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中期检查情况

一、研究进展情况

由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冀青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三批）“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40），于2012年10月10日正式立项，于2012年12月3日在兰州大学举办了开题报告会。现将本项目自立项以来至2014年6月填表时为止的研究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作为本项目的首要任务，由首席专家王冀青带领第一子课题项目组成员，从2013年1月开始编纂《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解说目录》。王冀青曾于1989年、1995年、2000年、2007年多次赴英国调查、整理斯坦因档案。回国后，王冀青已陆续编制档案相关部分的草目，正文框架部分已初具规模，但人名索引部分阙如。至2013年6月，基本完成了按照姓名字母排序的人名索引部分。2013年7—8月，王冀青在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调查、复制斯坦因档案过程中，以及在回国之后，不断丰富《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解说目录》内容，将解说内容由原来的卷宗号细化至页码。今后3年，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扩展和深入，该解说目录将不断获得增补。到2017年12月本项目结项时，使该目录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将作为子课题成果交付出版。

2013年2月，第二子课题项目组完成专著《斯坦因与伯希和关系研究》的初稿。早在2008年10月，法兰西研究院金石学和美文学科学院与法兰西学院为纪念伯希和诞辰130周年及其敦煌考古100周年，在巴黎举办“保罗?伯希和（1878—1945）：从历史到传奇”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和中华书局编辑王楠博士等中国学者参会，并对巴黎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档案进行了复制。荣新江教授回国后，将这批伯希和档案资料分别委托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法国、俄国、日本、美国的一批学者进行整理研究，其中将伯希和与英国学者之间的近百封往来通信委托给王冀青进行整理、翻译、研究。王冀青已于2009年完成对吉美博物馆藏英国学者致伯希和信的整理研究工作，以后又对英国、匈牙利藏斯坦因档案中的伯希和致斯坦因信札进行研究，带领第一子课题项目组写成《斯坦因与伯希和关系研究》一书，将作为本项目子课题成果出版。

2013年11—12月，第五子课题项目组完成专著《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与特林克勒尔往来通信研究》一书初稿。该书依据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特林克勒尔写给斯坦因的将近100封信，以及斯坦因致特林克勒尔部分信件的炭纸复写抄件，再旁及特林克勒尔考察队成员德?太拉等人写给斯坦因的一些信件，将它们汇编在一起进行整理、翻译、考释，然后对它们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撰成此书。初稿约20万字，附155幅图版，将作为子课题阶段性成果出版。

2014年1月开始，第三子课题项目组根据牛津大学藏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1906—1908年）日记手写原稿，对这部日记进行全面整理，同时将之翻译成中文，并加以考释。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是斯坦因历次新疆考古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一共持续了近两年半时间。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记也是斯坦因历次新疆考古日记中规模最大的一部，写在8个日记簿上，始于1906年4月26日，止于1908年9月21日，一共包含875篇日记。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记中包含有大量重要信息，以前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只是根据研究的需要，零星利用过其中一部分日记的内容，已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考虑到对这部日记的整理、翻译、考释工作是其他许多工作（如撰写专著《清朝政府与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的基础，所以有必要尽可能展开这项工作。预计这部日记中译本全部完成后，约有100万字。加上1.5倍的考释文字，全书总字数约250万字。按照原定计划，这项工作的最终目标是撰写成专著《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记考释》，以6卷本形式出版。但也可能根据出版社的建议，将全部日记考释解析成6部标题不同、时间衔接的独立专著出版。截至2014年6月底，已完成对260篇日记的整理和翻译，始于斯坦因1907年2月11日日记（离开新疆阿布旦前往甘肃敦煌），止于斯坦因1907年11月1日日记（离开新疆哈密前往库车），中译本约25万字，将构成《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记考释》的第3卷、第4卷的基础部分。但这部分日记中译本的考释部分约40万字，正在撰写中，尚未完成。

在考释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记手写原稿的过程中，第三子课题项目组开始整理、翻译斯坦因于1906—1908年的考察经费收支流水账。斯坦因在历次新疆考古过程中，均在好几套流水账簿上逐日记录每日花费（用于向英属印度考古局、印度测量局、大英博物院等资助机构报账），包括考察队的食宿费用、考察队员的工资和置装费、雇马匹、大车和骆驼的费用、雇挖掘用劳工和苦力的费用、雇向导的费用、贿赂地方官员和衙役的银两、发现文物的奖赏、购买文物的花费等等。这些账目可以具体地反映斯坦因的每日活动，有些活动不见于日记记载，因此可对斯坦因日记作重要补充。第三子课题项目组完成这部分流水账的整理翻译工作后，不打算单独出版，而是将每日账目以附录的形式列于相应日记的考释部分中。

斯坦因新疆考古日记中，出现大量梵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普什图语、克什米尔语等东方语言词汇，涉及地名、人名、物名、事件名等。本项目课题组成员中，缺乏这些语言方面的人才和知识。应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邀请，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乌尔都语部主任陆水林先生于2014年4月来函表示，愿为本项目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陆水林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曾在巴基斯坦留学多年，后在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领馆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乌尔杜语部工作。陆水林业余时间研究斯坦因在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今属巴基斯坦）的考察活动，以及犍陀罗佛教艺术，曾发表过多篇有关斯坦因的文章，翻译出版过《犍陀罗艺术》（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陆水林愿意在本项目整理、翻译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记的过程中，帮助解决东方语言学方面的问题。王冀青同意在今后出版《斯坦因第一次新疆考古日记考释》、《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日记考释》、《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古日记考释》、《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古日记考释》时，邀请陆水林帮助考释东方语言词语。

2013年12月17日，日本著名新疆考古学家、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负责人、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化顾问小岛康誉教授，通过其代理人、中国传媒大学赵建利博士，与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取得联系，寻求今后合作研究斯坦因的可能性。小岛康誉从1986年致力于新疆考古文物的保护和研究事业，已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管考古文物的各机构捐赠数亿元人民币经费。小岛康誉近年来侧重研究斯坦因在新疆的考古，已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合作，先后编辑出版了《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中文档案》等资料集，是当代日本最著名的斯坦因研究专家。小岛康誉最近正在撰写日文版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研究专著，希望以此为契机，与本项目进行国际合作，王冀青回函表示同意。

从本项目立项前后开始，至2014年6月，本项目课题组发表了16篇论文。其篇目及主要信息如下：

（1）Wang Jiqing, ‘Aurel Stein’s Dealings with Wang Yuanlu and Chinese Officials in Dunhuang in 1907’, in Helen Wang (Ed.), Sir Aurel Stein: Colleagues and Collections (British Museum Research Publication 184),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12. 0.6万词；

（2）王冀青《霍恩勒与国际“龟兹学”的起源》，发表于《龟兹学研究》2013年第5辑，2.5万字；

（3）王冀青《霍恩勒与中亚考古学》，发表于《历史学》2012年第4期，2.3万字；

（4）任曜新《〈孔雀明王经〉文本的形成与密教化》，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0.8万字；

（5）王冀青《法藏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希由伯希和首定说》，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4期，0.7万字；

