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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进展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微博微信公共事件和社会情绪共振机制研究”自立项以来，在首席专家陈力丹教授的统筹协调与指导下，课题组按照研究计划有条不紊地稳步推进，各个子课题也同步进展顺利。
截至2015年6月底，课题组完成中期研究报告《新媒体公共事件传播中的社会情绪演化逻辑研究》（10万字），发表阶段性成果的学术论文15篇（其中8篇论文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2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具体的研究进展如下：
1.2013年11月，课题立项，陈力丹教授联合四个子课题负责人，随即启动子课题组长沟通会，课题研究的基础文献的搜集工作也同步开始。
2.2014年1月-4月，课题组根据申请书的专家评审意见，重新调整和规划了研究思路，在原先的五个子课题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了研究问题，课题组成员分头行动围绕课题的内容整理中外文相关资料，多次召开小型学术研讨会，并就课题研究方案设计进行优化。
3.2014年5月，课题组筹备开题会并在当月28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开题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商定了课题研究中的关键概念界定，使用的核心理论依据，以及多元研究方法引入和设计，并明确了全体研究成员的分工与研究执行的时间进程。此次开题会的成果以论文《新媒体事件研究的理论想象与方法路径》的形式发表在2014年第11期《新闻记者》（CSSCI）期刊上。
4.2014年6月-8月，课题组完成了“2012-2014微博微信公共事件案例库”的第一期建设，利用慧科数据库共搜集微博微信公共事件关键案例30起，包括全部的传媒报道文本与热门微博文本，至此获得了丰富的基础案例素材。
5.2014年9月-10月，课题组对12位新媒体用户进行了深度访谈，一方面从新媒体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角度搜集鲜活材料，另一方面利用访谈的形式就研究方案的一些问题进行预研究。
6.2014年11月-12月，课题组核心成员集中学习并掌握了国际前沿的社科方法——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并将该方法引入到子课题三、四的实际研究中。
7.2015年1月，课题组召开阶段性研讨会，部分子课题负责人和主要研究成员参加，就课题进展遇到的问题、困惑进行沟通，并就下一步的研究进行了商讨与规划。
此间，课题组有多项成果以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在《国际新闻界》《当代传播》《新闻记者》等期刊上。
8. 2015年2月，课题组完成了“2012-2014微博微信公共事件案例库”的第二期建设，在第一期30个案例库基础上，补充搜集资料，增加至48个关键案例，充实了研究素材。
9.2015年3月-5月，课题组依据前期掌握的理论文献资料、案例基础资料，结合QCA研究方法开展富有成效的研究，集中攻关，完成了课题的中期研究报告《新媒体公共事件传播中的社会情绪演化逻辑研究》，共计10万字。同期在《编辑之友》（2015年第5期，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社交媒体减弱政治参与——“沉默螺旋”假说的再研究》。
10.2015年6月，课题组召开中期研究总结会，邀请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评议，并就报告的不足之处提出修改建议。同时，课题组规划了未来半年的研究内容，重点讨论了如何在中期报告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解决目前研究的难点和瓶颈。课题组还对研究的执行方案进行了调整，对各个子课题的内容也做了改进。
目前，子课题“社会情绪的线上话语形态、情感动员模式与监测预警模型研究”因划拨经费审批周期长而进展相对缓慢。就课题的进展情况来看，本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较为丰硕的，但对成果的推介力度还不够大。下一步除了继续深化研究外，课题组准备创新成果推介方式，并主动联系国家社科基金的专刊专栏，撰写《成果要报》，积极地推介研究成果。
就研究本身遇到的一些学术难点，本课题组主要的解决方式有三种：
一是回归经验材料，挖掘其与理论假设的关联，随着子课题三划拨经费到位，不断促进现实案例和已有理论的对话，调整研究的微观设计方案，使研究的开展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二是积极拓展研究视野，引入国际最新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路径上力争有所突破，目前已经引入了QCA研究法，未来还将引入小型语料库分析、网络文本挖掘等更多新方法；
