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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尚书学研究”负责人、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
宋代《尚书》学成果丰富，经学家对《尚书》的阐释成为建构一己思想的重要方式，也是思想论争的依据，经书阐释建构推动着时代思潮的演进。宋人在《尚书》研究一域开启了多个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尚书》隶古定文字的汇集研究、汉代《尚书》资料的辑佚、科举试册式解经模式以及对《尚书》的疑辨研究等。从发展脉络看，宋代《尚书》学主要围绕王安石《书》学和朱子《书》学的论争展开。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尚书新义》颁行以前为第一期，皮锡瑞《经学历史》认为此时经学“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学术研究主流的理念和方法承汉唐旧制，但刘敞《书小传》疑经改经，渐开宋学新风。熙宁八年至宋高宗朝为第二期，王安石《尚书新义》被朝廷定为科举用书。孝宗朝至蔡沈《书集传》颁行前为第三期，理学、心学、浙学诸派各援经典以申己说。吕祖谦为代表的浙学固守古学，朱子为代表的道学全面疑《书》，又以《尚书》阐释建构其心性论、修养论、道统论，批驳异端邪说，努力重建儒学的一统地位。杨简、袁燮、钱时解《书》则阐明心学思想。蔡沈《书集传》出而大有众流归一之势，成为南宋《书》学的转捩点，是为第四期。此一时期理学解《书》成为范式。
宋代《尚书》学与时代思潮
在经学时代，经书的阐释与时代思想的演进紧密相连，宋代《尚书》学史上这种关联尤为明显，先后展现为王安石新学与诸派之间、理学与心学之间围绕《尚书》阐释展开的激烈思想论争。
围绕王安石《尚书新义》的思想论争。作为科举考试用书，《尚书新义》统治科场60余年，对当时解经的方法和思想的阐释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以解经为变法之思想基础，杂刑名法术之学，背离儒家仁政民本思想，诸家对其猛政多有批评。维护王安石《书》学者今仅见张刚《尚书讲义》。而旧党之文彦博、范存仁，蜀学之苏轼，理学家之程颐、杨时、林之奇、张九成等，纷纷著述批驳王氏新学。程颐批评新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林之奇《尚书全解》批评王氏解《书》“以为其新法之地”、“诵六经以文奸言”，如“盘庚言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介甫则峻刑罚以绳天下之人言新法之不便者”，从思想层面完成对王安石新学的理论批判。
《大学》《中庸》思想的渗透与心性论、道统论的建构。在宋代《尚书》学史上，《大学》《中庸》思想与《尚书》的融合展现了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仁宗朝赐新及第进士《大学》《中庸》，《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中庸》“中和说”成为思想资源渗入《尚书》阐释，成为宋儒心性论、修养说思想建构的凭借，以应对佛、道思想的侵蚀。《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及《洪范》“皇极”成为宋儒建构心性论的重要思想资源。程颐训“人心”为“私欲”，“道心”为“天理”，倡“灭私欲则天理明”，开启理学家心性论、修养论的基本命题。吕祖谦以“精一”为修养功夫，要禁私欲于“未发”，沟通《中庸》“中和”说。朱子训“皇极”为“为君的标准”，欲天下之人皆效法君王道德，明确提出解《书》须见得“二帝三王之心”的宗旨。求“二帝三王之心”实质上就是寻求和建构儒家道统的过程。《尚书》记载了尧、舜、禹、汤、文、武、傅说、太甲、周公等圣君贤臣谱系以及圣贤的治世精神。在儒者的阐释下，《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成为圣贤出治心法，程颐认为“圣人之学，以中为大本。虽尧、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执其中’”。