的创新之处。

安徽大学历史系周晓光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认为：一、课题组的申报书对于文献的珍稀性的阐释很到位，但有些措辞欠妥。他表示，应该重点突出课题要呈现出来的成果对学术界相关理念的研究有什么价值；二、关于课题中“考释”这一部分，要特别强调，要体现出来怎样考释的；三、需要更突出课题组成员的整体优势。他建议课题组在表述时注意对各成员擅长领域的描述；四、需要注意文献选择的完整性。对于每一部分怎么做、怎样进行归类、考辩？他建议课题组要对具体内容进行归纳，并且在论述中，与前人作过的研究相勾连，完善学术史梳理，点明已取得成果与不足。周晓光教授同样提及了创新问题，他认为，课题所要呈现的创新不仅要有资料内容方面的创新，还要有整理方法的创新。他希望课题组能打破当前文献研究旧有模式，总结开拓出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张朝胜老师在发言中指出，在提到某些材料“国内没有”的时候，课题组务必要仔细比对，以防与现有公开成果重复。他认为某些评语可能言过其实，建议进行修改。安徽大学历史系陆发春教授建议课题组区分“近代”一词的概念，同时要更清楚地划分各时代。

对于本课题的总体框架与内容，与会专家对本课题的也提出了中肯的学术性意见和建议。归纳如下：

首先，建议本课题研究循序渐进，可适当增加子课题，使研究更全面化。与会专家认为在课题设计上原本分了三卷，可是从揭晓的内容看来，三卷可能涵盖不够全面，建议增加军事卷和社会卷，使课题研究内容更趋系统、完整。有的专家针对课题的分类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建议对“中外关系”、“政治经济”进行详细区分概括。有的专家认为，不列颠图书馆收藏有众多中国近代文献，当前辑录部分的原因是什么，需要说明这部分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在史料文献的使用方面的注意事项。与会专家指出史料流失海外，几经周折，经王天根教授手抄，因此有几点需要留意：一是需注重考证史料的谬误和真伪，二是史料需放在大背景下全面观察，三是在解读和拓展方面可邀请更多的跨学科学者参与研究。方可发掘珍稀文献的最大利用价值。对于为什么选择辑录现在的内容以及有所取舍有可能损害了文献的整体价值，有的专家希望课题组对选择文献的标准和选择后并没有损害文献的整体价值方面应做进一步的说明。

再次，关于课题研究的重点与细节把握问题。专家普遍认为，课题涵盖内容之丰富、涉及范围之广泛、面临任务之艰巨非课题组一力所能为，建议利用有限的时间、精力和经费重点加强几个方面的研究，如开展对鸦片战争的再研究等。有的专家认为对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传播的途径和方式进行考察也是很有价值的。此外，有的专家指出，满文文献被舍弃，只抄录了汉文文献。缺陷要说明，取舍标准是什么？为此，与会专家建议课题组应尽可能的考虑到汉文之外的其他文献史料。

复次，关于学术创新问题。与会专家认为百万字左右的《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完成后，在文献研究领域能不能形成新的学术规范，继而带动新的研究取向和学术范式。不单单是对某些史料文献的新挖掘，更要在文献的整理形式、考释理路、研究路径和方法上形成新的创新和突破。

最后，与会专家对本课题研究抱有充分信心，并充满期待。

总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研讨会涉及议题广泛，新材料、新观点、新思想层出不穷。本课题首席专家和课题组成员对与会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高度重视，一致表示：将充分吸收和消化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并在课题研究中予以认真地贯彻落实，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课题的预定目标任务。

相关材料附件

“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项目开题

来源：安徽大学新闻网

本网讯（学生记者 沈劲松 储媛 李佳媛）“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高端学术论坛暨“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开题研讨会日前在合肥举行。安徽大学副校长王群京出席并致开幕辞。

与会专家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堪并考释”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中国文献海外流失与整理、历史文献的传播载体与技术等诸多学术课题展开讨论。

据悉，项目首席专家、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天根及研究团队致力于近代史与新闻史的跨学科研究，研究成果在全国广受认同。前不久公布的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名单，王天根担任第一作者并主编的《中国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位列其中。

“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高端学术论坛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在合肥举行

