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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进展情况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一)编纂出版了集大成的民间契约文献《天柱文书》
贵州大学“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多次赴清水江流域调研考察，与地方档案馆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经过持续两年日日夜夜的工作，已按计划完成了近七千件民间契约文书的搜集、入录、编号、拟题和编排工作。为满足相关学者能尽早阅读原始资料，从而更好依据原始资料开展扎实的研究工作，经报请国家规划办同意，遂将已编纂整理完毕的七千余件文书图录送交江苏凤凰出版社编辑发排，并于2014年1月正式出版了共22册960万字的《天柱文书》。天柱地处清水江下游，是与湘黔交汇的重要地区，天柱文书是清水江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涵盖了当地自明以迄民国社会经济生活变迁五百年的历史。首辑《天柱文书》均为首次向社会各界公布的重要原始资料，不仅史料价值极为可观，系统性、完整性特征亦极为突出。《天柱文书》的出版标志着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工作已进入了大规模、系统化结集出版的阶段，可称为中国文书学整理与研究的重大标志性学术成果。而大量珍稀原始文献资料，将进一步推动乡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并奠定国际性显学——清水江学——的学术资料积累基础与研究成果地位。
按照课题进度完成的首辑《天柱文书》，其所著录的文书内容涉及土地买卖契约、土地租佃契约、账簿、税单、家产清单、纳粮执照、诉状、判辞、官府告示、算命书、风水书、清白书、分关书、婚书、休书、过继契约、陪嫁资契、保结书、碑铭、日记、教材稿本，种类纷纭，名目繁多，均一一与地方社会生活秩序的复杂结构契合对应，折射出世俗生活事相林林总总的整体，即使较之徽州文书，完整性特征亦极为突出。不仅填补了西南地区较少发现大规模契约文书的空白，同时扩充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利用范围。
《天柱文书》的整理编纂工作，得到了贵州省政府锦屏文书抢救整理领导小组的关心与支持，得到了贵州省档案局的指导和帮助，是课题组与与天柱县档案局积极有效的合作的重要成果，积累了学界与政界互利互惠合作的经验，受到贵州省人民政府的高度评价与肯定。
(二)出版了一批重要研究论著
配合天柱文书的编纂整理，课题组也积极开展了各种相关研究工作，其中最重要者即先后出版了三部论著：《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的研究》、《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至民国一个侗族山乡的经济与社会：清水江天柱文书研究》。
《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39万字)一书，乃是与复旦大学合作的实质性成果，体现了课题组校际强强联合的学术研究思路，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遂率先汇编出版，为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全书内容涉及土地买卖、地权运动、木材流动、宗族凝聚、妇女地位等多方面的民间社会问题，涵盖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文化史、文献学等诸多领域，较为深入全面地探讨了清水江文书的性质特征，有助于读者准确地认识和了解传统中国民间社会，具有重大的学术开创意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巴蜀书社2014年版，105万字)一书，乃“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应海内外与会学者的要求于会议结束的次年出版。书中序言特别强调利用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同时辅以扎实严谨的考辨工夫和理论分析的重要性，认为一切研究均必须以资料的准确占有与详尽分析为前提，否则便难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或解释向度的合理，我们不仅要从中心来认知中国，同时更要从周边来解释中国，也反映了课题组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并重的工作思路，当有利于确保课题成果的水准或质量。透过全书内容，则不难窥知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立体政治格局，特别是多元一体的复杂文明形态，决定了地方史总是国家史视域普遍涵盖下的地方史，国家史则是广泛提炼了地方史内容的国家史，即使对村落社区特殊材料的分析或解读，折射出来的也是学者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普遍关怀与认知。与对大传统的不断深入探讨和分析一样，地方小传统的研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或分析传统中国文化广袤复杂的社会实际。
《清至民国一个侗族山乡的经济与社会》(巴蜀书社2014年版，40万字)一书，由于事先即与巴蜀书社订有预约合同，遂提前单独成书出版。该项成果主要依据的清水江文书原始资料，并以黔东南天柱县侗族聚居区的凸洞乡为研究个案，尽可能地反映清代以迄民国年间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的特殊状况，从而更深入地分析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交往一般面相。具体内容涉及：(一)清水江民间契约文书的经济史料特征及其利用价值；(二)凸洞三村的历史沿革与经济政治环境；(三)土地买卖与地权分配；(四)土地价格与地权分配；(五)民族地区田赋制度变化轨迹；(六)乡村民众的的殖产兴业活动；(七)传统侗族社会与土地买卖。
以上成果，学术界普遍认为拓宽或加深了今人对传统乡土社会的认知广度和深度，丰富了文书学和地域文化的具体内涵。
(三)发表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论文
以征集整理清水江文书，熟悉原始资料为基础，课题组成员还发表了不少专篇学术论文，初步统计数量二十七篇，举其要者如林芊的《论清代贵州天柱民族地区田赋征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3年第3期)、安尊华的《论清水江流域分关文书的书写程式》(《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年第2期)、徐钰：《乡俗与国法之争：以〈天柱文书〉中龙映姜、杨翠桃争田案为例》(贵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张新民《清水江流域的内地化开发与民间契约文书的遗存利用：以黔东南天柱县文书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王振忠《徽、临商帮与清水江的木材贸易及其相关问题：清代佚名商编路程抄本之整理与研究》，（《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巴蜀书社2014年版）、张新民《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创获》(《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2期)、罗正副《岂是文献不足征》(《光明日报》 2014年12月29日)、朱荫贵《从贵州清水江文书看近代中国的地权转移》（《贵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又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14年04期》、朱荫贵《试论清水江文书中的“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陈雁《财产与性:“清水江文书”中的寡妇》(《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黄敬斌等《春花鱼鳞册初探》(《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以上论文均为利用学术界从未利用过的新资料，从不同的观察角度撰写的重要论文，反映研究的题域极为广泛，立论的角度亦颇为新颖，不仅拓宽了清水江学的研究空间，而且丰富了文书学的具体内容。