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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进展情况
本项目于2011年12月底获立项，2012年6月底开题。7月1日，在开题报告中，根据专家意见，课题组向国家社科基金办申请要求对原来项目的工作目标与思路作如下调整：
1、在时间向度上，新四军史料的收集整理，由原先设想的1934-1950年，缩短并集中到1937-1945年，即抗日战争时期。
2、原来的七个子项目，调整为包括三大方面的三个子课题：
国民党和民国政府官方档案整理；
新四军报刊资料整理；
新四军老战士及其后人保存的未刊史料。
3最终形成的成果仍是：《新四军史料丛书》多卷本，但规模较原来的设计要适当缩小。
这得到了基金办的批准。
此后近3年来，我们即依此计划，分三个子课题，分头并进。
因为本项目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共同承担的，故分工自然是这样：前两子课题由北师大教师负责，后一子课题则由新四军研究会同志与师大的教师合作进行。
总体进行顺利，尤其是第3个子课题，新四军研究会专门成立“一号工程”办公室，以新四军铁军精神为指导，举全体会员之力，收集整理新四军战士未刊资料，达数千万字。现在初步整理编辑好了九卷本资料，共五百万字。
余下时间，我们不敢松懈，力争按时完成全部工作。
二
三个子课题进展情况：
（一）国民党和民国政府官方档案整理
本子课题负责收集、整理民国官方档案中所藏有关新四军史料。目前大批量保存民国官方档案的海内外机构，除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外，学界一般认为较重要的档案收藏机构是我国台湾省台北“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收藏民国档案以经济类和外交类为主)等处，这是研究新四军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
目前，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是国民党方面败退、运往台湾的众多民国档案中最完整的档案之一，收藏国民党史料300万件以上，也是目前海外收藏、保有中共原始档案文献最多最珍贵的机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民党“党史馆”开始对大陆学术界开放，特别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购进大批国民党“党史馆”藏档后，将其馆藏档案中涉及新四军的档案进行搜集、整理的条件日趋成熟。本项目2011年底立项后，直至目前（2015年6月），三年多以来，本子课题负责人率领课题组成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开放规定，每周有3天以上时间，风雨无阻，前往该所特藏室查阅这批档案电子资源。国民党“党史馆”档案分11大类，由于档案卷帙浩繁，除了少量直接涉及新四军的史料依靠现有目录可径直查到外，更多地则隐藏在浩繁档案中，经过我们三年多来艰苦、细致地查阅，有相当收获，目前已从这批国民党“党史馆”藏档中，搜集整理50余万字有关新四军的档案史料。
本子课题下一步还需开展的工作，除继续查阅国民党“党史馆”藏档外，当务之急就是前往台湾收藏国民政府档案的另一重要机构台北“国史馆”，进行查档工作。前往台湾查档，因工作量巨大，所需时间一般不少于两个月，各项费用估算起来不菲，课题剩余经费肯定不敷使用，经向本课题承担人所在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特别申请了一笔经费，通过学校的资助，准备在今年暑假期间前往台湾查阅台北“国史馆”藏档中有关新四军的史料。
（二）新四军报刊资料整理
新四军报刊组成员赴国家图书馆、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室、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查阅史料，复印、翻拍民国时期旧报刊。专人赴南京江苏省档案馆查阅复制新四军油印报刊。共计查阅报刊70多种，其中能录入的报刊20种，共计约150万字。目前收集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解放》、《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晋察冀日报（抗敌报）》、《群众》、《中国青年》、《挺进报》、《淮海大众》；国民党方面的报刊：《中央日报》、《申报》《时事新报》、《文汇报》、《新民报》、《救国时报》、《大众日报》、译报周刊》、；汪伪、日方面的报刊：《新路东报》、《新申报》、《新中国报》、《中华日报》、《盛京日报》；香港和东南亚方面的报刊《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目前正在整理、录入，编写目录。另外，与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合作，收集整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史料约50万字，主要是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集中体现了抗战时期鄂豫边区根据地的抗战事迹，目前已经整理校对完毕。
（三）新四军老战士及其后人保存的未刊史料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承担了课题的部分重点内容：收集整理新四军老战士及其亲属所保存的各类未刊布的新四军珍贵史料；文稿、文件、回忆录、书信、日记、图（照）片等，以及可能收集到的口述史料等，并按照统一规范要求分类整理、登记造册、复制抄录、整理归档，最终编辑成册。为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成立了以陈昊苏会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指定副会长任全胜，副秘书长杨抗美同志专项负责，设立了“一号工程”办公室，九个分会也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指定专人负责落实。