2016年03月28日 07: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婧 王嘉琪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2016年3月19日至20日，“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高端学术论坛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开题报告会在合肥举行。此次会议由“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课题组主办，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史学月刊》编辑部、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联合承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安徽大学副校长王群京教授、《史学月刊》主编郭常英编审、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教授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等知名专家学者，以及“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课题组首席专家王天根教授及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的开题报告展开。首席专家王天根教授在19日下午的开题报告中汇报了该项目的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路径、研究进度等。他指出，该课题旨在以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原始档案文献等为基础，对有关中国近代珍稀文献系统整理，尤其侧重对刘半农、萧一山、向达、王庆成等先贤未曾涉及的300份原始卷宗的辑录和考释。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教授等提出了众多启发性的意见与建议。

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文献辑录和整理涉及中国文献海外传播的历史语境，及其海外文献与中国近代史书写等重大研究议题，与会专家也围绕“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对相关学术前沿展开讨论。王天根教授强调，文献是整个学术大厦的基础，文献传承关联着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因此，史学研究不仅要探讨文献的内容，更要注重探讨文献与社会文化传承和历史认同之间的关系、文献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文献与博物馆、陈列馆的空间展示之间的关系，这些应该是日后学术界应该推进的内容。

长期从事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的知名学者金以林研究员对该项目充满期待，也很有信心。他说，历史是人类社会实践的记录，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包括新闻传播学科都建立在历史学科的基础之上。文献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历史文献，其他任何学科的创新都是无源之水、无缘之木。

郭常英说，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的珍稀文献为当今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素材，但同时也让我们深思中国文献如何流失海外？近代中西之间文献传播的途径和方式问题如何？文献与社会传播网络有何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在认识文献传播重要作用的同时还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研究文献传播问题。此次研讨会以“文献传播与史学研究”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对于史学界来讲，文献学并不陌生；对新闻界而言，传播学是轻车熟路。可见，对文献传播的研究是跨学科研究的一种，既需要我们有牢固的历史学基础，同时更需要与传播学理论融会贯通；既需要我们了解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受众、反馈等传播学理论概念，同时更需要与历史研究相结合。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检秋研究员说，历史典籍的传播与当时的历史状况、社会背景以及人的思想变迁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文献到文献传播很有价值，这不仅仅是新闻传播学所需要的，也是历史学研究有待加强的领域。

通过此次会议，不仅为高质量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凝聚力量、指明方向，也是从历史文献与传播的交叉视野审视文献研究的一次尝试，为相关领域的学术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课题组首席专家王天根教授在最后的总结中说，史学研究关乎国家命运、国计民生，本项目研究的资料搜寻工作难度很大、工作量庞大、历时长，他将会邀请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参与其中。

“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高端学术论坛研讨会综述

《民国史研究》待刊

作者：凡樊 王嘉琪

[关键词]文献传播；近代传媒；历史研究

[摘要] 2016年3月19-20日,安徽大学召开“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高端学术论坛研讨会，以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为主题，与会学者就海外中国文献与中国近代史书写，文献分析、考订与解读的个案研究，近代传媒与文献传播，等学术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时，与会专家还为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的具体研究内容与方法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研讨会是从历史文献与传播的交叉视野审视文献研究的一次尝试，为相关领域的学术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2016年3月19日，“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高端学术论坛研讨会在合肥举行，此次会议由“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课题组主办，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史学月刊》编辑部、《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共同承办。来自《史学月刊》编辑部、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全国多个高校及科研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此次会议围绕“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这一主题积极展开讨论、交流，研讨内容既涉及海外中国文献与中国近代史书写，也涵盖从微观层面对文献分析、考订与解读的个案剖析，还涉及近代传媒与文献传播等相关研究。现将具体内容简述如下：