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清水文书庋藏地涵盖的地域极为广泛，课题组成员多次实地踏勘，按照文书归户性调查历史文化背景信息，采用传世文献、民间口述、乡土实物文字、田野调查笔记多重印证的方法，足迹已遍及天柱县大小自然村落，其他各县也诈了初步的抽样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成绩应该说是可观的。
课题组一方面注意与清水江流苗族、侗族乡土专家展开题域极为广泛的学术文化交流，了解当地特殊计量单位、苗语侗语与汉字对音等诸多问题、一方面也重视借鉴省外著名研究机构的学术经经验，不仅参加了诸如“明清契约文书与历史研究”等一系列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还主动邀请了部分相关专家赴黔共同进行学术切磋。其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历史系均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先后赴黔交流的专家则有栾成显、阿风、朱荫贵、王振忠、刘伯山等，总计达到二十余人次。涉及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安徽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河北大学、云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或研究机构。
为了更好地总结课题研究经验，拓宽加深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扩大对外交流的地域范围，课题组又主动发起并联合了复旦大学、天柱县人民政府、江苏宏德出版基金会、江苏人民出版社、贵州凯里学院等六家，于2013年10月20至23日在贵州大学、黔东南天柱县两地举办了第一届贵州清水江文书高峰论坛国际研讨会暨清水江文书·天柱文书卷首发仪式。会议的主题为“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 与会学者共计八十多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安徽、河北、云南、贵州、香港及日本，提交论文五十多篇。贵州省副省长、档案局局长和贵州大学校长出席致开幕辞。天柱县政府及当地知识精英共一百多人主持并参与了在天柱县举行的后半段学术研讨会，学界评价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间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学术盛会，有助于推动明清以来西南乡土中国社会的研究成果更好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在贵州大学课题组牵头举办的研讨会开幕式上，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何力的致辞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何力副省长高度评价了以张新民先生为首“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国家重大课题组的辛勤学术工作，认为已取得突破性、实质性的学术新成果，反映贵州省委、省政府对贵州大学学术团队的高度认可与肯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栾成显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阿风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朱荫贵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扬州大学文学院钱宗武教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教授、云南大学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古永继教授也高度评价了贵州大学学术团队。
为了更好地总结清水江文书编纂整理工作的经验，假第二十四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黔举办之际，课题组还先后两次与江苏新闻局、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相关负责人举行了小型经验交流座谈会，双方都高度评价了已出版的《天柱文书》的学术研究利用价值，希望今后继续合作，做好这项世纪性的重要学术文化建设工程(参阅朱永强《黔苏两地学术研究与文化出版专家座谈会》，载《人文世界》2015年第6辑，第57-74页)。
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有鉴于课题组取得的学术成果和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学术前景，《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2012年初以来便开设了“清水江学研究”专栏，集中发表了以课题组成员研究成果为主的大量清水江学专题论文。栏目推出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贵州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贵州报刊审读与管理》(2012年5期)曾以《〈贵州大学学报〉“清水江学”专栏有特色》为题，高度评价了栏目的创办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林芊教授亦以《一份期刊专栏与一门新学术的诞生：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清水江学研究”专栏》(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为题，客观评价了栏目设置的重大意义，认为栏目“作者群来自全国各地，研究问题涉及一个区域文明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门新研究学科‘清水江学’雏形已出现；专栏为贵州历史文化研究奉献出一个走向全国的学术论坛平台，也将清水江学推向了全国和世界”。可见该栏目已成为清水江文书与清水江文明研究的权威专栏，课题成果宣传推介的一个重要平台，的确发挥了引领学术风气的作用。
