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站内搜索
目 录
一、年度总结及计划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2015年度研究工作总结（征求意见稿）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2016年度研究工作计划（征求意见稿）
二、年度成果汇总
1、项目组成员2015年度研究成果汇总工作基本完成
附：《项目组成员2015年度研究成果一览表》
三、学术信息通报
1、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征文通知》（征求意见稿）
四、民国新闻史研究文献信息汇编
1、卢何燕整理，刘继忠审定：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中的“台湾地区民国新闻史研究”文献汇编
五、前期研究成果选载
1、刘继忠：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致思——以蒋介石
战略传播思想为中心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
2015年度工作简要总结（征求意见稿）
项目秘书处
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投标书》以及项目组的工作安排，现将项目组2015年度的工作进展情况做一简单总结，以便上报国家和省级的社会科学基金管理部门。
2015年度，在项目组所有成员尤其是各子课题负责人、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分册作者及特约撰稿专家的共同努力下，项目组较好地完成了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2015年度研究工作计划要点》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如期召开了项目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15年11月7日，在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结束后，项目组按计划举行了第二次核心成员会议。项目首席专家、项目子课题以及特约研究专题负责人：倪延年、王润泽、何村、艾红红、白润生、方晓红、李建新、徐新平、刘亚、韩丛耀、张立勤、李秀云、刘继忠等参加了会议。邓绍根、张晓锋、万京华等因事请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学术顾问兼编撰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应邀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本项目首席专家倪延年同志主持。与会人员分析了本项目研究工作的现状、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认为本项目组具有实现本项目组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交的《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投标书》承诺的“计划完成时间为2018年12月”的有利条件，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讨论和部署。
二、成功召开了本项目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2015年11月7日下午至11月8日，按照计划举行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学术顾问兼项目编纂委员会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吴廷俊先生主持。会议第一单元是讨论审读《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中的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少数民族新闻业”、“新闻业经营”和“新闻教育”分册著者艾红红、白润生、张立勤、李建新等专家对书稿撰写有关情况的说明，然后对书稿的结构、原则、格式标准等进行了讨论；第二阶段是讨论了“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子课题负责人、渤海大学何村教授提交《中华民国新闻史》（第四卷）的部分书稿，在听取何村教授有关说明后，与会人员就有关分册书稿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经过上述两个单元的讨论交流，会议达成了重要共识，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成功承办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
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回归历史 探寻规律：民国新闻史的多视角研究”高层学术论坛于2015年11月5-7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会议邀请本项目学术顾问兼编纂委员会主任、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吴廷俊先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和本项目组核心成员、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方晓红教授分别作了大会主旨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家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秘书处（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具体组织了这次“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专题学术研讨活动。会议筹备组于2015年3月发出征文通知，截止到2015年7月底，共征集到论文68篇，经过两轮评审，选出48篇论文编成该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项目秘书处在承办论坛过程中，具体承担了会议通知发布、与中国新闻史学会联系、组织落实会务，延请专题报告专家、论文征集、参会论文评选、会议论文集编辑校对等工作，会议收到了扩大民国新闻史研究预期的效果。《中国社会科学报》网、江苏社会会科学网、尚七网等对本次会议作了报道，进一步扩大了本次学术会议的社会影响。
四、积极参加学术界交流，扩大本项目的学术影响力
本项目组成员在推进本项目研究的同时，注重把研究工作中产生的研究成果积极投入学术交流，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由学术界主办或协办的中外新闻史方面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中国新闻史学会协办的首届“向世界传播中国”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史学会2015年4月在湖北大学主办的20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研讨会；中国新闻史学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联合主办于2015年8月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于2015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抗日战争与新闻传播：第一届新闻史青年学术论坛”，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新闻史学会于2015年10月举办的“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院庆系列论坛：新闻传播业的变革：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会与厦门大学等主办于2015年11月遭厦门举行的“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纪念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先生诞辰135周年学术研讨会等。项目组成员积极参加了上述学术会议，一方面进行了学术成果的交流，同时也有效地扩大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的社会影响。以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为例，在项目组核心成员王润泽、倪延年、邓绍根、刘继忠、万京华、何村、李建新、张立勤、白润生、徐新平、艾红红、邓绍根、张立勤等提交了应征论文，被邀请参加会议，并在分论坛作了论文选读交流，均收录会议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
五、产出了一批前期研究的论文性成果
项目组成员在既抓紧本项目研究，又通过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还积极撰写民国新闻史研究的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成果对于扩大本项目在学术界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项目首席专家倪延年撰写的《论民国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成果叙述体系》发表在《暨南学报》2015年第1期上；《论民国新闻史业的起源、发展历程及历史评价问题》发表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8期；《评价新闻史人物的五个维度》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31日第6版“新闻与传播学”专版；项目组核心成员张晓锋等撰写的《香江不设防——沦陷前后的香港新闻业及其管制》，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1期；核心成员王润泽等撰写的《国际传播：民族救亡中的另一个战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核心成员何村撰写的《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旗帜下〈新华日报〉与重庆〈新民报〉的交往与合作》发表在《新闻大学》2015年第6期；核心成员刘继忠等撰写的《争取胜利：民国新闻媒体的抗战贡献研究》发表在《青年记者》2015年第22期；项目组核心成员万京华撰写的《新华社与抗战对外宣传》发表在《中国出版》2015年8月上；《抗战时期中共通讯社事业发展研究》发表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项目组核心成员白润生撰写的《民国孕育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发表在《长安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上；《〈内蒙古民国报刊史〉评述》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项目组核心成员李秀云撰写的《试论民国时期新闻学理论体系之建构》发表在《学术交流》2015年第3期。项目组核心成员邓绍根撰写的《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电视”概念史》发表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被《新华文摘》在2015年以“2015年论点摘编”）；《百年回望：美国〈新闻记者信条〉在华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0期，以及项目组成员操瑞青撰写的《建构报刊合法性：“有闻必录”兴起的另一种认识》——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谈起》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等等。
六、项目秘书处运行正常，按期编发“简报”（动态）
在2015年度，项目秘书处运行正常，主要承担了项目组成员之间的联系、沟通和信息发布、交流；“首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征文、评审及会务工作，项目组核心成员经费报销等事务，保持了秘书处和项目组成员之间信息交畅通。
2015年度，秘书处为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及时汇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最新进展，也便于项目核心成员及时了解团队有关方面的研究进展，继续编印项目组内部信息刊物《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2015年1月至12月共编发6期，刊载了项目组2014年度工作总结和2015年度工作计划；发布了“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信息”1790 条（2014年发布436篇“民国新闻史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题录）；报道了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在学术界的反响；选载了倪延年、何村、艾红红等人的前期研究论文。
以上只是秘书处根据已经掌握的信息起草的项目组2015年度工作情况小结。请项目组各位核心成员尤其是各子课题负责人、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作者及特约撰稿专家对该初稿进行修改、补充，充实信息和提出建议。
二〇一六年元月二十五日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
2016年度研究工作计划要点
（征求意见稿）
项目秘书处
根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研究的要求和“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研究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项目组2016年研究工作计划要点。
一、召开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计划在2018年8月下旬召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核心成员第三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交流自2015年11月举行第二次项目组核心成员会议以来各子课题（特约专题）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分析这一阶段子课题（特约专题）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商量解决各子课题研究工作的困难，进一步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计划和努力目标。
二、召开编撰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
计划在2016年8月下旬召开本项目编撰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主要议题是审定“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书稿和继续讨论《中华民国新闻史》（第四卷）提交会议讨论的书稿。为开好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根据第一次编撰委员会议的决议，《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著作者应在2016年6月底前把完整书稿交到秘书处，由首席专家先行阅读，进行一个回合的修改意见交流，以提高会议的讨论效率和效果。
三、举办第三届民国新闻史学术高层论坛。
在顺利圆满举办了两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的基础上，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决定继续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会议的时间初步定在2016年10月底或11月初，会议地点仍然在历史名城古都南京。本项目组各子课题负责人以及特约专题承担人应结合所承担的研究任务，积极撰写文章应征，妥善安排时间，争取参加会议交流。入选“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的会议论文将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形式出版论文集，作为本项目整体研究成果的组成部分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结项。
四、继续编发《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
为了便于项目组成员之间交流相关信息、向国家（省、学校）有关部门汇报项目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秘书处自2013年12月编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进展《情况通报》（2014年5月改名《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以来，至今已编印了《情况通报》4期，《研究动态》10期。在项目组成员交流信息、沟通情况，刊载前期成果，增强项目组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本项目研究工作的实际进展，秘书处决定把原来基本上每两个月编印一期的《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改为每三个月编印一期，即在2016年计划编印《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4期，请项目组成员予以支持配合。
五、积极撰写发表本项目的前期研究成果
本项目研究成果之一是必须结合研究工作撰写发表的50多篇学术论文。项目组全体同志都应高度重视与本项目研究论文的撰写和发表。项目组核心成员每年至少应发表一篇与本项目直接相关的论文，以便作为本项目成果申请验收结项。在报刊上发表与本课题研究相关论文，请注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号：13&ZD154）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编号：13AXW003）的研究成果”，以便确认。
六、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近年来，中国新闻史领域的研究更趋繁荣，学术交流活动更为频繁。诸如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安徽大学近代报刊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近代报刊与社会发展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各专业分会主办的专题研究会议及浙江大学初定于2016年10月底主办的“中国近代报人之路——史量才先生研究学术研讨会”等等，建议项目组核心成员及各子课题组成员结合本项目的研究进展，把前期成果撰写成专题论文，用本课题经费以本项目组成员（成果）的名义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以求不断扩大本项目研究的社会和学术影响力。
以上只是秘书处的初步设想，项目组的各位专家如有更好的意见和建议，请予以补充完善，以便定稿时更加充实和丰富，更加适合本项目研究工作进展的需要。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项目组成员2015年度研究成果汇总工作基本完成
[编者按] 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有关文件，每年度必须把项目研究进展情况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汇总上报，以便沟通和交流情况。现把秘书处目前了解到的有关信息编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第二批）“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成员2015年度研究成果汇总》在本期《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上刊载，以便项目组各位专家学者了解情况，安排工作。同时上报给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向项目顾问委员会成员汇报，力求能比较全面完整地反映本项目在2015年度取得的研究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个别成员没有反馈成果信息），在2015年度，项目组成员一共取得46项成果。其中承办全国性学术会议一次，有68人参加了会议学术交流；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一本，收录48篇论文加一篇论文综述，合计61.5万字；参加并在会议上做论文宣读交流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有6个共28人次，在全体大会上做主题报告或大会发言的超过8人次；在专业学术报刊上发表与本项目研究直接相关的论文和文章计15篇，在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发表论文15篇。
真诚祝贺各位专家学者在2015年度取得的丰硕成果！
真诚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在2015年度为项目进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真诚祝福项目组各位专家学者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诸事如意！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秘书处
二〇一六年元月二十五日
“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成员2015年度研究成果一览表
序号 子课题及负责人 成 果
作 者 成果名称及字数 成果类型 出版社（刊物、学术会议）、时间、卷期 备注
1 子课题一：民国创立前后的新闻业：倪延年 倪延年 论民国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成果叙述体系（19000） 论文 《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C刊、核心
2 同上 倪延年 论民国新闻史业的起源、发展历程及历史评价问题（12000字） 论文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8期 C刊、核心
3、 同上 倪延年 评价新闻史人物的五个维度（3000字） 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31日第6版《新闻与传播学》专版 报刊
文章
4、 同上 倪延年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会议论文集、60万字） 论文集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主编
5 同上 倪延年 论晚清社会新成员群体与民国新闻业之关系（10000字）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20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研讨会，2015.4武汉 大会主题发言
6、 同上 倪延年 论民国时期新闻媒体对“抗日战争”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以抗日战争前期的新闻传播为例（10000字）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等主办：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8，武汉 会议分论坛宣读交流
7 同上 倪延年 论民国时期南京地区的汉奸新闻业及其特点（9000字） 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2015.10，北京 大会主题报告
8 同上 倪延年 论评价民国新闻史人物的逻辑基点和维度（10000字）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会主办：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2015.11.厦门 大会主题报告
9 同上 倪延年 论民国初期新闻业态的“起-降-起”现象及其动因（9000字）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10 同上 刘泱育 民国时期出现过“一流”的新闻教育吗？——以方汉奇就读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为例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11 同上 王继先 春风和气自清师：马星野与朱自清的友谊初探——基于《马星野档案》的研究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12 子课题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业：王润泽 王润泽
肖江波 国际传播：民族救亡中的另一个战场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3 同上 王润泽
余 玉 技术与观念的互动：民初传播技术进步与新闻报道观念发展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2015.11，南京 分论坛宣读交流
14 子课题三：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业：张晓锋 刘继忠 民族主义﹒党国政治﹒自由主义：青年马星野新闻思想的形成及其特色研究（1933-1939）（13000字） 论文 《新闻学论集》第32辑，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年
15 同上 刘继忠
赵佳鹏 争取胜利：民国新闻媒体的抗战贡献研究（7000字） 论文 《青年记者》2015年第22期。
16 同上 刘继忠 蒋介石新闻操控的行为与思想初探（11000字）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17 同上 刘继忠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 论文集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常务副主编
18 同上 刘继忠 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思考——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探讨（13000）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等主办：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8月），2015.8，武汉 分论坛宣读交流；《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拟用
19 同上 刘继忠 《中外月刊﹒新闻界》新闻学话语的纠葛与调和（9000字） 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院庆系列论坛：《新闻传播业的变革：历史与现实》，2015年9月19日 《全球传媒学刊》已采用
20 同上 刘继忠 从济南惨案到七七事变：国民党高层“负重”抗日的新闻谋略的历史评析（20000字）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抗日战争与新闻传播：第一届新闻史青年学术论坛》，2015年9月20日 分论坛宣读交流
21 子课题四：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何村 何村
叶俊 统一战线旗帜下《重庆各报联合版》时期的《新华日报》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22 同上 何村 抗战时期国统区报纸大众化浪潮 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2015.10，北京 分论坛宣读交流
23
叶俊
何村
