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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儒家经典《诗》、《书》、《礼》、《乐》原本于“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文化，经孔子和七十子后学相继传授、解说，是为儒家文化。战国时连同经孔子笔饰的《易传》和《春秋》，称为六经。汉立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典成为两千年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这些经典从口头传授到书于竹帛、镌之石碑、转抄于纸卷、刊刻于梨枣，传之于今，已与先秦原貌存在不小的差异。
存世石经揭示与汉字和经学发展的关系
儒家石经指镌刻在石碑上的经典。自汉末以降至清中叶，计刻有七朝石经，即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广政石经、嘉祐石经、绍兴石经、乾隆石经。石经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载体，是汉、魏、唐、孟蜀、南北宋和清官方的钦定文本，从文本到文字都体现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标准，具有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多重价值。今开成、乾隆石经外，绍兴石经尚存大半，他则多残泐毁弃，沉埋地下。残存断碑和文献记载所留存的仅是部分历史信息，揭示了石经与汉字和经学发展的关系。
就字体而论，熹平石经为一字隶书，正始石经是古文、篆文、隶书三体，开成石经和广政石经皆楷书，嘉祐石经为真篆二体，绍兴石经或真或行，乾隆石经则纯一楷书。历朝都有自己的标准字体，镌刻石经是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经学范本，故首先须与当代通行的正体字相适应，必要时才兼备它体。汉承秦后，变篆为隶，经典文字在篆隶变化中歧出不一，为师法家法争端之一因，影响到经典意义和官吏仕途，故熹平石经用标准的隶书书写，以统一今文经本。曹魏时古文经学立于学官，时今古文经学界限渐趋泯灭，故镌刻古文、篆、隶三体，既希冀还原古文经本，也俾学者对照今古文文字差异。六朝楷书定型，但别体讹字泛滥，波及经典，唐贞观以后曾数度勘定，犹难奏效，故开成间用楷体书镌于石碑，冀定于一尊。凡此均显示出以楷定文字而统一文本，借统一文本而推行标准字体的意图。
就内容而言，熹平石经镌刻《诗》、《书》、《易》、《礼》、《春秋》、《公羊》、《论语》七经，很大程度上出两汉五经博士的今文经学传统和《论语》地位的提升。正始石经刻古文《尚书》和《春秋》、《左传》，标志着汉末三国之际今文经的式微和古文经的兴起，为六朝隋唐经学奠定了基础。广政石经兼刻经文和注文，可以看出汉魏古注在隶楷兴替下历经六朝三唐，文句字形皆已舛乱。嘉祐石经刻《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九经，与北宋科举考试息息相关。高宗御书绍兴石经，其《易》、《书》、《诗》、《左传》和《礼记》正是孔颖达主纂《正义》的五经，说明唐宋经学具有相承的一面；而《礼记》仅书《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复镌刻《论语》和《孟子》，反映出经二程提倡后的经学走向已经发生变化，理学格局基本定型，朱熹承之而起，倾数十年精力集注《四书》乃势与理的必然。
汉魏石经残石出土引起轰动
20世纪20年代，洛阳出土大批一字和三字残石，掀开了一千七八百年前汉魏石经的朦胧面纱，引起极大轰动和传拓研究的热潮。熹平石经所刻是五经、六经抑或是七经，文献记载舛乱，学者持论各异。残石出土后，经王国维、罗振玉、马衡、吴维孝等人相继传拓研究，不仅确证其为七经，更进而考定《诗》用《鲁诗》、《尚书》用欧阳本、《易》用梁丘本、《春秋》用《公羊》本、《公羊传》用严氏本、《仪礼》用戴德本、《论语》用《鲁论》，使数百年疑惑一时明朗，纷争渐趋消解。七经皆用汉代官学今文本，表面是为统一家法文本文字，实质也是为挽救官学今文式微而民间古文盛行的一种举措。曹刘兴替，古文经学纷纷立于学官，遂于正始初年镌刻三体石经。正始石经究竟刊刻几经、共有几碑，文献语焉不详。三体石经《尚书·无逸、君奭》巨碑和小块残石的出土，证实王国维《魏石经考》所定《尚书》用马郑本的推测。石经正面《尚书》，背面《春秋》，因底部镌有“第十七”的《梓材》和镌有“第廿一”的《君奭》残石出土，全部魏石经二十八碑五十六面的《尚书》、《春秋》位置由此排定。两经之外，《隶续》还录有《左传》文字，经臧琳、孙星衍等离析，王国维最后推定：《左传》刊至鲁桓公而止。由正始二年（241）至司马执政才二十多年，说明三体经本费工浩繁，旷日持久，魏晋禅让，工程废止。反映出文化与政治荣损与共，休戚相关。