课题成果《天柱文书》的整理出版，乃是学术界较有影响的一件大事。课题组利用“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先后组织了两次《天柱文书》首发座谈会。会上发言的专家如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管国兴博士介绍了他与致力于清水江文书保护、整理与研究的张新民教授认识的因缘，以及为抢救整理文书专门成立基金会的过程。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府建明博士为编纂出版民间契约文书，曾先后六次专程赴黔考察商谈，他详细介绍了文书的出版经过，正是有感于大量文书面临散佚的危机和整理工作的艰辛，他才与贵州大学国家重大课题组反复论证，决定先出版图版，再出版录文，同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从而更好地发挥文书的社会利用价值。文书的出版正是防止其流失的一种有效方法，故出版文书应坚持将原件保留在当地，只利用实地拍摄的文书影印件，不能索取、购买和转移文书原件，决不带走任何一份文书原件。他表示文书的出版乃是江苏人民出版社自愿承担的一项长期工作，借用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表述：“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书之谓也”，希望作为国家学术重镇的大学能多出好书大书。复旦大学朱荫贵教授认为《天柱文书》首发式的举行，标志着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已进入到新的阶段。他特别指出，清水江文书是一种活态的民间文献，是用汉文字记载的15世纪以来贵州黔东南清水江流域十余个县市，苗、侗、汉各民族人民生存、生活的实物见证，是多种不同身份的人群在社会历史中生产、生活场景的真实表达。清水江是贵州省联系外省乃至中原地区的重要水道，在其两岸多个县市发现众多原汁原味的，保存良好的，反映少数民族地区历史全景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在数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是罕见的，完全可以视之为继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徽州文书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文献成果。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出版，将改变此前研究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和汉民族地区的状况，并使从事我国东部和西部、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平原地区和山地地区的社会经济文书比较研究有了可能。从长远视野来看，《天柱文书》的整理出版，乃是学术界一大幸事。它将为今后更长期的历史研究和以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亦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某些领域和课题上具有更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大大增强了走在世界学术研究前沿的可能性。
其他在座谈会发言的尚有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钱宗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封越健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栾成显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徽学研究中心阿风研究员等。发言专家如钱宗武教授认为清水江文书的研究，目前已形成一个中心，多点展开的态势。所谓一个中心即研究的主体力量在贵州，多点展开乃是指中山大学和日本学者的研究力量也不可忽视。其中贵州大学已发表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但未来可供开拓的空间依然很大，需要凝聚多方面的力量，继续扩大研究队伍与研究成果。封越健研究员强调《天柱文书》的整理出版，反映清水江流域不仅文书种类较多，而且史料价值也极为重要，它有助于梳理明清以来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助于了解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互动。栾成显先生认为文书整理即是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只有具备扎实的功底才能为学术界贡献一流的精品。《天柱文书》的出版意味着贵州大学的学术研究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阿风研究员指出贵州大学团队的整体研究水平，近年来已呈现出迅速上升的趋势。戴鞍钢教授感谢贵州大学对复旦大学的支持，以为这正是无私开放的具体表现。刘伯山、刘道胜、王振忠、古永继、孔令宏、库相原佳之等来自海内外的学者，也一致盛赞《天柱文书》的出版发行，高度评价了贵州大学国家重大课题团队所取得的成绩，认为大批珍稀文书资料的付梓，必将推动清水江文书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引领“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结出丰硕的学术“预流果”，强化独立的国际性显学——“清水江学”——蒸蒸日上、不断繁荣的可能。
课题组取得的学术成果及举办学术会议活动，相关媒体如《贵州日报》、《人民网》、《金黔在线》均有详细报道。《贵州日报》2013年11月4日尚以《首届国际清水江学高峰论坛举行》为题，报道了第一届“国际清水江学高峰论坛·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的消息。《金黔在线》2013年10月23日以“首届国际清水江学高峰论坛·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为题，报道了此次大会的成功举办。《人民网》的报道指出：“贵州大学已成为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学术重镇”，“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张新民教授率领的学术团队在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天柱文书》的出版“反映了清水江文书研究的最新学术进展，当可视为清水江学的一大阶段性总结、具有重大开创性意义的扛鼎之作。”
