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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侵华战争‘慰安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战争时期的难民往往是最弱势的群体，因此对于难民的救助，充分体现了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大爱精神。在众多对于二战难民救助事例中，中国上海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难民最多的城市，也是拯救难民最出色的城市。犹太难民区和南市难民区的两个案例，共同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光芒。
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当希特勒发动反犹浪潮时，英国发表了严格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美国也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国门。这时，中国人民和上海这个都市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总人数接近3万，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仍有2.5万名左右的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他们称自己为“上海犹太人”。仅后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1943年2月，侵华日军在上海虹口建立“无国籍难民指定区”，对犹太难民进行管制。这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难民区，犹太人称为Shang Ghetto——上海隔都。
在艰苦岁月里，犹太难民与他们的上海邻居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们同病相怜，奏出了一曲跨文化交流和患难与共的动人乐章。犹太人与上海人一道生活、一起过中国年，在饥饿的时候一起分享极少的食物。犹太小孩和上海孩子携手在学校上课学习，在弄堂里玩耍，可以说上海人民与犹太人朋友是患难见真情。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麦可·布卢门撒尔曾回忆说，上海邻居们总会微笑着打招呼，有时会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吃饭，甚至借房子给我们住，尽自己所能帮助我们。临近二战结束时，有一次美军在轰炸一处日军军事目标时，有几枚炸弹掉在了难民的住宅区，造成了几十名中国人和犹太人死伤。当时，居民们不分国籍，纷纷投入到救护互助之中。著名生物学家卡尔·贝特汉姆至今还记得当年在中国邻居家吃的一顿年夜饭，“就吃了那一顿饭，我一下子学会了使用筷子！”虽然战后难民们相继离开上海，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永远存留着一份珍贵的上海记忆。
今天，镌刻着13732位上海犹太难民的“上海名单墙”，成为全球唯一一个以拯救为主题的幸存者名单纪念墙。上海霍山路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和青浦的“上海犹太纪念园”，成为展示这段往事的纪念场所。
除了上海，哈尔滨、青岛等地也接纳了一些犹太难民。1992年12月，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作为第一位访华的以色列国家元首来到中国，特地访问了上海犹太难民遗址。他对中国领导人说：“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在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之际，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专门拍摄了宣传片《感谢上海》，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
救助30万中国难民的南市难民区
旧中国战乱频仍、灾害不断，法国人饶家驹（Jacquinot）神父曾多次参与各种人道救援活动。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轰炸引发难民潮，大批战争难民涌入上海华洋交界地区，情况十分危急。这时，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联络中外慈善团体，发起建立保护难民的安全区。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划定民国路（今人民路）、方浜中路之间的区域为南市难民区，饶家驹任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难民区于1937年11月9日成立，延续至1940年6月30日，在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难民区，建立了130个收容所，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构建了票证系统，所有贫困难民都享有获得口粮的权利，每人一天能领到6两米（旧制16两为1斤）。大难当头，上海各界纷纷慷慨解囊。伶界曾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定期给各收容所发放现金；上海地方协会也捐助了巨款；冬季来临前，上海市商会发动全市的棉花店捐献棉花、布店捐献布匹。难民区里设有3家难民医院、1家产妇医院以及1家灾童医院，还有1家残老院。1938年5月，饶家驹飞赴美国、加拿大，为难民募捐。在白宫，罗斯福总统提供了70万美元。
饶家驹每天在难民区巡视，指导救助。他喜欢和难民在一起，经常牵着儿童的手，抚摸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饶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在“难民之父”、“中国之友”饶家驹的领导下，南市难民区共救助了30万中国难民，使他们免遭屠杀、流浪的惨剧。南市难民区于1938年被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视为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
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参与了难民救助工作，并在中共江苏省委设立难民委员会。参与难民工作的有刘晓、刘长胜、沙文汉、王尧山、张爱萍、曹荻秋、陈国栋等，他们曾以“移民垦荒”的名义输送大批难民中的优秀分子到新四军中去，充实壮大了抗日队伍。
难民救助模式成为国际法
这个战时各方有义务保护平民的“上海模式”，后来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乃至世界各国，并推动了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
在成功创办上海南市难民区后，饶家驹又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内陆地区，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饶家驹认为：“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实践（即南市难民区）已经拯救了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这是在我们极其缺乏经验和受到当地极大阻碍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我们有个合理的想法，这个方法能够同样地应用到其他环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国人士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国际安全区。而拉贝、华群（魏特琳）、马吉等人在创建南京安全区时，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的，日军拒绝设立安全区的意图也是先告知饶家驹的。1938年10月汉口成立难民区，饶家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日高等多次讨论，形成备忘录，然后赴重庆游说宋美龄，从中方争取到大笔救济资金，同时也与美、英、法等国代表会商。汉口难民区成立时，饶家驹担任委员会临时主席，并说服日军，使难民区免于日军的轰炸。尽管饶家驹曾设法与汉口的日军交涉，但难民区的难民被日军强拉做苦力、被随意逮捕杀害的情况仍大量发生。饶家驹还致力于救助广州难民。1938年10月24日，经中日双方同意，广州设立难民区委员会，并设立了5个救援中心以保护平民。
饶家驹回到法国后，继续推广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此时的饶家驹已经62岁了，但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东奔西跑，为救助难民而奔走呼号。二战结束后，饶家驹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敌国的德国民众。因劳累过度，1946年9月10日，饶家驹在柏林去世，终年68岁。
1949年8月12日，63个国家的代表在瑞士订立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即《日内瓦第四公约》，该公约对“上海模式”进行了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部完整的关于保护战争或武装冲突受难者的“国际人道法”的法典。现在，这部“国际人道法”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接受，加入该公约的国家已达196个。同样，安全区的概念被普遍使用，联合国安理会也建议并批准推广安全区来保证战时平民的生命安全。
饶家驹曾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饶家驹曾发誓要为不幸的人尽自己最后的力量。他的言行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评价亨利·杜南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贡献时所指出的：“红十字会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饶家驹堪称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