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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外竞争研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
选题对期刊至关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期刊与生俱来就要关注选题吗？如果不是，选题从何时开始成为困扰期刊界发展的一个问题？我们又该遵循什么原则破解选题困境？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会使我们对期刊自身有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履行期刊所担负的责任。
期刊初创时期选题并不是一个问题
世界上最早的期刊是1665年由法国议院参事戴·萨罗律师创办于巴黎的《学者杂志》。为什么要创办这份刊物呢？创办人指出，这纯粹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不用花费多大力气就能学到东西的一种手段”。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信件和书籍已经无法满足学术交流的需要。数理化和力学方面的最新发现、欧洲出版的新书目录、摘要以及一些气象数据，甚至民事和君主判决等都可以在《学者杂志》刊出。
专门研究科学信息结构、特性和科学交流全过程，揭示科学交流系统内在规律的苏联信息学家A. H.米哈依洛夫，在其1976年出版的《科学交流与信息学》中，对期刊做了如此评价：从17世纪开始，定期刊物成为报道新发明和传播新理论的主要工具。从米哈依洛夫对期刊的评价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出期刊创办时“满足好奇心和学到新东西”的味道。经过300年的发展，选题依然不是期刊发展中的一个问题。
科研职业化发展与选题成为问题具有某种关联性
米哈依洛夫在其著作中又说，假设没有定期刊物，现代科学当会以另一种途径和缓慢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科学和技术工作也不会成为如同现在一样的职业。也就是说，随着科学活动规模扩大，科研成果急剧增加，作为重要载体的期刊在促进科研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中发挥了类似“加速器”的作用。可见，期刊加速推动了科学发展和科研职业化进程。
推动科学发展和科研职业化进程，这本应是期刊界的无上荣光，更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就在于，科研职业化发展又反向作用于科学发展和期刊发展进程，而其间的重要机制——科研考核似乎偏离了科学工作本身的最终诉求，且渐行渐远。目前的一个共识就是，与促进科学创新相比，科研职业考核带来的更多的是科研领域的浮躁和急功近利。而这反向影响科学发展进程，反映到期刊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研究成果的创新性严重不足，因此，最终导致寻找具有创新性的选题成为期刊界目前普遍难以破解的难题。
破解选题难问题需要自觉遵循科学交流规律
一个有趣的现象颠覆了我们以往对斯密神话的看法：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当时英国的主要刊物《每周评论》和《批评》对此的反应也仅限于礼貌性的祝贺，甚至其家乡苏格兰的刊物《苏格兰人杂志》和《爱丁堡周刊》也并未对斯密显示出任何特殊的兴趣。直到25年后，才有证据表明，斯密的这本书在欧洲主流经济学思想家那里树起了权威。
斯密的思想在发源地尚且这样，那么舶来中国的经济思想又会怎样呢？我们粗略统计了凯恩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凯恩斯三部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货币改革论》出版于1923年，《货币论》出版于1930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尽管译介进入中国的时间紧随其后，1925年《晨报》副刊国际版连续刊载其文章，1931年《中行月刊》刊载述评文章，但是对其进行研究的高峰期，却是在20世纪40年代。也就是说，尽管凯恩斯的思想在翻译环节并不滞后，但是得到普遍重视也是在十几年之后了。
这似乎只是个案，我们又对近现代利用外资文献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将其与用重大历史事件和经济数据表征的实际利用外资历史进程进行了比较。近代分析表明，尽管早在1840年中国的国门就被迫打开，但是期刊对此进行报道的高峰期却发生在差不多百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30—40年代。对1978年之后的分析，同样发现了这样的现象：1980—1988年是期刊发展的高峰期，但利用外资文献发表最集中的年份在1990—2010年，尤其是在2002—2012年。这表明，近现代利用外资文献报道的高峰期和实际利用外资进程普遍存在一个时间差，只不过改革开放后的滞后期明显在缩短。
文献报道的高峰期普遍滞后于实际历史进程，这个时间差提醒我们，破解期刊选题，不仅要考虑当前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前沿，还要考虑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历史进程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这个时间差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醒我们，“拔苗助长式”破解选题难题的方式有悖科学交流内在规律。尤其是在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期刊成为学术研究“风向标”之后，期刊界进行选题策划时，更应对期刊自身有清楚的认识，以提高遵守科学交流规律的自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