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旗帜下《新华日报》与重庆《新民报》的交往与合作 论文 《新闻大学》2015.6
24 子课题五：民国南京政府末期的新闻业：艾红红【特约专题负责人】 艾红红 略论民国时期新闻广播的贡献与局限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25 同上 同上 铁蹄下的“协和”之音—略论抗战时期日伪电台的广播演讲（6000字） 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2015.10，北京
26 子课题六：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万京华 万京华 新华社与抗战对外宣传（5000字） 论文 《中国出版》2015年8月（上）
27 同上 万京华 抗战时期中共通讯社事业发展研究（9000字） 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2015.10，北京 大会主题报告
28 同上 万京华 抗战时期中共通讯社事业发展研究（9000字） 论文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第11期 C刊
核心
29 同上 万京华 中共早期通讯社历史探析（8000字）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30 子课题七：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李建新 殷 强
李建新 《燕京新闻》与燕京大学的新闻教育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31 子课题八：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白润生 荆琰清
白润生 民国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意义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32 同上 白润生
荆琰清 民国孕育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 约26400字 论文 长安大学学报2015年第17卷 第3期（总第59期）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33 同上 白润生 确立文化民生理念，发展高数民族新闻事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体会 约8545字 论文 民族论坛2015.02（总第365期）
《新闻春秋（第十五辑）》--20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研讨会论文集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中国新闻史学会：20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研讨会（湖北大学）分会场交流
34 同上 白润生 《内蒙古民国报刊史》评述 约3400字 书评 内蒙古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47卷；总第208期） 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35 白润生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少数民族报刊 约4200字 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勿忘历史 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 大会主题报告
36 白润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少数民族语言广播（1931-1949）约5800多字。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暨第六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论坛（2015年11月，武汉） 大会主题报告
37 白润生 远离颠倒梦想，汇聚正能量，同心共筑中国梦---在中国新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委员会暨第六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论坛闭幕式上讲话（约2900字） 文章 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暨第六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论坛（2015年11月，武汉） 大会闭幕式讲话
38 白润生 论少数民族广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约4700多字）
人 论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新闻中心纪念民族语言广播65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2日） 大会宣读交流
39 子课题九：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管理体制：方晓红 方晓红 浅谈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转向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2015.11，南京 大会主旨报告
40 同上 操瑞青 建构报刊合法性：“有闻必录”兴起的另一种认识》——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谈起 论文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 权威刊物
41 子课题十：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徐新平 徐新平 论程沧波的新闻思想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42 同上 李秀云 试论民国时期新闻学理论体系之建构 论文 《学术交流》2015年第3期 C刊、核心
43 同上 李秀云田艺霏 民国时期新闻界“三剑客”研究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20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研讨会，（2015.4武汉）
《新闻春秋》第十五辑，2015年8月 分论坛交流
44 特约专题一：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邓绍根 邓绍根 论民国时期美国东方报人领袖托马斯·密勒的在华新闻业绩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45 同上 邓绍根 百年回望：美国《新闻记者信条》在华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论文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10期。 权威期刊
46 同上 邓绍根 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电视”概念史 论文 《现代传播》2015年第7期
《新华文摘》2015年第2015年论点摘编 权威期刊
47 特约专题五：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管理：张立勤 张立勤 1927-1937年民营报纸的广告经营及其传播特色——以《申报》《新闻报》为例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学术信息通报
【编者按】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将于2016年继续主办“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定名为“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秘书处起草了《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征文通知》（征求意见稿），先在项目组核心成员范围内通报，并请各位就论坛的征文选题和会议时间等方面贡献高见。本征文通知计划在2016年2月底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在学会网站及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发布，征集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
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
征 文 通 知
（征求意见稿）
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具体承办的“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已分别于2014年5月和2015年11月先后举办了两届。第一届征集到61篇论文，经过评审录用46篇论文，在会议召开前出版了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4》；第二届征集到论文68篇，经过评审录用48篇论文在会议召开前出版了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经研究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决定举办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会议的时间初步计划在2016年10月底左右（具体时间以会议正式通知为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议题
1、民国新闻史的综合研究；
2、民国时期的地方新闻史研究
3、民国时期各特定阶段的新闻史研究
4、民国时期新闻业经营管理及管理体制研究；
5、民国时期新闻报纸、广播、通讯社、摄影和纪录片研究
6、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海外华文及外国在华新闻业研究；
7、民国时期的新闻职业精神、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
8、民国时期重要新闻媒体、事件和人物的个案研究；
9、民国时期新闻史的史料解读、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
10、民国时期新闻史的其他研究
二、会议地点
中国·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三、会议日程
2016年10月底左右（具体日期见参会通知）
第1天 会议代表报到
第2天上午，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
第2天下午，分组讨论及会议总结
第3天，会议代表离会
四、费用
本次会议不收取会务费和论文发表出版费。
会议代表的差旅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五、论文提交、录及出版事宜
2016年7月31日 为提交应征论文的截止日。应征论文一律通过筹备委员会秘书处的电子邮箱送达论文。
2016年7月31日-8月31日 为论坛组委会秘书处组织专家匿名评审应征论文时间，采用无记名形式进行评审。
2013年9月10日前 会议组委会秘书处向应征录用论文的作者发出《论文录用及参加会议邀请函》；向参加征文而没有被录用的作者发出《感谢函》。
应征本次会议并入选参加会议交流的专业论文，将由会议组委会秘书处编辑并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正式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会议期间赠送给论文作者和与会代表。
六、论文提交方式及联络信息
论文作者请于征文截止日期前，将应征论文的电子版本提交至本次会议组委会。具体联络信息如下：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
联系人： 鄢 放; 倪延年
办公室电话: (025)83598525; （025）83598141
移动电话：13813968987; 13851512190
电子邮箱:ypp@tom.com ynn@njnu.edu.cn
七、论文写作要求
1. 论文字数一般应控制在8000-10000字（包括图文及注释）。其中摘要部分约为300字左右。
2. 凡应征论文统一使用word文档格式。
3. 所有应征论文作者应在文末提供“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籍贯，工作单位，身份特征（如：讲师，副教授，副教授、博士，教授，教授、博导，研究馆员等），主要研究方向（如：历史学，档案学，新闻史学，新闻传播理论等），通信地址（城市、街道、门牌号码以及邮政编码）、可随时联系到达的移动电话、电子信箱。
八、附件（论文格式）
应征论文请严格按照如下规定的格式书写。
（1）页面要求：
页面大小为A4，不分栏；行间距设为单倍行距，字符间距设为标准；页边距为上、下2.54厘米，左、右3.17厘米，页眉1.5厘米，页脚1.75厘米。
（2）整体格式：
论文标题（三宋，加粗，居中）
作者姓名（宋五，不加粗，居中）
作者单位 邮政编码（宋五，不加粗，居中）
电子邮址：（Times New Roman, 五号，居中）
（3）摘 要：“摘要”二字为宋体，五号字，加粗，退两格；内容为宋体，五号字，不加粗，字数200-300字。
（4）关键词：格式同摘要 词数不多于5个，关键词之间空一格
（5）正 文：宋五，不加粗
（6）注 释：注释一律为尾注。内容包括：作者、书(篇) 名（英文用斜体）、出版单位、出版时间、版次、页码等。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民国新闻史研究所
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组委会秘处
二 〇 一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民国新闻史研究文献信息汇编
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中的
“台湾地区民国新闻史研究”文献汇编
卢何燕整理，刘继忠审定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卢河燕利用到台湾世新大学访学的机会，搜集了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方面的成果，现在《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上刊载，以飨各位。本次检索查阅了台湾地区公开出版的民国新闻史研究书籍和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共发现21本专著类研究，和107篇民国新闻史研究方面的论文。本次检索以台湾硕博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华艺线上图书馆为检索数据库，以新闻学期刊为主，其它学术期刊涉及到台湾各大高校的学报。检索仍可能挂一漏万，特此说明。
一、文献在杂志、作者等方面的分布概况
著作方面，以《中国新闻史》为书名的有3册，《百年报人》系类研究有6册。论文方面，刊登篇数在4篇以下（含4篇）的期刊有《辅仁历史学报》（4）、《新闻学研究》（4）、《中华传播学刊》（3）。
在书目作者方面，21本书目涉及16位作者，其中郑贞铭6册，高郁雅2册，有1册著作由2人合著。在107篇论文中涉及36位作者，其中，李承机32篇，唐志宏29篇，高郁雅13篇，夏春祥4篇，有10篇由2人或3人合著。1964年，台湾政治大学在台湾复校，成立新闻研究所。目前开设新闻学博士班的有台湾政治大学和以新闻专业起家的世新大学，相关学者渐渐着力于民国新闻史研究，这支队伍也愈加年轻化。
二、文献内容的主题分布概况
在研究主题方面，21册著作中有8册为概况介绍，有8册书研究报人，研究人物包括林乐知、王韬等。有5册书研究报刊，包括戊戌时期的报刊、《万国公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其他一些主要报纸和报人在各书本中都有介绍。另外，在论文研究主题上，同样是报人、报刊占据了主导地位，107篇论文中有15篇论文以报人为研究主题，其中研究成舍我的12篇，研究吴浊流的1篇，研究宋教仁的1篇，另外还有阮玲玉等。有32篇论文以不同类型的报刊为研究主题，成舍我的世界报系列及日治时期的报刊是研究的重点，日治时期报刊涉及到《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日报》、《台南新报》、《台湾民报》、《台湾教育会杂志》、《台湾府城教会报》等，此类文章占据了报刊研究的绝大部分，但大陆报刊（多集中在于上海地区，包括《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在华外人报刊、行业报刊、小报也有一些研究，同时有部分文章在日本、韩国等刊发。其中，有3篇论文以上海《良友画报》为研究主题。论文研究上呈现多元化状态，主要有报刊的媒介呈现、政治动员、报道特色、报刊与城市文化、报纸广告、报刊业务等。其它主题主要是台湾的新闻教育、新闻法制、媒介经营、新闻团体、新闻自由、新闻广播、新闻统制、职业素养、地方新闻史、研究综述等。研究角度多侧重于人物的新闻思想、报刊活动、职业生涯，作品特色等。
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研究深度不够，以及研究对象相对集中。不少发表在期刊上的研究文章停留在介绍层面，对成舍我等研究角度丰富，对其他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有待挖掘。
编号 作者 书名 发行机构 出版时间
1 李瞻 《中国新闻史》 台湾学生书局 1993年2月
2 曾虚白 《中国新闻史》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6年4月初版
3 李炳炎 《中国新闻史》 陶氏出版社印行 1986年再版
4 王天滨 《台湾报业史》 亚太图书公司 2003年
5 冯爱群 《华侨报业史》 学生书局印行 1967年出版，1976年再版
6 马之骕 《新闻界老三兵》 经世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6年10月出版
7 赖光临 《中国新闻传播史》 三民书局印行 1978年出版，1983年再版
8 朱传誉 《中国新闻事业研究论》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8年出版
9 彭家发 《小型报刊实务》 三民书局 1986年3月初版
10 汤志钧 《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3年12月初版
11 李瞻、石东丽 《林乐知与万国公报——中国现代化运动之根源》 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 1977年9月初版
12 郑贞铭 《百年报人1：报业开路先锋》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3 郑贞铭 《百年报人2：跨世纪的报人》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4 郑贞铭 《百年报人3：一代新闻宗师》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5 郑贞铭 《百年报人4：全方位的记者》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6 郑贞铭 《百年报人4：全方位的记者》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7 郑贞铭 《百年报人5：报业的拿破仑》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8 郑贞铭 《百年报人6：跨国媒体大亨》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9 高郁雅 《柜台报：上海《新闻报》研究（1893-1949）》 台北：辅大书坊 2015年3月初版
20 高郁雅 《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以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为代表的探讨》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99年3月初版
20 李在光 《王韬维新思想之研究》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1980年
21 程之行 《新闻传播史》 亚太图书公司 1995年3月初版
编号 作者 文章名 发表期刊或会议 期刊卷号
1 洪桂己 台湾报业史的研究 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1957年
2 潘光哲 讯息与观念互动的脉络：以《时务报》为例 传播研究与实践 2011年1卷2期
3 叶韦君 读者想象与文化实践：上海《立报》研究（1935-1937） 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论文 2014年5月
4 夏春祥 信仰与行动：《世界日报》大众公仆版之研究 研讨会论文 2010年5月
5 成露茜、唐志宏、李明哲 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实践：成舍我的【非资本主义大众化报刊】 新闻学研究 2011年
6 黄顺星 民国报业的垄断问题--成舍我的思考与反省 新闻学研究 2015年
7 林丽云 为台湾传播研究另辟蹊径？传播史研究与研究途径 新闻学研究 1999年
8 唐志宏、夏春祥 北京《世界画报》的大众图像建构（1926-1937） 政大出版社《影像近代中国》 2013年12月
9 曹立新 世界变了，何以立报－新闻史中的「成舍我方案」之研究 中华传播学刊 2012年
10 黄顺星 失落的世代：以吴浊流为例看战后初期的台湾本土报人 中华传播学刊 2015年
11 夏春祥、唐志宏、李明哲 记成露茜教授（1939-2010）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中华传播学刊 2010年6月第17期
12 夏春祥 新闻与记忆：传播史研究的文化取径 国际新闻界 2009年172期
13 高郁雅 从《良友画报》封面女郎看近代上海的“摩登狗儿”（Modern Girl） 国史馆馆刊，台北：国史馆 复刊第26期，1996年6月
14 高郁雅 大资本吞并小资本？1936年上海《新闻报》在苏州的联合发行纠纷 国史馆馆刊，台北：国史馆 第39期，2014年3月
15 高郁雅 抗战时期上海申报之研究 辅仁历史学报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第24期，2009年12月
16 高郁雅 战后中国报界的纸荒问题——以上海为中心（1945-1949） 辅仁历史学报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第13期，2002年7月
17 高郁雅 战后国民党新闻机构的企业化尝试（1945-1949） 辅仁历史学报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第16期，2005年7月
18 高郁雅 武昌起义后上海报纸插图、广告里的革命图像 辅仁历史学报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第30期，2013年3月
19 高郁雅 宋教仁与民立报 宋教仁常德研究会主编《宋教仁研究》 第2期，2011年10月
20 高郁雅 战后国民党的新闻接收－－以上海申报为中心（1945-1949） 政大历史系、珠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会议论文 2001年10月5、6日
21 高郁雅 战后国民党新闻机构的企业化尝试（1945-1949） 中国近代史学会主办，「中国近代国家的塑造」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2002年12月13、14日
22 高郁雅 1949年中国报界的政治转向－－以大公报为中心 《天主教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历史系 2003年6月
23 高郁雅 「阮玲玉「新女性」事件与上海新闻界----兼论小报在其中的作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小报文化与中国城市性」工作坊国际学术研讨会，地点：中央研究院 2010年8月
24 高郁雅 万象小报：近代中国城市的文化、社会与政治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3年8月
25 高郁雅 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的变动（1945-1949）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2005年12月初版
26 唐志宏 清末报律的形成与报界反应(1895-1911) 政大史粹 2002年4期
27 唐志宏 体育拓展与城市聚合经济──清末时期上海的体育活动 「国立师范大学体育学研讨会论文发表会」，台北：台湾师范大学 2002年7月
28 唐志宏 新加坡《中兴日报》对清末报律的反应(1907-1910) 建国学报 2003年第22期
29 唐志宏、连慧珠 台湾地区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以学术期刊与博硕士论文为分析对象(1945-2000)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学报 2003年第22期
30 唐志宏 成舍我的小型报广告策略 广告研究(理论版) 2008年第4期
31 唐志宏 想象与现实－－抗日时期西北报业发展的提议〉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丛2010年刊 2010年第2期
32 唐志宏、连慧珠 成舍我的新闻教育实践之演变：从职训报童到本科专业(1919-1937) 新闻学研究 2011年第106期
33 唐志宏 尝试与突围：成舍我与中国近代报业(1919-1949) 台北：政治大学博士论文
34 唐志宏、李明哲 成舍我报刊经营理念的启蒙 《新闻春秋》，北京：中国新闻史学会 2013年4月号
35 李明哲、唐志宏 北平《世界日报》新闻文体演变之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学刊》，广东：华南师范大学 2013年2月号
36 唐志宏 媒体集团与媒体知识分子：晚清到民国报业发展的差异 《新闻史青年学者论丛》2014年，北京大学传播学院，
37 唐志宏 晚清报刊的文体形式及其社会功能 《走向近代：国史发展与区域动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4年3月
38 唐志宏 清末新式官报的成立与演变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第四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论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04年7月
39 唐志宏 有关研究成舍我的重要资料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山东：烟台师范学院 2004年8月
40 唐志宏 成舍我与台湾新闻教育 《空间、文化与乡土史教育研究会论文集》，彰化：建国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2005年5月
41 成露茜、李明哲、唐志宏 媒体产制与中国历史编纂学 「文本与媒介：民初报刊的研究取径，1911-1949」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 2007年2月
42 唐志宏 报业集团与媒体知识分子──以成舍我的《世界报系》为例 「世界华人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中国西部与全球化」，成都：四川大学 2007年4月
43 唐志宏 成舍我的小型报广告策略 「广告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2008年论文集(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ertising & Culture Communication.)」，武汉：武汉大学传播学院， 2008年4月
44 唐志宏、李明哲 报刊实践意识的转移：媒介知识分子的形构──以成舍我大众化报业框架建构为例 「新闻传播专题史学术研讨会」，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09年6月
45 唐志宏、连慧珠 成舍我新闻教育的演变──从童工职训到本科教育 「文本与媒介：民初报刊的研究取径，1911-1949」：纪念成露茜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世新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柏克莱大学东亚研究所、哈佛大学合办 2010年5月
46 唐志宏 从晚清到民国的报业实践意识的转变 「青年学者论坛──第二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研讨会」，合肥：安徽大学 2010年7月