与媒体的报道相应，学术界也有专文评价《天柱文书》出版的重大学木意义，即所谓“文书学集大成的重要成果，乡土文献整理的又一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创获”(谢开键《民间文书整理与研究的重大学术成果：国家重大课题成果〈天柱文书〉出版首发式巡礼》（《贵州大学学报》2013年6期)；并形成了“西有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南有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北有太行山文书的研究格局”(《“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学术研讨会”简述》，载《光明日报》2014年6月25日)。总结《天柱文书》的学术价值特点，“一是来源地清晰,归户性突出,其原持有人、收藏者均可稽核。二是显示出的活态历史 ……反映了当地多元化的语言文化生态现象,凸现出民族聚居融合的特点。四是契约中地契与林契杂陈,反映了黔东南地区混农林经营的模式；而白契与红契共存(早期白多红少,愈后红多白少),反映了不断内地化的历史进程。五是独有的当地习惯法,如土地买卖中的“埋石为界”，反映了独特的契约类型；而‘休书’(即离婚协议),既有男休女,亦有女休男,与汉族婚俗存在明显差异,突出反映了区域性与民族性的特点”。“《天柱文书》的整理,前后历时6年之久,即从2007年至2013年。工作组为确保该项目高质量完成,先后召开了多次专家论证会。通过田野考察与文书比勘分析,专家们对清水江文书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以上均见府建明《〈天柱文书>出版的意义与启示〉，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31日》）。由课题组率先提出的“清水江学”概念，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贵州清水江地区也发现大量民间契约文书， 出现了‘清水江学’的提法。徽学、清水江学虽然都是以行政或地理区域命名，但这些学科成长的前提，都是这些地区保留下来的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契约文书成为更广大的中国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因此，这些学科已经超出地域社会与地方文化研究的范围，成为整体中国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阿风《徽学：走进历史现场》，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5日第567期)。以上报道均可见课题组发表出版的学术成果，已丰富了“清水江学”的具体内容，而敦煌学、徽学、清水江学三足鼎立的学术格局，已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课题组的研究动态与相关学术成果，大多以《简报》的形式报道了研究近况。第二期《工作简报》已于2013年底以纸质及电子本的方式，报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天柱文书》凡22巨册，已正式出版。“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已成功召开，上述学术活动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清水江文书整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加入了研究队伍，从而以良性互动的方式推动了相关学术事业的发展。但文书的编纂整理颇为耗时耗力，较诸发表论文付出的心血更多，学校考评亦重研究轻文献整理，故不少学者不愿意从事这项艰苦寂寞的工作，缺乏一人劳而千人逸的学术精神，实际已影响了课题工作的后继推动与发展。
从课题组己有的成果看，主要涉及了十个方面的主题：(1)清水江文书研究；( 2)清水江文书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的比较研究；(3)清水江流域其他文献研究；(4)清水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5)清水江文书与苗、侗、汉等民族交往关系研究；(6)清水江流域村落文化研究；(7)综合利用清水江文书与其它传世文献展开的相关研究；(8)清水江流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研究(9)清水江考古文化研究；(10)苗疆社会变迁研究。题域虽然广泛，但深度尚有待开拓，原因与契约文书从搜集到整理到出版，周期较长，往往滞后于研究工作，如何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开展扎实的文献整理工作，提高原始资料整理工作的学术评价地位，当也是一个值得重视思考的重要问题。
继大型民间契约文献《天柱文书》出版之后，清水江文书整理的第二期工程，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但首席专家张新民双眼视网剥离，视力几近于盲人，且早已超过退休年龄，故学校主事者如何做好顶层设计，如何动员力量，如何重新调整体制，如何把握用人机制，如何确保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问世，也是值得反复深思的大问题。
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课题组实际已有了10年的经验积累。而国家重大招标课题的立项，则有力地推动了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由此重大课题而滋生的有关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其他国家层面的课题(主要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教育部立项课题)，我们初步统计已达20项，大部分由本课题相关组成人员承担，成绩当然极为可观。但这也造成了我们目前研究工作的两难：一方面课题越来越多，成果亦越来越来丰硕，一方面成果归属权已逾出国家核实标准，不能纳入本课题范畴计算。课题的另行申报本属好事，首席专家理应支持，然而却影响了完成本课题的人手数量，分散了成果统计的汇总渠道。究竟应该如何解决才算合理，亦请主事者酌予释疑解惑。
后继课题即前期成果结题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与清水江流域各县已入藏的近二十万件契约文书相较，目前所出的《天柱文书》不过仅为大海之一滴，欲继续扩大整理出版规模，以整理出版促进抢救保护，形成世界性的文献整理工程，并以此为基础申请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则需站在国家层面的高度，协调各级政府组织机构，继续扩大经费投入规模，显示成果的中国气派，树立文献整理的国际典范。
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出版工作，实际即是化民间私藏为社会公共资源，不啻为功在千秋的文化伟业，因此必须强化国家权威机构统筹安排的功能，做到政府与学界高效率的配合，从而做到既保护又公布，以公布促保护，以保护促公布，实现乡民、学界、社会、政府、国家多方面受益的目的。
鉴于以上情况，建议该项目完成之后，继续立项开展二期、三期甚至更长远的课题计划，其中也包括清水江文书数据库的建设，从而扩大课题工程必然涉及的海内外学术界受益范围，建立中国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社会研究在国际汉学界的中心地位。
二、 研究成果情况
代表性成果简介
代表性成果首先为大型编纂文献、论文集和专著，简介如下：