林之奇认为“虞廷十六字”是“尧、舜、禹三圣人相授受之际，发明其道学之要以相畀付者”，是与“《中庸》之言相为表里”的。朱子认为《皋陶谟》是“尧、舜、禹、汤、文、武相传治天下之大法”。又训《洪范》“皇极”为“君的标准”，认为“九畴”是以“皇极”为中心建立起的治世大法，构建了以君德教化天下的治世模式，契合了《大学》“三纲领”精神。又认为《中庸》是为传道学而作，尧以“允执厥中”授舜，舜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授禹，成汤、文、武、皋陶、伊、傅、周、召、孔、颜、曾、子思以此圣圣相承。《尚书》与《大学》《中庸》的结合，确立了儒家圣贤人物和性与天道为理论架构的传道谱系，从理论层面完成了对佛、老的批判。而时代对《大学》《中庸》思想的深刻关注成为道统思想形成的催化剂。
心学与理学的交锋。当程朱以天理人欲论人性之时，陆九渊心学一派亦以心学思想解《书》，不仅成为学派思想建构的手段，同时也是与程朱一系思想论争的表现。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坚决反对程朱道心人心之说，“心一也，人安有二心”。其弟子杨简《五诰解》、袁燮《絜斋家属书钞》以心学思想解《书》。杨简认为，“人心即道心，惟放逸则失之”；“后世学者率求道于心外，不悟吾心之即道也”；“人心本静，止而不动，喜怒哀乐视听言动皆其变化，如鉴中生万象而鉴无思为”，倡导不动心的修养方法。人心即道、道心不动，明心的过程即成圣的过程，“人心即道，故《书》曰道心。此心无体，清明无际，直心而发”。《尚书》成为学派思想建构的源泉。
宋代《尚书》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宋代疑《书》无疑开启了《尚书》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尚书》学研究，成为此后《书》学研究的重要一脉。宋代学者开启对《尚书》的疑辨，由疑辨《尚书》字词错讹、脱简错简、篇序混乱问题到对《书序》、古文《尚书》及伪《孔传》等宏大问题的疑辨，至王柏《书疑》则完全以一己逻辑改易经文，疑辨走向极端。古文《尚书》及《孔传》真伪之辨开启《尚书》研究新路径，今文、古文《尚书》之辨导致其后学界分注今文、古文《尚书》以及证成古文《尚书》之伪的研究趋向。
由疑辨古文《尚书》开启对汉代今古文《尚书》的辑佚考辨，辨伪学和辑佚学成为学术研究重要门径。王应麟开启《尚书》辑佚学先河，至清代蔚为大观。另外，宋代金石学开启《尚书》文字研究先河，郭忠恕《汗简》记录很多《尚书》隶古定文字，薛季宣《书古文训》以隶古写《尚书》经文，绝大多数隶古奇字可以和字书、敦煌写卷相对勘。
宋代学术出现了围绕王安石《书》学和朱子《书》学论争的两个中心。熙宁以来，经学家借解《书》以批评王安石新学，至林之奇而完成批判的总结，王安石新学一派《书》学逐渐退出核心思想阵地，理学家《书》学逐渐占据主导。新学与理学的角力，也导致解经内容的重要变化，心性论、修养论、道统观成为理学家解《书》的焦点。而理学家内部程朱一派与象山一派在心性论与修养论上亦有巨大分歧，陆九渊心学一系《书》学影响仅及于温州一带。南宋《书》学基本以程朱理学一系占主导。从各派对《尚书》文本的阐释看，学派思想对经书的渗透是一种共同取向。程朱依托解《书》沟通《大学》《中庸》，建立起了一个由尧至思、孟，下及二程，远较佛道历史悠久的道统谱系。这是对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维护，也是对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建。在此过程中，宋儒对佛道优秀思想亦有精细的消化吸纳，而非简单排斥。宋代《尚书》学是宋代思潮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书》中所载“圣道王功”在新的阐释下成为推动时代思想的重要动力。经典阐释不仅成为经学家建构思想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构成与时代思潮的积极互动。《尚书》因经学家的重新阐释而成为思想建构的根源，经学的经世致用精神直接成为时代思潮的根本推动力，传统与现代因此水乳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