47 唐志宏 想象与现实－－抗日时期西北报业的提议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咸阳：西藏民族学院 2010年12月
48 唐志宏 回荡下的抉择──成舍我对新闻统制的态度(1925-1949) 「第一届中国新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舍我与民国新闻史」，哈佛大学、柏克莱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合办 2011年3月
49 唐志宏 来自北巖爵士概念的转化：成舍我大众化报刊的非资本主义形式 「外国记者与近现代中国史研讨会」，威海：山东大学 2011年11月
50 唐志宏 徘徊的困境：民国时期边疆新闻刍议(1930-1945)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广西：广西大学 2012年11月
51 唐志宏、夏春祥 重建想象：北京《世界画报》的大众图像建构(1926-1936) 「现代中国的形塑：从影像看二十世纪中国研讨会」，台北：政治大学人文中心 2013年10月
52 李明哲 世界报系新闻写作格式之研究 「2011中国新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舍我与民国新闻」论文。北京：北京大学 2011年3月
53 王淑美 1930年代前期台湾日常生活中的广播科技 2014中华传播学会年会，铭传大学 2014年6月
54 李承机 从《台南新报》到《台湾日报》—法西斯风潮下殖民地「地方报」的「空间心性」 《台湾日报》复刻板 2012年2月
55 李承机 殖民地台湾「舆论战线」之变迁—〈舆论〉两义性的矛盾与「台湾人唯一之言论机关」的困境 《六然居存日刊台湾新民报社说辑录1932～1935》所收、台南：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2009年12月
56 李承机 殖民地历史经验中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战后台湾「历史记忆」的构成与演变 东北亚历史财团编《东亚的知识交流与历史记忆》所收、首尔：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 2009年11月
57 李承机 日本殖民地统治下「台湾人唯一之言论机关」的「苦鬪」―在「抵抗日本统治」与「经营新闻媒体」之间 《日刊台湾新民报创始初期1932/4/15～5/31》所收、台南：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2008年7月
58 李承机 从清治到日治时期的〈纸虎〉变迁史－将紧张关系诉诸「舆论大众」的社会文化史 柳书琴、邱贵芬主编《后殖民的东亚在地化思考─台湾文学场域》所收、台南：国家台湾文学馆筹备处 2006年4月
59 李承机 ラジオ放送と植民地台湾の大衆文化 《戦争?ラジオ?记忆》所收、东京：勉诚出版 2006年3月
60 李承机 1930年代台湾における「読者大衆」の出现─新闻市场の竞争化から考える植民地のモダニティ 吴密察、垂水千惠、黄英哲主编《记忆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克》所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5年5月
61 李承机 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说－植民地とメディア 东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论文 2004年5月
62 李承机 殖民地台湾媒体使用语言的重层构造－「近代性」与「民族主义」的分裂 若林正丈、吴密察主编《跨界的台湾史研究─与东亚史的交错》所收、台北：播种者出版社 2004年4月
63 李承机 台湾における近代メディアの成立－植民地体制とメディアの葛藤 东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修士论文 1998年
64 李承机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社会的公共圏の可能性―三面记事に潜んだ〈舆论〉の机能 《翰林日本学》（春江市：翰林大学日本研究所） 2011年第19辑
65 李承机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メディア?ミックスの竞合と＜大衆＞ 《アジア游学》第54号所収、东京：勉诚出版 2003年8月
66 李承机 植民地新闻としての《台湾日日新报》论－＜御用性＞と＜资本主义性＞のはざま 《植民地文化研究》第2号所収、东京：不二出版 2003年7月
67 李承机 データにみる植民地台湾ジャーナリズムの発展 《アジア游学》第48号所収、东京：勉诚出版 2003年2月
68 李承机 植民地统治初期における台湾総督府メディア政策の确立－植民地政権と母国民间人の葛藤 《日本台湾学会报》第4号所収、东京：日本台湾学会 2002年7月
69 李承机 殖民地台湾新闻媒介的「情感经营」—从「自杀论」的变化再考殖民现 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传媒与台湾现代性」国际研讨会、于台北世新大学 2015年6月
70 李承机 从「殖民母国」到「国际关系」—台湾文化主体论述的变化与台日关系 第五届台日亚洲未来论坛、于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 2015年5月
71 李承机 在文字权力与文书统治之外的音声文化—殖民地台湾「禁歌」的出现与唱片取缔政策的形成 第十届台湾语言及其教学研讨会、于台南成功大学 2014年10月
72 李承机 作为方法的「互文性」—殖民地台湾认识论的建构与解构 国科会人文处「人文风景」学术研习营、于中正大学中文系 2013年10月
73 李承机 作为方法的「日本时代」—「回忆录」与「口述历史」所制作的殖民地台湾「历史记忆」 仁荷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战争与历史记忆」研讨会、于韩国仁荷大学 2012年7月
74 李承机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文字の文化と声の文化―未熟な近代的リテラシーを乗り越えたオラリティーの〈大衆〉 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1930年代台湾の大衆文化」国际シンポジウム、于日本一桥大学 2012年2月
75 李承机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社会的公共圏の可能性—三面记事に潜んだ〈舆论〉の机能 翰林大学日本研究所「帝国的学知」国际研讨会、于韩国翰林大学 2011年10月
76 李承机 殖民地台湾〈民众〉的发现—「民众论」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东海大学历史系「历史上的民众与社会」研讨会、于台中东海大学 2011年5月
77 李承机 殖民地体制与〈群众〉—日治时期台湾人〈群众〉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再考察日本对韩国强制并合」国际学术会议、于韩国首尔商工会议厅 2010年8月
78 李承机 帝国编制与「大众文化」—日本殖民地统治下1930年代「台湾文化」的形构 国际共同シンポジウム「帝国主义と文学」、 于名古屋爱知大学 2008年8月
79 李承机 日治时期〈纸虎〉的社会文化史—从「告官」到诉诸「舆论大众」 「后殖民的东亚在地思考」研讨会、于新竹清华大学 2005年11月
80 李承机 从日治时期的新闻论谈新闻写作—新闻报导中的「真实性」与「文学性」 第二届实用中文与写作策略研讨会、于台南成功大学 2005年5月
81 李承机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メディア用语の问题について－メディア史という视座からみる台湾新文学运动とその前夜 第1回东アジア近代史青年研究者交流会议、于日本东京驹场留学生会馆 2002年8月
82 李承机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メディア用语の重层构造 东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第6回研究大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 2001年6月
83 李承机 日本治下殖民地台湾媒体政策之确立－媒体政策与舆论 「近代日本与台湾」研讨会报告论文、于台湾台北市国家图书馆 2000年12月
84 李承机 日治时期的广播事业发展及其影响 《台湾学通讯》第86期所收、台北：国立台湾图书馆台湾学研究中心 2015年3月
85 李承机 《台湾民报》与社会运动 《台湾学通讯》第85期所收、台北：国立台湾图书馆台湾学研究中心 2015年1月
86 黄美娥 传统与维新：《台湾日日新报》记者魏清德的文明启蒙论述 《文学传媒与文化视界国际学术研会论文》，嘉义：中正大学人文研究中心暨中文系主办 2003年
87 姚村雄 日治时期美术设计中之「台湾图像」符号研究 台北：七月文化 2001年
88 李郁芬 《台南新报》汉文栏之研究 国立成功大学硕士论文 2011年
89 邱雅萍 从日刊报纸「汉文栏废止」探究「台湾式白话文」的面貌 国立成功大学硕士论文台湾文学研究所 2007年
90 徐郁萦 日治前期台湾汉文印刷报业研究(1895~1912)－以《台湾日日新报》为观察重点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硕士班 2008年
91 李敏忠 日治初期殖民现代性研究─以《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报卫生论述（1898-1906）为主 国立成功大学硕士论文台湾文学研究所 2004年
92 杨惠娟 台湾日治时期报纸版面编辑设计形式特色研究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硕士班 2006年
93 李瞻 日据时代台湾杂志事业之研究 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 1973年
94 张炎宪 人民导报研究（1946～1947）─兼论其反映出的战后初期台湾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变迁 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 1999年
95 室屋麻梨子 《台湾教育会杂志》汉文报（1903-1927）之研究 国立成功大学博士论文历史学系硕博士班 2007年
96 王凌霄 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 1992年
97 翁凡哲 时尚杂志与政治明星－从《良友画报》看蒋介石形象（１９２６～１９４５）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 2005年
98 王之瑜 从《良友画报》看近代中国女性服饰变化 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 2008年
99 周序琪 一九二０年代的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妇女杂志>>为分析实例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1994年
100 孔令芝 从《玲珑》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的塑造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 2006年
101 余芳珍 消闲阅读习惯在近代中国：《良友画报》出版体与图画想象空间之扩展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 2003年
102 李明水 《台湾杂志事业发展史重修台湾省通志》 南投：台湾省政府 1896年
103 吕美玲 报纸广告与台湾社会变迁（1898-1944）：以《台湾日日新报》为例 中国文化大学 2007年
104 何义麟 日治时期台湾广播事业发展之过程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编），《回顾老台湾展望新故乡－台湾社会文化变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0年
105 林惠玉 日本统治下台湾の广告の研究 《日经广告研究所报》，4（6） 2000年
106 高锦惠 明治时期（1898-1912）「台湾日日新报」的版面编排设计之研究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设计研究所硕士论文 2000年
107 张妙娟 「台湾府城教会报」与清季台湾的基督徒教育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 2002年
前期研究成果选载
【编者按】本项目组核心成员、《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三卷）执笔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副所长刘继忠博士所撰《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致思——以蒋介石战略传播思想为中心》一文，将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评论》上刊发，现作为本项目前期研究成果提前在本期《动态》上刊发，以飨各位同行朋友。向刘继忠先生致以谢忱。
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致思
——以蒋介石战略传播思想为中心
刘 继 忠
摘 要 在“社会有机体”范畴内，借助“媒介技术与社会变迁”、“传播是社会的粘合剂”等诸多传播思想，文章从社会信息系统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其它子系统的互动关系层面首次诠释了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根源。文章认为国民党败退大陆在于：蒋介石以人脉资源构建的“人治”组织模式是其逻辑起点，这一模式在逻辑力量的推动下在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大众传播等子系统内产生恶性连锁反应，且构成了牢不可破的多重逻辑链，使整合“撕裂社会”的政治力量异化撕裂民国社会的基本动力。作为“过渡性”的政治人物，蒋介石解决“一盘散沙”的逻辑起点反而是其不断失败的重要根源。
关键词：国民党败退大陆 传播学思考 蒋介石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国民党统治大陆仅20余年。依照中国传统王朝统治周期而论，执政20余年只能算是一个短命王朝。国民党为什么怎么快就趋于衰朽，败退大陆？“这几乎是所有研究国民党史者均难以回避的一个终极问题”。 一个政权的覆灭，绝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多条逻辑链交互作用导致社会出现结构性混乱，这个政权的治理理念、资源、方式与执行能力均无法有效应对这一结构性混乱所致。史学界对国民党大陆政权的覆灭，给出许多有力且不同的解答 ，仍有许多疑点、困惑和商榷之处。传播学视角是囊括了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又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多元化视角，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视角最大不同是，该视角以信息传播为逻辑起点，从社会信息系统层面审视、把握研究对象。故传播学视角下的国民党败退大陆的探析，是以民国社会信息生产、传播为逻辑起点，探寻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建构、维系的社会信息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及这一缺陷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子系统之间构成的结构性的、恶性连锁反应。正是这种恶性连锁交互作用，导致了政权覆灭，社会系统解体，因此，传播学视角的解释提供了国民党败退大陆的另一种解读视角，这一视角有助于从传播层面探索政权兴亡的历史规律。
蒋介石手握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决定着南京政权国家治理的理念、路径、策略与方法，是南京政权的最高统帅、国民党总裁，是最有能力影响南京政权实际走向，乃至决定南京政权历史命运的关键人物。传播是社会的粘合剂、社会系统的神经中枢、国家治理与政权运转的枢纽。因此，本文以蒋介石战略传播思想为中心，以南京政权的“黄金十年”为关照的主要历史阶段，探讨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逻辑。所谓战略传播思想是指政治领导人在维系政权，领导国家，治理社会，应对危机的政治活动中，支配其建构、维系、操控与利用社会信息系统尤其是大众传媒系统以达其政治目的的一套观念体系。即支配政治领导人以操控符号系统以领导国家、治理社会的观念体系。
一、社会媒介（信息）系统层面的政权兴亡
神授君权的冷兵器时代，决定政权兴亡的核心因素是军事，其次是政治、经济与文化。出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的成语，形象地说明了武力得天下后需文武兼治，才能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媒介系统对于政权兴亡的意义，主要在于官僚科层体系是否能否保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及外情达内，政令畅达、民意上达、“外情”早知是政权兴盛的重要标志；其次是媒介物理体系能否支撑政令在疆域庞大的国家版图内畅达，罗马帝国能够统治辽阔疆域，部分原因在于它有一个发达的，包括《每日纪闻》在内的传播系统，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与其传播系统不发达有关。 欧洲文艺复兴将人从神权枷锁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工业革命将冷兵器送进历史，迎来热兵器时代。决定旧时代政权兴亡基本规律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历史大变局在欧洲率先开启，在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全面转型中，印刷术首先挤掉了手抄文字传播模式的主导地位，并与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介技术一道，共同建构了一套基于媒介技术的、跨时空、批量生产、及时传播的社会媒介体系，与此同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子系统均发生革命性变革，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与治理体系在欧美率先形成，并逐渐波及世界各地。
社会形态的革命性变迁，改变了决定政权兴亡诸多要素的权重顺序，其中，社会媒介（信息）系统的权重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其对政权兴亡、社会变迁的作用更大、更为明显。社会媒介（信息）系统对社会系统良性运转的基础性作用，亦逐渐达成共识。（1）“社会有机体”思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思想的问世与传播，使社会信息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思想成为共识。（2）英尼斯、麦克卢汉等加拿大多伦多学派对媒介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揭示了媒介技术的物理属性对社会变迁所产生的隐性的、深远影响的作用机制，该学派对媒介本身对社会变迁的过度强调，使许多学者更为重视媒介系统对社会系统运转的反作用力。（3）美国、欧洲的传播研究，充分揭示了媒介内容（知识、信息等）对社会系统运转的巨大作用，“人是传播动物”、“传播是社会粘合剂”等传播观念得以普及。综合这些学术资源，下述四点能够形成逻辑自洽。（1）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技术、媒介等子系统构成的庞大且复杂的“有机体”。（2）社会之所以是“有机体”，在于社会信息系统的沟通、粘合作用，且社会信息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的运行状态决定了“社会有机体”的健康程度。（3）社会信息系统由看得见的媒介系统和看不见的信息流组成。前者是后者的物质载体，是后者得以流通的物理渠道，是联系社会子系统及子系统各要素的桥梁、中介。因此，其在社会系统中的结构、布局与覆盖面与社会子系统及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与互动紧密正相关，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媒介系统就有什么形态的社会互动，且媒介系统的变动会或早或晚地改变社会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形态与互动关系。后者是由无数个体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包括信息、事实、观点、情感、知识等在内的由符号、讯息、文本承载的信息流，依托媒介系统，信息流犹如神经元，它“激活”社会子系统及子系统内的各要素，使之发生物质、能量与信息的多元链锁式互动。由此，在特定时空、特定疆域的人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构成了协同改造自然、求生存图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代表特定族群利益的民族及代表特定阶层利益的国家得以产生。因此，社会信息系统具有粘合性，能够粘合社会其他子系统，使分居在不同地理区域、同一时空下的人群能够粘合成社会“有机体”。（4）因地理环境、生产力水平、历史传统、媒介技术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社会媒介（信息）系统在形成“民族共同体”的同时，也被诸多客观因素分割为众多传播隔阂与传播障碍，共同体内部在分工协作改造自然过程中，也因传播隔阂与障碍形成了相对封闭的、自我循环的不同阶层、组织与社群，其中握有政权的统治阶层，因其在族群中的地位、身份而具有管理社会媒介系统，调控社会信息流动阀门的权力。
在此前提下，决定政权兴亡的核心要素是社会媒介（信息）系统，而不是军事、政治、经济等子系统。这不是说军事、政治、经济等子系统对政权兴亡不重要，而是说军事、政治、经济等子系统的运行模式、运行形态取决于社会媒介（信息）系统的运行模式、运行形态。而决定社会媒介（信息）系统运行模式、运行形态的核心力量是统治阶层，尤其是最高领袖管理社会媒介系统、操控社会信息流动阀门的理念与行为。即统治阶层是依靠控制社会信息系统掌握了社会系统运行的核心信息，这使其能全方位监视社会，掌控话语权，拥有操纵符号来定义真实、发布指令、提供意义、协调关系的权力与威望。正是通过符号操纵，统治者维系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社会子系统的正常运转，粘聚绝大多数的人群，获得了执政合法性。换言之，政权兴亡取决于统治阶层掌控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子系统的互动模式。良性互动，政权稳固持久；恶性互动，政权脆弱衰亡。
维系政权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是由诸多子系统、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系统体系，这一系统体系至少有三大核心子系统组成。一是维系国家暴力机器、支撑官僚科层体制、粘合统治阶层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系统A），二是实现统治阶层、中间阶层、社会底层等不同阶层、人群之间彼此有效“对话”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系统B）。三是维系社会政治体系、军事体系、国民经济体系、文化体系、外交体系等社会子系统运行，粘合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系统C)。系统A、B、C之间彼此交错、链锁，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逻辑关联。系统A、B、C内部及其之间若形成良性互动的逻辑链，国家昌盛，社会安宁，政权稳固持久；若它们陷入恶性互动的逻辑链，国家衰败，社会失序，政权脆弱衰亡。以后者为例，系统A紊乱，统治阶层内部陷入权力内讧，政治猜忌与防范替代政治信任，权力争夺替代政治对话与协商，统治阶层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应对内忧外患的理念、路线、政策不能达成共识，政策因行政科层体系运转失灵而难以有效执行，暴力机器陷入四分五裂、彼此内耗，不能有效应对外来威胁与内部挑战。系统A紊乱，势必导致系统B失灵，系统C陷入混乱。系统B失灵，意味着最高统治群体、统治阶层、支撑阶层、社会底层之间的“传播对话”完全失灵，阶层鸿沟形成，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使社会陷入“撕裂”状态，阶级对抗取代阶层对话，政权演变成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其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根基彻底消失，反抗阶层随之生成。系统C陷入混乱，意味着社会完全失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子体系陷入无序化、且彼此恶性交互作用的逻辑链内，社会交往重新回归到“类原始状态”的实力交往状态，实力（武力）决定利益、权力分配；规则被权力完全取代，资源与利益权力化，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信仰与道德普遍缺失，人际交往成本飙升，求生存而非图发展成为绝大多数民众的核心诉求，社会陷入“一盘散沙”状态，不能应对外来侵略与威胁。反之，系统C陷入混乱，系统B势必失灵，系统A也因无法解决系统B、C而最终解体。系统A解体，意味着旧政权覆灭，新政权的诞生。换言之，统治阶层中实力最雄厚的利益群体，其领导人若因其利益、实力与观念的局限，不能改变原有治理理念与模式，不能提出契合实际的应对理念与政策，其固有的统治理念与模式不可能重新整合利益集团，吸引支撑阶层，满足底层阶层的利益诉求，重塑执政合法性的。在此背景下，底层阶层因其利益严重受损，生存所迫而首先凝聚反抗阶层，支撑阶层（知识分子、有产者、商人、富农等）在利益集团权力斗争下发生分化，一部分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支持者，一部分转向反抗阶层，成为反抗阶层的支持者、领导者。而只有能够提出契合实际、满足民众诉求、解决内忧外患的新的政治理念的，重塑系统A、B、C的武装力量，才能在最终胜出，成为新政权的掌握者。
二、“蒋介石战略传播的逻辑致思及其失策
晚清以来，传统中国在“西力东渐” 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舞文之吏”和“守旧之儒”主渠道的传统社会媒介（信息）系统使传统社会陷入内外不通、上下堵塞的“废疾”状态 ，传统中国步入了“解体”的历史进程。清政府固有传统治国模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应对“西力东渐”，错失了改革良机，于1912年被历史淘汰出局。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实践中提出比较契合中国国情的“三民主义”解决药方，虽建立了中华民国，确立了党统，却未重建社会系统，解决传统中国的“一盘散沙”问题。孙中山去世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满清、打倒北洋军阀、国共合作的历史进程中，依靠军权、得到孙中山青睐的蒋介石，在国共合作后期联合国民党右派、在血腥“清党”基础上于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在传播学视角，新政权只有在既定历史条件下重建社会媒介（信息）系统才能完成重构社会系统的时代重任，获得执政合法性。也就是说，蒋介石要在“西力”束缚下的半觉醒的“中世纪中国” ，通过解决社会媒介（信息）系统A、B、C的重建问题，将传统文化中国改造成现代民族国家。要重建系统A，在国民党数十年的政党传统、“总理遗嘱”的基础上，需要蒋介石解决党魁之争，消除地方实力派军事威胁，重构最高权力中枢，重整国民党并将其打造成组织严密的现代动员性政党，以重建国家组织结构体系与官僚科层体系，以掌握社会媒介（信息）系统的运行枢纽，实现政令通畅；要重建系统B，在阶级对抗、社会撕裂的历史现实下，需要蒋介石在“清党分共”后放开政权，扩大政治参与，将中间阶层纳入支撑阶层；形塑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建立政治吸纳机制，将不同阶层的政治精英纳入统治阶层内；建立政治互信机制，使各阶层以平等协商对话机制解决阶层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民族平等问题，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各个阶层的利益代表。要重建系统C，需要蒋介石及南京政权，提出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全面转型、且契合中国现实国情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并能抵御外来侵略，抓住历史机遇，使传统中国完成全面转型，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层面的现代化。总之，蒋介石需在重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秩序的同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就20世纪20至40年代而言，蒋介石集团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主要是：（1）解决胡汉民、汪精卫的权力威胁，实现蒋介石个人集权；（2）解决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白崇禧、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威胁，实现军令统一；（3）依照孙中山的训政设想，建立“训政”政体，完成政党和国家的科层体制建设，将国民党打造成现代动员型政党。（4）“剿灭”中共，统一“主义”，确立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主体地位。（5）解决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农民等不同阶层之间的“阶级矛盾”，解决城乡二元对立及农民阶层的生存问题，等。（6）解决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侵蚀国民经济，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宽容的国内外环境。（7）解决思想界的混乱、社会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问题，重塑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维护公序良俗，为社会提供“意义资源”。（8）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加强国防力量，应对来自日本、苏俄的军事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蚕食”中国的侵略问题，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在国际领域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地位；等等。