（6）王冀青《佛塞斯与新疆考古学的起源》，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中心编《西域文史》第7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2.0万字；

（7）王冀青《哈定所获和阗美术品来源研究》，发表于神户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美术史学百桥研究室编《敦煌?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论文集》，神户大学2013年2月出版，0.7万字；

（8）王冀青《美国罗斯福家族与敦煌莫高窟》，发表于《文史英华——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文存》，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0.6万字；

（9）王冀青《伯希和与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发表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丝路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1.5万字；

（10）王冀青《蒋孝琬晚年事迹考实》，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3期，1.2万字；

（11）王冀青《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与鄂登堡往来通信研究》，发表于《西域文史》第8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5.5万字；

（12）王冀青《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发表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4卷（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中华书局2013年12月出版，3.6万字；

（13）王冀青《斯文赫定与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关系研究》，发表于荣新江、朱玉麒主编《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3万字；

（14）王冀青《清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札的史料价值》，发表于《文献研究》第4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913年12月出版，1.5万字；

（15）任曜新、王冀青《蒋孝琬生年考证》，发表于《西域研究》2014 年第1期，1万字。

（16）王冀青《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2期，1.4万字。

从本项目立项前后开始，至2014年6月，本项目课题组撰写完成一批论文，有些投寄出去待发表，有些拟作为近期的参会论文使用，有些留待今后收入本项目成果专题论文集中发表。已撰写、尚未发表的论文篇目及主要内容如下：

（1）《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与斯文赫定往来通信研究》，6万字；

（2）《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档案中关于1860年约翰逊新疆和阗考察资料的整理与研究》，6万字；

（3）《斯坦因与犍陀罗美术考古学》，2万字（王冀青于2013年11月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参加“中巴学术交流?犍陀罗文化以及在中国的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

（4）《斯坦因向新疆巡抚联魁举荐蒋孝琬事件研究》，1.2万字；

（5）《英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外流途径研究》，1.5万字；

（6）《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与哈密亲王沙木胡索特往来通信研究》，1.5万字（王冀青定于2014年9月赴乌鲁木齐参加《新疆通史》编委会主办“新疆民族史学术研讨会”和《新疆通史?民族卷》评议会的参会论文）；

（7）《斯坦因1907年考察经费支出流水账研究》，2万字（王冀青定于2014年9月赴西安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联合主办“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本年度理事会的参会论文）；

（8）《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与马尔古里奥斯往来通信研究》，2万字（王冀青定于2014年10月赴郑州参加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调研数据整理运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等）

从2013年1月开始，本项目第二子课题负责人任曜新博士与日本财团法人东洋文库“丝绸之路图书数字化项目”合作，将斯坦因新疆考察游记和考古报告书PDF版全部下载，作为本项目研究的辅助资料。包括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游记《沙埋和阗废址记》（1卷本）和详尽报告书《古代和阗》（2卷本），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游记《契丹沙漠废墟》（2卷本）和详尽报告书《塞林底亚》（5卷本），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亚洲腹地》（4卷本）。与此同时，任曜新博士还将与斯坦因同时代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勒考克、俄国人科兹洛夫、鄂登堡等十余名新疆考古学家的主要著作PDF版下载，作为本项目研究的参考资料。至2013年6月，初步完成下载工作。

曾在英国“国际敦煌学项目”中国项目组（设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和美国“敦煌基金会”任职的加拿大温哥华市青年学生索非亚?林，获悉“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立项的消息后，于2013年1月8日致函王冀青，愿以志愿者身份参加本项目的研究。王冀青于2013年1月12日回信，同意索非亚?林以志愿者身份参加项目组。双方商定合作课题：仿照本项目顾问、大英博物院东方钱币部主任汪海岚博士编纂《〈泰晤士报〉上的奥莱尔?斯坦因博士》一书的模式，由索非亚?林在加拿大温哥华利用便利的检索条件，将除《泰晤士报》以外的欧美报刊于1901—1943年间关于斯坦因中亚考察的报道全部检索复制，寄回中国交由王冀青整理编译。汪海岚编《〈泰晤士报〉上的奥莱尔?斯坦因博士》将《泰晤士报》于1901—1943年间发表的有关斯坦因的107篇报道和文章汇编在一起，作为广义档案资料，于2002年在伦敦出版，被公认为斯坦因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索非亚?林从美国《纽约时报》入手，逐渐扩及美国、加拿大、西欧各国、澳大利亚和西西兰、新加坡等数十种报纸，凡涉及斯坦因的报道都予以著录和下载。至2013年6月，已搜集到有关斯坦因的报道400多篇，寄给王冀青教授。这部分资料整理完成后，将成为本项目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部设在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的“国际敦煌学项目”，一直致力于对世界各国藏敦煌、新疆出土文物的数字化整理，近年来计划对世界各国藏各中亚探险家档案进行数字化整理。其第一步计划，是从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入手，对世界各国藏斯坦因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当“国际敦煌学项目”总负责人苏珊?威特菲尔德博士博士获悉本项目立项的消息后，于2012年11月20日致函王冀青，建议本项目与“国际敦煌学项目”合作，通过数字化手段共同整理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威特菲尔德在来函中说：“我们当然希望开始对斯坦因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我们已经与包德利图书馆讨论过这个课题，但在我们启动任何数字化项目之前，还需要找到一些经费资助。也许，我们两个项目能够考虑在这个课题上一起合作工作？是否有可能在这一课题上进行合作呢？我们对任何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后，都可以通过‘国际敦煌学项目’网站免费获得。有一些资料仍然受到版权保护，但我们仍希望能通过适当提示的方式展示这些资料。如果我们双方能够一起合作工作，那么我们也可以向你们提供一全套拷贝，供你们研究之用（所有这一切当然都需经包德利图书馆核准）。我们双方还可以帮助解读一些较难解读的资料。我们将肯定会支持您的工作，尽我们的全力在英国帮助您工作。请告诉我您的具体工作计划，不知您在申请赴英签证等方面是否需要邀请函或其他帮助。”鉴于本项目在整理、研究欧洲藏斯坦因档案过程中确有必要与“国际敦煌学项目”合作，王冀青于2012年底回函表示接受合作邀请，并就具体合作事宜进行协商。

2013年1—4月间，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教授于威特菲尔德多次往来通信商定，王冀青于2013年下半年赴英国伦敦、牛津，首先为本项目研究搜集资料，然后商谈今后具体合作事宜。2013年4月2日，威特菲尔德给王冀青发来正式邀请函，中译本如下：

英国国家图书馆

2013年4月2日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冀青教授

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研究”首席专家

护照号码：PE0086277

出生日期：1961年9月12日

王冀青教授：

我确证，英国国家图书馆非常高兴地邀请您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以研究员身份从事为期一个月的研究工作，与“国际敦煌学项目”（IDP）合作进行上列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

接受您前来研究的时间将始于2013年7月份。接待您的基本条件是自愿性的，不支付任何报酬。但所有的旅行费、住宿费和各项生活费用，均需由您的科研项目经费支付。我们确证，将向您提供您的项目工作所必要的所有研究材料。

