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美育思想史”开题会

在复旦大学举行

2016年1月8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美育思想史”开题会在复旦大学西主楼1001召开，开题专家组成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政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建平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王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法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王杰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教授、辽宁大学文学院宋伟教授组成；项目组首席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子课题负责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栗永清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李钧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刘旭光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苏宏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阳副教授出席会议。研讨会由专家组组长张江教授主持。

项目负责人朱立元教授首先简要汇报了项目的选题思路和研究难点。他说，2013年，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美育获得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提升为教育事业的国策，研究、借鉴西方美育的历史经验是我们选择这个课题的根本出发点；从学术史而言，西方美育思想是中国当代美育思想、观念的重要来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在该领域，国内虽有一些相关研究，但系统、全面的通史类著述尚付阙如，在这个意义上，本项目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和开拓学术空间的意义。项目依照历史演进，共分五卷，侧重从历史角度勾勒，并设置导论和总结，对西方美育思想进行总结和整体反思，并将着重探究其对现当代的启示；在每一部分中，力求显示出史的脉络，同时对每一时段的美育思想同彼时时代背景、艺术教育、审美教育实践的关系进行重点关注。项目的研究难点有二，其一每一时段美育自身的演进同审美、学术教育、实践方面如何结合，相关材料还需发掘、积累不够；其二，20世纪以来新的美育思想的文献积累尚薄弱，资料建设方面要有突破。

此后，朱立元教授社科基金规划办反馈的评审专家对项目的书面意见进行了说明和答复。评审专家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1）吸收外语好的学者，有条件的话可聘请外国学者加入，更多掌握一手材料；2）考虑在五卷本之外出一个简编本；3）留意美育观念出现前后的区别，对美育思想和现实如何互动，学院美育课程体系、思想如何纳入时代现实给予专门的关注；4）各编内容设置尚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第四子课题德国偏重，英美阙失，不够均衡；5）团队由青年学者领衔，首席专家要负起指导责任，亲自进行一定篇幅的写作。朱立元表示课题组完全同意和接受专家的意见。1）项目组筹备时即已考虑了外文方面的问题，子课题1的成员潘道正教授外语精熟，并有一定的古典语言基础，参与了《西方审美教育经典论著选》中世纪和当代两卷的部分翻译工作；子课题负责人李钧从事学术翻译工作多年，已经出版西方理论译者上百万字；青年学者中外语熟练者也不乏其人，但这方面的补充和提升是极有必要的，根据专家意见，课题组已同德国耶拿大学德国古典美学、黑格尔研究专家Klaus Vieweg教授，当代美国著名美学家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进行了较深入的联系，达成初步咨询、合作意向；此外，课题组拟吸收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汪洪章教授、法语系主任袁莉教授等专家参与工作，为第一手材料的获得打好基础；2）简编本的编撰已经纳入项目规划；3）美育观念研究要同社会体制研究结合，重视观念的具体落实以及观念得以产生的时代文化语境已经成为项目组新提纲编撰的指导性意见；4）部分子课题的部分缺失确实存在，将予以补正；5）项目运作过程中首席专家保证不仅在指导思想上负责，进行全书的统稿，也要保证亲自完成一定的写作任务，特别是写作全部总论和结语部分（至少15万字）；第四子课题负责人苏宏斌表示，专家意见切中要害，在选题论证过程中，部分的受制于个人研究的偏好，无意识的造成了德国的偏重，对英美的吸收，是应有之义。

随后，与会专家就项目选题、结构设计、方案论证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研讨。专家组对项目的选题意义及复旦团队给予了高度肯定，张政文教授认为美育问题不仅仅是美学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美育问题伴随着启蒙，是现代性的重要表达，选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高建平研究员充分肯定了复旦大学在西方美学、西方美学史领域的深厚积累，同时，以当代国人外出旅游“到此一游”的心态为例，阐述了当代审美教育遭遇严重阙失的局面，肯定了课题组选题的重要意义。

专家组对项目规划、设计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西方美育思想史的研究要有当代意识，要有中国立场、中国问题