我们在承担该课题的过程中，共分为四个阶段组织实施：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全员参与。这一阶段总会及各分会多次召集有关人员会议，深入动员并采用多种方式宣传开展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和工作要求，发动全体会员积极参与，并对年老体弱的老同志做好摸底调查，承诺保证不丢失有关史料，并派出专人协助翻阅、查找家中尘封已久的历史资料，并对每位可能提供资料者做好摸排，按照统一制定的表格登记造册，制定分会收集工作计划，明确重点人物和重点收集范围；并向健在的新四军老同志及已故老同志的子女、后代发出倡议书，尽可能多的发动全体会员积极参与其中，提供未刊的新四军史料。
第二阶段是加强组织机构建设，保证骨干和积极分子的培养和锻炼，并落实具体管理措施。总会在建立“一号工程”办公室的基础上，为每个分会配备了一个保险立柜，指定专人负责资料的登记造册，分类整理，建立资料卡片和档案目录等。为保证资料的完整和安全，分别建立了《“一号工程”办公室暨资料库资产规定》、《“一号工程”办公室暨资料库工作人员守则》、《“一号工程”注意事项》、《“一号工程”安全管理制度》、《档案资料抄录与整理的规范要求》等具体规定和要求，并为“一号工程”办公室专门配置了办公室、电脑、电话、复印打印设备，并适时地对各分会派到“一号工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和组织学习，提出统一分类标准，规范要求，电子化保存资料和备份的要求。
第三阶段是统筹安排、有序收集、登记、分类、整理、复制各种新四军未刊史料阶段。根据各分会上报情况和工作计划，研究总体收集计划和安排。指定一号工程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收集、登记、分类、归档、整理有计划地采用复印、抄写、拍照、扫描、录音、录像等多种手段收集整理各类史料；并结合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这一阶段我们还在内部举办了小型的内部资料收集成果展览，各分会交流成果和经验，借以促进收集资料工作的积极性。在保留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复印或扫描制作复制件，有的则采用拍照或输入电脑，进行电子文档保存。这一阶段，耗时又耗费用，加之研究会中参加这项工作的新四军二代也已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每天只能保证半天工作，困难确实不小。到2014年底为止，所收集整理的史料已复印、扫描或制成电子版的史料也尚不到收集史料的三分之一。
第四阶段则是对已整理、复制的史料进行编辑整理，准备交付出版阶段。2014年底前，我会各分会指定熟悉材料的同志和北京师范大学指定的教师进行一对一的对接，对已复印、扫描或制成电子版的相关史料，进行精选，编辑成：回忆录（三卷），共约150万字；电报及中原突围（一卷），约50万字；豫鄂抗日根据地（一卷），约50万字；宣传、文化、教育卷（二卷），共约100万字；新四军老战士口述历史卷（二卷），共约100万字。现已整理、编辑完毕，已交出版社正在交付出版之中。
自2012年七月项目正式启动至2014年底，我会共收集新四军抗战史料近5000件，总字数达一亿字以上，其中：
历史文件、文稿 3000余件（不含原已内部编辑成册的电报、文稿）
日记（含笔记） 140余件
老同志回忆录 200余份
史料书籍 400余种非正式出版物（不含300余种正式出版物，以及大量正式出版物的目录登记）
战争年代照片 1000余张
抗战及相关书信 200余封
光盘及口述史料录音、录像资料 200余件
画册 若干
在此项目的基础上，我会与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于2015年5月25日至27日联合召开了全国性的《新四军抗战与铁军精神传承》理论研讨会，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论文134篇，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成的专家组进行筛选，入选论文85篇。研讨会在全国新四军史学研究领域反响很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我会运用收集的史料撰写的论文达20余篇，入选的85篇论文将于年内结集出版发行。
三
主要困难：
（一） （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档案馆、纪念馆、图书馆都极端保守，基本拒绝查阅档资料，收集资料变得十分困难。
（二） 到各地查阅资料，本成太高，已有经费严重不足，许多工作无法进行。
心得：
研究发现，全国现有的新四军研究十分薄弱，新四军老战士凋零殆尽，其二代也多年过古稀。故新四军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实为抢救性质，再不重视，后悔莫及。故愈益感到全国社科基金对本课题的立项，意义重大，十分及时与可贵。我们将全力以赴。
二、 研究成果情况
本课题是史料整理与研究，不同于一般理论与实证研究，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资料整理本身。这方面的成果已在上述介绍各子课题进展中，实已道及。这里是报告围绕资料整理，成员们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
1、邱涛《七十年来新四军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学术界整理出版新四军史料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总体而言，新四军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新四军史料，尚未展开，在全面系统的史料整理的基础上展开考证、辨伪、校勘、注释和编写目录、提要等史料研究工作，更未计及。编纂一套完整、系统、全面地包含中外政府档案、文献、报刊和口述史料的新四军大型史料集，将此项工作向前推进一大步，势在必行。
2、叶维维《抗战时期宋庆龄对新四军的援助与宣传》（《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1期）：抗战时期，宋庆龄对新四军的援助在于，确保新四军医药器械的需求，支援新四军地区工业合作社的后勤物资供应; 宋庆龄对新四军的宣传在于，充分肯定新四军的作战成就，颂扬军队的精神品质。宋庆龄出于民族大义，出于对三民主义的特殊情感，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了国共合作，在抗战时期始终投身于救济事业。这些都说明了宋庆龄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不朽的贡献。
