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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编者按: 近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阶段性成果——“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隆重推出，把《系年》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系年》是清华简的一部分，是一部完整的、未见记载的先秦史书，无论是从史料学还是史学史上，都是十分重大的发现。作为一部两千多年前的史书，《系年》给我们的新知是大量的，如何理解这部史书，还需要广大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期专刊特邀请3位专家学者撰文，以商学界同仁。
“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书影 资料图片
清华简是战国楚简，多达2496枚，大部分是完简，字迹清晰，形式多样，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史类文献篇目虽然不是很多，但史料价值非常高。在史类文献中有一篇记自西周初年，迄至战国早期的完整史书，就是《系年》。经过将近5年的努力，近日，前期成果“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问世。作为主编，在此介绍一些基本情况，谈一点个人想法。
出土文献与传统文化
传统，尤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大问题。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断断续续，起起伏伏，但大都与国家的强盛与否相关。为了国家的强盛，常常反对传统文化，历史上的秦与新文化运动皆如此；国家一旦强盛，就会倡导传统文化，历史上的汉与现今亦如此。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断裂。历史记载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战乱造成的思想禁锢与文献散失。我们今天的学术根基是汉代人搜罗残余构建起来的。汉惠帝除挟书令，其后逐渐开始对文献搜罗、整理、研究，到了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等把当时所见的图书做了全面的清理，刘歆在《七略》中分类介绍，也就是《艺文志》的前身。汉代的学术，一直是以文献的整理与阐发为核心展开的。随着先秦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我们对这个过程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第一，先秦古书很多，但留存到汉代的很有限。《上博简》《清华简》中的大部分古书《艺文志》未著录，也就是说，这些书汉代人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第二，秦朝的禁书令很有效。最近陈伟先生主编的集成性巨著《秦简牍合集》出版，其中除了个别记录鬼怪故事的木牍外，没有古书。
第三，汉代学者见到一部分“古文”文献，有金文铭刻也有简书，像张敞这样的好古之辈还能够释读。这些古文文献在当时就成轩然大波，引发经久不衰的今古文之争。我们可以理解，当时，一部分官方学阀，依照其所见材料构建起一套学术体系而获得不可动摇的地位，突然出现的新材料否定了其惨淡经营的学术体系，动摇了其学术地位，情何以堪？不承认，进而诬说是假的，在历史上每次重大发现之后，都会有这样的人出现。“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汉代一部分人面对出土文献就是这么做的，这也可以说是另类“传统”。当然，对以牟利为目的的假简需除恶务必尽，我们坚决支持。
第四，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所有传世先秦古书都经过汉隶的转写，先秦古本的真实面貌已经完全不可知了。
第五，汉代人所见有限的先秦古书，现在绝大部分也佚失了。
这也就是说，汉代虽然在秦火余烬基础上“复兴”了文化传统，但先秦时代的很多文献，汉代人已经见不到了；汉代人所能见到的，很多我们已经见不到了；我们的早期学术传统就是在这样有限的文献基础上不绝如缕地传承下来。
出土文献为我们打开了一道门，让我们直接走向那个未经秦火的时代，中国文化的探源工程有了更加可靠的依据。“先秦古典学的重建”“古史的‘新探’或‘重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系年》的价值
什么是历史文化的重大发现？对重大问题或填补空白，或颠覆常识。《系年》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当之无愧。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代有这么一部书，而且是如此重要的一部先秦史书。
《系年》全篇138支简，每支简背有编号，共3875字（包括合文与重文）。全篇原分23章，每章相对独立，章尾有标志，简尾留白。内容自武王克商开始，一直到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大战、楚师大败结束。《系年》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略作条述。
《系年》提供了一些前所未知的重要史料，尤其是前四章有关西周晚期与后四章战国早期的史事。这是两个处于历史变革关键的时期，但史料奇缺，我们所知甚少。李学勤先生根据《系年》率先在《光明日报》上探讨秦人之起源，引起巨大反响；课题组其他成员也有很多成果问世。中间15章虽然大部分可与《左传》互证，但或异或同，一些前所未知的重要史料对更加准确认识那个时代有重要意义。随着材料的公布，“古史新探”之类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先秦史研究注入了活力。
《系年》的史书体例独特，是史学史上的重大发现。许兆昌教授指出，“其谋篇，布局宏大”，“纵观各类传世及出土的先秦史学文献，《系年》应与《左传》《竹书纪年》《国语》等史著一样，代表了先秦史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我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系年》在先秦史学创作中还有其独特性。全篇既不是单纯的纪事本末体，更不是编年体，而是有整体布局，通过叙事与剪裁，表达著者的历史观。这种体例先秦史书闻所未闻。在与马卫东教授谈论《系年》时，他为那个时代有这样明确“史学意识”的著作而惊讶。我相信，《系年》的出现，就像曾侯乙墓编钟改变对音乐史的认识一样，也会改变我们对先秦史学的认识。
古书的形制很早就有学者根据文献上的一些记载做过梳理和推测，但未见实物，扑朔迷离。《系年》让我们看到一部完整的古书。竹简编号、简背划痕、分章、标点、篇题等等，信息丰富多彩，不仅让我们目睹了先秦竹书的原貌，更为重要的是在竹书的整理过程中，形制对于竹简的编连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系年》的文字规整秀丽，最初我们以为是典型的楚文字，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不少字与楚文字的写法或用法不合，有的保留了甲骨文、西周金文的古老特征，有的字具有三晋文字的特点，这不仅涉及文本的来源、作者的身份等，而且让我们对“楚文字”也重新思考。具备什么样的特征才能叫楚文字？楚文字内部的地域差异有多大？列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给楚文字带来什么影响？《系年》文字疑难字不是很多，但一些独特的写法和用法还是让我们对一些文字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以此为契机，对一些构形不明的文字和历史问题加以新的解读。
楚简字迹风格十分多样，清华简的字迹从整体上看以整饬规正为主，不同书手又表现出突出的个性，非常具有观赏性，从艺术的角度看也很有价值。
作为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我们非常期望能够对其作者、史料来源、创作目的、历史观念、文本流传等有所了解。遗憾的是，这些重要信息即使留存也都被破坏，消失殆尽了。随着清华简的逐步公布，我们会对墓主的知识结构（也可以视作《系年》的知识背景）看得越来越清晰。
总之，《系年》是填补空白、改变常识的重大发现，有着多重价值，需要我们慢慢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