一、海外中国文献与中国近代史书写

中国近代文献流失海外有着特殊的历史语境。近代中西方包括文献在内的信息传播对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海外文献与中国文献显著的区别在于海外文献不仅具有文献自身的客观研究价值，还涉及到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乃至牵涉到“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的历史语境与书写问题。海外中国文献的不断发掘和整理不仅为中国近代史的书写提供了新的参考和尺度，而且文献自身的跨文化传播亦具有多重历史意蕴。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的《从文献到文献传播——以不列颠图书馆藏文献所涉历史书写为中心》一文，选取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四个方面阐释了文献尤其是海外文献所涉及到的广泛内容。他认为文献作为媒介与馆藏地之间的关联，文献传播与博物馆（图书馆）的历史时空展示、文献与展览馆或产列室的空间结构及其传播效果等关系都值得学术界重视。文献传播涉及内容之广，不仅涉及文献的来源、性质、隐含的信息及其话语表达等，还涉及到城乡之间的信息交流、社会风气的开化程度、社会契约涉及的隐私程度等内容。除此之外，文献传播还涉及所谓的书写史学问题，即包含历史书写及其反思这两个层面。其中，历史书写是历史反思的前提或基础，基于历史书写的反思则带有批判性的色彩。文献与社会传播网络之间也有关系，研究者要注意文献的类型及其对社会历史的作用不同。最后，他提到文献是过去与现实的交往，也是历史与当下的交集；既是社会的投影，也是历史中社会关系的现实反映。他表示，研究文献不仅仅局限于考析文献内容以及作为内容载体的文献的真伪问题，更应该认识到文献本身就是时代流传下来的客观存在和时代变迁的缩影。既要加深对文献涉及内容的解读，也要注重探究文献传播与社会文化传承和历史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王天根从传播层面探讨文献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也是日后学界需要关注和强化的学术增长点之一。

故宫博物院章宏伟研究员从历史文献流失的问题谈起，还原了珍稀文献流失路径、流失原因等历史场景，唤起了与会者对珍稀文献价值的重新认识。他所撰《从“天禄琳琅”藏书谈清宫典籍聚散》一文聚焦清宫藏书中最受注目的藏书——“天禄琳琅”，分析了该藏书的历史生成以及在历史时光变迁中的散遗过程和当下的具体情况。他还特别呼吁要重视历史文献的保护工作。“天禄琳琅”藏书荟萃了宫中藏书的精华，有不少是流传有绪极为罕见的古籍，孤本秘笈为世重宝。到了清朝，国力逐渐衰败，但“天禄琳琅”在清室历次劫难中却得以幸免于难。清末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时带走了一部分的“天禄琳琅”，宫中遗留的“天禄琳琅”在抗战时期南迁上海安置。溥仪带走的“天禄琳琅”几经周折，部分上交于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部分散落民间。后由故宫博物院先后收购回一批。随后又赠予其中一部分给相关机关单位。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故宫博物院要求相关单位退还有关图书。目前对于追回的一部分“天禄琳琅”尚在整理当中，对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天禄琳琅”追回工作仍任重道远。

可见，对于珍稀文献的追回与收集是当今学界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与重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金以林研究员所做的专题报告中也谈及相关问题。他的专题报告《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收集与研究进展情况》，图文并茂地呈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部分馆藏资料与海外珍稀文献。金所长主要介绍了社科院近代史所成立的独立档案馆馆藏文献的相关情况。其中，最丰富的一部分档案是晚清督抚档案；同时还有很多民国档案和珍贵的满铁简报等。档案馆一直重视对民国政要日记的搜集和整理。可见，文献的收集工作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而对于海外的珍稀文献收集难度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近代史所目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还有对抗日战争的研究，这是国家最近一直强调的重要课题。为此，社科院的专家学者积极在海内外广泛收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散落在海外的档案文献。最后，金以林总结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他认为，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离不开文献搜集和整理。针对当前文献的保管机构太分散且不统一的窘况，他从加强统一管理及共建网络数据库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二、文献分析、考订与解读的个案研究

文献的分析、考订是文献研究的基础，对文献的分析、考订不能仅局限于文本本身，还应看到文献撰写者的生平与写作环境、写作过程、文献的刊行状况等问题，由此方可深化对文献的认识，更有利于认识以文献作者为代表的一部分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与著述观，以及整个社会环境概况。这一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罗检秋研究员的《著书难为稻粱谋——<论语正义>的刊行及所见清代士人生活》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罗检秋研究员选取文献《论语正义》的刊行历程作为研究视角，研究了刘氏三代生平与对《论语》的研究，最终著《论语正义》的过程，后来却因一方面力求精校，搜求遗漏书籍；另一方面苦寻刻书经费。主要因为后者，该书拖延多年才全部刊出。进而探查当时士人的著述观得出清代士人学求实证，著书不易，出书也无利可图，可谓“著书难为稻粱谋”的结论。可见，罗检秋研究员通过对文献文本的分析以及对文献作者群的研究，不仅解读了文献本身的价值，更突显出以刘氏为代表的清代士人普遍面临的境遇。在高压政治下，在刊行艰难的现实中，大多数士人仍然能够潜心治学、不计功利。撇开某些外在环境不说，更深层次地上升到正是士人置重学术的精神追求造就了清代汉学的辉煌。