盼望着在伦敦欢迎您的到来。

致礼！

“国际敦煌学项目”主任

苏珊?魏特菲尔德博士（签字）

应威特菲尔德邀请，王冀青于2013年7月16日至8月15日间赴英国进行研究资料的调查和搜集工作。王冀青于2013年7月17日拜会威特菲尔德过程中，双方达成了由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与英国“国际敦煌学项目”合作进行斯坦因档案数字化整理的意向，决定从2015年开始，通过彩色数字化摄影方式，复制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10万张斯坦因档案。之所以选定从2015年开始，是因为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因馆舍维修工程，已于2008年伦敦奥运会前夕整体闭馆，至2015年方能恢复开馆。在此之前，包德利图书馆西方写本部特藏品只能暂存于牛津大学拉德克利夫科学图书馆地下室中，因地方狭小，无法对藏品进行大规模摄影。但考虑到“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定于2017年完成，此前亟需复制大量研究资料，所以通过“国际敦煌学项目”的介绍，王冀青此次可进入牛津大学拉德克利夫科学图书馆地下室，对馆藏斯坦因档案进行全面的调查与复制工作。

王冀青于2013年7月17—21日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研究馆藏斯坦因档案，从7月22日开始转移直牛津大学拉德克利夫科学图书馆整理斯坦因档案，复制相关资料。王冀青曾于1995年在包德利图书馆对这批斯坦因档案进行过全面的调查与整理，故得以快速浏览和复制。这次访英期间，王冀青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通过亲自复制和委托复制的方式，一共复制了档案资料3.5万张。再加上王冀青于1989年、1995年、2000年3次在英国大规模复制的大约1万张斯坦因档案，现掌握的资料基本上可满足“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的需要。王冀青于2013年7—8月在英国牛津大学复制到的斯坦因档案涵盖9大部分，大致内容简介如下。

第1部分“斯坦因与阿伦夫妇之间的通信”，包括35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35号）。绝大多数是1898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给好友帕西?阿伦及其夫人海伦?阿伦写去的信及随信寄去的附件（主要是他人致斯坦因的信、文件或照片等）。还有一小部分（斯坦因手稿第12号和斯坦因手稿第35号）是阿伦致斯坦因的信。阿伦是斯坦因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始于1897年。斯坦因第一次给阿伦写信的时间是在1898年8月，从此以后，斯坦因与阿伦夫妇之间的通信如流水不断。1902年10月斯坦因的哥哥厄恩斯特?斯坦因去世后，斯坦因将原本归他哥哥保存的旅行日记、考察“个人自述”（游记）及其他重要文件等都改寄给已安居英国牛津的阿伦保存，以期自己在遭遇不测后这批重要的资料仍可保存在牛津以备后人利用。此后双方的通信更加频繁，基本上是斯坦因每周给阿伦夫妇写一封信，而阿伦夫妇每两周给斯坦因写一封信，数十年如一日。1933年帕西?阿伦去世后，斯坦因与海伦?阿伦之间的通信关系一如既往，直到1943年斯坦因去世时为止。阿伦夫妇虽然不是东方学家，但由于他们和斯坦因之间的特殊友好关系，他们对斯坦因的亚洲考察与考古工作始终给与了大力的帮助。斯坦因的一些重要著作，都是由帕西?阿伦协助校对的。斯坦因自1902年以后也将阿伦夫妇在牛津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后方基地。斯坦因生前选定的遗嘱执行人和遗产托管人共有3位，其中就有海伦?阿伦和她的哥哥路易斯?阿伦。不过，阿伦夫妇对斯坦因最大的帮助莫过于替斯坦因完整地保存下他在45年间写来的数千封信和大量的珍贵考察资料。阿伦夫妇保存下来的这批斯坦因书信是后人研究斯坦因生平、思想、考察考古详情的重要原始材料，是任何一位斯坦因传记作家和亚洲考古史研究家都不能忽略的资料宝库。在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收藏的这一部分共35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35号）中，绝大部分都是斯坦因写给阿伦夫妇的信及原信中附寄的有关文件、照片或他人写给斯坦因的信。

第2部分“斯坦因与安德鲁斯之间的通信”，包括27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36—62号）。绝大多数是1899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与好友弗里德里克?安德鲁斯之间的互通信件及其附件（主要是他人致斯坦因或安德鲁斯的信、文件或照片等）。还有一小部分（斯坦因手稿第61—62号）是安德鲁斯的个人档案，形成了于1894年至1953年间。安德鲁斯是英国著名美术史家和中亚文物研究专家，于1890年在英属印度拉合尔与斯坦因相识，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终生友谊（止于1943年斯坦因去世时）。安德鲁斯和斯坦因相识后，两人共同致力于亚洲考察与考古活动。而安德鲁斯在支持与协助斯坦因进行亚洲考察与考古的同时，使自己也成为研究亚洲文物（尤其是中亚文物）的专家与权威。斯坦因于1901年结束第一次中亚考察返回伦敦后，便敦请大英博物院聘请安德鲁斯为临时助理，负责为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编写一份完整的注记目录。从1908年至1913年，安德鲁斯协助大英博物院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编写注记目录。1917年至1922年，安德鲁斯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物编写了注记目录。1923年安德鲁斯返回伦敦定居后，经常赴英国博物馆协助对斯坦因搜集品的整理工作，并协助斯坦因进行了第四次中亚考察和四次伊朗考察；同时他也经常赴印度新德里，在新成立的中亚文物博物馆（现称印度国家博物馆）负责斯坦因中亚考察所获壁画、丝织品等文物的整理、编目与修复工作。由于斯坦因和安德鲁斯之间的友谊关系主要是通过上述学术合作而体现出来的，因此他们二人之间的互通信件对于研究斯坦因的亚洲考察与考古以及所获文物的整理研究史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收藏的这一部分通信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斯坦因致安德鲁斯的信和安德鲁斯致斯坦因的信全部混放在一起，而且皆为原件，这对参照研究来说是有方便之利的。

