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桂堤：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研究——理论旅行与本土化实践研究”负责人、福建师范大学讲师

什么是文化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中叶文化研究兴起以来，研究成果已汗牛充栋，但对于“文化研究”的概念、内涵、范畴以及研究方法并未达成统一的共识。尽管文化研究的出场缺乏一个权威的“命名仪式”，但这个概念已然显示出强大的概括性与远征能力，持续不断地为一大批学术成果打上独特的烙印。文化研究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概念、一种方法与范式，从某种意义而言，对文化研究一无所知的人很难解释当今的文化现象，这也恰恰表明文化研究制造了持续的震撼力。

“理论的喧闹”与多副面孔

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中指出：“文化研究拥有多种话语，以及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它永远是一个由变化不定的形构组成的系统。它有许多轨迹，许多人都曾经并正在通过不同的轨迹进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建构的，所有这些立场都处于论争中。”这种说法让我们意识到——文化研究的概念史或许包含了另一种可能：概念的含混与概念的广泛传播可能存在某种隐秘的联系。换言之，概念的多义与暧昧制造了文化研究的多副面孔，以至于它可以适时而变，顺利登陆不同的文化圈，迅速融入本土文学艺术运动。文化研究百宝箱拥有的丰富内容可供不同场合征引、强调、扩张，为文化研究进驻各种文化圈搜索到一个合适的入口。文化研究与激进的民族主义传统在澳大利亚产生了极大反响，文化研究在印度与女性、贱民、社群等运动密切结合，文化研究在南非是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重要环节，文化研究在日本继承了它长远强大的左翼学术传统并与新兴社会运动相结合。

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一，是以工人阶级和大众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英国伯明翰学派。这一文化研究运动是由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理查德·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所引发的，并于1964年由霍格特组建成颇具影响力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另一先驱是罗兰·巴特，他在《神话学》中分析了赋予诸如女性时尚和职业摔跤等社会活动以意义的社会习俗和代码。在文化研究播撒过程中，作为一门学科、一种学术实践活动的文化研究已然发生了一系列异质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已经逐渐不再具有特定的指称，它已经迅速地浸入各个领域，所召唤的是一群不愿意被绑锁在单一既定的学科之中，或是仅专注于特定文化形式的研究者。”霍尔形象地将文化研究的结构比喻为一把伞，它包括意识形态分析、话语分析、种族意识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大众文化批评以及女权主义批评，等等。

三次重要转向与范式转换

在理论发展和论战之中，文化研究并不固守原有立场，而是变换它的脚步，在辩论中取得活力和养分，这也是文化研究能够不断求变、继续存活下去的主因。纵观文化研究的理论图谱，可知其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向”，通过这些“转向”的认识，能更清晰地绘出文化研究的理论轨迹与位移。

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两种经典范式：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文化主义范式通过不同的方式——诸如威廉斯将“文化”与生活方式融聚在一起，而汤普森则围绕“经验”这一概念，将意识与存在条件这两个因素融合在一起。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脉络，被结构主义打断了。如果说文化主义是对历史性的强调，那么结构主义则是对共时性的强调。但这两种范式“既在分歧中也在共通点上”探讨一个重要的命题：什么必须是文化研究的核心命题？就如霍尔所言：“它们不断将我们带回由具有紧密耦合性但并不互相排斥的文化/意识形态概念所标示的领域。”

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被引入英国文化研究中，引发了对大众文化的重新思考，产生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文化研究的路径尝试借助葛兰西确立的一些术语，从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者中汲取最好的因素以推进自己的思考。“葛兰西转向”主要引发了两方面的重新思考：一是引发了对大众文化的政治的重新思考；二是引发了对大众文化概念本身的重新思考。而且，文化研究中的霸权理论，已不仅仅局限于从阶级角度阐释权力关系，它已经进一步扩展，将性别、种族、意义以及快感等纳入了考察范围。

后现代与文化研究的转捩。随着“后现代”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文化研究，尤其是在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倾向于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诸种观点。如若追溯文化研究后现代转向的理论来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詹姆逊和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转向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乃是文化研究自身在后现代理论挑战下如何应对，或者说文化研究在这种挑战下如何重构自己的规划。显然，文化研究者借用了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以及“去中心化”的策略，反思并瓦解了左派政治僵化的传统观念，同时将“主观维度”及对个体的关注纳入政治话语之中，从而构建了一个能够回应现实变革和重新动员政治主体的理论范式。

重绘文化研究的“理论地形图”

戴锦华曾在《文化地形图及其它》一文中描绘了文化研究的“地形图”：“文化研究之于中国，仍可为其勾勒出一条西方理论的旅行线路：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再度发现→美国：作为跨学科、准学科的文化研究、多元文化论、后殖民理论及其表意实践、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及其族裔研究、性别研究→第三世界、中国。”这幅地形图基本上勾勒出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路径，但鉴于文化研究多副面孔造成的“理论的喧闹”，必然要求我们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才能深入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以及本土化实践过程。

1994年，李欧梵、汪晖的访谈《什么是“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以及《读书》杂志举办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开启了文化研究的中国之旅。此后，涉及文化研究的一系列丛书陆续推出，不断丰富着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从2000年《文化研究》杂志创刊至今，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学界已经形成声势浩大的人文思潮，其影响扩散到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都市研究等诸多领域。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在高校体制内的学科建制也逐渐完善。

从当前众多关于文化研究理论资源的译介，既可以看出文化研究理论本身的丰富性与广泛性，也体现了中国学界对文化研究的理论期待。无论是对翻译资源的选择还是翻译者本身而言，文化研究的翻译本身就隐含着一种介入的意图和期待。诚如戴锦华所言，文化研究的兴起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时尚的到来，而且是直面本土的社会现实，寻找并积蓄新的思想资源的又一次尝试和努力。因此，文化研究与其说是又一次西方理论的旅行，不如说是当代中国学者在面对复杂现实时所做出的学术选择，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介入本土化实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