史学意义上的文献考证涉及零碎文献拼盘的过程，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叙述，由此更可见历史话语与传播、研究者或解读者的思想动机等重要问题。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的《集体化时代“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孕育与形成——兼论刘少奇与“新农村建设”思想的提出》一文，聚焦“新农村建设”思想的提出及其时代内涵。通过对文献的分析，王先明教授梳理了“新农村建设”这样的一个话语以及话语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这是一个百年来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由于时代特征不同，“新农村建设”可由三民主义之下的“新农村建设”演化为集体化时代的“新农村建设”再进步到后集体化时代的“新农村建设”等。通过对文献的分析进而可见真正能够赋予这个话语一定思想意义的是刘少奇，刘少奇提出这一概念的同时强调新的内涵、强调民生问题、强调农村的重要性等等。作者通过对其思想建构的历史梳理和内容解析，呈现刘少奇思想与时代的内在关联与互动关系。从文献传播的角度看，一个地方的话语，不仅是一个口号，它还有传播方式和社会接受程度的问题，王先明教授通过去党的文献的分析更深刻地解释了历史口号、话语冲击力与社会舆论传播的紧密联系。

文献的分析、考订是对历史文献的基础性研究，而文献解读则涉及不同史学流派的交流和互动。安徽大学徐国利教授和南开大学朱洪斌对文献的比较研究颇有见地。徐国利教授在《近现代科学观视域下的宋学、清学及其方法论启示——以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的宋学和清学观为中心》中认为胡适和傅斯年从进化史观的角度，以近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宋学和清学都作了研究和评判，着力发掘其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意义，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比较分析，徐国利教授清晰梳理呈现出胡适与傅斯年作为新考据派领军人物的宋学观、清学观的视角和具体方法虽有差异，但是都是近代科学的进化史观和方法论为视域的，是一种科学化的工具理性思维。徐国利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他们宋学观清学观及其方法论的应用进行考察，客观评价其价值与不足。可见，在分析比较文献的基础上，洞悉新考据派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与方法论应用，对唤起学术界对新考据派的客观评判有重要意义。徐国利教授在涉及胡适和傅斯年相关文献间进行比较分析解读，阐释同一史学流派内不同人物的思想观念与方法论的异同，赋予文献解读深层次的内涵要义。而南开大学朱洪斌教授选取同一史学家的两本著作进行分析解读，对文献撰写者的全面认识、对文献传播与时代变迁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齐思和论中国近代史学——<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晚清史学的发展>校读记》一文，聚焦史学家齐思和的大作《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以及三十年后的修订本《晚清史学的发展》之间的不同。文献校读的背后隐藏的是文献传播与社会背景变迁之间的微妙关系。作者指出三个关键点，第一，清中叶学术的嬗变，现代史学萌芽的条件，突破了汉学家经史考察的局限，使研究主题资源更加广泛；第二，20世纪初叶，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史学革命，在观念上清理了传统史学的一些不合理之处；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史学通过体制化的进程从发热走向繁荣。文献传播的过程和时代变迁具有同步性，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文献在内容与形式上也谋求变化与发展，当然，这种变化与发展还要取决于文献最初的传播者。朱洪斌教授以齐思和为例，以中国史探研当中的一篇《晚清史学发展》为蓝本，深刻地诠释出文献传播者、文献传播内容、传播过程与时代变迁之间的纠葛。

史学界向来重视对文献的考订、分析与解读，并致力于从文献的个案分析中得出普适性的推论与研究方法。安徽大学朱正业教授的《晚清河南治灾赈济中的奖惩机制研究》一文，尝试分析原始文献中相关河南灾害的部分，从奖惩对象、奖励方式、惩罚方式等方面对晚清时期河南治灾赈济中的奖惩机制作一考察。作者认为，灵活多样的奖惩措施，有效地发挥了激励与控制的双重功效。但受制于战乱、政局动荡和经济水平，以及各种人为因素等影响，使得奖惩机制的效用大打折扣。从而使晚清河南治灾赈济中的奖惩机制成为窥探全国治灾赈济奖惩机制的一隅。安徽大学范子谦博士的《试论延安时期日常生活领域妇女身体的规训》一文，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官方档案文献的剖析，尝试将身体史的研究视角，引入妇女史和革命史，进而论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身体的塑造。将身体与革命，乃至国家权力对身体的规训这一主题透过妇女身体的经历更加具体的表现出来。