第3部分“斯坦因的综合通信”，包括51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63—113号）。绝大多数是1891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和除帕西?阿伦、海伦?阿伦、弗里德里克?安德鲁斯以及斯坦因家族成员之外的其他个人、团体与机构之间的通信及附件。研究斯坦因的综合通信，对于我们了解斯坦因的生平、思想、学术活动与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大有好处。而研究斯坦因与其中有关学者们之间的通信，对于我们了解斯坦因亚洲考察所获文物（尤其是中亚敦煌文物）的整理考释历史与内情，甚至对于我们了解文物本身的特点，也都是大有裨益的。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收藏的这一部分斯坦因综合通信是世界上保存最集中、最全面的一批斯坦因通信，可以做为今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搜集、整理、研究斯坦因通信这一项工作的基础。这部分通信按照通信对象的姓名字母顺序排列，主要包括阿夫拉兹古尔?汗、约翰?阿兰、路易斯?阿伦、乔治?德?阿尔玛西、罗阇?阿玛尔?辛格、弗里德里克?卡尔?安德列斯、爱德华?弗农?阿诺尔德、托玛斯?霍克?阿诺尔德、托玛斯?阿什比、芬顿?约翰?爱尔默、哈罗尔德?瓦尔特?贝利、欧文?巴克塔伊、亨利?贝尔福、日诺?巴罗夫、威里?邦格、亚瑟?达西?戈登?拜内尔曼、加尔革答浸礼会传教站出版社、莱昂内尔?大卫?巴尔奈特、艾德蒙德?乔治?巴罗、马里埃?艾铁尼?奥古斯特?巴特、莱斯里埃?爱里克?巴顿、拉约斯?巴图兹、格特鲁德?玛格丽特?罗西安?贝尔、艾米尔?奔沃尼斯特、伯恩哈德?贝兰森、詹姆斯?伯瑞、阿尔伯特?伯兹维斯齐、罗伯特?劳伦斯?宾雍、瓦尔特?克拉伦斯?布莱克、巴昔尔?费罗特?布莱凯特、丹尼斯?布鲁克?布来克维、布莱克尼、朱里斯?布罗克、莫里斯?布鲁姆费尔德、霍拉提奥?诺曼?波尔顿、奥古斯特?波耶、丹尼斯?德?索默雷兹?布莱、弗朗克?赫尔伯特?布朗、伊达?梅?布朗、珀西?布朗、詹姆斯?布莱斯、查尔斯?爱德华?布克兰、威廉?赫朋?布克勒、约翰?乔治?比累尔、詹姆斯?布尔吉斯、西德尼?格拉尔德?布拉德、托玛斯?布娄、史蒂芬?伍顿?卜士礼）、斯宾塞?哈尔考特?巴特勒、约瑟夫?奥斯汀?张伯伦、爱德华?沙畹、亚瑟?赫尔伯特?丘琪、格拉尔德?莱斯里埃?马金斯?克劳森、约翰?考特曼、西德尼?考尔文、托玛斯?威廉?考尔贝特、亨利?考狄埃、詹姆斯?苏瑟兰?考顿、塞缪尔?库林、亚瑟?厄恩斯特?寇莱、奥斯伯特?古依?斯坦霍普?克劳福德、约翰?葛斯特?库明、弗朗兹?瓦勒里?马里埃?库蒙特、乔治?坎宁汉、乔治?那先尼尔?寇松、奥尔蒙德?马多克?达尔顿、道格拉斯?弗里德里克?多森、哈洛尔德?亚瑟?迪恩、菲力波?德?菲力皮、海尔木特?德?太拉、约翰?艾尔福德?迪基、马赛尔?奥古斯特?迪欧拉弗依、詹姆斯?麦克隆?多耶、约翰?波希瓦尔?德鲁普、爱德梅-阿尔芳斯?德鲁因、西奥多?杜卡、莱昂内尔?查尔斯?敦斯特维尔、弗兰克林?艾哲顿、赛西尔?约翰?艾德蒙兹、厄尔京?米尔斯有限公司、吉尔伯特?约翰?穆莱?埃里奥特、查德森?伊万斯、玛丽?阿克沃斯?爱沃舍德、卡洛里?拉约斯?法布里、奥托?冯?法尔克、约翰?帕西?法拉尔、保罗?菲克勒、亨里克?冯?菲克尔、路易斯?菲诺特、丹尼斯?菲兹帕特里克、威廉?福斯特、阿尔弗莱?查尔斯?奥古斯特?福色尔、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鲁道尔夫?奥托?弗兰克、亨利?法兰克福、斯图亚特?米特福德?弗雷泽、罗杰?埃里奥特?弗莱、西奥多?福赫斯、阿罗伊斯?安顿?福赫勒、里查德?卡尔?加尔贝、爱德华?诺曼?加尔迪奈尔、帕西?加德纳、威廉?路德维希?盖格尔、卡尔?弗里德里克?格尔德纳、罗曼?吉尔什曼、迈克尔?卡夫纳?吉列、亨利?哈沃沙姆?戈德里-奥斯汀、伊格纳克?戈尔德齐赫尔、伊斯莱尔?戈兰兹、巴昔尔?约翰?古尔德、罗伯特?格拉加尔、乔治?亚伯拉罕?格列尔森、比拉加?桑卡尔?古哈、威廉?马尔考姆?海利、居拉?哈拉兹、亨利?劳伦斯?豪顿、威廉?鲁珀特?海伊、爱德华?海伍德、阿尔伯特?赫尔曼、约翰尼斯?赫太尔、厄恩斯特?艾米尔?赫兹弗尔德、乔治?弗朗西斯?希尔、阿尔弗莱?希勒布兰德、亚瑟?罗伯特?欣克斯、罗伯特?查尔斯?亚瑟?斯坦莱?霍巴特、艾德蒙德?亚瑟?朋森比?霍布代、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大卫?乔治?霍加尔特、亚瑟?莫里斯?伍德沃德、大卫?乔治?霍加尔特、托玛斯?威廉?霍尔德尼斯、提奥菲勒?霍莫勒、大卫?胡珀、莱昂内尔?查尔斯?霍普金斯、约翰?厄恩斯特?布特里?霍特森、欧仁?胡儿兹齐、丹齐尔?查尔斯?耶尔夫?伊伯村、威廉?欧万、弗拉季米尔?阿列克赛维奇?伊万诺夫、赫尔曼?雅古比、约翰?德?莫宁斯?约翰逊、阿托尔?乔伊斯、卡什?拉姆、高文?阔尔、哈里?基尚?阔尔、亚瑟?凯斯、约翰?斯考特?凯尔悌、阿尔弗莱?肯兴顿、弗里德里克?乔治?肯雍、鲁道尔夫?考伯特、约翰?吉尔伯特?莱斯维特、休?特莱弗?兰布里克、沃尔夫冈?楞茨、里查德?文?利文斯通、乔治?安布罗塞?劳埃德、托姆?乔治?朗斯塔夫、大卫?洛克哈特?罗伯特森?罗里梅尔、爱德温?兰德西尔?鲁特延斯、阿尔弗莱?科明?李敖、查尔斯?詹姆斯?李敖、詹姆斯?布劳德伍德?李敖、罗伯特?阿道尔夫斯?李敖、路易斯?休伯特?冈萨尔夫?李奥提、爱德华?道格拉斯?麦克拉干、罗伯特?斯梅顿?麦克拉干、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乔治?弗莱切尔?麦克蒙、约翰?娄德?马菲、拉尔夫?范?德曼?马格芬、亚瑟?詹姆斯?马松、赫尔伯特?约翰?梅纳德、威廉?鲁道尔夫?亨利?默克、戈特福里德?默兹巴切尔、凯耶斯?梅特卡尔夫、菲力蒲?约翰?迈尔斯、约翰?亚历山大?米尔内、艾里斯?霍维尔?敏斯、弗拉季米尔?米诺尔斯基、吉奥弗雷?马克卡伊?莫兰特、乔治?瓦伦汀?摩根斯提尔尼、约翰?林顿?米勒斯、弗里德约夫?南森、威廉?瓦累?诺曼、亚瑟?莱昂内尔?普?诺林顿、迈克尔?弗朗西斯?奥德维尔、赫尔曼?奥登堡、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鄂登堡、查尔斯?伊夫林?阿尔布斯诺特?威廉?奥尔德海姆、弗里德里克?艾登?帕吉特尔、阿尔布莱特?朋克、斯图亚特?皮高特、安东尼?波伊德巴德、亚瑟?乌潘?波普、弗朗西斯?贝维尔?普里多、威廉?普林茨、赫尔伯特?尼尔?兰杜尔、威廉?亨利?拉提干、查尔斯?赫丘勒斯?雷德、汉斯?雷切尔特、威里?里奇默?里克默斯、查尔斯?亚瑟?罗埃、霍拉斯?亚瑟?娄斯、简尼特?安妮?罗斯、米海尔?伊万诺维奇?罗斯托夫切夫、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俄国地质学会、迈克尔?厄恩尼斯特?赛德勒、拉伊?巴哈杜尔?达雅?拉姆?萨赫尼、阿尔弗莱?萨尔蒙尼、弗里德里克?萨勒、鲁西安?舍尔曼、雷奥波尔德?冯?施罗德、克里斯提安?弗里德里克?赛波尔德、乔治?克拉克?辛普森、詹姆斯?罗伯特?敦洛普?史密斯、文森特?亚瑟?史密斯、威廉?约翰逊?索拉斯、亚历山大?蒙塔格?斯托、齐格蒙?扎卡尔、卡尔曼?齐里、瓦尔特?斯坦莱?塔尔伯特、威廉?伍德索波?塔恩、保尔?泰来基、雷吉纳尔德?坎贝尔?汤普森、威廉?路德维希?彼得?汤姆森、马修斯?尼耶布尔?托德、艾米尔?托尔代、旅行与探险社、卡尔?特鲁伯奈尔、亨利?艾德蒙德?桂塞?廷代尔、阿明?梵伯雷、居拉?维格、乔治?维罗、阿兰?约翰?贝亚德?瓦斯、约翰尼斯?瓦尔瑟、托玛斯?罗伯特?约翰?瓦德、阿齐巴尔德?珀西瓦尔?瓦维尔、阿尔布莱特?韦伯、爱德华?奥里弗?惠勒、朱里尤斯?李特尔?冯?维也斯奈尔、詹姆斯?威尔逊、莫里兹?温特尼兹、约翰?巴里?伍德、查尔斯?莱昂纳德?伍雷、阿尔弗莱?库珀?乌尔奈尔、阿米?弗兰茜丝?玉儿、泰米斯托克尔?扎米特等400多人。