拥有当时执政资源最为雄厚的国民党 ，其党魁蒋介石在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建国程序的框架内采取保守、传统的威权主义思路解决上述问题。其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脉络是：（1）以传统人际模式为渠道在国民党内构建了以黄埔军校，宋、孔家族，CC系，新政学系，蓝衣社等为其支撑的利益集团，形成蒋介石的权力中枢与动力系统。（2）依托孙中山政治思想，与胡汉民合作建立党国体制，一面借助孙中山符号凝聚支持者，垄断三民主义解释权、挟“党统”号令天下，一面以其利益集团为抓手，驱动国民党，控制南京政权，为其剪除异己、谋求集权的政治行动披上合法外衣。（3）以其利益集团为后盾，以军权为压力，以政治协商为手段，与党魁胡汉民、汪精卫合作中逐渐削弱其政治影响，关键时刻不惜动用武力（如囚禁胡汉民），夺取党政军大权；以军权为实力，综合运用裁军、远交近攻、收买分化、以退为进、战争等传统谋略，在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同时增强自身武装力量，巩固其权力中枢地位。（4）面对日本“蚕食”中国，蒋介石以国家民族主义策略整合社会，凝聚人心的同时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思路应对，以坚忍态度对日侵略妥协退让，以争取时间解决地方实力派、中共的军事威胁，加强国防力量与中国综合实力，以在“最后关头”与日决战，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5）面对来自中共的全方位（含理念 、组织与军事等）挑战，蒋介石在全力剿灭中共时却没有真正清除中共崛起的社会土壤，解决工农阶层的利益诉求，在强烈抗日舆论压力下，在“最后关头”与中共合作，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6）建立庞大的新闻事业与统制体制，在“训政”、“国家（政党）自由主义至上”的旗帜下却以蒋介石集团利益为唯一标尺，以服务其政治行动，谋求个人集权为社会言说的唯一准则，并以准则调控社会言说的阀门，构建了畸形的社会“对话与沟通”体系。（7）面对中国迟缓、畸形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蒋介石是在党政双轨的党国体制，官僚资本主导的市场体制，以“军需”、“备战”、“国防”需要为导向，在不平等条约的国际框架内领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等等。
蒋介石上述“求解”的思路与行动，有当时中国国情下不得已而为的一面，有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中国现代化的一面，其不愿放开政权，维护本集团利益；重“人脉资源”轻“程序正义”，重“军权”轻“党权”，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与行动逻辑；将权位始终放在首位的行动倾向，均表明蒋介石的“求解”方案整体上不大符合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求解”对策。这致使其在统治大陆时期出现了许多战略传播的失误。
1、蒋以传统人脉资源模式建构政党、政权运转的组织传播系统，与重制度权威的时代潮流向背而驰，不是解决系统A，重构中国上层建筑的良策，其遗毒深远，危害甚大。蒋介石虽然留学日本，访问过苏俄，且效仿苏俄政治制度，具有现代思想，但其构建权力中枢与利益集团的基本路径却是传统的人脉资源模式，其选人、用人是以忠诚于自己而非忠诚于三民主义信仰，以血缘、学缘、亲缘、地缘的个人私谊为纽带而非程序化的人事制度，依靠这一路经，蒋建构了以黄郛、杨永泰、陈布雷、张季鸾、吴鼎昌、张群等党内自由主义者、新政学系为核心的智囊团，以黄埔军校、中央政治学校等“蒋校长”为主体的人才资源库，以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蓝衣社、中统等团体为行动力量，以宋、孔家族、江浙财阀为经济基础的利益集团，依靠这一集团，蒋介石驱动松散、数量庞大、社会动员能力弱的国民党，控制并维系南京政权的日常运转。以蒋介石为权力中心，以其人脉资源为路径向外扩散的人脉建构模式，虽披着现代制度其本质却是传统帝王的“家族”套路，其潜在危害深渊，某种意义上是蒋介石败退大陆的渊源。
（1）这一模式不可能为蒋提供协商解决与国民党胡汉民、汪精卫元老之间的政见分歧与权位争夺。传统中国皇族之间政见分歧与权位争夺均是以清洗方式解决，其胜者为王，败者身败名裂的惨痛历史表明，情义为纽带的政治结合不可能解决政见分歧。宪政民主体制的制度权威尚未确立的民国，以人脉资源构建利益集团的蒋介石，从根本上排除了在制度框架内解决蒋胡，蒋汪之间的政见分歧与权位争夺，形成蒋、胡、汪之间分工合作，国民党权力中枢高度统一的政治格局。在不能密切合作的前提下，蒋只能“拉”胡“打”汪或“拉”汪“打”胡，在与“胡”、“汪”形成貌合神离的权斗关系，而蒋、胡、汪之间的权位争夺与政见分歧，是国民党四分五裂的一个重要根源。
（2）以人际交往渠道，以恩惠、权位、知遇、推荐等手段笼络知识精英，构建以党内自由主义者、新政学系为主的智囊团，其利在于可使智囊团听从于蒋个人，为其出谋划策，然这种类似幕府形式的智囊团，其弊较为明显。①将智囊团以外的政治、经济精英排除在外，使其真知灼见难以上达决策层，客观上形成了蒋介石与少数智囊成员密谋决策国家大事的权力垄断局面。②智囊团内形成以人际交往为阶梯的权力秩序，有众多的次权力中心与次权力关系，其次吸纳政治、知识精英进入决策层的渠道单一化、个人化，权力独占现象非常明显，以致这种权力独占现象为政治、知识精英的集体共识。③智囊团成员的思想结晶在决策层面无法超越蒋个人的思想与认知边界，使蒋因无法持续接受新思想，无法深入反思其治理理念与模式的弊端。
（3）以传统人脉资源为基本路径构建以蒋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其利在于蒋拥有强大的支撑集团，其弊却从根本上破坏了国民党建立制度权威，将国民党打造成组织严密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历史可能。换言之，蒋重视实权、轻视制度权威的组织路径，①使非蒋的地方实力派、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派系、政治实力不可能与蒋产生“合心”，是国民党“党内有党”、派系林立在大陆时期始终存在的根源；②使蒋介石集团内部也因缺乏制度权威，在利益集团内部形成诸如CC系、黄埔系、政学系等次权力中心与次权力关系，它们在认同蒋的前提下，也因权力分配陷入内讧状态，使蒋介石集团本身也不可能成为组织严密的现代动员型的政治组织。③使国民党及南京政权的权力运转严重依赖权力主体的综合实力（实际拥有的军权、党权及政权的程度），并以权力主体为中心，形成各自的次权力中心与次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分配的权力主体主导化，使民国权力分配的制度化彻底成为泡影，“武力决定权力分配” 的北洋军阀模式披着现代政党组织制度的外衣继续发挥作用。当权力陷入“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状态时，卷入其中的任何人均有权力崇拜症，攫取权力，控制权力，极力防止大权旁落的权力膜拜，就成为入局者的不二法门。深陷其中的蒋介石亦遵循此逻辑，其一边构建支撑自己的利益集团，一边采用政治谋略、武力清除等方式威胁其权位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元老，是蒋始终将扩充实力，掌握权力视为其行动的唯一指针的有力佐证，这注定了蒋不可能成为历史伟人。④国民党内权力中心的林立，权力关系的错综复杂，使国民党及南京政权的科层官僚体系陷入了叠床架屋，政令堵塞，公权私用、官员普遍腐化堕落的逻辑轨道。
2、以巩固蒋介石个人集权为目标，构建了蒋介石集团掌控、政治“利害关系”为判断标准的社会言说的惟一阀门，以党营传媒为传播渠道的社会传播体系。大众传媒体系在政治动员、意识形态塑造、民族凝聚力及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等方面，尤其社会有机体的神经系统或血液系统的良性运转具有基础性作用。国民党在建构了以其党营传媒体系为主，民营媒体为辅的遍布全国的大众传媒体系的同时，也确立了以蒋介石集团“利害关系”为监控社会言说、流通的一整套科层体系。这套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党各级党部、国民党中央检查新闻处为代表，监视全国社会言说的官僚的科层体系，因国民党组织体系的人治化而呈现很强的人治化特征，并致使社会传播的阀门体系在实际操作中演化为不同权力主体控制社会言说、传播的把关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国统区的新闻和言论控制呈现出不同权力主体各自圈定社会新闻和言论边界的畸形状态，即在权力主体（A）势力范围内，社会言说可对其敌对的权力主体（B）、（C）任意言说与抨击，对权力主体（A）却只能俯首听命，反之亦然。其基本特征是新闻和社会言说秩序的畸形化，新闻和言论控制的权力个人化，新闻和言说边界的局域化等。在权力参差格局造成的新闻和言说“各自为政”的“割喉”格局下，（1）蒋介石集团只能有效控制其实际控制区域内的新闻和言说秩序，地方实力派控制区域的新闻和言说秩序则鞭长莫及，这使蒋介石：①不可能垄断事实，实现言论统一、舆论一律；②只能以政治高压抑制异己意见，统制新闻与言说；③只能以政治高压为后盾，利用三民主义符号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展开社会动员，整合民众以应对内忧外患。（2）因新闻和言说的“割喉”格局，社会传播沟通信息，整合，制造“共识”的社会“粘合”功能蜕变为情报搜集、相互猜忌与防范的信息与舆论博弈的“离心”功能，致使政治信任、社会诚信的体制与机制完全缺失，政治信任、社会诚信只能依靠熟人关系来维系。这是国民党集团四分五裂，内部派系斗争不息，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政治对话与协商机制缺失，不能建立吸纳各阶层参政的政治吸纳机制的传播学根源。（3）在上述机制作用下，工农阶层在得不到实惠，化解生存危机与深受披着国民党外衣的地痞劣绅压榨的多重作用下，率先成为推翻国民党的反抗阶层；在官僚资本压制下的商人阶层在权力化的畸形市场秩序与外国资本盘剥的双重作用下，亦因经营日趋困难而对国民党普遍滋生政治离心；知识群体在参政无望，政治抱负难以实现，对国民党一党专权、腐化堕落的失望与不满，及不愿同流合污等因素也对国民党普遍滋生政治离心，国民党的统治危机由此生成。（4）畸形的新闻与言说空间致使国民党党治“训政”的劣迹，腐化堕落、专权独断的嘴脸与行为以各种传播渠道（国内媒体的揭露性报道、批评性报道、攻讦性报道、虚假性报道，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流言、谣言，国民党党员、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丑恶言行，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地方党部、基层官员欺压行为等）曝光于天下。事实真相是意识形态的最大杀手。在“坏事传千里”的传播机制，大量不利于国民党党治“训政”的“事实”的扩散使国民党精心塑造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难以“臣服”广大民众，而呈现脆弱、不堪一击的特性。
形成这一社会传播体系，既与蒋介石集团构建的组织传播模式有关，也与国民党宣称的三民主义政治理念有关，与袁世凯独裁失败的“历史镜检”有关，与民营报刊先天独大、知识群体深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及公共租界的客观存在，蒋介石集团讨好英美等因素有关。
3、在畸形的系统A、系统B已成事实的前提下，若能改善系统C的运转质量，能为解决系统A、系统B创设更多地历史时间。系统C的完善有一个历史过程。蒋介石解决重建系统C，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一定的历史贡献，取得了所谓“黄金十年”的建设成就，为中国全面抗击日本侵略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在畸形系统A，系统B的共同作用下，蒋介石依靠党治体制、威权政体、官僚资本主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径，在实际执行中也有许多失误。其主要表现有：（1）在解决地方实力派、胡汉民、汪精卫等党魁方面，蒋介石固守“武力决定权力分配”的思维惯性，在胸怀、策略、手段等方面均有许多历史败笔，是国民党“一盘散沙”的重要源泉。如，①蒋介石偏袒嫡系武装的“编遣裁军”行动，使地方实力派将蒋主导的“编遣裁军”，建设国家的战略意图理解为“削藩”，遂引起南京中央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战争，蒋介石虽然取得最终胜利，以武力削弱了地方实力派对南京政权的军事威胁，却动摇了国民党统治根基，造成了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貌合神离，以及以桂系为主体此起彼伏的反蒋的政治活动，乃至小规模的军事行动。②在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争夺国民党党魁的权力斗争中，蒋介石表现出权力斗争艺术不够娴熟的一面，如在蒋、胡“约法之争”中，蒋介石未能控制住其个人积怨，将立法院长胡汉民囚禁于汤山。这一鲁莽行为，虽然使蒋顺利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形式上取代了胡汉民主导的“总理遗嘱”，却使蒋、胡政治上从此分道扬镳，并引发了李宗仁、白崇禧等西南派系的政治分裂的严重问题。这些政治“失误”，使蒋介石独享权位的野心再次大曝光。而蒋介石个人集权的政治行为导致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制度权威难以建立，在制度权威缺失下，国民党的权力分配由掌握军权的蒋介石一手操控，由此，军权控制政权、统领党权的权力格局，替代了党国体制纸面规定的党权制衡军权，统领政权的权力序列。（2）在全面围剿中共时，蒋介石集团未深入思考造成中共崛起的社会根源，也未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解决农民阶层的生存诉求。面对农民要求平分土地，解决温饱问题的强烈诉求，南京政权以县为单位推行的“县自治”、“县训政”，因土豪劣绅把持县政权，国民党改善民生的政策、法令成为一纸空文；为“围剿”红军而采取的保甲制度、为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人凝聚力的新生活运动不仅未给农民带来切实实惠，反而战争、运动等增加了农民负担。在土地集中，盘剥加重，生存无望下，为了活命的农民被逼上了“造反”道路，国民党失去了农民阶层，中共因满足了农民需要，使农民成为其“剿而不灭”，乃至崛起的支撑阶层。揭露问题实质的《“剿匪”与“造匪”》的文章，遭到了蒋介石忌恨，蒋手令将刊登此文的《申报》“禁止邮递”。（3）国难兴邦，日本侵略中国，既给蒋介石集团带来严峻挑战，也为其重塑政党，整合社会提供了历史机遇。然而，在应对来自日本的外来严峻挑战的过程中，蒋介石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行动，严重滞后于形势发展，致使其不能利用高涨的爱国民族主义重塑国民党、整合社会，反而受抗日爱国舆论的有力牵制。另外，在与中共争夺爱国民族主义领导权方面，蒋介石也屡次败北，未能早于中共率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口号，失去了占领引导抗日爱国舆论制高点的先机，失去了借国难整合社会的历史机遇。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因素很多，其中，蒋介石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人治模式是重要因素。（4）政治组织模式势必影响国民经济体系，蒋构建的披着现代制度外衣的“人治”模式，必然形成依附于“人治”者的官商经济模式。即与掌权者关系密切的人群，极易利用掌权者的权力资本，攫取、控制大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而成为控制国民经济的经济寡头，进而与掌权者相互勾结，构成掌权者实行“人治”的经济基础。当宋、陈、孔等与蒋关系密切的家族垄断官僚资本主导国民经济时，资本内在的赢利本质，必将抑制中小资本、私人资本的发展，损害中小资产阶级、工商阶层的利益，进而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抗战前十年正是以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重要时期，八年抗日战争虽然沉重打击了南京政权主导的国民经济，却使官僚资本加速膨胀，国民经济陷入了临近崩溃的边缘，解放战争的打响，是压倒民国国民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是国民党迅速败退大陆的经济因素。
综上所述，在解决传统中国“一盘散沙”的问题上，蒋介石给出的个人集权下的人治化的政治组织模式，畸形言说空间下官僚科层体系监控的社会传播系统，党国体制、威权政体下的官僚资本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等“药方”。在蒋介石集团重塑政党、巩固政权、粘合社会、应对外来侵略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彼此胶合、联动、相互作用的“药方”却成为社会系统“再散沙化”或曰社会持续“撕裂”的动力源。即蒋介石以人治模式破解“一盘散沙”的解决路经，在历史实践的自我演绎中，反而成为蒋介石丢掉大陆政权的传播学根源。人治治国模式的突出优点是能够调配全国资源集中于某一点，其突出缺点是“点”的确定，调配的速度、成本完全系于最高权威及服务于最高权威的科层官僚体制，因此，人治模式需要威权作后盾才能遮蔽其缺点，凸显其优点，维系政权的正常运转。蒋介石依靠人脉资源路经构建的是披着现代制度外衣的、弱势威权的人治治国模式，这一模式因威权的“弱势性”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信息等子系统衍生出相互内耗、恶性循环的逻辑力量。具体而言，弱势威权的人治模式，因权力中枢的弱势性而滋生若干个的权力中枢，而权力中枢的多元，在人治模式下势必形成官僚科层体系的臃肿、腐化及政令传播的高成本、低效率、恶效果。本应集中使用的公权却形成了沿着腐化、臃肿的官僚科层体系，蜕变为层级化、个体官员擅自使用的私权的逻辑。这一逻辑是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信息等子系统朝向恶性循环的逻辑起点。由此，政治领域陷入了权力无序化，公权私用化，权力博弈化的内在演化逻辑；经济领域衍生经济秩序权力化，权力资本膨胀化，社会财富分配的权力化及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逻辑；军事领域衍生出军权个人化、分散化，军队私家化，军队之间貌合神离化、战斗力持续下降的逻辑；文化领域陷入公序良俗逐渐解体的逻辑，真、善、美被假、恶、丑代替，人心不古、道德败坏，世风日下成为社会常态；社会信息传播领域衍生出社会信息生产、传播的权力化，社会信息的博弈化，社会言说空间的畸形化的逻辑。逻辑关系一旦生成，具有不以个体意志转移的，推动事物自我演化的内在力量，而要打破逻辑力量的自我演绎，就必须以外力破坏重组构成逻辑力量的各个要素，尤其是导致逻辑力量自我演绎的起始要素。在统治大陆期间，蒋介石集团也使出浑身解数，力图打破造成南京政权持续恶化的逻辑链条，也曾在局部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历史没有给蒋介石提出充裕时间，蒋介石也没有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与政治行动，这使蒋介石集团不可能打破上述胶合，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南京政权持续恶化的逻辑链。
社会信息系统本身具有粘合性。在蒋介石集团因其主导的熵值倍增、信息博弈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滋生的由诸多逻辑力量构成的漩涡内挣扎的历史进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因其符合国情的政治理念，政治精英组成的领导集团，严密的政党组织，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切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强有力的自我修正错误的能力使其抓住了历史机遇，其依靠制度权威、政治理想、领袖魅力等元素建构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有效地将厌恶国民党的中产阶层、中小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及被压迫的工农阶层凝聚起来，形成了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历史外因。在历史内因与历史外因彼此作用下，国民党南京政权艰难支撑到20余年，于1949年败退大陆。
三、余论
一个政权退出历史舞台，绝非历史偶发因素所致，而是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南京政权败退大陆，绝非日本侵略中国的“偶然因素”所致（这一“偶然因素”也是东亚历史演变的必然），强调“西安事变”中张、杨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日本侵略给中共提供了喘息、壮大的历史机遇等偶然因素，致南京政权败退大陆的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国民党“亡国”未亡党，退居台湾的结局，是多重合力、多重因素在历史偶然事件中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可谓是国民党历史演绎的必然结局，其中，蒋介石对国民党“亡国”未亡党、退居台湾的结局负有不可推卸、首要的历史责任。然而，若说这一结局由蒋一手造成，有失公允、不够全面客观。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在解决传统文化国家的现代转型及“中世纪”“半觉醒”中国迎接现代民族国家带来的现代化挑战方面，蒋介石可谓使用了浑身解数，其以蒋介石三民主义为灵魂，以蒋介石人脉资源为路径构建的弱势威权主义为权力中枢，以国民党内自由主义精英为智囊，以蒋介石集团为抓手驱动国民党，维系南京政权，以集中军权，掌握权位为重心，破解“一盘散沙”的传播方略，却因该方略的逻辑起点——依托人脉构建权力中枢，轻视制度权威——不符合时代潮流而使蒋介石重塑社会的行动本身异化为社会持续撕裂的基本动因。
造成这一历史悖论的根源很多，有来自国民党胡、汪等党魁、地方实力派的权力制衡因素，有来自孙中山训政、宪政思想的思想制衡因素，有欧美、日、苏等列强的牵制因素，有来自中共的挑战因素，最根本因素却是蒋介石的政治思维与政治性格。在大历史视野下，蒋介石基本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过渡性政治人物，其战略传播思想中重视实权高于一切的思维与做法，使蒋介石无法突出自身思维与视野局限，无法破解“武力决定权力分配”的民国政治逻辑。这致使其政治行为不得不在集权、分权的范畴内游弋，且在游弋中向集权方向倾斜。换言之，在传统集权文化、欧美民主政治分权文化，总理遗嘱的训政诉求构成的多元政治文化下，蒋介石陷入了“集权”与“放权”的两难抉择。放权，在“武力决定权力分配”的民国政治逻辑及传统集权文化下，意味着自身威胁系数的增高；集权，势必遭到来自“分权”文化及总理遗嘱的层面的抨击，乃至引发党内自由主义知识精英逐渐滋生与蒋的政治离心的严重问题。这种集权、分权的政治文化，使蒋介石的政治性格表现出时而优柔寡断、时而专断独行的两极特征。其次，蒋以人脉资源构建的党内自由主义的智囊团，不可能以传统诤言形式使蒋反思自己的政治思想与行为，使蒋完成“过渡”成为现代型的威权领袖。最后，蒋介石政治性格中的暴躁、专断等弱点，使蒋在处理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党内上层人物的关系上，失分很多。
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并非毫无价值，其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节俭的一面历史镜子。这面历史镜子提示后人：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需要威权政体集中社会资源推动社会全方面的现代化，需要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建立现代化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而社会现代化推进意味着威权政体本身需要根据社会现代化推进程度，不断地向社会分权，使集权的威权政治向分权的民主政治平稳转型。这意味着只有道德觉悟高、政治责任强的政治精英领导的现代动员型政党才有可能全面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然而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制衡现代政党滑向独裁专制，防止政治精英集体性的堕落腐化，实现权力分配的制度化、公开化。要做到这一点，社会言说的空间必须渐进式扩大、社会言说的秩序必须由“人治”逐渐地转化为“宪治”。这样，①源源不断地新闻与言论才唤醒更多民众，提高民众参政议政的素养与能力，也只有民众政治素养的集体性提高，才能逐渐改变传统的“人治”政治文化，有民众力量的强有力牵制，政治精英才能避免集体性的腐化堕落；②良好的新闻与言论生态才能将将民众觉醒的大量事实持续地“下情上达”于威权政体，使威权政体能够根据变化的“事实”，调整思路、修订路线、科学决策，推动社会现代化。
当强有力政党的威权“人治”与恰当的社会言论自由度之间的良性互动累积到一定程度，制度权威才能在“威权人治”与“觉醒民众”的长期博弈中达成全社会的集体共识。制度权威的形成，才意味着国家权力分配规则化的真正实现，意味着社会利益平衡机制的最终形成。只有建立全社会共同认可的制度权威，才能结束传统“人治”政治的历史循环，真正实现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转型，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只有在制度权威形成后，传播与政治良性互动的规则体系才能真正建立。
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期，对于政党来说，需要警惕权力的独占性，需要政治胸襟宽广、战略意识强烈、政治艺术高超、全心为公权服务、平凡的政治伟人，需要他们根据现代化进程科学、准确地把握集权与分权的平衡艺术，需要他们坚守“公平正义”，切实推进制度建设，等；对于新闻业来说，对于新闻业来说，需要恰当的、逐渐扩大的、宪法框架下的言说空间以唤醒民众，需要“坚守真相”，做好“上”“下”有效沟通；需要根据现代化进程科学把握“新闻”与“宣传”的界限，既要警惕宣传的过度渗透，也要警惕客观至上、绝对化的新闻主义；需要在唤醒民众与动员民众之间保持恰当的、动态化的平衡，等。在此前提下，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期，威权政体与新闻业之间才能达成动态化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传统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转型，其中，威权政体是否能否赋予新闻和言论的空间以及多大程度的言说空间，或者说民众能够争取到多大程度的新闻和言说空间最为关键。这也许是国民党党治“训政”与其“喉舌”新闻业之间长达20余年的“失败互动”留给世人的历史经验。这一历史经验至少表明，国民党党治训政与“喉舌”新闻业的互动的思维、路径与模式，是当代中国不可借鉴、且值得警惕的一种新闻与政治的互动模式。