三是课题组成员密切加强沟通联系，要保持经常性的学术讨论的习惯，依托课题本身，下一步课题组还将召开更多的学术会议，与部分期刊、研究机构合作研究，推动难点问题的攻克。
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从首席专家到各个子课题负责人，再到课题参与成员，都投入了较多的时间、精力，形成合力共同推进课题的研究进程。当然，与当初申请课题的设想相比，目前的研究方案更加细化，也更加具有新意和前瞻眼光，这些新的变化、新的思考、新的规划，都将在未来研究中扎扎实实地给予落实。
在未来的研究中，课题组将从中国本土的新媒体事件案例出发，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融合多学科理论视角，持续地将本课题的研究推向深入，争取做出兼具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的学术成果，争取在网络舆论、网络情绪治理等相关方面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建言。
二、 研究成果情况
这里从本课题发表的阶段性成果（见附件EXCEL）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4项成果予介绍：
1.陈力丹、熊壮：《2014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发表在2015年第1期《当代传播》（CSSCI）期刊上，并被2015年第9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概述了 2014 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中的十个新鲜话题，包括媒介融合、微传播、PGC内容模式、微信公众账号、网络事件、数字遗忘权、媒体反腐、公共外交等话题。其中多个话题与本课题密切相关。
就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传播”形态而言，文章指出“微传播”形态正改变着人们的交流方式和生活模式，进而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网络舆论的形成方面，微博具有形成网络舆论场的大部分特征，具备强媒体属性；而微信更偏重社交属性。
文章指出，微信传播具有综合性、实时性、相对聚合性特征，但现实中重大事件中微信传播的舆论引导存在诸如引导主体不明确、引导信息源真实性不确定、引导内容冗余性以及引导有效性欠缺等问题。
就网络事件研究而言，文章发现，2014 年并不是网络事件的多发年，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时间上的空档，学界有机会对近年来我国已经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历史梳理和经验概述，成为一个热点。
文章综述学界研究指出，目前我国网络事件研究存在的五种取向——行政管理、媒介建构、舆论场域、公共领域和集体行动。不论哪一种取向，网络事件的主体都是网民的情绪宣泄和价值表达，议题则多为“政治性官民冲突和社会性公共事件”。
这些综述为本课题的研究进一步廓清了关键概念，勾勒了研究地图，也为本课题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文献基础。在现实社会影响方面，该文章综述的学术观点贴近当下前沿的热点话题，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
2.周俊、毛湛文、任惟：《筑坝与通渠：中国互联网内容管理二十年（1994-2013）》，发表在2014年第5期《新闻界》（CSSCI）期刊上。
这篇论文对1994-2013年中国互联网内容管理的历史进行了扼要梳理。通过回顾二十年间的关键节点，本文分析了互联网内容管理的强度、方式、思路的变化，并对未来网络管理的转型提出改进的建议。
论文认为中国互联网管理的模式亟待需要转型。目前的管理模式的特点是“重筑坝、轻通渠”和“重规范、轻发展”，结果使得那些对公众有重要意义的新闻信息，以及对权力部门有监督和制约功能的信息供给太少，最终削弱了网民舆论监督和民意表达的热情。
论文提出，当前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使手机等移动终端与个人生活牢牢绑定，凸显了信息传播的个性化、私密化、封闭性，信息监管更为困难。如微信接近于人际传播和小群体传播，以半公开半封闭的状态传播，加之语音信息以听觉为主的特征，也带来监管难度。
论文建议，下一步相关部门需要着重思考的是如何拓展互联网的发展空间、如何为言论自由创造更多的政策保障、如何吸纳行业组织和普通网民形成普遍自律的氛围。
这篇文章对中国网络内容管理的20年历史的梳理，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同时为本课题进行子课题五“共振调节机制”的相关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其总结发现的历史结论，也对当下有启示意义，特别是为目前的互联网内容监管提供了转型与优化的方向。