第4部分“斯坦因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通信”，包括15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14—128号）。绝大多数是1870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通信及附件。主要用德语写成。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收藏的这一部分斯坦因与家族成员之间的通信，主要是斯坦因与其父亲那先?斯坦因、母亲安娜?斯坦因、舅舅伊格那兹?希尔施勒和哥哥厄恩斯特?斯坦因一家之间的通信。斯坦因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通信对于研究斯坦因的早期生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斯坦因的亚洲考察与考古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5部分“斯坦因的个人笔记和日记”，包括138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29—266号）。绝大多数是1889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本人写成的各种笔记和日记。主要分为以下4大类：（1）斯坦因本人写成的各种杂记录（包括记入各种杂内容的小本子和袖珍笔记簿）；（2）斯坦因在野外考察时的旅行与考古日记；（3）斯坦因的私人日记；（4）斯坦因在旅行与考察过程中所写的“个人自述”（游记）。斯坦因所写的各种杂记录本，尤其是他的袖珍笔记簿，往往是他写作旅行与考古日记、私人日记和“个人自述”的依据；但因为是随手所记，往往又是杂乱无章的，对于研究斯坦因的亚洲考察来说，其利用价值并不很高。斯坦因在野外考察时的旅行与考古日记则是研究斯坦因亚洲考察活动的最重要的一种资料，是斯坦因撰定并出版的考察报告与“个人自述”的基础。旅行与考古日记中所记的一些细节，在出版了的考察报告或“个人自述”中有时被隐讳不提，这种现象多见于斯坦因的中亚考察。对于一些考察，斯坦因在事后只撰写了考察报告，而未撰写“个人自述”（如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在这种情况下，旅行与考古日记可以弥补记时、记事方面的不足。还有一些考察，斯坦因在事后既未撰写考察报告，又未撰写“个人自述”（如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在这种情况下，旅行与考古日记是学者们了解并研究这些考察行程及考古发掘的惟一依据。

第6部分“斯坦因的各种杂文件”，包括18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267—284号）。绝大多数是1888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写成的、使用过的或与斯坦因的生活、考察有关的各种杂文件。从内容上看，这一部分是杂乱无章的；有斯坦因编写的各种杂目录，有与斯坦因的职务及薪金等有关的各种杂文件，有从其它部分的手稿上散落下来的残页，有斯坦因曾使用阅读过的一些他人所撰文稿，有斯坦因与他人之间的一些杂通信，有斯坦因保存的一些大尺寸文件，等等。给人的印象是，这一部分手稿或是在其它部分手稿被整理编页之后残剩下来的或新出现的杂文件。对于这一部分中所包括资料的研究与利用必须结合其它各有关部分。

第7部分“斯坦因的考察文件和账簿”，包括93组手稿（斯坦因手搞第285—377号）。绝大多数是1888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历次亚洲考察前后及考察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与考察有关的文件和帐簿。主要分为以下5大类：（1）在斯坦因历次亚洲考察的准备、实施或善后阶段形成的各种官、私文件；（2）斯坦因或其考察队在历次亚洲考察过程中做的一部分杂记录；（3）与斯坦因历次中亚考察有关的汉文文件和通信；（4）斯坦因就考察等事与印度测量局、印度考古局等英属印度政府部门之间的通信；（5）斯坦因在考察前后及考察过程中留下的各种帐簿。在斯坦因历次亚洲考察的准备、实施或善后阶段形成的各种官、私文件是我们研究斯坦因考察全过程的重要依据。斯坦因的历次考察，从筹划申请到报告书的出版，往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总会产生大量的官、私文件。我们在研究斯坦因的野外考察活动时，主要应依据他的旅行与考古日记；但在研究斯坦因考察的准备与善后过程时，则应主要依据这一部分中包括的各种有关官、私文件，因为斯坦因的私人日记往往记载片面，仅记其个人的想法或所知所见。无论如何，我们在研究斯坦因考察的全过程时，必须将这一部分中的斯坦因考察文件与第五部分中的斯坦因日记以及其它资料结合起来，这样方可究其始终，窥其真相。斯坦因的日记式帐簿是我们研究斯坦因亚洲考察的又一批集中资料源。以斯坦因的中亚考察为例，我们从斯坦因每日详细记录的支出帐目中可以透过其条目看出斯坦因每日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查到斯坦因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考察期间历次购买文物的数量和价钱；这些都可以弥补斯坦因旅行与考古日记的不足。