石经复原破解古今经学难题
沉埋千年、一旦破土而出的残石，真正让世人惊讶的还是它的内容。两汉今古文经学争论一直为宋以下尤其是清代学者所关注，并融入民国古史辨学潮中，衍化为古书真伪之争。由于无法一睹秦汉文本之真，争论始终停留在推测阶段。汉魏石经残石的面世，经研究推排复原，不仅让我们目睹今文经文本原貌，今古文经本差异，并可由此窥探先秦秦汉文本流传中的错讹，乃至古史与年代学等问题。
《毛诗》独传一千四五百年，三百篇古本顺序已深入人心。赵明诚《金石录》说《鲁诗》篇第与传世《毛诗》小异，八九百年来学者少所关心，至王国维犹未破解。经罗振玉对续出的熹平残石计算推排，获知《小雅·彤弓》之后为《宾之初筵》而非《菁菁者莪》；《大雅·旱麓》之后是《灵台》而非《思齐》，仅出土残石之序次不一已遍及风雅颂，推想三百篇中差异相当可观，证实赵氏鲁、毛篇第小异之说确有所据。《邶风·式微》共二章，《鲁诗》章次适与《毛诗》相反。章次相异可能是错简，而篇第错舛涉及春秋诸侯世次问题。《郑风》二十一篇，鲁、毛两家不仅篇次不同，其篇次所呈现的郑国诸侯世次也已混乱。《诗经》无论为谁或何时编次，各国诗篇前后与诸侯世次一致应是一种常理，这表明两家的篇次在战国秦汉的口传中都曾颠倒混乱，可证班固《艺文志》所说确系当时实情。由此推测，古本《诗序》（古序文字）在先秦时独立于四家诗之外别行，逮及口传错乱的四家诗形诸文本，在传授中时有引《诗序》作解者，而《毛诗》经师为显示其渊源有自，全取古本《诗序》分置各诗之前。《诗序》完整的侯国世次与已舛乱的《毛诗》篇次不能相应，为保持传授文本原貌，经师援序配经，形成现今所见传本。《鲁诗》残石的复原不仅可使我们认识和追溯小序的来历，更为探索四家诗有无诗序开启了新的思路。
《尚书·无逸》是周公列举殷商三宗的经历与施政作为以劝勉成王的训辞。传世《古文尚书》本以中宗、高宗、祖甲为次，马、郑据序次而指祖甲为高宗武丁子，《孔传》和王肃则认为是商汤长孙太甲。历代尚书学者费尽心机，多方诠释，仍难有定说。宋代熹平石经《无逸》残文出土，高宗后无“祖甲”一段文字，而中宗前却有四十字的空位，昭示欧阳本是以太甲、中宗、高宗为次，孔传、王注并非空穴来风。清儒因《古文尚书》案的牵连，对此还在左袒右袒，犹疑不定。民国初年三体石经《古文尚书·无逸》出土，次序与传世本古文《无逸》一致。今古文序次之不同，表明两者异同产生年代可溯至西汉甚至更前。取证于当今出土竹简的书写格式，联系刘向以中秘古文《尚书》校大小夏侯、欧阳三家经文的脱简实例，祖甲一段文句适为二支竹简的文字。以简牍格式排列，可确证祖甲应为太甲，原在中宗之前，其窜乱到高宗之后系由汉以前错简所造成。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排列殷商晚期年代时，从马郑说认祖甲为高宗子，将高宗以后的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四王年数框定为44年。由于将祖甲兄祖庚在位七年排斥在外，与《无逸》中周公所说祖甲之后“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的晚商帝王在位年数抵牾，于是只能认为周公是泛指中宗、高宗、祖甲以后的某些王。但如据熹平和正始石经残石的错位作符合历史的推测，将祖甲依从今文经本次序置于中宗前定位为太甲、中宗、高宗，则高宗之后容有在位七年的祖庚，这与周公所谓逸乐之王多三到十年的短祚适相吻合。
事实上，前述所举指示残石可以补充、佐证经文是非和历史事实十分重要。比如开成石经《月令》改动经文与绍兴石经由高宗御书的事实，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价值和内涵，反映出皇权对经典的重视与渗透，而乾隆石经的前后磨改，就更隐含着和珅专权的影响。总而言之，作为不可替代的实物文本七朝石经，对研究经学史、政治史甚至历史年代学，都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当今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发掘儒家经典的现代价值，更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