3、张双智《皖南事变前党中央与项英的战略分歧—以白艾日记为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白艾记录粟裕口述的皖南事变前周、叶、陈、项、袁对话，揭示了党中央北上东进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与项英株守皖南的战略分歧。
4、曾凡云《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在1944年至1945年8月期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了“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以往论著对抗战后期中共中央的“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表述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方面，即“绾毂中原，控制河南、皖北”；“发展东南，控制苏、浙”以及“发展华南”，创建五岭根据地。应该说，经过各部方面的努力，到抗战胜利到来时，中共中央制定的“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基本得以实现。
5、曾凡云《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全面抗战期间，身为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爆发究竟有什么的关系？蒋介石是否有解决皖南新四军的预案？至今，学术界在研究皖南事变时，仍然存在分歧。详细考察蒋介石的档案资料可知，抗战进入1939年后，蒋介石对国内事务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置中共问题。由于中共拒不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溶共”方针，武力解决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其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又把制裁新四军问题作为其抗战成败的最大关键。史实表明，从1939年初到皖南事变爆发前，随着蒋介石对中共态度的日趋恶化，加上苏俄的对华援助被其利用，蒋介石国民党便逐渐制定并实施了限制、局部“剿灭”新四军与全歼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周密预案。皖南事变这样就发生了。
6、曾凡云《论新四军资料整理研究的史料价值——以国民党文电中有关新四军的记载为例》（《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新四军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党电文中保存了大量新四军史料，这些资料无疑是蒋介石国民党人真实情感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抗战时期新四军的真实状况。分析国民党蒋介石所留下的相关电文，既有助于铭记新四军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对日作战的光辉业绩，也有助于理解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分裂的真实状况。
7、董莹《抗战初期美国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关注及政策调整》（《军事历史》2014年第2期）：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武装力量出师作战情况受到美国的关注。八路军出师前，美国就认识到中共武装力量与抗日的关系密不可分，认为它将影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并希望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八路军出师后，美国认识到中共武装力量的潜力和优势，关注政局的发展变化，在保持表面中立的同时开始向中日双方表态、保持对中国的暗中援助；新四军出师后，其战术、作战方针和精神状态表现出相当的活力和潜力，美国意识到中共将可能取代国民政府，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美国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并使援助公开化。
8、董莹《国共和日伪舆论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报刊是研究皖南事变的一类重要史料，但在以往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使事变后的舆论形势难以见知、部分结论有失客观全面。通过对报刊史料的梳理、分析和比较可以看到，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和日伪从各自立场出发，围绕事变的起因、过程和评价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报道宣传。大体看来，国民党官报对事变作何解释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舆论的基调，受到高压管制的大量民间报刊主动或被动地服从官方宣传口径。中共主办的报刊争取舆论回击，努力为新四军正名，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伪报刊玩弄“和平”与“反共”的政治阴谋，对新四军进行攻击。总之，这些报道深刻体现了国共和日伪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反映出中共一面抵抗日寇、一面击退反共高潮的艰难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