第8部分“斯坦因的文稿、出版物草稿及与出版物有关的文件”，包括49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378—426号）。绝大多数是1888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撰写的著作文稿、出版物草稿以及与著作的写作及出版有关的各种文件。斯坦因一生著述颇丰，绝大部分在他生前便得以发表或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原稿大都收藏于它处。不过，在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也藏有一些斯坦因出版物的草稿，这些草稿和正式出版物之间无论在结构或在文字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是我们研究斯坦因著 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在这一部分中，还包括一小批斯坦因生前未刊的文稿。这一部分中数目最多的是斯坦因为著述而写作的名称札记、方案等，以及为著作的出版而与有关机构或个人之间的通信及往来文件。这一部分中还收藏有一些他人的文稿，它们是做为斯坦因著作的附录原稿或是斯坦因写作时的参考资料而被收藏在这里的。

第9部分“斯坦因的考察地图目录与考察照片等”，包括32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427—458号）。绝大多数是1889年至1943年间斯坦因在历次亚洲考察过程中拍摄的照片，也包括一些他人的照片、与摄影有关的记录以及文件等；还包括斯坦因在历次中亚考察过程中所绘制地图的卡片目录和其它一些杂文件。斯坦因在历次亚洲考察过程中，曾拍摄有大量的照片，主要与考古学有关，是研究斯坦因考察与亚洲考古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考察照片及其底片（大部分是玻璃底片）现在大都收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院、英国国家图书馆、新德里的印度国家博物馆等机构，而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收藏的斯坦因考察照片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斯坦因在历次亚洲考察过程中绘制的普通地图、地形图、线路图、遗址平面图等是研究斯坦因考察与亚洲考古史、亚洲地理测量史的另一批重要参考资料。

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主办、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协办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8月17—21日在北京金龙潭大饭店召开。这次会议是近年来敦煌吐鲁番学界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的160名专家参加会议。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教授、子课题负责人朱玉麒教授和冯培红教授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王冀青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朱玉麒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段永恩生平考略》，冯培红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敦煌大族、名士与北凉王国》。会议结束后，包括王冀青《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在内的一部分优质论文将被收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4辑（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定于2013年12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由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机构主办的“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0月18—25日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召开。来自中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瑞典等国的大约8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王冀青、子课题负责人朱玉麒和施新荣教授、课题组成员王新春博士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王冀青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斯文赫定与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关系研究》，朱玉麒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北京大学时期的黄文弼》，施新荣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黄烈先生之史学研究与整理黄文弼西北史地之成果》，王新春宣读了论文《传统中的变革：黄文弼的考古学之路》。研讨会后，参会代表分两组于10月21—24日前往新疆南疆和阗一线和库尔勒-库车一线进行实地考察。本项目组成员王冀青、朱玉麒、施新荣、王新春参加了阿克苏-库车一线的考察活动。

由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北京大学巴基斯坦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巴学术交流?犍陀罗文化以及在中国的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1月4—7日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召开。这是在中国境内第一次举办的有关犍陀罗文化的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巴基斯坦、英国、德国、日本、斯里兰卡、新加坡的5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犍陀罗位于今巴基斯坦北部与阿富汗交界处，是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发源地，也是古代南亚文化传入中国新疆的桥头堡。斯坦因长期在犍陀罗故地工作，1887—1899年任旁遮普大学学生注册官兼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期间，在拉合尔博物馆研究犍陀罗佛教美术，是西方最早研究犍陀罗美术的学者。斯坦因于1902—1928年间担任西北边境省兼俾路支斯坦考古分局局长兼教育分局局长，创建并主持白沙瓦博物馆许多年，多次主持犍陀罗遗址。斯坦因于1900—1931年间在其历次中亚考察过程中，在中国新疆将追踪犍陀罗文化作为他的主要目的之一。王冀青早在1982年就将斯坦因的顶头上司、印度考古局局长约翰?马歇尔的经典著作《犍陀罗佛教艺术》翻译成中文出版，是我国最早研究犍陀罗美术的人，此次应邀参加会议期间担任第一分会主持人。王冀青应邀作大会发言，标题是《斯坦因与犍陀罗美术考古学》，利用斯坦因档案资料，第一次披露了斯坦因在犍陀罗故地和中国新疆探索犍陀罗文化的经过。

为配合即将展开的对斯坦因第二次、第三次中亚考察日记的整理、考释工作，王冀青于2013年9月16—18日乘汽车赴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一带，考察斯坦因中亚考察线路东端的历史地理状况。本项目子课题负责人朱玉麒于2013年9月20日至10月8日访问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主办的“纪念鄂登堡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院档案局调查研究鄂登堡档案。本项目合作者、英国“国际敦煌学项目”负责人威特菲尔德也参加了圣彼得堡会议，会后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院档案局调查复制斯坦因写给鄂登堡的信件原件，已寄给王冀青，作为两人合作研究鄂登堡的资料。朱玉麒于2013年12月1日赴日本京都大学，与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总干事高田时雄教授合作，从事为期6个月的研究工作，于2014年5月31日回国。本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冯培红教授于2013年12月赴香港“饶宗颐学术中心”，参加该中心主办的学术研讨会；又于2014年3月1—31日间赴日本大阪大学、京都大学、佛教大学从事学术交流活动。

（3）成果宣传推介情况（成果发布会、《工作简报》报送情况、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及采用情况等）

英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的《国际敦煌学项目通讯》（IDP News: 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第42期（2013年秋季号）第15页上，对王冀青在英国的工作报道如下：“兰州大学王冀青在伦敦和牛津逗留了6个星期，对斯坦因档案进行研究。他正在将斯坦因日记和其他材料翻译成中文。”

应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甘肃中医学院敦煌医学文献整理与应用研究中心、敦煌医学研究所、“敦煌医学与转化”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学科敦煌医学学科的联合邀请，王冀青于2013年11月20日晚在甘肃中医学院为师生办一次讲座，题目是《斯坦因与敦煌考古》。讲座后，甘肃中医学院网站首页上以《著名敦煌学专家兰州大学王冀青教授应邀来我校做学术报告》为题予以报道。

应中央电视台CCTV-9纪录片频道大型纪录片《纽带》摄制组的邀请，王冀青于2013年12月29—30日赴北京，参加《纽带》有关斯坦因、伯希和的专家解说录制。《纽带》分国别介绍国际汉学史，主要讲述英、法、美、德、俄、瑞典、意大利、荷兰等国著名汉学家的经历。王冀青在解说内容中，介绍了本项目的一些情况。

