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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簿书整理与研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曾有日本学者说：“中国虽有古文书，然无古文书学。”这句话不无傲慢与偏见，但也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我国学界历来重视传世典籍，古文书常被视为传世文献的附庸，较少将其视作独立材料运用古文书学方法加以整理研究。就简牍文书而言，以往的简牍文书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西北边塞简，并形成了以简牍集成和册书复原为代表的研究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日益重视简牍文书学研究，伴随简牍文书持续不断出土，我国古文书学取得了长足进展。
古井简牍出土蔚为可观
自20世纪末以来，各地古井中出土的自战国楚至西晋的简牍文书蔚为大观。相比边塞简、墓葬简，古井简虽然出土最晚，却有后来居上之势，在简牍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其中，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尤为引人关注。它是首批出土于古井中的简牍，数量达10万枚之众，至今仍是出土数量最多的简牍，内容丰富新奇，作为孙吴嘉禾年间临湘侯国的行政簿书，正是《三国志》等史籍因“常事不书”而未记载的内容。
然而，古井简牍的整理研究，尚无经验可循，这给走马楼吴简的考古学整理和文书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吴简一经公布，即引起学界关注，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鲜有学者对吴简这类古井简牍的特点、整理及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分析总结，即使以古文学研究见长的日本学界也是如此，学界仍习惯于用原有的简牍研究方法对待吴简。
其实，出土于古井的吴简，与边塞简、墓葬简相比，其埋藏环境有很大不同，发掘整理也有其自身特色，有必要根据古井简牍的特性，对其整理与研究方法作出相应调适和创新。国内外对古井简牍文书学研究的学术积淀相对薄弱，开展吴简文书学研究，能奠定古井简牍文书学形成发展的基础，促进我国简牍学科发展。
在出土之初，由于古井埋藏环境不佳，久埋地下的吴简腐蚀严重，编绳朽绝，简册形制已不复存在。加之井内堆积状况复杂，吴简与井内堆积物的相互关系难以判明，简牍埋藏目的亦不清楚。不仅如此，其原始堆积状况与叠压层次还遭到机械施工的毁坏。因此，对其进行整理可谓困难重重。但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吴简编绳朽坏以致丧失编连，但因淤泥的黏连，散简不同程度上留存了簿书的样貌。其状态表现为，吴简普遍残存了两道编痕，很多成坨竹简呈现出收卷状。遗存在井中的简牍，其摆放有一定顺序，层层相叠，似有意为之。
复原简牍提供完整考古信息
考古工作者根据吴简采集、发掘时的原貌，绘制了揭剥位置示意图、盆号和清理号，为吴简簿书的复原整理提供了比较客观的考古学整理信息。揭剥位置示意图直观反映了残存简册的留存状况，是吴简文书学研究最为基础、重要的考古学依据。盆号是根据采集批次和发掘揭取区域编制的，同类簿书往往聚集出现在同一或相邻盆中。盆号为扩大吴简簿书整理范围提供了另一个重要且可靠的考古学依据。清理号则直接反映了黏连竹简之间的关系。此外，简牍形制、编痕、笔迹、简文格式、内容等简牍遗存信息也是编排简册构成和判别不同簿书的重要依据。
吴简簿书复原整理，即综合利用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依据揭剥位置示意图将对应简牍大致整合为残存簿书的状态，再以此为基础聚集同盆或相邻盆中的同类简，结合清理号和简牍遗存信息，根据簿书实际遗存情况将零散吴简尽可能恢复到簿书的原始状态。其中，依据揭剥位置示意图、盆号和清理号进行簿书复原，是吴简文书学最为显著的特点。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吴简文书学研究不仅重视簿书的复原整理，还注重以簿书为依据对孙吴基层文书行政流程及相关史事加以研究，强调在研究吴简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之前，有必要就吴简簿书本身开展复原整理并分析其内容构成。先基于吴简簿书得出结论，再与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说法进行比较，谨慎对待两类认知的异同，不作简单的肯定、否定或折中，而是对认知差异认真加以总结，期待随着研究的推进，在大量认知差异中归纳或演绎出真知，以此作为产生新认识的基础。这样便较好解决了吴简与《吴书》等传世文献内容各有偏重的问题。
吴简文书学研究首次系统复原整理了吴简簿书，大致明确吴简簿书的种类及其构成。总体说来，吴简按材质和形制可粗分为嘉禾吏民田家莂和竹简两大类。而竹简簿书又大致可分为五类：户籍和户籍簿、名籍簿、库账簿、仓账簿以及特殊簿书。在这五类簿书下又分别有多种具有特定功能的简册。
吴简文书学研究使相关历史问题的探讨建立在簿书基础上，其研究对象不再是零散、特殊的少数简牍，而是汇集同类散简、接近原始状态的簿书，使那些内容单调、格式相同的散简同特殊简牍一起，在簿书中发挥着应有作用。在簿书的框架下分析材料，能有效防止研究者按需选材、随意解读，从而使结论更为可信。
深入研究剥开文献中的奥秘
吴简文书学研究以确认的簿书为依据，具体而微地探讨孙吴临湘侯国文书行政的基本情况。比如户籍的整理与研究，明确了简牍时代户籍的基本情况。当时的户籍，一类是郡及中央掌握的记录与户口有关各项统计数据的簿书，另一类是县、乡收藏的具体登录户口人名年纪口食等的籍书。简牍户籍的确认，既展现了简本户籍与纸本户籍的不同之处，又有助于我们检讨目前学界籍账研究中的“泛户籍”问题。又如库账簿体系记录了由“入受”—“新入”、“承余”—“领收”、“出用”、“余见”组成的杂钱收支流程，体现了孙吴基层财政簿记已运用基本成熟完备的四柱结算法。与后代簿记制度不同的是，收支流程体现在三种简册组合的形式中，并非在同一簿书中完成。再如举私学簿、隐核新占簿反映了孙吴皇权与将权围绕占募进行的博弈。孙吴建国后，孙权与豪将的矛盾以及政令执行成效的大打折扣从中可见一斑。此外，孙吴加强对吏民的人身控制，促进了“吏户”、“士家”的形成，为征讨武陵蛮加大了对编户民的赋调，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出卖夷生口、兴复陂田等在吴简簿书中都有具体的记录。
相比传世史籍，吴简簿书记录的内容，相对真实地反映了孙吴社会的“底色”，为学界在研究那些新奇、激烈、变动的历史问题时，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背景和基色。这反过来会促使研究者更加理性平和地看待社会历史变迁，逐步重视社会日常和稳定秩序在历史潮流中的主导作用。
吴简文书学研究以确认的簿书为依据，对孙吴临湘侯国吏民社会的基本情况展开研究，不仅使我们能够具体而微地了解孙吴基层社会，特别是官民互动过程中显现的社会景象，也为今后更好地把握汉晋社会的变迁提供了条件，有助于重新审视孙吴在汉晋社会变迁中发挥的承续或革新作用，呈现汉晋基层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