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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东北流亡群体的历史贡献

2015年12月08日14:08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国东北大学研究”负责人、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九一八事变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流亡群体开始形成。这一群体以撤出华北的东北军政力量为主,还包括流亡关内的东北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及普通难民。“抗日还乡”是东北流亡群体的主要志愿,为此,他们积极参与关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成为国内政治博弈中的一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这一群体也作出过积极的历史贡献。

积极推动全面抗战的兴起

东北流亡群体具有强烈的抗日诉求,群团色彩亦逐渐增强。流亡华北初期,在张学良授意下,东北地方精英阎宝航、高崇民等人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主要组织和援助东北义勇军,也从事抗战请愿宣传和东北流亡民众的救济与安置。这一时期民众的救亡运动虽然主要是在东北军政群体支持下开展的,但中国共产党、青年党等党派已在救亡组织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由于东北流亡群体流亡异乡的悲惨遭遇以及随之而来的抗日救亡热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意识地从这一地方群体中发展力量。1933年后,东北流亡学生中逐渐形成国共两党组织及外围团体的对峙局面。1935年爆发了反对华北特殊化的“一二九运动”,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山中学等校学生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1936年间,“一二九运动”蓬勃开展,它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救亡主张,也代表了东北流亡群体“复土还乡”的志愿,引起国内各界民众的共鸣。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东北流亡群体表达抗日救亡诉求的集中体现,激烈的“兵谏”方式反映了他们义无反顾的坚决态度。“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到扣押,东北军被分割使用,东北流亡群体遭到严重削弱。但“西安事变”促使国民政府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将国策由“积极剿共”转变为“联共抗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形成。“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随之兴起。

全面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面抗战兴起后,分别负责平汉线、津浦线和淞沪地区作战的东北军53军、51军、67军先后参加徐州会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矢志抗日的东北军将士终于实现了对日作战的夙愿。在中国远征军中亦有东北军53军的番号。同时,东北军53军吕正操团、57军万毅旅等部在抗战兴起后先后脱离东北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阵营,成为华北抗战中的劲旅。

在战时大后方的重庆、成都等地,也聚集了大量东北流亡人士。1938年,张学良的旧时幕僚阎宝航、高崇民等建立了东北救亡总会,旨在联络和救济流亡到后方的东北民众。该组织具有较强的地方色彩和中国共产党统战背景,既从事救济东北民众、筹划收复东北的工作,又是掩护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隐蔽战线的公开组织。

抗战中的东北流亡群体不再是全面抗战前唯一的流亡群体,而是全民族抗战的一份子。他们既发挥了解东北的优势,积极从事收复东北的相关工作,又与全国民众同仇敌忾,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东北解放和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而在其后《关于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重要的。”因此,“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同志当选才好。”最终关向应、林枫当选为中央委员,吕正操、万毅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之初,中共中央就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部向东北挺进,并要求各根据地的东北籍干部全部前往东北,为东北新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乃至解放全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依靠大量东北籍干部及官兵,发挥了他们“解放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使得根据地日趋巩固,军队逐渐壮大。而国民党军虽多为中国远征军的精锐,但地理、民情皆不熟悉,相形之下处处被动。因此,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对比逐渐朝着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态势发展,直至最终完全解放东北。而东北解放区的建立与恢复生产,对解放全中国和巩固新生政权具有深远意义。

总之,东北流亡群体曾经是地方意识浓厚的群体,但在抗日战争与国共对峙的时代背景下,该群体亦经历着嬗变。一方面,作为整体的东北流亡群体积极推动和参与抗战,另一方面,这一流亡群体也因国共对峙发生了分化。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整合这一力量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广泛成功地吸纳了这支重要的力量,最终推动了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时局的转变。

(责编:李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