这也许是国民党党治“训政”与其“喉舌”新闻业之间长达20余年的“失败互动”留给世人的历史经验。这一历史经验至少表明，国民党党治“训政”与“喉舌”新闻业之间的互动思维、路径与模式，是当代中国不可借鉴、且值得警惕的一种传播与政治的互动模式。
（课题组供稿）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第16期
目 录
一、年度总结及计划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2015年度研究工作总结（征求意见稿）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2016年度研究工作计划（征求意见稿）
二、年度成果汇总
1、项目组成员2015年度研究成果汇总工作基本完成
附：《项目组成员2015年度研究成果一览表》
三、学术信息通报
1、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征文通知》（征求意见稿）
四、民国新闻史研究文献信息汇编
1、卢何燕整理，刘继忠审定：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中的“台湾地区民国新闻史研究”文献汇编
五、前期研究成果选载
1、刘继忠：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致思——以蒋介石
战略传播思想为中心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
2015年度工作简要总结（征求意见稿）
项目秘书处
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投标书》以及项目组的工作安排，现将项目组2015年度的工作进展情况做一简单总结，以便上报国家和省级的社会科学基金管理部门。
2015年度，在项目组所有成员尤其是各子课题负责人、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的分册作者及特约撰稿专家的共同努力下，项目组较好地完成了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2015年度研究工作计划要点》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如期召开了项目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15年11月7日，在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结束后，项目组按计划举行了第二次核心成员会议。项目首席专家、项目子课题以及特约研究专题负责人：倪延年、王润泽、何村、艾红红、白润生、方晓红、李建新、徐新平、刘亚、韩丛耀、张立勤、李秀云、刘继忠等参加了会议。邓绍根、张晓锋、万京华等因事请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学术顾问兼编撰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应邀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本项目首席专家倪延年同志主持。与会人员分析了本项目研究工作的现状、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认为本项目组具有实现本项目组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交的《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投标书》承诺的“计划完成时间为2018年12月”的有利条件，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讨论和部署。
二、成功召开了本项目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2015年11月7日下午至11月8日，按照计划举行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学术顾问兼项目编纂委员会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吴廷俊先生主持。会议第一单元是讨论审读《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中的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少数民族新闻业”、“新闻业经营”和“新闻教育”分册著者艾红红、白润生、张立勤、李建新等专家对书稿撰写有关情况的说明，然后对书稿的结构、原则、格式标准等进行了讨论；第二阶段是讨论了“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子课题负责人、渤海大学何村教授提交《中华民国新闻史》（第四卷）的部分书稿，在听取何村教授有关说明后，与会人员就有关分册书稿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经过上述两个单元的讨论交流，会议达成了重要共识，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成功承办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
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回归历史 探寻规律：民国新闻史的多视角研究”高层学术论坛于2015年11月5-7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会议邀请本项目学术顾问兼编纂委员会主任、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吴廷俊先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和本项目组核心成员、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方晓红教授分别作了大会主旨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家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秘书处（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具体组织了这次“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专题学术研讨活动。会议筹备组于2015年3月发出征文通知，截止到2015年7月底，共征集到论文68篇，经过两轮评审，选出48篇论文编成该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项目秘书处在承办论坛过程中，具体承担了会议通知发布、与中国新闻史学会联系、组织落实会务，延请专题报告专家、论文征集、参会论文评选、会议论文集编辑校对等工作，会议收到了扩大民国新闻史研究预期的效果。《中国社会科学报》网、江苏社会会科学网、尚七网等对本次会议作了报道，进一步扩大了本次学术会议的社会影响。
四、积极参加学术界交流，扩大本项目的学术影响力
本项目组成员在推进本项目研究的同时，注重把研究工作中产生的研究成果积极投入学术交流，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由学术界主办或协办的中外新闻史方面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中国新闻史学会协办的首届“向世界传播中国”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史学会2015年4月在湖北大学主办的20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研讨会；中国新闻史学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联合主办于2015年8月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于2015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抗日战争与新闻传播：第一届新闻史青年学术论坛”，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新闻史学会于2015年10月举办的“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院庆系列论坛：新闻传播业的变革：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会与厦门大学等主办于2015年11月遭厦门举行的“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纪念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先生诞辰135周年学术研讨会等。项目组成员积极参加了上述学术会议，一方面进行了学术成果的交流，同时也有效地扩大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的社会影响。以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为例，在项目组核心成员王润泽、倪延年、邓绍根、刘继忠、万京华、何村、李建新、张立勤、白润生、徐新平、艾红红、邓绍根、张立勤等提交了应征论文，被邀请参加会议，并在分论坛作了论文选读交流，均收录会议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
五、产出了一批前期研究的论文性成果
项目组成员在既抓紧本项目研究，又通过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还积极撰写民国新闻史研究的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成果对于扩大本项目在学术界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项目首席专家倪延年撰写的《论民国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成果叙述体系》发表在《暨南学报》2015年第1期上；《论民国新闻史业的起源、发展历程及历史评价问题》发表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8期；《评价新闻史人物的五个维度》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31日第6版“新闻与传播学”专版；项目组核心成员张晓锋等撰写的《香江不设防——沦陷前后的香港新闻业及其管制》，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1期；核心成员王润泽等撰写的《国际传播：民族救亡中的另一个战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核心成员何村撰写的《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旗帜下〈新华日报〉与重庆〈新民报〉的交往与合作》发表在《新闻大学》2015年第6期；核心成员刘继忠等撰写的《争取胜利：民国新闻媒体的抗战贡献研究》发表在《青年记者》2015年第22期；项目组核心成员万京华撰写的《新华社与抗战对外宣传》发表在《中国出版》2015年8月上；《抗战时期中共通讯社事业发展研究》发表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项目组核心成员白润生撰写的《民国孕育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发表在《长安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上；《〈内蒙古民国报刊史〉评述》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项目组核心成员李秀云撰写的《试论民国时期新闻学理论体系之建构》发表在《学术交流》2015年第3期。项目组核心成员邓绍根撰写的《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电视”概念史》发表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被《新华文摘》在2015年以“2015年论点摘编”）；《百年回望：美国〈新闻记者信条〉在华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0期，以及项目组成员操瑞青撰写的《建构报刊合法性：“有闻必录”兴起的另一种认识》——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谈起》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等等。
六、项目秘书处运行正常，按期编发“简报”（动态）
在2015年度，项目秘书处运行正常，主要承担了项目组成员之间的联系、沟通和信息发布、交流；“首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征文、评审及会务工作，项目组核心成员经费报销等事务，保持了秘书处和项目组成员之间信息交畅通。
2015年度，秘书处为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及时汇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最新进展，也便于项目核心成员及时了解团队有关方面的研究进展，继续编印项目组内部信息刊物《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2015年1月至12月共编发6期，刊载了项目组2014年度工作总结和2015年度工作计划；发布了“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信息”1790 条（2014年发布436篇“民国新闻史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题录）；报道了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在学术界的反响；选载了倪延年、何村、艾红红等人的前期研究论文。
以上只是秘书处根据已经掌握的信息起草的项目组2015年度工作情况小结。请项目组各位核心成员尤其是各子课题负责人、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分册作者及特约撰稿专家对该初稿进行修改、补充，充实信息和提出建议。
二〇一六年元月二十五日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
2016年度研究工作计划要点
（征求意见稿）
项目秘书处
根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研究的要求和“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研究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项目组2016年研究工作计划要点。
一、召开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计划在2018年8月下旬召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核心成员第三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交流自2015年11月举行第二次项目组核心成员会议以来各子课题（特约专题）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分析这一阶段子课题（特约专题）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商量解决各子课题研究工作的困难，进一步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计划和努力目标。
二、召开编撰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
计划在2016年8月下旬召开本项目编撰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主要议题是审定“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书稿和继续讨论《中华民国新闻史》（第四卷）提交会议讨论的书稿。为开好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根据第一次编撰委员会议的决议，《民国新闻专题史研究丛书》各分册著作者应在2016年6月底前把完整书稿交到秘书处，由首席专家先行阅读，进行一个回合的修改意见交流，以提高会议的讨论效率和效果。
三、举办第三届民国新闻史学术高层论坛。
在顺利圆满举办了两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的基础上，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决定继续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会议的时间初步定在2016年10月底或11月初，会议地点仍然在历史名城古都南京。本项目组各子课题负责人以及特约专题承担人应结合所承担的研究任务，积极撰写文章应征，妥善安排时间，争取参加会议交流。入选“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的会议论文将以《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形式出版论文集，作为本项目整体研究成果的组成部分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结项。
四、继续编发《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
为了便于项目组成员之间交流相关信息、向国家（省、学校）有关部门汇报项目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秘书处自2013年12月编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进展《情况通报》（2014年5月改名《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以来，至今已编印了《情况通报》4期，《研究动态》10期。在项目组成员交流信息、沟通情况，刊载前期成果，增强项目组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本项目研究工作的实际进展，秘书处决定把原来基本上每两个月编印一期的《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改为每三个月编印一期，即在2016年计划编印《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4期，请项目组成员予以支持配合。
五、积极撰写发表本项目的前期研究成果
本项目研究成果之一是必须结合研究工作撰写发表的50多篇学术论文。项目组全体同志都应高度重视与本项目研究论文的撰写和发表。项目组核心成员每年至少应发表一篇与本项目直接相关的论文，以便作为本项目成果申请验收结项。在报刊上发表与本课题研究相关论文，请注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编号：13&ZD154）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编号：13AXW003）的研究成果”，以便确认。
六、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近年来，中国新闻史领域的研究更趋繁荣，学术交流活动更为频繁。诸如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安徽大学近代报刊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近代报刊与社会发展论坛”、中国新闻史学会各专业分会主办的专题研究会议及浙江大学初定于2016年10月底主办的“中国近代报人之路——史量才先生研究学术研讨会”等等，建议项目组核心成员及各子课题组成员结合本项目的研究进展，把前期成果撰写成专题论文，用本课题经费以本项目组成员（成果）的名义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以求不断扩大本项目研究的社会和学术影响力。
以上只是秘书处的初步设想，项目组的各位专家如有更好的意见和建议，请予以补充完善，以便定稿时更加充实和丰富，更加适合本项目研究工作进展的需要。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项目组成员2015年度研究成果汇总工作基本完成
[编者按] 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有关文件，每年度必须把项目研究进展情况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汇总上报，以便沟通和交流情况。现把秘书处目前了解到的有关信息编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度重大项目（第二批）“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成员2015年度研究成果汇总》在本期《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上刊载，以便项目组各位专家学者了解情况，安排工作。同时上报给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向项目顾问委员会成员汇报，力求能比较全面完整地反映本项目在2015年度取得的研究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个别成员没有反馈成果信息），在2015年度，项目组成员一共取得46项成果。其中承办全国性学术会议一次，有68人参加了会议学术交流；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一本，收录48篇论文加一篇论文综述，合计61.5万字；参加并在会议上做论文宣读交流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有6个共28人次，在全体大会上做主题报告或大会发言的超过8人次；在专业学术报刊上发表与本项目研究直接相关的论文和文章计15篇，在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发表论文15篇。
真诚祝贺各位专家学者在2015年度取得的丰硕成果！
真诚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在2015年度为项目进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真诚祝福项目组各位专家学者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诸事如意！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秘书处
二〇一六年元月二十五日
“中华民国新闻史”项目组成员2015年度研究成果一览表
序号 子课题及负责人 成 果
作 者 成果名称及字数 成果类型 出版社（刊物、学术会议）、时间、卷期 备注
1 子课题一：民国创立前后的新闻业：倪延年 倪延年 论民国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成果叙述体系（19000） 论文 《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C刊、核心
2 同上 倪延年 论民国新闻史业的起源、发展历程及历史评价问题（12000字） 论文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8期 C刊、核心
3、 同上 倪延年 评价新闻史人物的五个维度（3000字） 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31日第6版《新闻与传播学》专版 报刊
文章
4、 同上 倪延年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会议论文集、60万字） 论文集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主编
5 同上 倪延年 论晚清社会新成员群体与民国新闻业之关系（10000字）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20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研讨会，2015.4武汉 大会主题发言
6、 同上 倪延年 论民国时期新闻媒体对“抗日战争”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以抗日战争前期的新闻传播为例（10000字）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等主办：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8，武汉 会议分论坛宣读交流
7 同上 倪延年 论民国时期南京地区的汉奸新闻业及其特点（9000字） 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2015.10，北京 大会主题报告
8 同上 倪延年 论评价民国新闻史人物的逻辑基点和维度（10000字）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会主办：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2015.11.厦门 大会主题报告
9 同上 倪延年 论民国初期新闻业态的“起-降-起”现象及其动因（9000字）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10 同上 刘泱育 民国时期出现过“一流”的新闻教育吗？——以方汉奇就读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为例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11 同上 王继先 春风和气自清师：马星野与朱自清的友谊初探——基于《马星野档案》的研究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12 子课题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业：王润泽 王润泽
肖江波 国际传播：民族救亡中的另一个战场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3 同上 王润泽
余 玉 技术与观念的互动：民初传播技术进步与新闻报道观念发展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2015.11，南京 分论坛宣读交流
14 子课题三：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业：张晓锋 刘继忠 民族主义﹒党国政治﹒自由主义：青年马星野新闻思想的形成及其特色研究（1933-1939）（13000字） 论文 《新闻学论集》第32辑，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年
15 同上 刘继忠
赵佳鹏 争取胜利：民国新闻媒体的抗战贡献研究（7000字） 论文 《青年记者》2015年第22期。
16 同上 刘继忠 蒋介石新闻操控的行为与思想初探（11000字）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17 同上 刘继忠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 论文集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常务副主编
18 同上 刘继忠 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思考——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探讨（13000）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等主办：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8月），2015.8，武汉 分论坛宣读交流；《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拟用
19 同上 刘继忠 《中外月刊﹒新闻界》新闻学话语的纠葛与调和（9000字） 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院庆系列论坛：《新闻传播业的变革：历史与现实》，2015年9月19日 《全球传媒学刊》已采用
20 同上 刘继忠 从济南惨案到七七事变：国民党高层“负重”抗日的新闻谋略的历史评析（20000字）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抗日战争与新闻传播：第一届新闻史青年学术论坛》，2015年9月20日 分论坛宣读交流
21 子课题四：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何村 何村
叶俊 统一战线旗帜下《重庆各报联合版》时期的《新华日报》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22 同上 何村 抗战时期国统区报纸大众化浪潮 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2015.10，北京 分论坛宣读交流
23
叶俊
何村