应兰州大学管理学院EMBA中心和湖南大学管理学院EMBA中心的邀请，王冀青于2914年5月23日在兰州大学为湖南大学2013级EMBA班赴甘肃移动课堂主讲《敦煌与丝绸之路》课程，其中介绍了本项目的内容。据湖南大学管理学院于2014年6月4日在网站上发表的《EMBA28、29班赴甘肃移动课堂》一文中报道：“5月22日至5月26日，我EMBA28班、29班的40多位学员一起赴甘肃开展移动课堂活动。……23日，学员们走进兰州大学的课堂，聆听兰州大学贾旭东教授的《中国管理文化精要》以及王冀青教授的《敦煌文化与丝绸之路》的专题讲座。两位教授的精彩授课赢得同学们阵阵掌声，讲座结束后，同学们还纷纷提问，就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应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集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邀请，王冀青和子课题负责人任曜新于2014年5月参加“国内外学者参加丝绸之路境外考察和撰写丝绸之路学系列丛书”的招聘活动，申请参加丝绸之路西亚、欧洲段的考察活动以及《丝绸之路上的遗址考古》的撰写任务。通过此类社会活动，既可为本项目进行宣传，也可重走斯坦因1931年以后在西亚、欧洲的旅行线路。

王冀青已于2012年12月20日撰写了本项目的《工作简报》第1号，于2013年7月1日撰写了本项目的《工作简报》第2号，于2014年1月1日撰写了本项目的《工作简报》第3号，目前正在撰写本项目的《工作简报》第4号，计划于2014年7月1日上报。

（4）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由于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绝大部分是用英、法、德等语言文字手写而成的原始档案，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者寥寥无几，国内研究者更少。因此，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计划借本项目实施之机，为我国培养一批专门研究欧洲藏新疆探险史、考古史档案的专门人才。但是，人才的培养需要较长的周期。在本项目立项后的一年半时间里，青年课题组成员还没有达到发表课题成果的程度。因此，迄今为止，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数量还不够多。但是，从2014年下半年起，本项目首席专家王冀青将在指导、督促青年研究者快出成果这方面下下更大的气力。从2015年开始，本项目的一批重要阶段性成果将陆续出版，多位青年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成果也将问世。

二、研究成果情况

《蒋孝琬晚年事迹考实》，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3期。

蒋孝琬（1858—1922年）是斯坦因第二次新疆考古期间（1906—1908年）的主要助手，在两年多的考察期间，帮助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甘肃河西走廊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将大量中国西北文物走私出境。1907年，蒋孝琬在敦煌莫高窟代表斯坦因，从道士王圆禄（1850？—1931年）手中骗购数千件藏经洞出土文物。1908年，蒋孝琬奉斯坦因之命，在新疆和阗为新疆、敦煌文物初编目录。因此，蒋孝琬也被公认为“敦煌学”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结束后，蒋孝琬于1908年被新建的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聘为汉文秘书。该领事馆于1911年升格为总领事馆后，蒋孝琬仍任汉文秘书。1918年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退休前夕，考虑到蒋孝琬不懂英语，继任各总领事又不懂汉语，很难合作共事，遂建议英属印度政府尽快物色懂英语的汉文秘书人选，以替换蒋孝琬。虽经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北京多方寻觅，仍长期无人应聘。于是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不得不一年一聘蒋孝琬，直到他于1922年3月17日在总领事馆中去世。蒋孝琬是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机构中最重要的职员之一，不间断驻馆时间长达14年之久。蒋孝琬任职期间，经历了清末民初新疆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包括斯坦因于1913—1915年进行的第三次新疆考古。因此，探究1908年以后的蒋孝琬晚年生平事迹，不仅是“敦煌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更是近代新疆史研究、中英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关于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机构的研究方兴未艾，成绩斐然。但关于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机构在中国西北文物外流过程中的作用，仍显得研究不足。关于蒋孝琬在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总领事馆中的晚年事迹，更属于研究空白。在英国藏斯坦因档案中，保存有大量有关蒋孝琬和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机构的记录，也保存着斯坦因与蒋孝琬之间的往来通信。本文试图将英国藏斯坦因档案中有关蒋孝琬的材料整理出来，以求为学术界贡献点滴资料。本文主要利用斯坦因档案，对1908—1922年间的蒋孝琬晚年事迹进行一次梳理，说明蒋孝琬与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机构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本文还通过例示蒋孝琬崇洋媚外、倚洋自重的品行，揭示近代中国西北文物外流过程中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内因。

《美国罗斯福家族与敦煌莫高窟》，发表于《文史英华——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文存》，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英国藏斯坦因档案中，保存有美国人兰登?华尔纳、小西奥多?罗斯福、昆廷?罗斯福等罗斯福家族成员与斯坦因之间的往来通信。罗斯福家族在美国工、商、法、政、学等界颇为活跃，仅在20世纪上半叶便涌现出两位美国总统，即第26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第32任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家族中还有不少人对中国西部地区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西奥多?罗斯福一门，曾有多人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过考察活动。西奥多?罗斯福一门的女婿华尔纳于1923年至1925年两次代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组织考察队，来甘肃省敦煌、新疆等地进行考察活动，从敦煌莫高窟等遗址通过各种不良手段获取了一批珍贵文物，还为壁画等艺术品拍摄了一批照片。西奥多?罗斯福的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和次子科尔米特?罗斯福于1925年利用从政、经商的闲暇时间，代表美国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组织考察队，来新疆省搜集哺乳动物和鸟类标本，主要目的是猎获产于天山山脉西部和帕米尔高原的马可波罗羊。1928年至1929年，小罗斯福兄弟又为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组织了第二次赴中国西部的考察，这次考察主要在云南省和四川省进行，同时也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些文献资料和民俗资料（主要是纳西族的文献和文物）带回了美国。小西奥多?罗斯福之子昆廷?罗斯福于1939年访问了新疆哈密、甘肃敦煌等地，酝酿了的大规模拍摄敦煌壁画的计划，并为此与斯坦因通信商议该计划。本文根据一部分斯坦因与罗斯福家族成员之间的往来通信，主要对昆廷?罗斯福与中国西北考古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一些此前不为学术界所知的史实。

