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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别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时期汉语文献的发掘与研究”首席专家、课题组成员，厦门大学教授、博士
从日本江户时代开始，日本汉语教科书的编撰日渐兴起，直至明治时代，汉语教科书的编撰趋于成熟且体系完备。以六角恒广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关于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性成果已经不少，并显现了独特的“国别”研究优势。但我们认为，目前挖掘日本汉语教育史第一手资料文献的工作更为重要和紧迫，因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原始文献的匮乏必然会制约着我们的研究水平，而这恰恰是理论性成果所不可替代的。只有充分挖掘出这些资料，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教科书所带来的学术价值。
比如，后藤朝太郎的研究是日本学者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语言学理论比较科学、系统地分析现代汉语，建立了一整套研究现代汉语的学术模式，并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从而开启了研究现代汉语的新时代。
比如，对日本明治时代汉语教科书编撰者的语言意识，如语音意识、语法意识、词汇意识的阐发不够。日本学者编写的汉语教科书体现了其对当时汉语语音、语法、词汇以及语言教育的认识，已经形成了比较成型的语言观念。
比如，对日本明治时代汉语教科书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研究停留在表面上，仅以体例研究代替内在关系研究。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体例只能显露部分乃至很少一部分内在编撰理论关系特征，大量的内在编撰理论关系特征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获得。
比如，对部分日本学者编撰汉语教科书旨在进行文化侵略的目的性认识不足。有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编撰汉语教科书旨在进行政治、军事、文化侵略，如《自迩集平仄编——四声联珠》（福岛安正编辑，英绍古校订）一书。显然该书传授汉语只是幌子，刺探中国各个方面的机密才是真正目的。可见，日本学者编撰汉语教科书的历史反面作用不能等闲视之。
比如，没有能够从教科书体现的编写“类别”特点出发认识其价值。每一本汉语（包括汉语方言）教科书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如果没有深入挖掘，就谈不上科学地总结编写特点；没有总结编写特点，就不能加以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当然也就难以认识其学术价值所在。日本学者并没有宣称自己已经建立了汉语会话分析系统，但却已经能够很好地运用汉语会话分析理论研究汉语会话材料。
比如，很少从语言学习者的角度观察教科书的实用性特点以及教学效果。日本学者编写汉语教科书，大多是速成会话教科书，可以看作是由战争的狂热所催生的汉语教科书畸形发展的实证。我们可以深入探讨日本学者在编写汉语教科书时，着眼于学习者强调实用性的特点究竟有哪些表现。我们应该对日本明治时代汉语教科书编写的内在和外在机制、编写的需求机制以及速成教育的功过得失、速成非正规化的优势与劣势、日本明治时代汉语速成教科书的现代意义等问题作出更为周到细密的分析。
此外，这种不够深入还表现在：对汉字文化圈视野内日本学者编写教科书的语言特点挖掘不深；日本汉语教科书本土化的语言研究历史线索需要进一步摸清；日本学者对口语与书面语关系的认识还需要甄别；对商业、军事等特定领域汉语教科书编写的重视，带给今人的启发尚待理清；散见于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日本明治时代汉语教科书还有待于进一步收集与整理等方面。
我们应该大力挖掘并编印日本汉语教科书文献，不仅可以弥补六角恒广、波多野太郎等文献收集上的缺憾，更可以通过日本汉语教科书文献的收集而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进一步明确学术意识，转换学术视角，以便适应当代中国“海外汉学”学术发展趋势的基本要求，对此，学术界应共同强化认识、一起努力，真正提高研究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