三、近代传媒与文献传播

以报刊为代表的近代新式传媒是当时信息传播的载体，在今天则以历史文献的方式展示其价值。对报刊文献的解读可谓是研究文献传播的一个可资借鉴的角度。浙江工商大学杨齐福教授以《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为考察对象，在《晚清教会报刊对社会陋习的揭示与批判》一文探讨教会报刊如何审视晚清社会陋习并提出相应的改良方案。并从分析文献文本上升至探索话语权与社会舆论的相关问题，分析文献传播的社会效果以及影响效果的因素。杨齐福教授指出教会报刊在晚清社会习俗改良中表现积极，却未占据主导地位，反而被后来的改良派和革命派掌握了话语权。其原因可能与“耶稣拯救中国论”、殖民主义心态和西方中心论有关，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教会报刊在传播效果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

文献文本涵盖内容颇丰，尤其是报刊文献，对报刊文献的分析解读中，一些专家学者发掘了研究历史人物的新视角。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朱晓凯研究员的《从中法战争期间的<申报>报道看李鸿章媒体形象塑造》一文，聚焦中法战争期间《申报》的战事报道，尝试分析李鸿章作为重要军政人物的媒体形象。作者认为，从《申报》这些报道中，公众不仅了解到李鸿章一些基本的外交理念，以及这些外交理念对中法战事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看到了李鸿章作为清廷主持对外交涉的灵魂人物，在中法和谈中忍辱负重的媒体形象。南京师范大学张朋的《政治认同与集体记忆的重构：1932年陈独秀被捕的舆论反应》一文，以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事件引起舆论界广泛关注为引，在整理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社群的舆论阵地、国共党报和都市民营报刊对陈独秀案各自不同的报道及评论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陈独秀个人的生平和革命历史。文献传播涉及历史书写，张朋利用文献传播的新视角，分析了不同的政治社群各自有各自的一种书写策略和政治目的。从不同的报刊对陈独秀的评价有明显差异不仅可以更全面的分析理解历史认为，更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书写与文献传播的途径与效果相互作用。

报纸、杂志一方面作为文献传播的载体存在，另一方面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主办报刊的书社书局把报刊书籍当作宣传思想的文化载体。从文献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图书社的出版发行活动，也即是文献的大众传播活动。所以，以书社、书局、印书馆的个案为切入点，研究其与文献传播的关系，有利于延展文献传播的涉及范围，深化文献传播的内涵概念。安徽大学胡凤的《科学图书社与安徽近代的文献传播》一文，以科学图书社为研究对象，从文献传播的主体、外在载体、内容和传播效应四个方面，探究科学图书社及创办人汪孟邹与安徽近代文献传播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图书社可视为近代安徽文献的一部分，推进了安徽近代文献的传播、安徽新文化运动及安徽近代革命的发展。分析芜湖的科学图书社对民国时期文献传播的作用和影响，是将出版事业放到社会文化传播事业的角度去探讨科学图书社扮演的传播职能和角色，特别是它如何在演变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挥文献传播的功能。可见，对科学图书社的研究是研宄出版机构如何影响文献传播，继而影响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个案。

而从报刊文献本身为切入点，探讨其文献价值与传播效果一直是学术界颇为重视的研究取向。安徽大学的刘丽老师与郭静博士选取了比较有价值和新意的研究对象，拓展了对报刊文献的研究范围。安徽大学刘丽的《从记者招聘启事看<申报>的历史文献价值》一文，通过梳理《申报》中记者招聘启事，获得早期关于新闻事业的招聘主体、职业要求、职业薪酬和活动区域的重要信息，探究近代新闻职业发展的脉络。进一步彰显《申报》在研究近代中国新闻历史和社会史文献的重大价值。从文献本身找到有价值的切入点进行研究是研究文献价值的一个可资借鉴的角度。安徽大学郭静的《<科学>杂志与近代中国科学观念的建构及传播》一文，选取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科技期刊——《科学》杂志为研究对象。从三个方面分析文献文本与观念传播的关系，分别是《科学杂志》与近代科学观念的建构、《科学杂志》与近代中国科学观念的传播、《科学杂志》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作者在客观分析《科学》杂志及中国科学社在近代传播科学观念的基础上，指出尽管其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三十五年中取得了无可取代的辉煌成绩，但《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发展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时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此研究视角关注文献本身的传媒特征，推进了文献传播以及文献与社会网络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