（一）课题首席专家张新民主持编纂的《天柱文书》第一辑，共二十二册六十八卷，收录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近七千余件，960万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天柱文书》所著录者，均为征集入藏于当地档案馆的清水江流域天柱县民间私藏文书。收入本书的文书近七千件，均为二00九年九月以前征集入档者，时间则上起顺治年间，下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要涉及瓮洞、江东、白市、高酿、石洞、竹林、坌处、渡马、兰田、远口等十个乡镇，涵盖黄巡、岑板、克寨、瓮洞、大段、大坪、对江、地样、新舟、优洞、勒洞、地良、春花、上花、地坝、木杉、甘洞、邦寨、丰保、摆洞、冲敏、南头、竹林、梅花、力木、高坡、大山、共和、地锁、远洞等三十个村寨，一一按其行政区划归属及自然村落秩序，分卷列目部次类居。与徽州文书相较，无论就来源地或归户性而言，天柱文书的编排著录都极为清晰。来源地或归户性的准确判定与著录，除了关注时间的清晰性衔接链条之外，更重视空间上的密契照应关系，以求提供更多的家族(庭)、村落、区域变迁发展的信息，同时也方便学者展开定位准确的田野调查。读者手此一编，即可一窥当地文书系统性与完整性所表征出来的地域面相或族群归属，获取可靠来源地和归户性所显示出来的地域空间文化内涵。收入本书的各种类型的文书，若分析其固有的来源地，虽市场规模有大小之不同，地区差序格局仍很明显，然大体均为沿江往返贸易运输的重要通道，实乃多族群文化文化互动交流的核心区域。与锦屏文书林契多而地契少不同，天柱文书则是地契多而林契少，说明当地虽然多采用混农林生产经营模式，但农业仍在其中占具主导地位。早期则白契多而红契少，愈往后则红契愈多而白契愈少，揆诸当地社会变迁发展的实际，亦与不断国家化的整体历史进程对应一致。文书种类繁多，包括土地卖买契约、土地租佃契约、账簿、税单、家产清单、纳粮执照、诉状、判辞、官府告示、算命书、风水书、清白书、分关书、婚书、休书、过继契约、陪嫁资契、保结书、碑铭、日记、教材稿本等等，与社会秩序的复杂结构契合对应，折射出世俗生活事相林林总总的整体，不仅是社会经济民间法规范关系的体现，地方礼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俗风规不断变迁的具体见证。分析本书已出版的近七千件文书，若与其他地区的类似文书相较，尽管彼此之间的共同点甚多，但地区性的特征也颇为突出。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即为汉语记苗音、侗音及其相互混用的特殊书写情况。具体慨括，又可分为三类：1、汉字记苗音或侗音；2、半汉半苗或半汉半侗意译与记音混用；3、汉语迳译苗语或侗语。反映了当地多元化的语言文化生态现象，折射出苗、侗、汉民族聚居融合的特点，研究者需要采取苗语、侗语、汉语多重语言互证的方法，展开可靠而准确的释读工作，才能避免释义歧异可能导致的错误。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出版不仅填补了西南地区较少发现大规模契约文书的空白，同时扩充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利用范围。倘若进一步结合其他大、小传统的文献资料，辅以必要的实地踏勘、口碑访问等田野调查工作，则不仅有裨于重新在苗疆发现历史，展示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具体历史进程，积累区域研究不可或缺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而且也有助于丰富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个案成果，扩大见证华夏民族社会经济变迁发展的资料取用范围，寻绎国家与地方互动整合的经验模式。文书的整理始终都以研究成果的取得为目的预设，相信凭借新资料研究新问题必定能形成花簇似锦的学术繁荣局面。《天柱文书》的公布必将进一步推动乡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并为“清水江学”成为国际性显学奠定学术资料与研究的基础。
（二）张新民、朱荫贵主编的《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的考察》论文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此论文集是贵大与复旦两校专家学者强强联合的首批学术成果，也是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收录了两校作者27篇论文，共22万9千字，反映了清水江文书研究的最新学术进展。重要者如《张新民的《叩开苗疆走廊文化的大门——以清水江流域天柱县契约文书为中心的调查》、朱荫贵的《从贵州清水江文书看近代中国的地权转移》、黄敬斌的《清水江下游农家经济示例之一——天柱县邦寨吴泽坤户文书探蠡》、林芊的《清代苗侗民族地区的田价——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研究》、安尊华《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土地买卖——以天柱县高酿镇木杉村文书为例》、张海英的《从清水江文书看明清时期的天柱社会》、王振忠的《清水江文书所见清、民国时期的风水先生——兼与徽州文书的比较》、冯贤亮的《关系“清白”：近世清水江流域的契约书写与社会生活》、吴述松的《清水江流域木政兴盛的四大历史因素》及张新民、闫平凡、吴述松、廖峰、马国君、张忠奎等人的《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笔谈》等论文，内容涉及文书整理、土地买卖、地权运动、木材流动、宗族凝聚、妇女地位等方面。文书整理方面包括：文书俗字研究、文书与地方社会变迁、文书考释、信息数据库建设等问题，专题论文涵盖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较为深入全面地探讨了清水江文书的性质特征，可视为清水江学的一大阶段性总结，具有清水江学研究的开创性意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三）张新民主编的《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巴蜀书社2014年10月出版。刊载了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河北、安徽、湖北、云南、贵州、香港及日本的几十位学者的学术论文，共105万字。它体现出在有计划、有步骤地系统整理和出版清水江文书，丰富传统文书学宝藏的基础上，学者们扩大了对乡土社会的认知空间，充分体现了利用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并辅以扎实严谨的考辨工夫和理论分析的宗旨，透过全书内容，折射出研究者们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普遍关怀与认知。论文涉及清水江文书理论研究、土地契约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国家土地政策及乡民社会经济活动、林业契约文书及木材贸易活动以及清水江区域的社会生活等方面。论文集的出版显示出清水江文书的研究队伍已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研究群体，涵盖了海内外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具有多学科交叉发展的态势，清水江学专门学问的建立已具备较为成熟的气候条件。（论文集中的重要者详见后面论文代表性成果简介）
（四）林芊撰写的专著《凸洞三村：清至民国一个侗族山乡的经济与社会——清水江天柱文书研究》，由巴蜀书社2014年10月出版，是张新民先生国家重大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该书基本史料均来自张新民主编的《天柱文书》，读者欲读此书，可比对检核《天柱文书》。著述共分六章，梳理并研究了凸洞三村这一地区土地买卖、地权分配、土地价格、赋税等问题。其创新之处，一是充裕的文书资料保障了研究的科学性，该书直接利用和参考的契约文书在数量、时间、归户性等方面全面优于前贤所能利用的文书。全书利用和参考的各类文书3200余件，其中土地买卖契约2325件；直接进入统计分析的田地买卖契约1158件。二是突破了国内土地所有制度研究的一些传统观点，如详尽地分析了200余年地权转移过程，揭示出地权转移的特征。第一，一村出售的土地往往由许多人参与购置，这就分散了地权集中的可能；第二．一田二次出售的机会不多，因而地权转移频次不繁（土地兼并一般又与土地转移的频次有关，即一田多次转卖的频次）；第三，再对失去土地农户及面临的现实生活、购进田土农户占有面积及分户情形的计量分析，表明这里农业生产关系中租佃关系并不盛行。三是民族史研究的创新，运用全新而真实详尽史料复制一个少数民族社区200年来的经济社会史，其完整的地域与完整的时间高度统一的样本分析、严格的经济史计量分析，是以往贵州民族史研究所没有的，在全国也属少见。不仅为清水江文书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也为了解乡士中国社会必读之专书。