杜卫教授在发言中从学术史谈起，1904王国维年撰《孔子之美育主义》，直言孔子之思想“始于美育、终于美育”，1917年，蔡元培倡“美育代宗教”。中国美学研究的第一代学人对美育的关注，除受“新学”影响之外，与礼乐文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与20世纪初的文化语境都有着莫大关联。西方美育思想史的研究不仅要呈现西方美育思想是什么及其演化，更要去思考西方美育思想产生的社会需求，要去思考席勒为什么要谈美育，要反思中国第一代美学家关注美育、关注席勒的原因。如果项目研究过程中，没有中国问题，成为纯粹的西方美育思想的罗列、介绍，那就太过遗憾了。高建平研究员指出，“后现代转向”如何影响了美育思想，这是一个被遗漏了的重要理论问题，而恰恰是一个极具当代意识的问题；欧、美对互联网、电子时代的态度并不一致，中国应当如何面对“西方”，这是时代对学者提出的问题，美育不是孤立的，项目研究要呈现出问题意识、当代意识。

第二，西方美育思想史的研究要关注教育、博物馆系统要结合美育实践；

与会专家普遍指出，美育思想史的写作不能仅仅着眼于“思想”，更要关注美育实践。张政文教授强调美育思想史要介入生活，要呈现出每一历史阶段的美育思想如何深入生活，在哪些方面得到最突出的表现，要关注中小学课程设置、制度的变化，这些变化中可以更直接的看到思想的“落实”，他建议每一卷，每一部分都应辟出专章或专节描述美育思想的落实，要关注教育观念、课程设置、国家教育方针的变化。张法教授也认为除了独立的美育思想，美育思想史也要关注博物馆系统对于审美教育的意义，要关注全民美育体系、教育课程体系、学院化的艺术教育体系和家庭教育中的美育实践。在西方美育思想史的构架中，要充分留意西方的艺术教育（审美教育）实践。高建平研究员指出，美育实践的外延不仅仅关乎学校教育，特别在古典时期，古希腊的研究中要留意悲剧、雕塑在社会、公民教育中的作用，中世纪“偶像崇拜还是反崇拜”的论争背后也包含着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思想内核，从神学家的著述中或许会得出神学对审美、艺术的拒斥，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实践中，美育恰恰构成教会传教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第三，要将“美育史”的写作同美学史区别开来；

美育思想史的写法也是与会专家意见和建议较为集中的一个领域。

高建平研究员指出，要把美育史和“美学史”、“伦理学史”、德育史区别开来，举例来说，在美学史的撰述中，德国古典美学中重要性一般而言是康德、黑格尔、席勒，而在美育史的撰述中，席勒，以及在美学史上重要程度略低的谢林、费希特等人的重要性是否要超过康德、黑格尔。比之美学史，以人物为枢纽的美育史写作中，重点人物必将有巨大变化。现有提纲中对在美育思想和实践领域都有杰出贡献的杜威的缺失，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杜卫教授也指出，项目运行过程中，最大的难度可能就在于如何处理“什么是美育思想”，如何描述和鉴别“美育”概念正式出现提出之前的“美育思想”，美育可理解为感性领域对人的影响。建议20世纪前要重点关注哲学史上对论美和善的关系的讨论，以及哲学和艺术理论中审美和艺术的功能论方面的论述。此外，在美育史的撰述过程中，要留意那些美育史上产生巨大影响，但却并不以美学知名的人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托尔斯泰，托翁在其书信、著作中有着大量涉及美育的论述，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投入实验，在美育实践领域同样有引人瞩目的成就，美育史的撰写要充分关注美学史、哲学史之外的重要人物。

张政文教授提醒，美育史的撰写可参照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以问题，而不以人物为枢纽的写法，高建平研究员指出，在具体的纲目中，如何处理一个时代的美育问题和重要哲学家之间的撰述重心，是一个重要难题。

张法教授同样指出要注意美育史和美学史的写法的区别，美育思想史的研究，要注意在人的教育活动中，美和艺术的作用是什么，要关注不同时代、不同的学派对于“美如何育人”这一问题的解答，美育史的写作，要抓住“育人”，要思考不同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而美和艺术对这样的人的培养有什么作用，同时还要留意美和善的区别，要把美育同现代性结合起来。

王杰教授则从另一维度对项目组提出了建议，他指出，项目的研究要注意加强理论研究，要对美育和美学的理论性区别进行深入的探究，并能够将理论探究的结论贯彻到美育史的写作中，呈现出美育史自身的样态。同时，王杰教授还建议在每一卷甚至每一个历史阶段找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美育个案进行研究，通过个案，可以更加直观和深入的呈现美育思想对美育实践，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也更加凸显项目历史借鉴意味。