3.毛湛文：《新媒体事件研究的理论想象与路径方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微博微信公共事件与社会情绪共振机制研究”开题研讨会综述》，发表在2014年第11期《新闻记者》（CSSCI）期刊上，并被2015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
这篇论文是本课题的开题会综述，开题研讨会上各位学者的观点进行综述，论述了当前新媒体事件研究中亟待超越现状的地方，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路径方法，特别讨论了目前微信传播研究应当如何突破瓶颈的问题。这些观点对于新媒体事件、网络舆论等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文指出，在研究情绪共振现象时，应该特别考虑到共振的制度背景和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把共振放置于一种更为开阔的社会背景、叙事视野下研究。要注意社交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性安排、情绪酝酿爆发的群众性基础、政府管制的合法性等等因素。
论文认为，微博的式微不能撼动微博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互联网公共表达平台的地位。微博上的社会阶层群体极端丰富，在公共事件表达中作用显著，可供分析的内容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事件可能在微信这个“私人客厅”中酝酿，但真正的表达、互动、情绪共振还是主要在微博这个“社会广场”。
论文也注意到，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变化，微博和微信有可能会在未来走向式微，甚至可能会衰落和消亡。但是，微博所代表的弱关系传播平台、微信所代表的强关系传播平台，却仍然会以其他的媒介形态一直存在下去。所以，课题研究目标不应当限于仅仅考察微博和微信上的情绪共振，更应该探寻技术平台背后的关系类型，即对比、揭示出强关系平台和弱关系平台之间的差异性。
论文提出，在新媒体事件的研究中，应当将传统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计算机科学中的大数据分析的方法统合使用。前者包括调查问卷法（对线下现实的社会情绪进行测量）、社会网络分析分析（对影响共振机制的意见领袖、传统媒体公共账号的网络位置进行测量）、话语分析（对共振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情绪表达符号进行考察）。后者则主要是设计一套指标体系，基于海量网民意见和情绪进行数据挖掘，找到新媒体事件与社会情绪共振之间互动的相关关系，进而建立分析模型和数据可视化。将两种方法范式结合使用，才能更深入地解释新媒体事件与社会情绪共振的影响因素、转化机理以及社会后果。
这篇文章，除了明确了课题组的总体性思路和方案之外，它在探索和寻找新媒体事件、网络舆论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路径方面，具有前沿的学术价值。
4.陈力丹、徐志伟：《网络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周亮解说门”》，发表在2015年第1期《新闻记者》（CSSCI）期刊上。
文章试图从网络集体行动的概念出发，思考不同地域网络社群针对“周亮解说门”的讨论方式与传播路径，对“网络集体行动”这一社会情绪共振的典型表现进行个案研究。
文章认为，苏北社群的网络反击、上海社群的论坛发声与外省社群的意象挪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鼓励个人信任符号化的核心价值观——基于地缘因素的社区认同感，借此促进网络社群内部的凝聚。
文章认为，新媒体事件能够为特定社群的情绪释放提供表达契机。苏北社群网友通过在周亮个人微博中大量评论、相关微博的转发而迅速做出回应。他们的话语表述以情绪发泄型为主，展现的是一种绝对化、非理性的道德批判，很多言论具有明显的攻击性和嘲讽意味。平时，他们一般的不满很难被“听到”，这次选择或被赋予苏北人群体的身份，通过集体行动放大的群体不满则可能被听到，并由此在主流媒体上得到反映。
文章提出，基于地缘身份的认同，借助互联网传播技术创造了一个分享情感并相互支持的“虚拟真实空间”，这种现实与网络连接的双重性促使网络集体行动表现出很强的动员力与凝聚力。
这一观点的提炼，对于理解特定社群、特定集合的社会情绪共振，提供了案例支撑。在认同感的驱使下，社会情绪的共振更容易也更快速发生。这一发现也有助于从学理上揭示社会情绪共振的深层机理。
以上这些代表性成果在发表后，分别以不同形式在微信公共账号、微博空间以及网络学术论坛上传播，获得学界同行的高度认可。一些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文章，亦引发了广泛的学界影响。这些文章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同样在现实的新媒体事件中得到较多的印证，对于网络情绪的疏导、调节，能够提供理论依据，也能带来现实的思考和启发。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