课题组成员在充分掌握清水江文书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代表性论文成果如下：
（一）清水江文书整理研究
张新民的《扩大中国乡土社会的认知解读范围——〈天柱文书〉序》（《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第1期），以清水江文书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地见存文书的数量规模，探讨其所产生和形成的历史原因，总结其与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对应密契关系。并结合新近公布出版的天柱契约文书，就其地域分布特点和颇为罕见的归户性特征等一系列问题，逐一予以合理的解读与阐释，适可见大规模地整理结集地方私家文书，必能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等诸多学科的发展，大有裨于学术文化事业的兴盛与繁荣。张新民的《从周边解释传统中国——〈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序》（《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提出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立体政治格局，特别是多元一体的复杂文明形态，决定了地方史总是国家史视域普遍涵盖下的地方史，国家史则是广泛提炼了地方史内容的国家史，即使对村落社区特殊材料的分析或解读，折射出来的也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普遍关怀与认知，与对大传统的不断深入探讨和分析一样，都是我们更好地走进中国文化广袤深邃的世界的重要法门。张新民的《清水江流域的内地化开发与民间契约文书的遗存利用——以黔东南天柱县文书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以清水江文书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地见存文书的数量规模，探讨其所产生和形成的历史原因，总结其与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对应密契关系。并结合新近公布出版的天柱契约文书，就其地域分布特点和颇为罕见的归户性特征等一系列问题，逐一予以合理的解读与阐释，适可见大规模地整理结集地方私家文书，必能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等诸多学科的发展，大有裨于学术文化事业的兴盛与繁荣。清水江文书涉及的问题颇多，其中如解读分析契约文书，时常会对地方术语识读的问题，须结合田野调查加以解决，张明、韦天亮、姚小云的《清水江文书侗字释例》（《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选取具有典型特点的侗字，结合地方史志，详细考证这些侗字的本义，为研究清水江文书提供了识读侗语的参考。李一如的《清水江中下游苗族契约中苗汉语互借机制研究》（《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依据清水江文书，论述了“汉字记苗音”地名的类型，揭示了苗汉语互借的规律。
（二）土地契约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奕成显的《清水江土地文书考述：与徽州文书之比较》（2013年10月贵州大学“第一届国际清水江学高峰论坛”论文）及复旦大学张海英、黄敬斌的《春花鱼鳞册初探》（《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均利用新公布的天柱地区的鱼鳞册作了有益的探讨，填补了既往研究的空白。栾成显考证了天柱遗存的鱼鳞册当为同治十二年的重抄本，与徽州鱼鳞图册相较，二者的差异是：第一，编号不同。清水江鱼鳞册是以土名为单位各自编号，徽州鱼鳞图册则以保或图为单位，全县以千字文为序编号；第二，田土计量不同。因地形复杂，难以清丈，清水江鱼鳞册只以收禾多少“稨”米来计量田土，而徽州鱼鳞图册则是在清丈田土的基础上攒造的，分别载有实丈田亩面积与应合税亩数；第三，清水江鱼鳞册仅记田形，不绘形状，徽州鱼鳞图册多绘有田土形状；第四，清水江鱼鳞册没有分庄一项，徽州鱼鳞图册多设分庄，记录该号田土的实际分割情况。从总体来看，清水江鱼鳞册有田土编号、田主姓名、田形、田土等级、四至等项内容，仍具备了鱼鳞图册记载的基本要素。张海英、黄敬斌则进一步证实了当地的确存在一田二主的土地关系现象。他们主要通过“春花鱼鳞册”所载“田主”身份的考察，结合清水江地区典田、借贷契约的特点，认为永天柱春花鱼鳞册展现的乡村土地关系，已经超越简单的“租佃”制度，而具有了某些“永佃制”甚至“一田两主”制的色彩。复旦大学朱荫贵的《从贵州清水江文书看近代中国的地权转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又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14年04期），认为土地买卖、地权转移是清水江文书的主要种类，“白契”、“红契”并存而又以“白契”为主的文书显示出了地权转移“亲房优先购买权”、“典卖”或“借钱借谷以田抵押”、“亲属间买卖以市场惯例操作”、“中人或房族人作证”、“多不惊动权力机构和政府”等特征；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规制及其房族亲族等的仲裁作用使得清水江流域的地权转移在近代一直稳定存在和延续，并使土地资源因人口分化与经济变动得以顺畅而有效的配置。又其地权转移文书的内容与书写格式与汉族地区的极为相似，表明近代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市场经济因素与江南经济发达的农村相比差别不大，甚至某些方面更加灵活和便于操作。林芊的《清代民族地区田价简论——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研究》（《萤火集——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专辑》，巴蜀书社2013年6月版），揭示了清代民族地区的田价信息，分析了田价变动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安尊华的《试论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土地买卖——以天柱县高酿镇木杉村为例》（《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以天柱县高酿镇木杉村为个案，论述了土地买卖的基本情况，分析了清代清水江流域土地买卖的原因、特点，同时指出土地买卖体现了清代土地交易日渐商品化的特征。
（三）国家土地政策与乡民社会经济活动