《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与鄂登堡往来通信研究》，发表于《西域文史》第8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斯坦因和鄂登堡均为近代最重要的新疆考古学家，也都是近代中亚考古学的奠基人。站在中国立场上评判，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西北大规模劫掠文物，当然是一场历史大犯罪，而斯坦因和鄂登堡也应同属罪魁祸首之列。对斯坦因的研究，或是对鄂登堡的研究，当深入到一定程度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也是一个迄今尚无人探讨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近代历史上，英帝国和沙皇俄罗斯帝国在亚洲地区存在着利益冲突，在所谓“大角逐”中长期对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英国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各种矛盾中又加入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关系更加不和。这就导致长期为英国效力的斯坦因与俄罗斯学者之间虽有关系，但显得比较疏远。再加上斯坦因不谙俄语等原因，他很少与俄罗斯本土学者通信。与斯坦因有过通信关系的俄罗斯学者，明显少于其他欧洲大国学者。据说“鄂登堡既没有留下来日记，又没有留下来自传”，这就使得从鄂登堡方面入手研究他和斯坦因的关系变得困难重重。因此，要研究斯坦因与鄂登堡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利用其他档案资料了，包括斯坦因与鄂登堡之间为数不多的往来通信。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如能对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与鄂登堡往来通信进行一次初步的梳理，将有助于了解斯坦因与鄂登堡之间关系的大致脉络，也会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在俄罗斯继续寻找斯坦因致鄂登堡信的进程。据现存斯坦因档案不完全统计，与斯坦因有过通信关系的俄裔人士，大都为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左右逃离俄罗斯的学者。而与斯坦因有过通信往来的的俄罗斯本土学者，除了鄂登堡之外，只有考古学家、探险家科兹洛夫、地理学家肖卡尔斯基等寥寥数人。在所有上列俄裔人士当中，鄂登堡是与斯坦因关系最为密切、保持通信时间最长、通信量最大的俄罗斯学者。斯坦因与鄂登堡之间的往来通信，在他们生前，肯定都收藏于他们两人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批信札一部分丢失，一部分被销毁。在他们身后，幸存部分应该都能归入他们各自的档案中保存。一度保存在斯坦因手中的鄂登堡致斯坦因信札的原件，幸存部分最后均入藏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和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等机构的斯坦因档案中。一度保存在鄂登堡手中的斯坦因致鄂登堡信札的原件，幸存部分最后应该入藏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的鄂登堡档案中。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与鄂登堡于1903—1929年间的往来通信，今编斯坦因手稿第101号第44—71张，是现知斯坦因与鄂登堡往来通信的主体部分，主要是鄂登堡致斯坦因信札的原件，以及与他们两人有关的其他文件。由于斯坦因给他人写信时常有炭纸录副的习惯，所以斯坦因致鄂登堡信札的一部分碳纸复写件，也保存于包德利图书馆中。只是这部分斯坦因致鄂登堡信札的碳纸复写件数量有限，字迹模糊，不易辨识。本文以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与鄂登堡之间数十封往来通信为基础，揭示斯坦因与鄂登堡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新疆考古成果在国际东方学中的地位。

《斯文赫定与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关系研究》，发表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本文研究斯文赫定与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之间的关系，也研究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框架下斯坦因与斯文赫定之间的关系。在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中，保存有一批斯坦因与斯文赫定之间的往来通信。通过对这批信件的研究，可以窥探斯文赫定与斯坦因以及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斯文赫定第一次中亚考察（1890—1891年）前后，尚未与当时世界最大地理学学术机构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取得联系，这是导致此次考察默默无闻的原因之一。斯文赫定第二次中亚考察（1893—1897年）期间，开始与皇家地理学会密切联系，通过皇家地理学会机关刊物《地理学学报》的宣传，逐渐在欧洲地理学界确立首要中亚探险家的地位。皇家地理学会于1897年11月第一次邀请斯文赫定访问英国，于1898年春选举他为该学会名誉通讯会员，于1898年5月将该学会最高金质奖章“创建者奖章”授予他。斯文赫定第三次中亚考察（1899—1902年）期间，斯坦因也进行了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1900—1901年），对斯文赫定的首要中亚探险家地位形成冲击，但在地理学界仍无法超越斯文赫定的声望。皇家地理学会于1902年12月再邀斯文赫定访问英国，将该学会新设立不久的终身成就金质奖章“维多利亚奖章”颁授给斯文赫定。斯文赫定第四次中亚考察（1905—1909年）期间，斯坦因也进行了他的第二次中亚考察（1906—1908年）。由于英国媒体的刻意宣传，斯坦因有超越斯文赫定的趋势。斯坦因于1909年5月获得皇家地理学会“创建者奖章”，斯文赫定于1909年11月被英王爱德华七世册封为名誉印度帝国高级爵士，斯坦因于1912年6月被英王乔治五世册封为印度帝国高级爵士，两人在中亚探险领域形成并驾齐驱的局面。1912年以后，斯文赫定逐渐卷入欧洲政治冲突中去，也开始疏远皇家地理学会。斯文赫定于1912年1月出版反俄著作《一个警告》，导致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将他除名。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爆发后，斯文赫定反对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协约国，亲近奥匈帝国、德国、土耳其等同盟国，于1914年9—11月随德军考察西欧前线，于1915年出版为德国军队歌功颂德的著作《来自西部前线》，导致法国巴黎地理学会于1915年将斯文赫定除名，皇家地理学会也于1915年3月22日取消了斯文赫定的名誉通讯会员资格。从此，斯文赫定与皇家地理学会乃至整个英国学术界的关系全面恶化，而且再也未能恢复。1925年以后，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斯文赫定与斯坦因之间的私人关系也不再继续。当斯文赫定筹备他的第五次中亚考察（1927—1935年）时，一反其他西方国家拒绝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的传统傲慢态度，于1927年4月26日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签定《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将其第五次中亚考察转化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西北科学考查团活动初期，斯文赫定以间接方式配合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等组织，先后抵制了德国特林克勒尔中亚考察队、美国安助斯中亚考察队、法国雪铁龙中亚考察队、美-英联合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队等。当强行进行第四次中亚考察的斯坦因于1931年被驱逐出境后，英美情报部门和舆论界多将导致斯坦因考察失败的原因之一归于斯文赫定的暗中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期间，斯文赫定与纳粹德国保持有特殊的密切关系。纵观斯文赫定1927年以后的事迹，可以明显看出，他与皇家地理学会等欧洲学术机构之间长期不和的关系，可能是导致他经常特立独行的原因之一。

《蒋孝琬生年考证》，发表于《西域研究》2014 年第1期。

蒋孝琬于1885—1922年间在新疆各地为多名文武官员充当师爷，又为斯坦因效力两年，为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机构服务14年，活跃于新疆历史舞台共计37年，其间为英国人效力16年，目睹、亲历或参与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无论从近代新疆地方史的角度讲，还是从中国新疆与英属印度之间关系史的角度讲，蒋孝琬的生平事迹都值得深入研究。但是，蒋孝琬又是一个长期处于历史舞台边缘的配角，终生不过担任师爷、助手、秘书之类，从未跻身于近代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主流，因而不可能留下太多的传记资料，后人无从全面而仔细地观察、研究他。学术界对蒋孝琬的研究明显不足，标志之一便是对其基本传记资料掌握不充分，甚至对其生年一无所知。关于蒋孝琬的生年，长期以来显得扑朔迷离。本文依据笔者多次赴英国伦敦、牛津等地研究新疆史档案过程中搜集到的一批有关蒋孝琬的资料，正在为蒋孝琬立传，首先必须解决其生年问题。斯坦因档案中保存的蒋孝琬记录中，出现过5条记载，直接或间接涉及蒋孝琬年龄或生年，足以弥补蒋孝琬生年之缺。但这5种说法不尽一致，前后竟有10年的时间差。本文分析了英国藏斯坦因档案中涉及蒋孝琬生年的5种不同说法，即1908年5月2日蒋孝琬明示的1868年、1918年7月10日马继业暗示的约1859年或1860年、1919年9月25日巴奈尔曼暗示的约1858年或1859年、1921年12月22日蒋孝琬暗示的约1861年或1862年、1922年3月29日埃瑟顿明示的1858年，最终认定1858年应被视作蒋孝琬的确切生年。

注：2010年立项的重大项目主要填写2012年6月以来的研究成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