四、目前存在的问题与深化的思考

当然，从历史文献与传播的交叉视野审视文献研究的还只是一次学术探索，不足之处难免。目前对文献与传播的研究尚存在若干问题。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实践的记录，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包括新闻传播学研究都是建立在历史学科的基础之上。而文献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历史文献，其他任何学科的创新都是无源之水。对文献传播的研究是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对于研究者而言，既需要有牢固的历史学基础，同时更需要与传播学理论融会贯通。但在此过程中，尚且存在的两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文献是信息的载体，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尤其是流失海外的珍稀文献对于史学界更是意义重大。但是目前获取珍稀文献史料依然困难重重。因牵涉到中外关系，加之文献所在地对文献的保护，获取文献的途径基本只依靠手抄。又因文献资料库存量大，需要具备一定史学素养的专家方能辨别文献的珍稀价值。所以对于几经周折获取的珍稀文献，首先需注重考证文献的谬误和真伪。这也是学术界一直很重视且目前仍需努力的方向。

其二，以往对文献传播的研究片面强调文献作为信息载体的功能，对文献传播的研究缺乏主体参与意识，对传播途径、传播效果的研究集中以传播者与受众为切入点。这种研究模式常常使研究者不自觉地站在传播者的角度去研究文献传播，从而忽略了文献传播的时空性，忽略了文献传播的本质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主体意识交流。对文献的全面考察是当今学术界需要重视的问题。文献传播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决定了研究文献传播要把文献放在大背景下全面考察，在不同的时代文献传播的不同价值意义。文献流动的空间性又决定了文献在流动过程中的空间转化与受众的主体意识、文献的流动过程与社会变迁，文献的所在地与中外关系等等都是目前研究文献传播绕不开的问题。与会者一致希望日后致力于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多重视考察文献传播所涉及的更广泛的内容，使对文献传播的研究更能推进历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史学研究关乎国家命运、国计民生，在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方面还有进一步的探讨空间。对此可考虑从以下方面给予特别关注：

第一，文献传播与地域空间转换。文献的载体经历了从天然载体到纸质载体再到现在的电子载体。其中，历史研究所需的文献多为纸质文献。纸质文献的传播涉及的内容甚广，就文献流传的空间而言，文献的流传原因、流传路径，尤其是对流失海外的文献，需要继续思考它们是如何经历地域空间的转换，文献传播与流失地之间的关系，文献原归属地与流失地的地域关系，且值得进一步深入地探讨。根据文献文本的内容，研究者从文献地理学的视角，深层次地探讨文献传播与地域空间转换的内在联系，或许是一种值得思考的方法。

第二，文献传播的过程。文献传播的过程实质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主体交流过程，这一交流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的研究视野应扩大到探索文献与社会传播网络之间的关系。文献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文献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亦不同，根据文献的具体类型结合文献所关联的社会关系，方能更好诠释文献所反映的区域社会的历史走向。希望日后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其中，更进一步地深化史料与史学分析框架方面的探讨。

“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高端学术论坛暨“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开题研讨会综述

本文将摘要刊发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作者：范子谦 周星呈 刘婧

3月19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开题研市源牌宾馆举行。本次会议由“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课题组主办，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史学月刊》编辑部、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共同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史学月刊》编辑部、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省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江淮论坛》编辑部、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等全国多个高校、科研机构和出版社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帆教授主持了重大课题开题报告会。课题首席专家、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天根教授代表课题组就课题的基本信息、学术史梳理及开拓空间、学术价值及社会意义、主要内容、总体思路与研究路径、重难点与创新点、预期目标和课题组当前研究进展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汇报。他认为，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尚有百分之五十未曾公布，且课题组已经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调阅了未曾公布文献的百分之九十五，因此，系统整理这批珍稀文献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对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的系统整理仍有巨大的开拓空间。他指出，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多系中英关系的外交照会、清廷上谕、知县与皇帝或军机处来往的书信，还包括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军从紫禁城的军机处等处获得大批文件或奏折等稿本，内容涵盖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等方面。对这些涉及整个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这批珍稀史料加以考释，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有利于鸦片战争史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有利于对鸦片战争历史场景的重建；其二、有利于推进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的研究；其三，整理史料及重建历史对拓展中外关系、内地与华侨等专题史研究有所助益，特别是对教育在外交中的作用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其四、有利于历史节点的准确定位。王天根教授报道了课题内容规划，他按照文献所呈现的内在逻辑，将其划分为中外关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三大部分，并向与会专家进行了简介。王天根教授进一步指出，课题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研究工作：其一，珍稀文献的辑录和校勘，此属历史文献整理的基本功；其二，对珍稀文献的考释，进而呈现文献中的历史。课题的总体研究思路大致依照历史文献学的经典路径，即辑录—校勘—考释。王天根教授表示，课题最终成果为数卷本的《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字数初步预估在百万字左右，各分卷内容对应各子课题，有“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中外关系”；“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政治经济”；“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文化教育宗教”等等。