张中奎的《清代苗疆“国家化”范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依据档案、圣训、清实录、方志，同时甄采不少天柱地契文书，分析了有清一代土地政策发展变化的整体历史发展走向。作者指出清帝国的苗疆屯田政策主要有军屯和民屯两类，乾隆初年开辟黔东南苗疆地区之后，清王朝针对当地推行的屯田活动，对后来陆续开展的新疆屯田、大小金川屯田、台湾屯田、湘西苗疆屯田都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王权国家之所以采取汉苗隔绝的措施，目的亦为缓解汉民大量移居所导致的土地危机，特别是防止“民人”欺诈、蒙骗苗人山林、土地等财产激化社会矛盾，避免随时可能爆发的“苗乱”民变事件。清廷所采取的一系列民苗隔离的政策，尽管初期尚执行得比较有力，但以后随着汉族移民数量的增加，则逐渐显得松弛失效。复旦大学朱荫贵的《试论清水江文书中的“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依据清水江文书资料，分别从生活世界(分家、过继和出售家庭财产等)中的“股”、生产领域中的“股”、投资领域中的“股”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当地在相当广泛的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带“股”字样的契约文书，虽尚不能准确判断是原生抑或其他区域引进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三大类“股”均各有其特点。也就是说，除“投资流通领域”中的股时段较后且数量较少外，其余两类“股”的持续时段均很长，数量也很大。而生活领域和生产领域中的“股”，乃是既有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忽略的部分。林芊的《侗族乡民的财富梦—：攸洞村刘昌儒家族土地积累的故事》（张新民主编《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天柱地方大族刘昌儒家族文书为中心线索，既追溯了乾隆以来刘家祖辈的创业史，又考察了民国时期其子孙后代家业繁荣的生活景象。作者指出，刘氏家族成员通过长期的土地买卖活动，积累了一定数量土地的发家史，恰好代表了当地力田起家的小土地主典型，反映了侗族乡民累进土地的三个特征：1、都有与家庭成员共同出资置产的经历；2、土地积累的路径起点是继承，然后是自己购进，再通过其他方式形成最终地产；3、产业构成以田为主，其次则为山场林地，山场林地的收益，特别是杉木出售所获取的利润，乃是其扩充田土的一大重要资金来源。安尊华的《试论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民间借贷：以契约文书为中心》（《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认为自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清水江流域的民间借贷形式，主要有实物借贷和货币借贷两类。与实物借贷相较，货币借贷显得更为普遍，大致有普通借贷、抵押借贷和典当借贷三种情况。借贷者除有能力用货币支付利息外，一般都选择土地作抵押物借钱，或出典土地、出当土地借钱。从方式上看，清水江流域的借贷，典与当相同，都是将田产或其他不动产作为质押物，物权暂时让渡给银主或钱主（出贷人），然后借到货币或粮食，典主或当主（借钱人）支付的月利息率基本相同。河北大学张强的《清代民国时期黔东南民间借贷初探——以锦屏文书为中心》（《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分析清水江地区民间借贷活动颇为活跃的原因，乃是明清政府征派皇木导致木材行业迅速发展的结果。通过大量原始数据的排比分析，以及以表格的方式做出量化统计，他比较了锦屏、岑巩两地借贷活动的异同，强调无论标的物、借贷类型、还款期限，抑或规模和利率，锦屏都与岑巩地区明显不同。谢开键的《清至民国时期农村地区民间借贷研究：以天柱文书为中心的考察》（《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将民间借贷分为无息、有息、质押借贷、赊买四种类型。具体方式为：1、无息借贷：指债务人向债权人借贷钱物时，无需支付利息。这类文书数量不多,但仍偶有发现。2、生息借贷：即指债权人将钱物借贷与债务人时，收取一定利息的借贷。这类文书数量颇多，例证不胜枚举。3、质押借贷:指债务人必需交付担保物品，方能从债权人处取得所需的借贷，以不动产质押借贷数量最多。4、赊买，即先赊买他人之物，待物脱手入钱后，再将钱财连本带利还与卖主。作者强调借贷主要受到自然环境、捐税、生产力、人口、动乱的因素的影响，借贷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少部分为乡族组织。以上几位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或详或略地提到，从传统中国小农经济的实际出发，社会生活缺乏足够的资本的积累，一旦遭遇天灾、战乱、婚丧嫁娶等意外变故或生活过“关”大事，经济收入减少或支出经费远远大于日常积蓄所能承担的负荷，借贷钱物作为一种社会调节功能，自然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四）林业契约文书及木材贸易活动
复旦大学王振忠王振忠利用与清水江木材贸易有关的一册清代珍稀民间抄本文献——《商编路程》，同时广采其他各种罕见民间杂书史料，撰成《徽、临商帮与清水江的木材贸易及其相关问题——清代佚名商编路程抄本之整理与研究》（《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一文，引起与会学者的广泛重视。作者认为《商编路程》抄本的成书年代不详，但内容仍反映了太平天国前后清水江—沅江—长江的木材流通状况，尤其书中涉及木材贸易的水路运输行程，大多未见其他类似数据记载或披露，故该文的会议宣读也显示了民间数据的广泛搜访和及时公布的重要。透过作者的考证分析不难看到：与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有关的主要是“广木”的经营，涉及的产地有湖南、湖北、贵州和广西部分地区，其中以洞庭湖为界，又有“东湖木”、“西湖木”之分，前者指湖南、广西所产之木，后者则包括湖南、贵州、广西三地的木材。而《商编路程》一书所反映的，恰好正是“西湖木”的运输路程，提供了大量具体而微的从清水江流域到长江三角洲的长程贸易活动的历史性信息。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活动，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较多。日本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相原佳之的《清代贵州省东南部的林业经营与白银流通》（《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亦代表了这一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指出，与清水江流域的木材顺江而下，远销江南或北京地区适相映照，全国各地的白银也逆江而上，涌进清水江地区出产木材的山间村寨。他一方面利用清朝官方采办木材的史料——《采运皇木案牍》，梳理了当地的白银使用习惯，一方面又根据已经整理出版的清水江文书，分析了村寨的货币使用及其变化情况。《采运皇木案牍》生动记录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十六年（1781）湖南例木调运的情形，为我们呈现了更丰富的采木流程历史细节。日本学者相原佳之利用《采运皇木案牍》，指出例木乃是清代皇室采办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除了少部分民献大木外，朝廷工程所需木植多通过官方采办。复旦大学高笑红的论文《清前期湖南例木采运：以<采运皇木案牍>为中心>》（《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也注意到《采运皇木案牍》的重要，并以此为重要依据，同时参以清廷内阁相关档案，梳理了湖南例木采办的流程，揭示了例木采办与湘黔木材市场之间的联系，介绍了木材商人与例木委员之间的互动，探讨了国家财政结构对例木制度的影响。作者的分析尽管只是例本采办的微观个案，但也涉及广大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仍可见围绕清水江木材的购置、运输、外销等活动，当已形成了一个涵盖大江南北的经济贸易圈。针对清水江流域的山林权经营与转让问题，复旦大学戴鞍钢的《山林权的经营与转让：读<清水江文书·天柱卷>之二》（《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认为天柱地区的租佃双方，他们对契约期满时栽植杉木的收益分配，大多以栽手为一方，地主为另一方，各半均分，即习称的主佃平分，而未见锦屏地区主六佃四或主二佃一的现象。