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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转型中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联研究”负责人、常熟理工学院教授
文学史研究应回到历史存在的现场中，秉持唯物的、历史的观点，尊重文学史演化的本真。同时，历史的存在也是复杂的，不仅要坚持辩证观点，以系统的方法观察其中的关联，还要在对立中发现统一，在看似断裂的事物中，探索其间的相关逻辑。正如黄子平等学者所言，“当我们论证那关键性的‘断裂’时，断裂正是一种深刻的联系，类似脐带的一种联系”。
文脉：无法断裂的晚清
过往我们言及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系，往往因随历史的断代而将其作简单化的断裂，或者仅仅将它们视为异质的对立物。清代散文由“桐城派”主导，到了晚清终究因“奄奄无生气”而走向式微。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桐城派”散文成为“革命”的对象。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直言，“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钱玄同甚至视“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这样，以“桐城派”为标志的清代散文与五四散文之间，就似乎只有断裂而没有内在联系了。由此，便生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研究五四散文所受此影响，通常关注的是晚明和国外的因素，形成“晚明说”和“外国说”。周作人认为，“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朱自清则相反：“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
历史的真实到底怎样？有了近百年的历史间距，今天的学者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本真。实际上，五四散文受到的不只是晚明散文和外国散文的影响，而是多维的综合影响，晚清也是其中非常重要却被明显忽视了的影响因素。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联，是五四散文所具有的多种关联中最为重要的关联之一。这不仅因为五四与晚清之间具有直接的历史接壤关系，而且两者还存有许多细节化的逻辑联系。晚清散文以内在惯性跨越辛亥民初而继续地运衍着，五四散文也历史地承接着晚清散文，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生成新的品质。五四散文正是接受了多种影响，并在新的社会文化生态中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型。
鲁迅、周作人：晚清的“过来人”
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联体现在诸多方面，最为直接而显见的关联是作家主体的关联。鲁迅1881年出生、周作人1885年出生，胡适小鲁迅10岁，作为五四散文双子星座、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周氏兄弟、胡适和许多五四散文作家都是晚清的“过来人”。晚清对于他们不仅是一个出生的时代，更有着思想精神层面的影响。周作人曾回忆：“癸卯年（1903）三月，鲁迅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各三册。”这一细节表明晚清思想、文学是鲁迅、周作人的重要资源。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也说到梁启超的影响：“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震荡感动的。”综观晚清五四散文家文化身份，可以看到，基本上由“文人”性情书写、“学者”知识演绎和“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完成了从“文人”、“学者”到“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如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这些角色转换了的散文作家以时务关注和文化批评为己任。不同于古代散文作家的重要一点，还在于晚清五四主流散文作家如梁启超所说的，他们经由“乡人”、“国人”而成为“世界人”。当然他们具体的心路历程和价值取向等并不相同，梁启超等热衷于政治维新和从集体的角度“新民”，鲁迅、周作人等更多地倡导和实践“人”的文学。
“文界革命”与“文学革命”
晚清有“文界革命”，五四有“文学革命”，虽然提出的背景和内涵并不相同，但仅是一字之异就表明了两者之间是有不少接近性的关联的。“文界革命”直接指向散文的革命，要义是“欧西文思”和“雄放隽快”。“文学革命”虽然不是直接言说散文的革命，但意旨以及用以论证的材料关联着散文。我们将陈独秀的相关言说与梁启超关于“文界革命”、“新文体”的表述比对阅读，就可检索出一些具有相通性的关联词。如关于语言表达，陈独秀有“平易”、“明了”、“通俗”之语，梁启超则强调“平易畅达”，“杂以俚语”之辞；如说作者写作的精神之势，陈独秀以“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状写，而梁启超则用“雄放隽快”、“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感情”形容；如说作品新质的生成，梁启超主张采用“欧西文思”，而陈独秀则以“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这些含有西学因素的命名加以标示；如对待传统古文的态度，梁启超是“夙不喜桐城派古文”，陈独秀也是“不满于昌黎”，不满“桐城派”散文。分析语言表述上的这些细节，可以感知“文界革命”和“文学革命”其间存有的一些具体而微的契合。当然，两者间的不同也是显见的，在梁启超那里，“文界革命”还只是一种思想的碎片，而在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这些五四新文学倡导者这里，对于“文学革命”话题的探讨，是以较为系统完整的形式展开的，表明五四新文学家对于文学革命的倡导已不是起于一时的感念，而有着较为系统的设计和相应的理论支撑。
报刊：散文写作与传播的载体
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代际间的逻辑，非常重要的是逻辑载体，即散文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
古代中国文字是贵族与文人的私权，是身份的象征；诗与文为文学正宗，更多的是在体制和系统内写作、传播。而到近代，如梁启超所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为报刊而写作，是晚清五四时期散文重要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最具文学史的意义。以报刊为媒介载体，自然有别于传统散文的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它对散文的价值取向、选题立意、文体制式、语言表达等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这时的报刊是具有某种社会传播功能的“公器”，它所必需的读者意识以及需要切入时代主题的媒体策略，决定了散文开始由个人自赏的小格局走向关乎国家民族建构的宏大言说。“桐城派”散文奉行义理、考据、辞章，而曾国藩增加经济一项，即是顺乎时代大势的表征；晚清流行的“报章体”散文更说明了散文因“报章”而变体的事实。其实“报章体”不仅特指梁启超时期的“新民体”、“时务体”，五四时期的“随感录”在时务关注和思想启蒙方面，与“报章体”的旨趣是近似的。
有一种现象不难发现：晚清五四时期的一些报刊，成为当时主流散文作家写作的基本载体，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这些报刊的主编、主笔或主要撰稿人。王韬《循环日报》、梁启超《新民丛报》、陈独秀《新青年》、鲁迅和周作人等《语丝》，是近现代散文转换进程中的重要站点。报人与散文家的合体，影响到报刊散文的主题表达。晚清《时务报》等媒体，形成以“维新”、“新民”为宗旨的政治偏至的论说体散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散文的主题与时俱进，由“新民”置换成“立人”。报刊散文的价值是在进入社会传播中生成的，所以语言的通俗化势在必行。晚清新文体语言“务为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这是一种“过渡语言”，是对古代散文语言的改造，又为后来散文语言的现代转化作了铺垫。《新青年》从第4卷第4号起，所有著述都采用了白话，标志着现代白话散文的正式生成。这是散文语言在现代媒体生态中的一种必然。
历史渐行渐远。研究文学的历史，既要远观，在历史的大局中把握其中的关联；也要近察，感受历史发生的肌理，在细节处寻找历史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