专家们听取课题汇报后，对课题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予以充分肯定，均认为该课题难度大、涉及面广泛、学术价值高。同时，专家们分别结合他们的研究经验，对课题如何顺利开展的细节问题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观点和意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教授认为课题对学术的研究推进意义重大，对鸦片战争、中外关系的研究一定会有重大推进。他指出课题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复杂，课题组的工作量很大，建议在当前分卷的基础上考虑增加军事和社会分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罗检秋研究员表示，近代史所珍藏了许多民国时期珍稀资料，恰恰可以和课题组资料互相补充。双方可以进一步展开深入合作，必将有力推动晚清史研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研究员表示课题中某些史料太零散，建议课题组将其进一步系统化，而后核查比对现有的资料，列出文献目录，以避免重复。浙江工商大学历史系杨齐福教授指出，历史研究强调新问题、新观点、新史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都有很大难度，只有新史料，目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新史料怎么新，目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向下，到民间收集资料，另一方面，向海外走。他建议课题组加强对海外史料与现有中文文献史料的比对，确保史料的珍稀性。安徽大学江淮学院院长芮必峰教授十分赞同重视史料文献的观点，他表示对史料文献的使用也同样重要。他希望课题组重视对史料文献的解读，更广泛的开发史料价值。专家普遍认为，课题涵盖内容之丰富、涉及范围之广泛、面临任务之艰巨非课题组一力所能为，建议利用有限的时间、精力和经费重点加强几个方面的研究，如开展对鸦片战争的再研究等等。

重大课题开题会之外，由《史学月刊》编辑部郭常英编审、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研究员、安徽省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常松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马陵合、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张朝胜、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朱移山、安徽省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方英研究员等人分别主持评议了各分场的学术研讨会，各界专家、学者以“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为主题，继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讨。

金以林研究员做了题为“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收集与研究进展情况”的学术报告。他简要介绍了社科院近代史所档案馆馆藏档案的特点。其一，这批档案基本上都是原始档案；其二，这批档案最丰富的一部分档案是晚清督抚档案，与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比，其最大特点是大部分为私人档案，最具代表性的是张之洞档案；其三，收藏有很多民国档案，最大的个人卷宗档是胡适档案。此外，近代史所档案馆还藏有非常丰富的满铁档案。对于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方面面具有重要意义。金以林研究员还介绍了当前近代史所已做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与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的合作等等。

王天根教授在学术研讨中，以不列颠图书馆藏文献所涉历史书写为中心探讨了文献与文献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文献与文献传播显然属于不同的逻辑范畴。文献不仅仅局限内容的解读，作为介质或载体，承载历史风貌的文献又有传媒特征。由此而来的文献传播也是重要的学术命题。除了求真外，解读文献的历史涉及求善、求美，而从文献中解读历史求真的分析框架显然有别从历史求善、求美的框架。这涉及文献解读的历史选择。文献及其传播涉及当事人及其后人的目光，也涉及旁观者或研究者的心态、视野等多维层面的书写（《从文献到文献传播——以不列颠图书馆藏文献所涉历史书写为中心》）。

章宏伟研究员概述了清朝故宫藏书中最受注目的“天禄琳琅”藏书的历史。它是清宫秘藏善本书中的精华，涵盖经、史、子、集，多为宋、金、明刊版善本。清后期，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清宫藏书屡遭浩劫。而“天禄琳琅”多次遭遇战乱与火灾，历经清室历次劫难、抗战故宫文物南迁而幸免于难（《从“天禄琳琅”藏书谈清宫典籍聚散》）。