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旗帜下《新华日报》与重庆《新民报》的交往与合作 论文 《新闻大学》2015.6
24 子课题五：民国南京政府末期的新闻业：艾红红【特约专题负责人】 艾红红 略论民国时期新闻广播的贡献与局限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25 同上 同上 铁蹄下的“协和”之音—略论抗战时期日伪电台的广播演讲（6000字） 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2015.10，北京
26 子课题六：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万京华 万京华 新华社与抗战对外宣传（5000字） 论文 《中国出版》2015年8月（上）
27 同上 万京华 抗战时期中共通讯社事业发展研究（9000字） 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勿忘历史：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2015.10，北京 大会主题报告
28 同上 万京华 抗战时期中共通讯社事业发展研究（9000字） 论文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第11期 C刊
核心
29 同上 万京华 中共早期通讯社历史探析（8000字）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30 子课题七：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李建新 殷 强
李建新 《燕京新闻》与燕京大学的新闻教育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31 子课题八：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白润生 荆琰清
白润生 民国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意义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32 同上 白润生
荆琰清 民国孕育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 约26400字 论文 长安大学学报2015年第17卷 第3期（总第59期）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33 同上 白润生 确立文化民生理念，发展高数民族新闻事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体会 约8545字 论文 民族论坛2015.02（总第365期）
《新闻春秋（第十五辑）》--20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研讨会论文集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中国新闻史学会：20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研讨会（湖北大学）分会场交流
34 同上 白润生 《内蒙古民国报刊史》评述 约3400字 书评 内蒙古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47卷；总第208期） 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35 白润生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少数民族报刊 约4200字 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勿忘历史 抗战新闻史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 大会主题报告
36 白润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少数民族语言广播（1931-1949）约5800多字。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暨第六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论坛（2015年11月，武汉） 大会主题报告
37 白润生 远离颠倒梦想，汇聚正能量，同心共筑中国梦---在中国新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委员会暨第六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论坛闭幕式上讲话（约2900字） 文章 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暨第六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论坛（2015年11月，武汉） 大会闭幕式讲话
38 白润生 论少数民族广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约4700多字）
人 论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新闻中心纪念民族语言广播65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2日） 大会宣读交流
39 子课题九：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管理体制：方晓红 方晓红 浅谈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转向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2015.11，南京 大会主旨报告
40 同上 操瑞青 建构报刊合法性：“有闻必录”兴起的另一种认识》——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谈起 论文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 权威刊物
41 子课题十：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术研究：徐新平 徐新平 论程沧波的新闻思想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42 同上 李秀云 试论民国时期新闻学理论体系之建构 论文 《学术交流》2015年第3期 C刊、核心
43 同上 李秀云田艺霏 民国时期新闻界“三剑客”研究 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20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研讨会，（2015.4武汉）
《新闻春秋》第十五辑，2015年8月 分论坛交流
44 特约专题一：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邓绍根 邓绍根 论民国时期美国东方报人领袖托马斯·密勒的在华新闻业绩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45 同上 邓绍根 百年回望：美国《新闻记者信条》在华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论文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10期。 权威期刊
46 同上 邓绍根 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电视”概念史 论文 《现代传播》2015年第7期
《新华文摘》2015年第2015年论点摘编 权威期刊
47 特约专题五：民国时期的新闻业经营管理：张立勤 张立勤 1927-1937年民营报纸的广告经营及其传播特色——以《申报》《新闻报》为例 论文 《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分论坛宣读交流
学术信息通报
【编者按】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将于2016年继续主办“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定名为“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秘书处起草了《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征文通知》（征求意见稿），先在项目组核心成员范围内通报，并请各位就论坛的征文选题和会议时间等方面贡献高见。本征文通知计划在2016年2月底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在学会网站及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发布，征集论文。
中国新闻史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主办
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
征 文 通 知
（征求意见稿）
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具体承办的“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已分别于2014年5月和2015年11月先后举办了两届。第一届征集到61篇论文，经过评审录用46篇论文，在会议召开前出版了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4》；第二届征集到论文68篇，经过评审录用48篇论文在会议召开前出版了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经研究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决定举办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会议的时间初步计划在2016年10月底左右（具体时间以会议正式通知为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议题
1、民国新闻史的综合研究；
2、民国时期的地方新闻史研究
3、民国时期各特定阶段的新闻史研究
4、民国时期新闻业经营管理及管理体制研究；
5、民国时期新闻报纸、广播、通讯社、摄影和纪录片研究
6、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海外华文及外国在华新闻业研究；
7、民国时期的新闻职业精神、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
8、民国时期重要新闻媒体、事件和人物的个案研究；
9、民国时期新闻史的史料解读、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
10、民国时期新闻史的其他研究
二、会议地点
中国·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三、会议日程
2016年10月底左右（具体日期见参会通知）
第1天 会议代表报到
第2天上午，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
第2天下午，分组讨论及会议总结
第3天，会议代表离会
四、费用
本次会议不收取会务费和论文发表出版费。
会议代表的差旅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五、论文提交、录及出版事宜
2016年7月31日 为提交应征论文的截止日。应征论文一律通过筹备委员会秘书处的电子邮箱送达论文。
2016年7月31日-8月31日 为论坛组委会秘书处组织专家匿名评审应征论文时间，采用无记名形式进行评审。
2013年9月10日前 会议组委会秘书处向应征录用论文的作者发出《论文录用及参加会议邀请函》；向参加征文而没有被录用的作者发出《感谢函》。
应征本次会议并入选参加会议交流的专业论文，将由会议组委会秘书处编辑并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正式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会议期间赠送给论文作者和与会代表。
六、论文提交方式及联络信息
论文作者请于征文截止日期前，将应征论文的电子版本提交至本次会议组委会。具体联络信息如下：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
联系人： 鄢 放; 倪延年
办公室电话: (025)83598525; （025）83598141
移动电话：13813968987; 13851512190
电子邮箱:ypp@tom.com ynn@njnu.edu.cn
七、论文写作要求
1. 论文字数一般应控制在8000-10000字（包括图文及注释）。其中摘要部分约为300字左右。
2. 凡应征论文统一使用word文档格式。
3. 所有应征论文作者应在文末提供“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籍贯，工作单位，身份特征（如：讲师，副教授，副教授、博士，教授，教授、博导，研究馆员等），主要研究方向（如：历史学，档案学，新闻史学，新闻传播理论等），通信地址（城市、街道、门牌号码以及邮政编码）、可随时联系到达的移动电话、电子信箱。
八、附件（论文格式）
应征论文请严格按照如下规定的格式书写。
（1）页面要求：
页面大小为A4，不分栏；行间距设为单倍行距，字符间距设为标准；页边距为上、下2.54厘米，左、右3.17厘米，页眉1.5厘米，页脚1.75厘米。
（2）整体格式：
论文标题（三宋，加粗，居中）
作者姓名（宋五，不加粗，居中）
作者单位 邮政编码（宋五，不加粗，居中）
电子邮址：（Times New Roman, 五号，居中）
（3）摘 要：“摘要”二字为宋体，五号字，加粗，退两格；内容为宋体，五号字，不加粗，字数200-300字。
（4）关键词：格式同摘要 词数不多于5个，关键词之间空一格
（5）正 文：宋五，不加粗
（6）注 释：注释一律为尾注。内容包括：作者、书(篇) 名（英文用斜体）、出版单位、出版时间、版次、页码等。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民国新闻史研究所
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组委会秘处
二 〇 一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民国新闻史研究文献信息汇编
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中的
“台湾地区民国新闻史研究”文献汇编
卢何燕整理，刘继忠审定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卢河燕利用到台湾世新大学访学的机会，搜集了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方面的成果，现在《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上刊载，以飨各位。本次检索查阅了台湾地区公开出版的民国新闻史研究书籍和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共发现21本专著类研究，和107篇民国新闻史研究方面的论文。本次检索以台湾硕博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华艺线上图书馆为检索数据库，以新闻学期刊为主，其它学术期刊涉及到台湾各大高校的学报。检索仍可能挂一漏万，特此说明。
一、文献在杂志、作者等方面的分布概况
著作方面，以《中国新闻史》为书名的有3册，《百年报人》系类研究有6册。论文方面，刊登篇数在4篇以下（含4篇）的期刊有《辅仁历史学报》（4）、《新闻学研究》（4）、《中华传播学刊》（3）。
在书目作者方面，21本书目涉及16位作者，其中郑贞铭6册，高郁雅2册，有1册著作由2人合著。在107篇论文中涉及36位作者，其中，李承机32篇，唐志宏29篇，高郁雅13篇，夏春祥4篇，有10篇由2人或3人合著。1964年，台湾政治大学在台湾复校，成立新闻研究所。目前开设新闻学博士班的有台湾政治大学和以新闻专业起家的世新大学，相关学者渐渐着力于民国新闻史研究，这支队伍也愈加年轻化。
二、文献内容的主题分布概况
在研究主题方面，21册著作中有8册为概况介绍，有8册书研究报人，研究人物包括林乐知、王韬等。有5册书研究报刊，包括戊戌时期的报刊、《万国公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其他一些主要报纸和报人在各书本中都有介绍。另外，在论文研究主题上，同样是报人、报刊占据了主导地位，107篇论文中有15篇论文以报人为研究主题，其中研究成舍我的12篇，研究吴浊流的1篇，研究宋教仁的1篇，另外还有阮玲玉等。有32篇论文以不同类型的报刊为研究主题，成舍我的世界报系列及日治时期的报刊是研究的重点，日治时期报刊涉及到《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日报》、《台南新报》、《台湾民报》、《台湾教育会杂志》、《台湾府城教会报》等，此类文章占据了报刊研究的绝大部分，但大陆报刊（多集中在于上海地区，包括《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在华外人报刊、行业报刊、小报也有一些研究，同时有部分文章在日本、韩国等刊发。其中，有3篇论文以上海《良友画报》为研究主题。论文研究上呈现多元化状态，主要有报刊的媒介呈现、政治动员、报道特色、报刊与城市文化、报纸广告、报刊业务等。其它主题主要是台湾的新闻教育、新闻法制、媒介经营、新闻团体、新闻自由、新闻广播、新闻统制、职业素养、地方新闻史、研究综述等。研究角度多侧重于人物的新闻思想、报刊活动、职业生涯，作品特色等。
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研究深度不够，以及研究对象相对集中。不少发表在期刊上的研究文章停留在介绍层面，对成舍我等研究角度丰富，对其他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有待挖掘。
编号 作者 书名 发行机构 出版时间
1 李瞻 《中国新闻史》 台湾学生书局 1993年2月
2 曾虚白 《中国新闻史》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6年4月初版
3 李炳炎 《中国新闻史》 陶氏出版社印行 1986年再版
4 王天滨 《台湾报业史》 亚太图书公司 2003年
5 冯爱群 《华侨报业史》 学生书局印行 1967年出版，1976年再版
6 马之骕 《新闻界老三兵》 经世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6年10月出版
7 赖光临 《中国新闻传播史》 三民书局印行 1978年出版，1983年再版
8 朱传誉 《中国新闻事业研究论》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8年出版
9 彭家发 《小型报刊实务》 三民书局 1986年3月初版
10 汤志钧 《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3年12月初版
11 李瞻、石东丽 《林乐知与万国公报——中国现代化运动之根源》 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 1977年9月初版
12 郑贞铭 《百年报人1：报业开路先锋》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3 郑贞铭 《百年报人2：跨世纪的报人》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4 郑贞铭 《百年报人3：一代新闻宗师》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5 郑贞铭 《百年报人4：全方位的记者》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6 郑贞铭 《百年报人4：全方位的记者》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7 郑贞铭 《百年报人5：报业的拿破仑》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8 郑贞铭 《百年报人6：跨国媒体大亨》 远流出版 2001年初版
19 高郁雅 《柜台报：上海《新闻报》研究（1893-1949）》 台北：辅大书坊 2015年3月初版
20 高郁雅 《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以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为代表的探讨》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99年3月初版
20 李在光 《王韬维新思想之研究》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1980年
21 程之行 《新闻传播史》 亚太图书公司 1995年3月初版
编号 作者 文章名 发表期刊或会议 期刊卷号
1 洪桂己 台湾报业史的研究 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1957年
2 潘光哲 讯息与观念互动的脉络：以《时务报》为例 传播研究与实践 2011年1卷2期
3 叶韦君 读者想象与文化实践：上海《立报》研究（1935-1937） 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论文 2014年5月
4 夏春祥 信仰与行动：《世界日报》大众公仆版之研究 研讨会论文 2010年5月
5 成露茜、唐志宏、李明哲 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实践：成舍我的【非资本主义大众化报刊】 新闻学研究 2011年
6 黄顺星 民国报业的垄断问题--成舍我的思考与反省 新闻学研究 2015年
7 林丽云 为台湾传播研究另辟蹊径？传播史研究与研究途径 新闻学研究 1999年
8 唐志宏、夏春祥 北京《世界画报》的大众图像建构（1926-1937） 政大出版社《影像近代中国》 2013年12月
9 曹立新 世界变了，何以立报－新闻史中的「成舍我方案」之研究 中华传播学刊 2012年
10 黄顺星 失落的世代：以吴浊流为例看战后初期的台湾本土报人 中华传播学刊 2015年
11 夏春祥、唐志宏、李明哲 记成露茜教授（1939-2010）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中华传播学刊 2010年6月第17期
12 夏春祥 新闻与记忆：传播史研究的文化取径 国际新闻界 2009年172期
13 高郁雅 从《良友画报》封面女郎看近代上海的“摩登狗儿”（Modern Girl） 国史馆馆刊，台北：国史馆 复刊第26期，1996年6月
14 高郁雅 大资本吞并小资本？1936年上海《新闻报》在苏州的联合发行纠纷 国史馆馆刊，台北：国史馆 第39期，2014年3月
15 高郁雅 抗战时期上海申报之研究 辅仁历史学报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第24期，2009年12月
16 高郁雅 战后中国报界的纸荒问题——以上海为中心（1945-1949） 辅仁历史学报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第13期，2002年7月
17 高郁雅 战后国民党新闻机构的企业化尝试（1945-1949） 辅仁历史学报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第16期，2005年7月
18 高郁雅 武昌起义后上海报纸插图、广告里的革命图像 辅仁历史学报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第30期，2013年3月
19 高郁雅 宋教仁与民立报 宋教仁常德研究会主编《宋教仁研究》 第2期，2011年10月
20 高郁雅 战后国民党的新闻接收－－以上海申报为中心（1945-1949） 政大历史系、珠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会议论文 2001年10月5、6日
21 高郁雅 战后国民党新闻机构的企业化尝试（1945-1949） 中国近代史学会主办，「中国近代国家的塑造」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2002年12月13、14日
22 高郁雅 1949年中国报界的政治转向－－以大公报为中心 《天主教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历史系 2003年6月
23 高郁雅 「阮玲玉「新女性」事件与上海新闻界----兼论小报在其中的作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小报文化与中国城市性」工作坊国际学术研讨会，地点：中央研究院 2010年8月
24 高郁雅 万象小报：近代中国城市的文化、社会与政治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3年8月
25 高郁雅 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的变动（1945-1949）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2005年12月初版
26 唐志宏 清末报律的形成与报界反应(1895-1911) 政大史粹 2002年4期
27 唐志宏 体育拓展与城市聚合经济──清末时期上海的体育活动 「国立师范大学体育学研讨会论文发表会」，台北：台湾师范大学 2002年7月
28 唐志宏 新加坡《中兴日报》对清末报律的反应(1907-1910) 建国学报 2003年第22期
29 唐志宏、连慧珠 台湾地区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以学术期刊与博硕士论文为分析对象(1945-2000)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学报 2003年第22期
30 唐志宏 成舍我的小型报广告策略 广告研究(理论版) 2008年第4期
31 唐志宏 想象与现实－－抗日时期西北报业发展的提议〉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丛2010年刊 2010年第2期
32 唐志宏、连慧珠 成舍我的新闻教育实践之演变：从职训报童到本科专业(1919-1937) 新闻学研究 2011年第106期
33 唐志宏 尝试与突围：成舍我与中国近代报业(1919-1949) 台北：政治大学博士论文
34 唐志宏、李明哲 成舍我报刊经营理念的启蒙 《新闻春秋》，北京：中国新闻史学会 2013年4月号
35 李明哲、唐志宏 北平《世界日报》新闻文体演变之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学刊》，广东：华南师范大学 2013年2月号
36 唐志宏 媒体集团与媒体知识分子：晚清到民国报业发展的差异 《新闻史青年学者论丛》2014年，北京大学传播学院，
37 唐志宏 晚清报刊的文体形式及其社会功能 《走向近代：国史发展与区域动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4年3月
38 唐志宏 清末新式官报的成立与演变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第四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论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04年7月
39 唐志宏 有关研究成舍我的重要资料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山东：烟台师范学院 2004年8月
40 唐志宏 成舍我与台湾新闻教育 《空间、文化与乡土史教育研究会论文集》，彰化：建国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2005年5月
41 成露茜、李明哲、唐志宏 媒体产制与中国历史编纂学 「文本与媒介：民初报刊的研究取径，1911-1949」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 2007年2月
42 唐志宏 报业集团与媒体知识分子──以成舍我的《世界报系》为例 「世界华人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中国西部与全球化」，成都：四川大学 2007年4月
43 唐志宏 成舍我的小型报广告策略 「广告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2008年论文集(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ertising & Culture Communication.)」，武汉：武汉大学传播学院， 2008年4月
44 唐志宏、李明哲 报刊实践意识的转移：媒介知识分子的形构──以成舍我大众化报业框架建构为例 「新闻传播专题史学术研讨会」，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09年6月
45 唐志宏、连慧珠 成舍我新闻教育的演变──从童工职训到本科教育 「文本与媒介：民初报刊的研究取径，1911-1949」：纪念成露茜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世新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柏克莱大学东亚研究所、哈佛大学合办 2010年5月
46 唐志宏 从晚清到民国的报业实践意识的转变 「青年学者论坛──第二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研讨会」，合肥：安徽大学 2010年7月