宋伟教授则提请项目组注意“西方美育思想史”的定位，是要完成“西方美育思想”的历史研究，还是要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来探究“西方美育”。在宋教授看来，项目组可以适当借鉴当代思想史研究的理路，突破罗列人物、思潮的“人物思想传记体式”的美育史的写法，回到历史语境，更为客观的呈现出美育理论自身的思想脉络。

第四，在研究文献方面，特别是第5卷的写作，要关注最新的文献，特别是学术刊物

作为非母语的西方美育思想的研究，文献的来源也是与会专家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王宁教授首先指出，西方在美育史研究方面的确存在空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同美学在当代西方的落潮，以及西方学者在著史方面相对关注较少的学术惯性相关。也正是这种空白更凸显了本项目的意义，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学者写西方的美育思想史，能否得到西方的认同，特别是在西方普遍重视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当代，本项目的研究成果能否获得西方的关注，也值得期待。但要达到这一目标，文献材料首当其冲。在译本的选择上，古典文献的译本已经过较长的历史考验，可择善而从，但20世纪以来的资料，要更多的留意学术刊物，而非著作美国伊利诺力大学《审美教育》、英国的《英国美学杂志》、《美学与艺术批评》等连续性刊物一定要重视，杜卫教授也提到，可以专门派出青年访问学者，搜集西方当代的美育资料。

王宁教授还指出，在第5卷的纲目设计方面，对于如“后人文主义”、“数字人文”等一些最新的思潮也要时时关注，这些思想所透露出来的对于机器、高科技对人的挤压，本身就包含着“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审美教育的理论内涵。由于第五卷自身所涉及到的时间范围已经是全球化降临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第5卷甚至可以独立成篇，同时引入比较的视野，将西方当代美育思想同中国儒家礼乐相对照、结合，或许可以熔铸出一个“世界美育”的新理论群。

此外，与会专家还就美育的二重性：在看到和强调美和美育的积极意义时，也要注意到特定时期审美沦为商业的帮凶，以及美学、学者的庸俗化等负面、消极的影响；项目的数据库建设：张政文教授建议团队可在研究基础上，完成一个涉及西方相关课程、艺术教育、观念、儿童电影、美术、西方美育文献数据目录等的综合性的数据库等问题对项目组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与专家进行意见交流之后，朱立元教授代表课题组发言，他首先衷心感谢和完全接受与会专家对项目提出的具有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宝贵意见，指出，通过专家的论证，项目的书写脉络乃至技术路线更加清晰，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将遵照专家意见，逐条落实。项目组在课题被批准立项后，已经做了初步的研讨，决定对提纲进行一定的修改，其中总论部分要涉及美育概念的历史演化，并凸显出其作为现代性启蒙产物的属性，全书最末拟单列较大篇幅的结语，重点讨论西方美育思想对现当代中国思想学术的重大影响，凸显出中国意识、中国立场、中国经验，落足于应对和解决当代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

随后，主持人张江副院长对开题报告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中国人研究西方美育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由青年学者担纲，对课题组来说具有优势，也有可理解的风险，项目负责人要有充分的责任意识，要通过课题研究，带出一支有实力的美育研究队伍。整体来看，与会专家组对项目的选题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大家都认为题目有意义，有价值，项目书呈现出来项目组准备全面，侧重点清晰，相信在此框架下不断深化拓展，一定能做好此课题，不负社科基金支持的期望；朱立元教授认真回答了意见，意见对题目的拓展、生长，线索更清晰，“为什么要写西方美育史”，要对社会，对当代倾斜，要紧密结合中央，特别是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系列精神，要突出问题导向，要紧密结合当代。

最后，他从三个方面总结了与会专家的意见，对项目组提出了殷切期望。第一，目标要明白，要凸显出西方美育史在国家、民族素质提高上的意义，不能把美育思想史写成一部记录史，要做有用的史，要做为当代中国人看的历史；第二，要充分估量项目研究对当代美育思想、实践的意义价值。并建议：如果准备充分，课题的总结部分可以单列为一本著作，成为六卷；第三，问题导向要清楚，要充分重视中国人美育和西方美育的区别，要意识到中西文化的区别，中期成果的研究论文，要突出当下性，要有历史、时代的力量，要呈现出有意义的思想，不要追求“著作等身”，而要追求三五句话呈现出深刻的思想，而以后评论、注释这三五句话的著作“等身”，希望未来的《西方美育思想史》能够达到这一高度。

最后课题组再次对专家组表示诚挚的谢意，朱立元教授表示在2016年上半年，将召开全体课题组成员会议，全面落实会议意见，制定新的写作大纲。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