王先明教授通过对“新农村建设”思想进行历史梳理和内容解析，进一步体察其思想与时代的内在关联与互动关系。他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中国农村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也成为当时农村、农业、农民工作的重要话题。“新农村建设”奋斗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一个全然不同于旧乡村的新时代的展开（《集体化时代“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孕育与形成——兼论刘少奇与“新农村建设”思想的提出》）。

罗检秋研究员认为《论语正义》虽为清代经学名著，但刊刻面世却颇费周折。这种曲折与清代一般学者的生活状况是完全吻合的。清代学者著述之勤奋，实证学风之浓厚，诚为史所罕见。虽然清代士人不乏趋炎附势、贪图利禄之徒，但大量学者却受儒学浸染，酷嗜传统典籍，以学术收获为根本理念。在高压政治下，他们确实畏闻文字狱，而著书为“稻粱谋”者则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均非主流。他以为，撇开某些外在环境不说，正是士人置重学术的精神追求造就了清代汉学的辉煌（《著书难为稻粱谋——《论语正义》的刊行及所见清代士人生活》）。

杨齐福教授以《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为考察对象，探究教会报刊如何审视晚清社会陋习并提出相应的改良方案。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社会改良的步伐，但“耶稣”拯救中国论、殖民主义文化心态和“西方中心论”等却削弱了其影响（《晚清教会报刊对社会陋习的揭示与批判》）。

安徽大学历史系徐国利教授认为，胡适和傅斯年从进化史观的角度，以近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宋学和清学作了研究和评判，着力发掘其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意义，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们否认道德理性在宋学和清学发展中地位和作用，无视其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和建构中的意义，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其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近现代科学观视域下的宋学、清学及其方法论启示——以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的宋学和清学观为中心》）。

安徽大学历史系朱正业教授探讨了晚清河南治灾赈济中的奖惩机制。他从奖惩对象看、奖励方式、惩罚方式等方面展开论述。他认为，灵活多样的奖惩机制，有效地发挥了激励与控制的双重功效（《晚清河南治灾赈济中的奖惩机制研究》）。

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朱晓凯研究员认为，中法战争期间的《申报》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做了大量报道，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大众传媒视角观察晚清战时外交活动的契机。而《申报》对李鸿章媒体形象的塑造，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大众传媒对晚清外交决策和重要外交人物的舆论评判（《从中法战争期间的<申报>报道看李鸿章媒体形象的塑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洪斌副教授通过校读历史家齐思和的两篇文献，以此来洞察史学家在宏观历史问题与微观学术问题上的变化与守恒，透视时代变迁与史家理念之间的纠葛（《齐思和论中国近代史学——<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晚清史学的发展>校读记》）。

安徽省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胡凤助理研究员在学术研讨中，以科学图书社为研究对象，从文献传播的主体、外在载体、内容和传播效应四个方面，分析科学图书社及创办人汪孟邹与安徽近代文献传播的关系。她将科学图书社视为近代安徽文献的一部分，认为其承载着新式知识分子的思想、革命激进书刊、《安徽俗话报》、中小学教材教具等传播内容，推进了安徽近代文献的传播、安徽新文化运动及安徽近代革命的发展（《科学图书社与安徽近代的文献传播》）。

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郭静认为《科学》杂志致力于近代科学观念的建构，在国内外积极推介科学观念，对国民进行了全面的科学启蒙。但是，《科学》杂志及其中国科学社在极力宣扬科学观念的同时，带有明显的唯科学主义倾向（《<科学>杂志与近代中国科学观念的建构及传播》）。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朋考察了因陈独秀被捕而引发的舆论事件。他认为，不同报刊对陈独秀个人的生平和革命历史的重新解读既交织着不同政治社群分歧显著的政治认同，也昭示了陈氏无论生前抑或身后都须直面正误交错的价值评判的命运（《政治认同与集体记忆的重构：1932年陈独秀被捕的舆论反应》）。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范子谦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共在日常生活领域对妇女身体的规训。他认为，此种规训是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解放的阶段性体现，也是革命牵引下妇女解放运动的具体表征之一（《试论延安时期日常生活领域妇女身体的规训》）。

与会学者还就历史文献真伪的考释，文献传播与历史记忆、历史选择之间的关系，文献传播的载体，文献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他者目光和自我审视之间的互动关联等问题展开了探讨，达成了一定共识。

课题组全体成员、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博、硕士研究生20余人参加了会议。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