47 唐志宏 想象与现实－－抗日时期西北报业的提议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咸阳：西藏民族学院 2010年12月
48 唐志宏 回荡下的抉择──成舍我对新闻统制的态度(1925-1949) 「第一届中国新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舍我与民国新闻史」，哈佛大学、柏克莱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新闻史学会合办 2011年3月
49 唐志宏 来自北巖爵士概念的转化：成舍我大众化报刊的非资本主义形式 「外国记者与近现代中国史研讨会」，威海：山东大学 2011年11月
50 唐志宏 徘徊的困境：民国时期边疆新闻刍议(1930-1945)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广西：广西大学 2012年11月
51 唐志宏、夏春祥 重建想象：北京《世界画报》的大众图像建构(1926-1936) 「现代中国的形塑：从影像看二十世纪中国研讨会」，台北：政治大学人文中心 2013年10月
52 李明哲 世界报系新闻写作格式之研究 「2011中国新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舍我与民国新闻」论文。北京：北京大学 2011年3月
53 王淑美 1930年代前期台湾日常生活中的广播科技 2014中华传播学会年会，铭传大学 2014年6月
54 李承机 从《台南新报》到《台湾日报》—法西斯风潮下殖民地「地方报」的「空间心性」 《台湾日报》复刻板 2012年2月
55 李承机 殖民地台湾「舆论战线」之变迁—〈舆论〉两义性的矛盾与「台湾人唯一之言论机关」的困境 《六然居存日刊台湾新民报社说辑录1932～1935》所收、台南：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2009年12月
56 李承机 殖民地历史经验中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战后台湾「历史记忆」的构成与演变 东北亚历史财团编《东亚的知识交流与历史记忆》所收、首尔：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 2009年11月
57 李承机 日本殖民地统治下「台湾人唯一之言论机关」的「苦鬪」―在「抵抗日本统治」与「经营新闻媒体」之间 《日刊台湾新民报创始初期1932/4/15～5/31》所收、台南：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2008年7月
58 李承机 从清治到日治时期的〈纸虎〉变迁史－将紧张关系诉诸「舆论大众」的社会文化史 柳书琴、邱贵芬主编《后殖民的东亚在地化思考─台湾文学场域》所收、台南：国家台湾文学馆筹备处 2006年4月
59 李承机 ラジオ放送と植民地台湾の大衆文化 《戦争?ラジオ?记忆》所收、东京：勉诚出版 2006年3月
60 李承机 1930年代台湾における「読者大衆」の出现─新闻市场の竞争化から考える植民地のモダニティ 吴密察、垂水千惠、黄英哲主编《记忆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克》所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5年5月
61 李承机 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说－植民地とメディア 东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论文 2004年5月
62 李承机 殖民地台湾媒体使用语言的重层构造－「近代性」与「民族主义」的分裂 若林正丈、吴密察主编《跨界的台湾史研究─与东亚史的交错》所收、台北：播种者出版社 2004年4月
63 李承机 台湾における近代メディアの成立－植民地体制とメディアの葛藤 东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修士论文 1998年
64 李承机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社会的公共圏の可能性―三面记事に潜んだ〈舆论〉の机能 《翰林日本学》（春江市：翰林大学日本研究所） 2011年第19辑
65 李承机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メディア?ミックスの竞合と＜大衆＞ 《アジア游学》第54号所収、东京：勉诚出版 2003年8月
66 李承机 植民地新闻としての《台湾日日新报》论－＜御用性＞と＜资本主义性＞のはざま 《植民地文化研究》第2号所収、东京：不二出版 2003年7月
67 李承机 データにみる植民地台湾ジャーナリズムの発展 《アジア游学》第48号所収、东京：勉诚出版 2003年2月
68 李承机 植民地统治初期における台湾総督府メディア政策の确立－植民地政権と母国民间人の葛藤 《日本台湾学会报》第4号所収、东京：日本台湾学会 2002年7月
69 李承机 殖民地台湾新闻媒介的「情感经营」—从「自杀论」的变化再考殖民现 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传媒与台湾现代性」国际研讨会、于台北世新大学 2015年6月
70 李承机 从「殖民母国」到「国际关系」—台湾文化主体论述的变化与台日关系 第五届台日亚洲未来论坛、于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 2015年5月
71 李承机 在文字权力与文书统治之外的音声文化—殖民地台湾「禁歌」的出现与唱片取缔政策的形成 第十届台湾语言及其教学研讨会、于台南成功大学 2014年10月
72 李承机 作为方法的「互文性」—殖民地台湾认识论的建构与解构 国科会人文处「人文风景」学术研习营、于中正大学中文系 2013年10月
73 李承机 作为方法的「日本时代」—「回忆录」与「口述历史」所制作的殖民地台湾「历史记忆」 仁荷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战争与历史记忆」研讨会、于韩国仁荷大学 2012年7月
74 李承机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文字の文化と声の文化―未熟な近代的リテラシーを乗り越えたオラリティーの〈大衆〉 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1930年代台湾の大衆文化」国际シンポジウム、于日本一桥大学 2012年2月
75 李承机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社会的公共圏の可能性—三面记事に潜んだ〈舆论〉の机能 翰林大学日本研究所「帝国的学知」国际研讨会、于韩国翰林大学 2011年10月
76 李承机 殖民地台湾〈民众〉的发现—「民众论」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东海大学历史系「历史上的民众与社会」研讨会、于台中东海大学 2011年5月
77 李承机 殖民地体制与〈群众〉—日治时期台湾人〈群众〉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再考察日本对韩国强制并合」国际学术会议、于韩国首尔商工会议厅 2010年8月
78 李承机 帝国编制与「大众文化」—日本殖民地统治下1930年代「台湾文化」的形构 国际共同シンポジウム「帝国主义と文学」、 于名古屋爱知大学 2008年8月
79 李承机 日治时期〈纸虎〉的社会文化史—从「告官」到诉诸「舆论大众」 「后殖民的东亚在地思考」研讨会、于新竹清华大学 2005年11月
80 李承机 从日治时期的新闻论谈新闻写作—新闻报导中的「真实性」与「文学性」 第二届实用中文与写作策略研讨会、于台南成功大学 2005年5月
81 李承机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メディア用语の问题について－メディア史という视座からみる台湾新文学运动とその前夜 第1回东アジア近代史青年研究者交流会议、于日本东京驹场留学生会馆 2002年8月
82 李承机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メディア用语の重层构造 东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第6回研究大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 2001年6月
83 李承机 日本治下殖民地台湾媒体政策之确立－媒体政策与舆论 「近代日本与台湾」研讨会报告论文、于台湾台北市国家图书馆 2000年12月
84 李承机 日治时期的广播事业发展及其影响 《台湾学通讯》第86期所收、台北：国立台湾图书馆台湾学研究中心 2015年3月
85 李承机 《台湾民报》与社会运动 《台湾学通讯》第85期所收、台北：国立台湾图书馆台湾学研究中心 2015年1月
86 黄美娥 传统与维新：《台湾日日新报》记者魏清德的文明启蒙论述 《文学传媒与文化视界国际学术研会论文》，嘉义：中正大学人文研究中心暨中文系主办 2003年
87 姚村雄 日治时期美术设计中之「台湾图像」符号研究 台北：七月文化 2001年
88 李郁芬 《台南新报》汉文栏之研究 国立成功大学硕士论文 2011年
89 邱雅萍 从日刊报纸「汉文栏废止」探究「台湾式白话文」的面貌 国立成功大学硕士论文台湾文学研究所 2007年
90 徐郁萦 日治前期台湾汉文印刷报业研究(1895~1912)－以《台湾日日新报》为观察重点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硕士班 2008年
91 李敏忠 日治初期殖民现代性研究─以《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报卫生论述（1898-1906）为主 国立成功大学硕士论文台湾文学研究所 2004年
92 杨惠娟 台湾日治时期报纸版面编辑设计形式特色研究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硕士班 2006年
93 李瞻 日据时代台湾杂志事业之研究 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 1973年
94 张炎宪 人民导报研究（1946～1947）─兼论其反映出的战后初期台湾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变迁 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 1999年
95 室屋麻梨子 《台湾教育会杂志》汉文报（1903-1927）之研究 国立成功大学博士论文历史学系硕博士班 2007年
96 王凌霄 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 1992年
97 翁凡哲 时尚杂志与政治明星－从《良友画报》看蒋介石形象（１９２６～１９４５）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 2005年
98 王之瑜 从《良友画报》看近代中国女性服饰变化 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 2008年
99 周序琪 一九二０年代的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妇女杂志>>为分析实例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1994年
100 孔令芝 从《玲珑》杂志看1930年代上海现代女性形象的塑造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 2006年
101 余芳珍 消闲阅读习惯在近代中国：《良友画报》出版体与图画想象空间之扩展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 2003年
102 李明水 《台湾杂志事业发展史重修台湾省通志》 南投：台湾省政府 1896年
103 吕美玲 报纸广告与台湾社会变迁（1898-1944）：以《台湾日日新报》为例 中国文化大学 2007年
104 何义麟 日治时期台湾广播事业发展之过程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编），《回顾老台湾展望新故乡－台湾社会文化变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0年
105 林惠玉 日本统治下台湾の广告の研究 《日经广告研究所报》，4（6） 2000年
106 高锦惠 明治时期（1898-1912）「台湾日日新报」的版面编排设计之研究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设计研究所硕士论文 2000年
107 张妙娟 「台湾府城教会报」与清季台湾的基督徒教育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 2002年
前期研究成果选载
【编者按】本项目组核心成员、《中华民国新闻史》（第三卷）执笔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副所长刘继忠博士所撰《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致思——以蒋介石战略传播思想为中心》一文，将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评论》上刊发，现作为本项目前期研究成果提前在本期《动态》上刊发，以飨各位同行朋友。向刘继忠先生致以谢忱。
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致思
——以蒋介石战略传播思想为中心
刘 继 忠
摘 要 在“社会有机体”范畴内，借助“媒介技术与社会变迁”、“传播是社会的粘合剂”等诸多传播思想，文章从社会信息系统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其它子系统的互动关系层面首次诠释了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根源。文章认为国民党败退大陆在于：蒋介石以人脉资源构建的“人治”组织模式是其逻辑起点，这一模式在逻辑力量的推动下在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大众传播等子系统内产生恶性连锁反应，且构成了牢不可破的多重逻辑链，使整合“撕裂社会”的政治力量异化撕裂民国社会的基本动力。作为“过渡性”的政治人物，蒋介石解决“一盘散沙”的逻辑起点反而是其不断失败的重要根源。
关键词：国民党败退大陆 传播学思考 蒋介石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国民党统治大陆仅20余年。依照中国传统王朝统治周期而论，执政20余年只能算是一个短命王朝。国民党为什么怎么快就趋于衰朽，败退大陆？“这几乎是所有研究国民党史者均难以回避的一个终极问题”。 一个政权的覆灭，绝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多条逻辑链交互作用导致社会出现结构性混乱，这个政权的治理理念、资源、方式与执行能力均无法有效应对这一结构性混乱所致。史学界对国民党大陆政权的覆灭，给出许多有力且不同的解答 ，仍有许多疑点、困惑和商榷之处。传播学视角是囊括了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又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多元化视角，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视角最大不同是，该视角以信息传播为逻辑起点，从社会信息系统层面审视、把握研究对象。故传播学视角下的国民党败退大陆的探析，是以民国社会信息生产、传播为逻辑起点，探寻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建构、维系的社会信息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及这一缺陷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子系统之间构成的结构性的、恶性连锁反应。正是这种恶性连锁交互作用，导致了政权覆灭，社会系统解体，因此，传播学视角的解释提供了国民党败退大陆的另一种解读视角，这一视角有助于从传播层面探索政权兴亡的历史规律。
蒋介石手握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决定着南京政权国家治理的理念、路径、策略与方法，是南京政权的最高统帅、国民党总裁，是最有能力影响南京政权实际走向，乃至决定南京政权历史命运的关键人物。传播是社会的粘合剂、社会系统的神经中枢、国家治理与政权运转的枢纽。因此，本文以蒋介石战略传播思想为中心，以南京政权的“黄金十年”为关照的主要历史阶段，探讨国民党败退大陆的传播学逻辑。所谓战略传播思想是指政治领导人在维系政权，领导国家，治理社会，应对危机的政治活动中，支配其建构、维系、操控与利用社会信息系统尤其是大众传媒系统以达其政治目的的一套观念体系。即支配政治领导人以操控符号系统以领导国家、治理社会的观念体系。
一、社会媒介（信息）系统层面的政权兴亡
神授君权的冷兵器时代，决定政权兴亡的核心因素是军事，其次是政治、经济与文化。出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的成语，形象地说明了武力得天下后需文武兼治，才能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媒介系统对于政权兴亡的意义，主要在于官僚科层体系是否能否保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及外情达内，政令畅达、民意上达、“外情”早知是政权兴盛的重要标志；其次是媒介物理体系能否支撑政令在疆域庞大的国家版图内畅达，罗马帝国能够统治辽阔疆域，部分原因在于它有一个发达的，包括《每日纪闻》在内的传播系统，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与其传播系统不发达有关。 欧洲文艺复兴将人从神权枷锁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工业革命将冷兵器送进历史，迎来热兵器时代。决定旧时代政权兴亡基本规律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历史大变局在欧洲率先开启，在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全面转型中，印刷术首先挤掉了手抄文字传播模式的主导地位，并与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介技术一道，共同建构了一套基于媒介技术的、跨时空、批量生产、及时传播的社会媒介体系，与此同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子系统均发生革命性变革，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与治理体系在欧美率先形成，并逐渐波及世界各地。
社会形态的革命性变迁，改变了决定政权兴亡诸多要素的权重顺序，其中，社会媒介（信息）系统的权重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其对政权兴亡、社会变迁的作用更大、更为明显。社会媒介（信息）系统对社会系统良性运转的基础性作用，亦逐渐达成共识。（1）“社会有机体”思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思想的问世与传播，使社会信息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思想成为共识。（2）英尼斯、麦克卢汉等加拿大多伦多学派对媒介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揭示了媒介技术的物理属性对社会变迁所产生的隐性的、深远影响的作用机制，该学派对媒介本身对社会变迁的过度强调，使许多学者更为重视媒介系统对社会系统运转的反作用力。（3）美国、欧洲的传播研究，充分揭示了媒介内容（知识、信息等）对社会系统运转的巨大作用，“人是传播动物”、“传播是社会粘合剂”等传播观念得以普及。综合这些学术资源，下述四点能够形成逻辑自洽。（1）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技术、媒介等子系统构成的庞大且复杂的“有机体”。（2）社会之所以是“有机体”，在于社会信息系统的沟通、粘合作用，且社会信息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的运行状态决定了“社会有机体”的健康程度。（3）社会信息系统由看得见的媒介系统和看不见的信息流组成。前者是后者的物质载体，是后者得以流通的物理渠道，是联系社会子系统及子系统各要素的桥梁、中介。因此，其在社会系统中的结构、布局与覆盖面与社会子系统及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与互动紧密正相关，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媒介系统就有什么形态的社会互动，且媒介系统的变动会或早或晚地改变社会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形态与互动关系。后者是由无数个体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包括信息、事实、观点、情感、知识等在内的由符号、讯息、文本承载的信息流，依托媒介系统，信息流犹如神经元，它“激活”社会子系统及子系统内的各要素，使之发生物质、能量与信息的多元链锁式互动。由此，在特定时空、特定疆域的人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构成了协同改造自然、求生存图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代表特定族群利益的民族及代表特定阶层利益的国家得以产生。因此，社会信息系统具有粘合性，能够粘合社会其他子系统，使分居在不同地理区域、同一时空下的人群能够粘合成社会“有机体”。（4）因地理环境、生产力水平、历史传统、媒介技术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社会媒介（信息）系统在形成“民族共同体”的同时，也被诸多客观因素分割为众多传播隔阂与传播障碍，共同体内部在分工协作改造自然过程中，也因传播隔阂与障碍形成了相对封闭的、自我循环的不同阶层、组织与社群，其中握有政权的统治阶层，因其在族群中的地位、身份而具有管理社会媒介系统，调控社会信息流动阀门的权力。
在此前提下，决定政权兴亡的核心要素是社会媒介（信息）系统，而不是军事、政治、经济等子系统。这不是说军事、政治、经济等子系统对政权兴亡不重要，而是说军事、政治、经济等子系统的运行模式、运行形态取决于社会媒介（信息）系统的运行模式、运行形态。而决定社会媒介（信息）系统运行模式、运行形态的核心力量是统治阶层，尤其是最高领袖管理社会媒介系统、操控社会信息流动阀门的理念与行为。即统治阶层是依靠控制社会信息系统掌握了社会系统运行的核心信息，这使其能全方位监视社会，掌控话语权，拥有操纵符号来定义真实、发布指令、提供意义、协调关系的权力与威望。正是通过符号操纵，统治者维系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社会子系统的正常运转，粘聚绝大多数的人群，获得了执政合法性。换言之，政权兴亡取决于统治阶层掌控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子系统的互动模式。良性互动，政权稳固持久；恶性互动，政权脆弱衰亡。
维系政权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是由诸多子系统、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系统体系，这一系统体系至少有三大核心子系统组成。一是维系国家暴力机器、支撑官僚科层体制、粘合统治阶层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系统A），二是实现统治阶层、中间阶层、社会底层等不同阶层、人群之间彼此有效“对话”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系统B）。三是维系社会政治体系、军事体系、国民经济体系、文化体系、外交体系等社会子系统运行，粘合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系统C)。系统A、B、C之间彼此交错、链锁，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逻辑关联。系统A、B、C内部及其之间若形成良性互动的逻辑链，国家昌盛，社会安宁，政权稳固持久；若它们陷入恶性互动的逻辑链，国家衰败，社会失序，政权脆弱衰亡。以后者为例，系统A紊乱，统治阶层内部陷入权力内讧，政治猜忌与防范替代政治信任，权力争夺替代政治对话与协商，统治阶层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应对内忧外患的理念、路线、政策不能达成共识，政策因行政科层体系运转失灵而难以有效执行，暴力机器陷入四分五裂、彼此内耗，不能有效应对外来威胁与内部挑战。系统A紊乱，势必导致系统B失灵，系统C陷入混乱。系统B失灵，意味着最高统治群体、统治阶层、支撑阶层、社会底层之间的“传播对话”完全失灵，阶层鸿沟形成，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使社会陷入“撕裂”状态，阶级对抗取代阶层对话，政权演变成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其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根基彻底消失，反抗阶层随之生成。系统C陷入混乱，意味着社会完全失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子体系陷入无序化、且彼此恶性交互作用的逻辑链内，社会交往重新回归到“类原始状态”的实力交往状态，实力（武力）决定利益、权力分配；规则被权力完全取代，资源与利益权力化，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信仰与道德普遍缺失，人际交往成本飙升，求生存而非图发展成为绝大多数民众的核心诉求，社会陷入“一盘散沙”状态，不能应对外来侵略与威胁。反之，系统C陷入混乱，系统B势必失灵，系统A也因无法解决系统B、C而最终解体。系统A解体，意味着旧政权覆灭，新政权的诞生。换言之，统治阶层中实力最雄厚的利益群体，其领导人若因其利益、实力与观念的局限，不能改变原有治理理念与模式，不能提出契合实际的应对理念与政策，其固有的统治理念与模式不可能重新整合利益集团，吸引支撑阶层，满足底层阶层的利益诉求，重塑执政合法性的。在此背景下，底层阶层因其利益严重受损，生存所迫而首先凝聚反抗阶层，支撑阶层（知识分子、有产者、商人、富农等）在利益集团权力斗争下发生分化，一部分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支持者，一部分转向反抗阶层，成为反抗阶层的支持者、领导者。而只有能够提出契合实际、满足民众诉求、解决内忧外患的新的政治理念的，重塑系统A、B、C的武装力量，才能在最终胜出，成为新政权的掌握者。
二、“蒋介石战略传播的逻辑致思及其失策
晚清以来，传统中国在“西力东渐” 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舞文之吏”和“守旧之儒”主渠道的传统社会媒介（信息）系统使传统社会陷入内外不通、上下堵塞的“废疾”状态 ，传统中国步入了“解体”的历史进程。清政府固有传统治国模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应对“西力东渐”，错失了改革良机，于1912年被历史淘汰出局。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实践中提出比较契合中国国情的“三民主义”解决药方，虽建立了中华民国，确立了党统，却未重建社会系统，解决传统中国的“一盘散沙”问题。孙中山去世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满清、打倒北洋军阀、国共合作的历史进程中，依靠军权、得到孙中山青睐的蒋介石，在国共合作后期联合国民党右派、在血腥“清党”基础上于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在传播学视角，新政权只有在既定历史条件下重建社会媒介（信息）系统才能完成重构社会系统的时代重任，获得执政合法性。也就是说，蒋介石要在“西力”束缚下的半觉醒的“中世纪中国” ，通过解决社会媒介（信息）系统A、B、C的重建问题，将传统文化中国改造成现代民族国家。要重建系统A，在国民党数十年的政党传统、“总理遗嘱”的基础上，需要蒋介石解决党魁之争，消除地方实力派军事威胁，重构最高权力中枢，重整国民党并将其打造成组织严密的现代动员性政党，以重建国家组织结构体系与官僚科层体系，以掌握社会媒介（信息）系统的运行枢纽，实现政令通畅；要重建系统B，在阶级对抗、社会撕裂的历史现实下，需要蒋介石在“清党分共”后放开政权，扩大政治参与，将中间阶层纳入支撑阶层；形塑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建立政治吸纳机制，将不同阶层的政治精英纳入统治阶层内；建立政治互信机制，使各阶层以平等协商对话机制解决阶层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民族平等问题，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各个阶层的利益代表。要重建系统C，需要蒋介石及南京政权，提出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全面转型、且契合中国现实国情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并能抵御外来侵略，抓住历史机遇，使传统中国完成全面转型，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层面的现代化。总之，蒋介石需在重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秩序的同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就20世纪20至40年代而言，蒋介石集团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主要是：（1）解决胡汉民、汪精卫的权力威胁，实现蒋介石个人集权；（2）解决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白崇禧、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威胁，实现军令统一；（3）依照孙中山的训政设想，建立“训政”政体，完成政党和国家的科层体制建设，将国民党打造成现代动员型政党。（4）“剿灭”中共，统一“主义”，确立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主体地位。（5）解决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农民等不同阶层之间的“阶级矛盾”，解决城乡二元对立及农民阶层的生存问题，等。（6）解决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侵蚀国民经济，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宽容的国内外环境。（7）解决思想界的混乱、社会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问题，重塑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维护公序良俗，为社会提供“意义资源”。（8）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加强国防力量，应对来自日本、苏俄的军事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蚕食”中国的侵略问题，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在国际领域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地位；等等。
