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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战争便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冲击了人们固有的战争观，极大提升了国际社会对战争的认识。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国际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对一战后形成的战争观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而且引发了战后国际战争观的再度转向，并衍生出新的战争观，其影响至今犹存。
战争观的内涵及其代表
战争观是指人们对战争问题总的看法。具体地讲，战争观的理论构架，包括对战争的性质、起因、目的、历史作用以及对待战争的态度、控制战争的途径与方法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对此，各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其中不乏公认的力作。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划分，20世纪影响比较大的战争观有传统的现实主义战争观、理想主义战争观以及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观等。其中，现实主义战争观一般把战争看作一种实现目的的必要手段或工具，同道德无关。理想主义战争观认为任何战争都是不道德的，应无条件禁止战争。正义战争论则是二战后兴起的新的战争观的典型代表，在整理前人见解基础上另辟蹊径，将战争划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至今仍有较大社会影响力。
战前国际战争观的演进
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主流战争观是以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代表的战争工具论，即把战争看作一种政治工具。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作为一种工具，战争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与道德无关，因而也就无所谓正义与否。这种观点自诞生以来逐步被欧洲各国统治者普遍接受，并奉为经典。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各国的军事领导人在面对可能引发战争的争端时无不跃跃欲试，丝毫没有对战争后果的担忧，就是明证。此外，当时《战争论》不仅在欧洲译本繁多，且在20世纪初亦传到了亚洲：1903年传入日本，被日军奉为军人的圣经，日俄战争后成为推动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加速器”；1911年辛亥革命前期，该书还被保阳陆军学校的士官们译介到中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在当时是如何受到各国广泛的推崇和重视，堪称是一战前主流国际战争观的另一证明。
然而，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现实主义战争观的滑铁卢。作为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一战本质上是一场空前的总体消耗战，其破坏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据统计，一战期间双方兵员死亡人数接近1000万人，其中德国180万、奥匈帝国170万、俄国130万、法国140万、英国及英帝国100万、意大利61.5万；罗马尼亚、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分别损失33.5万、32.5万、9万和5.5万；俄、奥、德、法、英等国共有1860多万人受伤。战争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以及庞大的人力、物力损失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被战争残酷现实震惊了的精英们开始反省自己对战争的认识。在此背景下，战前居主导地位的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冷落，富于理想主义的和平主义思潮兴起，基本观念是任何战争都是不道德的。正如英国国联协会领导人谢波德所言：“任何战争，不管其原因如何，不仅是对基督教的一种否定，而且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战争不再被顶礼膜拜，甚至成了人们害怕、厌恶的词汇。1928年，由法国和美国发起、15个国家签署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非战公约》，核心内容就是宣布在国家关系中“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强调“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或解决”。起初签约的只有15个国家，1933年已达63个（包括但泽自由市）。尽管《非战公约》缺乏任何实质性的条约约束，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以缔约的方式宣布放弃战争手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声明，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战争观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昔日对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观的盲目崇拜已经让位给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和平主义非战观。
这种理想主义战争观在国际危机频发的20世纪30年代风行一时，人们希望能够通过裁减军备或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并避免战争。在此背景下，英国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挑衅，固执地推行绥靖政策，企图通过理性妥协解决争端、实现和平。但是，盲目的让步并没有换来和平。1939年9月1日，随着德国对波兰的闪电入侵，新的世界战争再次爆发，这标志着和平至上的理想主义战争观彻底破灭。
战后国际战争观的转向与衍生
二战期间，反法西斯战争的现实需求催生了战后国际战争观的转向，衍生出新的战争观，标志就是正义战争观的提出和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84个国家、20亿人口，人员伤亡近1亿，造成财产损失近4万亿美元。这场战争不仅在物质上给人类带来严重损失，而且在思想上带来极大冲击。在经历长达6年多的战争浩劫后，特别是在了解了战争期间法西斯的疯狂侵略以及种族灭绝的非人道做法后，各国有识之士开始认真反思战前和平主义战争观的合理性。因为战前那些认为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不应该以任何形式进行或参与战争的看法，在事实面前被证明过于幼稚，客观上甚至起到了纵容战争爆发的作用。因此，当各国被迫起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时候，当战争结束后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和种族灭绝的非正义性被揭示出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对战争的认识：简单地否定战争并不能永久地保住和平；战争的定性将直接决定战争这个工具是否会被利用。这种认识直接导致国际战争观在二战后的又一次转向，结果是国际关系学中和平主义的落寞与现实主义的卷土重来，同时伴随着一种新的流派——正义战争论的衍生。
二战后异军突起的正义战争论的奠基者是迈克尔·沃尔泽教授。在1977年出版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一书中，他系统阐释了正义战争论。其核心观点是把战争区分为两类——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涉及的主要原则是“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前者主要涉及在哪些特定的情况下使用暴力具有合理性的问题，后者主要涉及对这些合理使用的暴力应如何加以限制的问题。迈克尔·沃尔泽的著作呈现的是一种全新的战争观，出版后多次再版，至今仍是国外大学相关专业的必读书，同时也奠定了正义战争观在学界的地位。2004年，迈克尔·沃尔泽在新作《论战争》中，进一步补充完善了他的正义战争观，在“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之外又提出“战后正义”的主张，强调对战后政治重建过程中的武力使用问题加以道德约束，这是正义战争观的最新进展。
战争观演变的启示
人类对于战争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相随，其动因和形态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变化，人类围绕战争的观念和认识也在不断演进。20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于世界各国战争观的演变起到了直接促发的作用，不仅导致国际战争观的变化，而且后果相当明显。
战争观的演变与战争形态变化紧密联系，特别是与战争爆发原因和特点密切相关。从一战时的消耗战到二战期间的整体战、再到冷战期间的核战争，国际主流战争观的每一次新的进展和修正都是对以往战争观的升级和完善。战争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形成受历史发展不同时期客观条件的限制，如经济基础、文化传承、社会思潮、时代特点等。与战争形态演变相比，人类的认识存在一定滞后性。如这些客观条件不变，则战争观在相当时期固定不变。这在20世纪全球战争与战争观的互动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极大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面貌，而且从理论层面深化了人们对战争自身的认识。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历史角度对二战前后国际社会主流战争观的演变进行梳理，不仅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且对我们今天理性认识战争、守卫和平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外历史教材中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叙述”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