与此相反，见诸天柱文书者则为主佃得益分成，多为主四佃六。至于山林权，在主佃双方约定经营期间，也有中途转让权益者，转让形式灵活多样，并都以契约方式明确各自的承诺。吴述松的《林业结构调整及其内生经济增长：基于1466-1949年清水江林粮间作文书的证据》（《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以长时段的眼光，分析了当地林业结构的调整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作者强调结构调整引导劳动、交易和生产三者的耦合与制度化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认为透过相关林业契约文书可以看出，内生经济增长的结构红利，其路径主要有林权拆分买卖；地主、栽手分成演变；不同树龄青山股权在栽手、地主之间的复杂交易与重组；经济活动制度化等，由此可见结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快变量。如何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引导资源、劳动和技术要素投入经济活动，获得内生经济增长，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均不可轻易低估。清水江流域长期人工栽植杉木，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性系统农林知识。徐晓光的《清水江文书“杉农间作”制度及“混交林”问题探微》（《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指出清朝中期以后，当地苗、侗民族根据传统的杉木栽培经验，便系统发明和普遍使用了“实生苗”栽培技术，并将此技术逐渐扩大至湘西林区，经过长时段的发展，以及不同区域间的相互交流，杉木植林技术日臻完备，但追溯其前后源流，则可说与苗、侗民族传统农林知识的运用关系极为密切。马国君、李红香的《清水江流域人工林拓展与本土知识的关联性研究》（《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认为自明代以来，随着清水江流域林木贸易规模的扩大，人工造林便逐渐取代了原生型的常绿阔叶林。人工林的大量增加，除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外，也与当地民众本土知识的积累密切相关。正是凭借丰富的育苗经验、护林技术，人工林的种植面积才不断扩大。今天重新总结当地长期积累的生态技术和技能，对长江流域的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仍大有裨益。马国君、李红香的《清水江流域林业历史文献及研究述评》（《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对清水江流域林业契约文书以外的历史文献展开分类系统梳理，并就建国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作出全面述评，这对我国西南地区林业史、经济史、民族史研究将大有裨益。
（五）清水江区域的社会生活
姜明的《清至民国清水江下游苗侗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以碑刻文献为例》（《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利用碑刻资料，考察了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下游苗、侗民族社会秩序建构的基本特征，分析了民众群体、地方精英、社会组织、国家力量相互渗透的具体运作情况。而举凡公共设施的兴建，学校教育的兴办，宗祠庙宇的兴修等，都可看成是秩序建构活动的重要部分，发挥了传播伦理观念，树立行为规范，凝聚认同资源的重要作用。李斌《论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碑刻的分类。内容与学术价值》（《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讨论了当地的碑刻分类问题，他按性质将当地碑刻分为六大类：官府告示类、乡规民约类、路桥井渡类、学校教育类、祠堂宗族类、寺观庙宇类，均有裨于人们触类旁通，了解当地秩序建构活动情况。清水江流域的习惯法及其纠纷解决机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相对较多，一般均以为当地习惯法颇为发达，告官诉讼风气并不普遍。吴才茂的《理讲、鸣神与鸣官：民间文献所见明清黔东南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研究》（《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认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民间文献及相关传世典籍均足以显现，明清时代的黔东南不仅存在着理讲与鸣神的纠纷解决风俗，事实上争讼与鸣官的好讼现象也屡见不鲜。作者具体考察了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理讲与鸣神风俗的存在状态及运行机制，并详细分析了争讼与鸣官风气愈演愈烈的社会文化变迁历程，从中不难看到少数民族风俗传统的逐渐松动和瓦解，显然是与国家制度的推行和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体同步的。清水江流域自清代以来，即由官方主动推行“糯禾改籼稻”政策，较为通行的看法，认为传统糯禾产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此说曾遭到个别学者的质疑，但欲提出新说仍需提供坚强的证据。严奇岩的《内地化与清水江流域的“糯改籼”》（《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征引大量文献资料，明确指出“糯禾改籼稻”，表面看只是增加作物复种指数，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实质仍是国家力量王化策略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主要为将内地的农耕方式和栽培制度复制于民族地区，从而迫使民族地区与内地一样成为承担国家赋税的有效控制区。简单地将“糯禾改籼稻”看成是当地民族为提高产量而主动推行的品种改良行为，显然忽视了清代“王化”进程中政治与经济行为交织互动的复杂历史文化现象。清代以来，有许多涉及分家析产、离异休妻、家庭事务调解和邻里纠纷的文书，一些学者对此作了细致研究。 林芊的《从天柱文书看侗族社会日常纠纷与协调机制——清水江文书?天柱文书研究之五》（《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以凸洞三村遗留的民间文书为材料，描述了侗族社会内部纷争的具体情况，揭示了侗族聚居区内解决纠纷的协调机制。徐钰的《乡俗与国法之争——以〈天柱文书〉中龙映姜、杨翠桃争田案为例》（《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以天柱文书记载的龙映姜、杨翠桃关于继嗣田产之争的历史个案为例，结合相关地方文献，分析了国法在具体施行当中的困境，并探讨国法、乡俗乃至乡情在维系地方和谐稳定的作用。林东杰的《族内过继与宗族维系——以清末民国“地良十八家”龙氏为中心的考察》（《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以天柱地区“地良十八家”龙氏宗族为个案，通过对其见存过继文书的解读，考察了清末民国族内过继的程序，论述了继嗣确立的原则，并简要探讨族内过继对宗族维系的积极作用。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