拥有当时执政资源最为雄厚的国民党 ，其党魁蒋介石在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建国程序的框架内采取保守、传统的威权主义思路解决上述问题。其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脉络是：（1）以传统人际模式为渠道在国民党内构建了以黄埔军校，宋、孔家族，CC系，新政学系，蓝衣社等为其支撑的利益集团，形成蒋介石的权力中枢与动力系统。（2）依托孙中山政治思想，与胡汉民合作建立党国体制，一面借助孙中山符号凝聚支持者，垄断三民主义解释权、挟“党统”号令天下，一面以其利益集团为抓手，驱动国民党，控制南京政权，为其剪除异己、谋求集权的政治行动披上合法外衣。（3）以其利益集团为后盾，以军权为压力，以政治协商为手段，与党魁胡汉民、汪精卫合作中逐渐削弱其政治影响，关键时刻不惜动用武力（如囚禁胡汉民），夺取党政军大权；以军权为实力，综合运用裁军、远交近攻、收买分化、以退为进、战争等传统谋略，在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同时增强自身武装力量，巩固其权力中枢地位。（4）面对日本“蚕食”中国，蒋介石以国家民族主义策略整合社会，凝聚人心的同时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思路应对，以坚忍态度对日侵略妥协退让，以争取时间解决地方实力派、中共的军事威胁，加强国防力量与中国综合实力，以在“最后关头”与日决战，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5）面对来自中共的全方位（含理念 、组织与军事等）挑战，蒋介石在全力剿灭中共时却没有真正清除中共崛起的社会土壤，解决工农阶层的利益诉求，在强烈抗日舆论压力下，在“最后关头”与中共合作，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6）建立庞大的新闻事业与统制体制，在“训政”、“国家（政党）自由主义至上”的旗帜下却以蒋介石集团利益为唯一标尺，以服务其政治行动，谋求个人集权为社会言说的唯一准则，并以准则调控社会言说的阀门，构建了畸形的社会“对话与沟通”体系。（7）面对中国迟缓、畸形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蒋介石是在党政双轨的党国体制，官僚资本主导的市场体制，以“军需”、“备战”、“国防”需要为导向，在不平等条约的国际框架内领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等等。
蒋介石上述“求解”的思路与行动，有当时中国国情下不得已而为的一面，有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中国现代化的一面，其不愿放开政权，维护本集团利益；重“人脉资源”轻“程序正义”，重“军权”轻“党权”，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与行动逻辑；将权位始终放在首位的行动倾向，均表明蒋介石的“求解”方案整体上不大符合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求解”对策。这致使其在统治大陆时期出现了许多战略传播的失误。
1、蒋以传统人脉资源模式建构政党、政权运转的组织传播系统，与重制度权威的时代潮流向背而驰，不是解决系统A，重构中国上层建筑的良策，其遗毒深远，危害甚大。蒋介石虽然留学日本，访问过苏俄，且效仿苏俄政治制度，具有现代思想，但其构建权力中枢与利益集团的基本路径却是传统的人脉资源模式，其选人、用人是以忠诚于自己而非忠诚于三民主义信仰，以血缘、学缘、亲缘、地缘的个人私谊为纽带而非程序化的人事制度，依靠这一路经，蒋建构了以黄郛、杨永泰、陈布雷、张季鸾、吴鼎昌、张群等党内自由主义者、新政学系为核心的智囊团，以黄埔军校、中央政治学校等“蒋校长”为主体的人才资源库，以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蓝衣社、中统等团体为行动力量，以宋、孔家族、江浙财阀为经济基础的利益集团，依靠这一集团，蒋介石驱动松散、数量庞大、社会动员能力弱的国民党，控制并维系南京政权的日常运转。以蒋介石为权力中心，以其人脉资源为路径向外扩散的人脉建构模式，虽披着现代制度其本质却是传统帝王的“家族”套路，其潜在危害深渊，某种意义上是蒋介石败退大陆的渊源。
（1）这一模式不可能为蒋提供协商解决与国民党胡汉民、汪精卫元老之间的政见分歧与权位争夺。传统中国皇族之间政见分歧与权位争夺均是以清洗方式解决，其胜者为王，败者身败名裂的惨痛历史表明，情义为纽带的政治结合不可能解决政见分歧。宪政民主体制的制度权威尚未确立的民国，以人脉资源构建利益集团的蒋介石，从根本上排除了在制度框架内解决蒋胡，蒋汪之间的政见分歧与权位争夺，形成蒋、胡、汪之间分工合作，国民党权力中枢高度统一的政治格局。在不能密切合作的前提下，蒋只能“拉”胡“打”汪或“拉”汪“打”胡，在与“胡”、“汪”形成貌合神离的权斗关系，而蒋、胡、汪之间的权位争夺与政见分歧，是国民党四分五裂的一个重要根源。
（2）以人际交往渠道，以恩惠、权位、知遇、推荐等手段笼络知识精英，构建以党内自由主义者、新政学系为主的智囊团，其利在于可使智囊团听从于蒋个人，为其出谋划策，然这种类似幕府形式的智囊团，其弊较为明显。①将智囊团以外的政治、经济精英排除在外，使其真知灼见难以上达决策层，客观上形成了蒋介石与少数智囊成员密谋决策国家大事的权力垄断局面。②智囊团内形成以人际交往为阶梯的权力秩序，有众多的次权力中心与次权力关系，其次吸纳政治、知识精英进入决策层的渠道单一化、个人化，权力独占现象非常明显，以致这种权力独占现象为政治、知识精英的集体共识。③智囊团成员的思想结晶在决策层面无法超越蒋个人的思想与认知边界，使蒋因无法持续接受新思想，无法深入反思其治理理念与模式的弊端。
（3）以传统人脉资源为基本路径构建以蒋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其利在于蒋拥有强大的支撑集团，其弊却从根本上破坏了国民党建立制度权威，将国民党打造成组织严密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历史可能。换言之，蒋重视实权、轻视制度权威的组织路径，①使非蒋的地方实力派、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派系、政治实力不可能与蒋产生“合心”，是国民党“党内有党”、派系林立在大陆时期始终存在的根源；②使蒋介石集团内部也因缺乏制度权威，在利益集团内部形成诸如CC系、黄埔系、政学系等次权力中心与次权力关系，它们在认同蒋的前提下，也因权力分配陷入内讧状态，使蒋介石集团本身也不可能成为组织严密的现代动员型的政治组织。③使国民党及南京政权的权力运转严重依赖权力主体的综合实力（实际拥有的军权、党权及政权的程度），并以权力主体为中心，形成各自的次权力中心与次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分配的权力主体主导化，使民国权力分配的制度化彻底成为泡影，“武力决定权力分配” 的北洋军阀模式披着现代政党组织制度的外衣继续发挥作用。当权力陷入“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状态时，卷入其中的任何人均有权力崇拜症，攫取权力，控制权力，极力防止大权旁落的权力膜拜，就成为入局者的不二法门。深陷其中的蒋介石亦遵循此逻辑，其一边构建支撑自己的利益集团，一边采用政治谋略、武力清除等方式威胁其权位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元老，是蒋始终将扩充实力，掌握权力视为其行动的唯一指针的有力佐证，这注定了蒋不可能成为历史伟人。④国民党内权力中心的林立，权力关系的错综复杂，使国民党及南京政权的科层官僚体系陷入了叠床架屋，政令堵塞，公权私用、官员普遍腐化堕落的逻辑轨道。
2、以巩固蒋介石个人集权为目标，构建了蒋介石集团掌控、政治“利害关系”为判断标准的社会言说的惟一阀门，以党营传媒为传播渠道的社会传播体系。大众传媒体系在政治动员、意识形态塑造、民族凝聚力及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等方面，尤其社会有机体的神经系统或血液系统的良性运转具有基础性作用。国民党在建构了以其党营传媒体系为主，民营媒体为辅的遍布全国的大众传媒体系的同时，也确立了以蒋介石集团“利害关系”为监控社会言说、流通的一整套科层体系。这套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党各级党部、国民党中央检查新闻处为代表，监视全国社会言说的官僚的科层体系，因国民党组织体系的人治化而呈现很强的人治化特征，并致使社会传播的阀门体系在实际操作中演化为不同权力主体控制社会言说、传播的把关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国统区的新闻和言论控制呈现出不同权力主体各自圈定社会新闻和言论边界的畸形状态，即在权力主体（A）势力范围内，社会言说可对其敌对的权力主体（B）、（C）任意言说与抨击，对权力主体（A）却只能俯首听命，反之亦然。其基本特征是新闻和社会言说秩序的畸形化，新闻和言论控制的权力个人化，新闻和言说边界的局域化等。在权力参差格局造成的新闻和言说“各自为政”的“割喉”格局下，（1）蒋介石集团只能有效控制其实际控制区域内的新闻和言说秩序，地方实力派控制区域的新闻和言说秩序则鞭长莫及，这使蒋介石：①不可能垄断事实，实现言论统一、舆论一律；②只能以政治高压抑制异己意见，统制新闻与言说；③只能以政治高压为后盾，利用三民主义符号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展开社会动员，整合民众以应对内忧外患。（2）因新闻和言说的“割喉”格局，社会传播沟通信息，整合，制造“共识”的社会“粘合”功能蜕变为情报搜集、相互猜忌与防范的信息与舆论博弈的“离心”功能，致使政治信任、社会诚信的体制与机制完全缺失，政治信任、社会诚信只能依靠熟人关系来维系。这是国民党集团四分五裂，内部派系斗争不息，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政治对话与协商机制缺失，不能建立吸纳各阶层参政的政治吸纳机制的传播学根源。（3）在上述机制作用下，工农阶层在得不到实惠，化解生存危机与深受披着国民党外衣的地痞劣绅压榨的多重作用下，率先成为推翻国民党的反抗阶层；在官僚资本压制下的商人阶层在权力化的畸形市场秩序与外国资本盘剥的双重作用下，亦因经营日趋困难而对国民党普遍滋生政治离心；知识群体在参政无望，政治抱负难以实现，对国民党一党专权、腐化堕落的失望与不满，及不愿同流合污等因素也对国民党普遍滋生政治离心，国民党的统治危机由此生成。（4）畸形的新闻与言说空间致使国民党党治“训政”的劣迹，腐化堕落、专权独断的嘴脸与行为以各种传播渠道（国内媒体的揭露性报道、批评性报道、攻讦性报道、虚假性报道，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流言、谣言，国民党党员、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丑恶言行，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地方党部、基层官员欺压行为等）曝光于天下。事实真相是意识形态的最大杀手。在“坏事传千里”的传播机制，大量不利于国民党党治“训政”的“事实”的扩散使国民党精心塑造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难以“臣服”广大民众，而呈现脆弱、不堪一击的特性。
形成这一社会传播体系，既与蒋介石集团构建的组织传播模式有关，也与国民党宣称的三民主义政治理念有关，与袁世凯独裁失败的“历史镜检”有关，与民营报刊先天独大、知识群体深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及公共租界的客观存在，蒋介石集团讨好英美等因素有关。
3、在畸形的系统A、系统B已成事实的前提下，若能改善系统C的运转质量，能为解决系统A、系统B创设更多地历史时间。系统C的完善有一个历史过程。蒋介石解决重建系统C，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一定的历史贡献，取得了所谓“黄金十年”的建设成就，为中国全面抗击日本侵略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在畸形系统A，系统B的共同作用下，蒋介石依靠党治体制、威权政体、官僚资本主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径，在实际执行中也有许多失误。其主要表现有：（1）在解决地方实力派、胡汉民、汪精卫等党魁方面，蒋介石固守“武力决定权力分配”的思维惯性，在胸怀、策略、手段等方面均有许多历史败笔，是国民党“一盘散沙”的重要源泉。如，①蒋介石偏袒嫡系武装的“编遣裁军”行动，使地方实力派将蒋主导的“编遣裁军”，建设国家的战略意图理解为“削藩”，遂引起南京中央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战争，蒋介石虽然取得最终胜利，以武力削弱了地方实力派对南京政权的军事威胁，却动摇了国民党统治根基，造成了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貌合神离，以及以桂系为主体此起彼伏的反蒋的政治活动，乃至小规模的军事行动。②在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争夺国民党党魁的权力斗争中，蒋介石表现出权力斗争艺术不够娴熟的一面，如在蒋、胡“约法之争”中，蒋介石未能控制住其个人积怨，将立法院长胡汉民囚禁于汤山。这一鲁莽行为，虽然使蒋顺利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形式上取代了胡汉民主导的“总理遗嘱”，却使蒋、胡政治上从此分道扬镳，并引发了李宗仁、白崇禧等西南派系的政治分裂的严重问题。这些政治“失误”，使蒋介石独享权位的野心再次大曝光。而蒋介石个人集权的政治行为导致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制度权威难以建立，在制度权威缺失下，国民党的权力分配由掌握军权的蒋介石一手操控，由此，军权控制政权、统领党权的权力格局，替代了党国体制纸面规定的党权制衡军权，统领政权的权力序列。（2）在全面围剿中共时，蒋介石集团未深入思考造成中共崛起的社会根源，也未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解决农民阶层的生存诉求。面对农民要求平分土地，解决温饱问题的强烈诉求，南京政权以县为单位推行的“县自治”、“县训政”，因土豪劣绅把持县政权，国民党改善民生的政策、法令成为一纸空文；为“围剿”红军而采取的保甲制度、为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人凝聚力的新生活运动不仅未给农民带来切实实惠，反而战争、运动等增加了农民负担。在土地集中，盘剥加重，生存无望下，为了活命的农民被逼上了“造反”道路，国民党失去了农民阶层，中共因满足了农民需要，使农民成为其“剿而不灭”，乃至崛起的支撑阶层。揭露问题实质的《“剿匪”与“造匪”》的文章，遭到了蒋介石忌恨，蒋手令将刊登此文的《申报》“禁止邮递”。（3）国难兴邦，日本侵略中国，既给蒋介石集团带来严峻挑战，也为其重塑政党，整合社会提供了历史机遇。然而，在应对来自日本的外来严峻挑战的过程中，蒋介石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行动，严重滞后于形势发展，致使其不能利用高涨的爱国民族主义重塑国民党、整合社会，反而受抗日爱国舆论的有力牵制。另外，在与中共争夺爱国民族主义领导权方面，蒋介石也屡次败北，未能早于中共率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口号，失去了占领引导抗日爱国舆论制高点的先机，失去了借国难整合社会的历史机遇。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因素很多，其中，蒋介石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人治模式是重要因素。（4）政治组织模式势必影响国民经济体系，蒋构建的披着现代制度外衣的“人治”模式，必然形成依附于“人治”者的官商经济模式。即与掌权者关系密切的人群，极易利用掌权者的权力资本，攫取、控制大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而成为控制国民经济的经济寡头，进而与掌权者相互勾结，构成掌权者实行“人治”的经济基础。当宋、陈、孔等与蒋关系密切的家族垄断官僚资本主导国民经济时，资本内在的赢利本质，必将抑制中小资本、私人资本的发展，损害中小资产阶级、工商阶层的利益，进而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抗战前十年正是以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重要时期，八年抗日战争虽然沉重打击了南京政权主导的国民经济，却使官僚资本加速膨胀，国民经济陷入了临近崩溃的边缘，解放战争的打响，是压倒民国国民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是国民党迅速败退大陆的经济因素。
综上所述，在解决传统中国“一盘散沙”的问题上，蒋介石给出的个人集权下的人治化的政治组织模式，畸形言说空间下官僚科层体系监控的社会传播系统，党国体制、威权政体下的官僚资本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等“药方”。在蒋介石集团重塑政党、巩固政权、粘合社会、应对外来侵略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彼此胶合、联动、相互作用的“药方”却成为社会系统“再散沙化”或曰社会持续“撕裂”的动力源。即蒋介石以人治模式破解“一盘散沙”的解决路经，在历史实践的自我演绎中，反而成为蒋介石丢掉大陆政权的传播学根源。人治治国模式的突出优点是能够调配全国资源集中于某一点，其突出缺点是“点”的确定，调配的速度、成本完全系于最高权威及服务于最高权威的科层官僚体制，因此，人治模式需要威权作后盾才能遮蔽其缺点，凸显其优点，维系政权的正常运转。蒋介石依靠人脉资源路经构建的是披着现代制度外衣的、弱势威权的人治治国模式，这一模式因威权的“弱势性”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信息等子系统衍生出相互内耗、恶性循环的逻辑力量。具体而言，弱势威权的人治模式，因权力中枢的弱势性而滋生若干个的权力中枢，而权力中枢的多元，在人治模式下势必形成官僚科层体系的臃肿、腐化及政令传播的高成本、低效率、恶效果。本应集中使用的公权却形成了沿着腐化、臃肿的官僚科层体系，蜕变为层级化、个体官员擅自使用的私权的逻辑。这一逻辑是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信息等子系统朝向恶性循环的逻辑起点。由此，政治领域陷入了权力无序化，公权私用化，权力博弈化的内在演化逻辑；经济领域衍生经济秩序权力化，权力资本膨胀化，社会财富分配的权力化及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逻辑；军事领域衍生出军权个人化、分散化，军队私家化，军队之间貌合神离化、战斗力持续下降的逻辑；文化领域陷入公序良俗逐渐解体的逻辑，真、善、美被假、恶、丑代替，人心不古、道德败坏，世风日下成为社会常态；社会信息传播领域衍生出社会信息生产、传播的权力化，社会信息的博弈化，社会言说空间的畸形化的逻辑。逻辑关系一旦生成，具有不以个体意志转移的，推动事物自我演化的内在力量，而要打破逻辑力量的自我演绎，就必须以外力破坏重组构成逻辑力量的各个要素，尤其是导致逻辑力量自我演绎的起始要素。在统治大陆期间，蒋介石集团也使出浑身解数，力图打破造成南京政权持续恶化的逻辑链条，也曾在局部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历史没有给蒋介石提出充裕时间，蒋介石也没有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与政治行动，这使蒋介石集团不可能打破上述胶合，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南京政权持续恶化的逻辑链。
社会信息系统本身具有粘合性。在蒋介石集团因其主导的熵值倍增、信息博弈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滋生的由诸多逻辑力量构成的漩涡内挣扎的历史进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因其符合国情的政治理念，政治精英组成的领导集团，严密的政党组织，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切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强有力的自我修正错误的能力使其抓住了历史机遇，其依靠制度权威、政治理想、领袖魅力等元素建构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有效地将厌恶国民党的中产阶层、中小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及被压迫的工农阶层凝聚起来，形成了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历史外因。在历史内因与历史外因彼此作用下，国民党南京政权艰难支撑到20余年，于1949年败退大陆。
三、余论
一个政权退出历史舞台，绝非历史偶发因素所致，而是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南京政权败退大陆，绝非日本侵略中国的“偶然因素”所致（这一“偶然因素”也是东亚历史演变的必然），强调“西安事变”中张、杨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日本侵略给中共提供了喘息、壮大的历史机遇等偶然因素，致南京政权败退大陆的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国民党“亡国”未亡党，退居台湾的结局，是多重合力、多重因素在历史偶然事件中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可谓是国民党历史演绎的必然结局，其中，蒋介石对国民党“亡国”未亡党、退居台湾的结局负有不可推卸、首要的历史责任。然而，若说这一结局由蒋一手造成，有失公允、不够全面客观。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在解决传统文化国家的现代转型及“中世纪”“半觉醒”中国迎接现代民族国家带来的现代化挑战方面，蒋介石可谓使用了浑身解数，其以蒋介石三民主义为灵魂，以蒋介石人脉资源为路径构建的弱势威权主义为权力中枢，以国民党内自由主义精英为智囊，以蒋介石集团为抓手驱动国民党，维系南京政权，以集中军权，掌握权位为重心，破解“一盘散沙”的传播方略，却因该方略的逻辑起点——依托人脉构建权力中枢，轻视制度权威——不符合时代潮流而使蒋介石重塑社会的行动本身异化为社会持续撕裂的基本动因。
造成这一历史悖论的根源很多，有来自国民党胡、汪等党魁、地方实力派的权力制衡因素，有来自孙中山训政、宪政思想的思想制衡因素，有欧美、日、苏等列强的牵制因素，有来自中共的挑战因素，最根本因素却是蒋介石的政治思维与政治性格。在大历史视野下，蒋介石基本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过渡性政治人物，其战略传播思想中重视实权高于一切的思维与做法，使蒋介石无法突出自身思维与视野局限，无法破解“武力决定权力分配”的民国政治逻辑。这致使其政治行为不得不在集权、分权的范畴内游弋，且在游弋中向集权方向倾斜。换言之，在传统集权文化、欧美民主政治分权文化，总理遗嘱的训政诉求构成的多元政治文化下，蒋介石陷入了“集权”与“放权”的两难抉择。放权，在“武力决定权力分配”的民国政治逻辑及传统集权文化下，意味着自身威胁系数的增高；集权，势必遭到来自“分权”文化及总理遗嘱的层面的抨击，乃至引发党内自由主义知识精英逐渐滋生与蒋的政治离心的严重问题。这种集权、分权的政治文化，使蒋介石的政治性格表现出时而优柔寡断、时而专断独行的两极特征。其次，蒋以人脉资源构建的党内自由主义的智囊团，不可能以传统诤言形式使蒋反思自己的政治思想与行为，使蒋完成“过渡”成为现代型的威权领袖。最后，蒋介石政治性格中的暴躁、专断等弱点，使蒋在处理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党内上层人物的关系上，失分很多。
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并非毫无价值，其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节俭的一面历史镜子。这面历史镜子提示后人：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需要威权政体集中社会资源推动社会全方面的现代化，需要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建立现代化的社会（媒介）信息系统。而社会现代化推进意味着威权政体本身需要根据社会现代化推进程度，不断地向社会分权，使集权的威权政治向分权的民主政治平稳转型。这意味着只有道德觉悟高、政治责任强的政治精英领导的现代动员型政党才有可能全面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然而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制衡现代政党滑向独裁专制，防止政治精英集体性的堕落腐化，实现权力分配的制度化、公开化。要做到这一点，社会言说的空间必须渐进式扩大、社会言说的秩序必须由“人治”逐渐地转化为“宪治”。这样，①源源不断地新闻与言论才唤醒更多民众，提高民众参政议政的素养与能力，也只有民众政治素养的集体性提高，才能逐渐改变传统的“人治”政治文化，有民众力量的强有力牵制，政治精英才能避免集体性的腐化堕落；②良好的新闻与言论生态才能将将民众觉醒的大量事实持续地“下情上达”于威权政体，使威权政体能够根据变化的“事实”，调整思路、修订路线、科学决策，推动社会现代化。
当强有力政党的威权“人治”与恰当的社会言论自由度之间的良性互动累积到一定程度，制度权威才能在“威权人治”与“觉醒民众”的长期博弈中达成全社会的集体共识。制度权威的形成，才意味着国家权力分配规则化的真正实现，意味着社会利益平衡机制的最终形成。只有建立全社会共同认可的制度权威，才能结束传统“人治”政治的历史循环，真正实现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转型，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只有在制度权威形成后，传播与政治良性互动的规则体系才能真正建立。
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期，对于政党来说，需要警惕权力的独占性，需要政治胸襟宽广、战略意识强烈、政治艺术高超、全心为公权服务、平凡的政治伟人，需要他们根据现代化进程科学、准确地把握集权与分权的平衡艺术，需要他们坚守“公平正义”，切实推进制度建设，等；对于新闻业来说，对于新闻业来说，需要恰当的、逐渐扩大的、宪法框架下的言说空间以唤醒民众，需要“坚守真相”，做好“上”“下”有效沟通；需要根据现代化进程科学把握“新闻”与“宣传”的界限，既要警惕宣传的过度渗透，也要警惕客观至上、绝对化的新闻主义；需要在唤醒民众与动员民众之间保持恰当的、动态化的平衡，等。在此前提下，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期，威权政体与新闻业之间才能达成动态化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传统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转型，其中，威权政体是否能否赋予新闻和言论的空间以及多大程度的言说空间，或者说民众能够争取到多大程度的新闻和言说空间最为关键。这也许是国民党党治“训政”与其“喉舌”新闻业之间长达20余年的“失败互动”留给世人的历史经验。这一历史经验至少表明，国民党党治训政与“喉舌”新闻业的互动的思维、路径与模式，是当代中国不可借鉴、且值得警惕的一种新闻与政治的互动模式。
这也许是国民党党治“训政”与其“喉舌”新闻业之间长达20余年的“失败互动”留给世人的历史经验。这一历史经验至少表明，国民党党治“训政”与“喉舌”新闻业之间的互动思维、路径与模式，是当代中国不可借鉴、且值得警惕的一种传播与政治的互动模式。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