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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宋代散文研究”负责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范式转换概念的提出，唤起了人们在更深层次结构上关注时代思潮。而时代的进步，势必形成与过去的典范不相符的新学说，从而使一种标准的形态发生动摇，最终造成典范的转变。
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对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是时代的思想和社会处境变化的必然结果。德国汉学及其有关中国的知识、文化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在阐释和翻译，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国与当代中国、现实中国的各个方面之间交错进行。汉学学术史本身就是范式转换的历史。考察每一个范式转换的事例，都是了解德国乃至西方对中国认识的基本前提。
实际上，德国汉学除了注重自身发展和传统之外，也会对中国社会变革做出相应反应。早在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已开始建立大学之外的中国研究机构。1956年成立的亚洲情报所，主要关注中国大陆现实政治问题研究，并出版杂志 《中国要闻》；1959年波恩大学恢复了1887年建于柏林的“东方语言学院”，以培养包括汉语在内的实用的东方语言人才为主；1967年在大众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支持下，波恩建立了德国亚洲学会，由此德国从汉学和日本学研究向政治、经济、法律多领域拓展，并提供当代东亚研究方面的咨询服务。
近十年退休的德国汉学系的教授们，大都是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多数是左派，受到当时中国“文革”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1968年学生运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当时传统的汉学研究，学生们要求与时俱进研究中国革命形势，而单纯语文学方法的古典学研究显然不能适应，亟待引进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自由大学东亚系率先革新，其他大学的汉学系也积极响应。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西欧特别是当时联邦德国的潜在市场，而当时德国汉学界却无法培养相应人才，因此很多大学开始开设汉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专业。比较早的有图宾根大学开设的区域研究组合课程，包括国民经济学与东亚文化学的结合。近年来，除了提供传统专业课程外，很多汉学系还增加了所谓的中国研究课程，以便于适应中国研究的需要。
今天，在中国研究中遇到的挑战和问题是以往纯粹的汉学研究所无法解决的，必然出现所谓的中国学/中国研究。汉学与中国学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研究，对文化中国、历史中国进行的古典学、语文学、历史学解读依然需要，同时只可能是德文中所谓的“幽兰专业”；而关涉到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医疗等方面，所使用的方法当然来自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
归根结底，西方的现实境遇促成了西方汉学的问题意识，汉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其自身的发展。但西方学者出于自身需求而进行的他者研究，在萨义德看来是不正当的，理应受到批判。后来的学者认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进行平等的研究和比较，并不存在西方的唯一中心。
以全球视角研究中国
实际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学科专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汉学领域也不例外。一味强调汉学的古典语文学特征，仅致力于所谓中国文史哲通才培养的话，德国汉学很可能跟不上世界中国学发展步伐。汉学系也难以容纳有关中国研究的各个学科，越来越多在中国学术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学者开始在非汉学领域任教，例如，文树德教授出任柏林医学中心——夏洛特医院中国生命科学理论、历史及伦理研究所所长，研究所是由霍斯特·格尔茨基金会赞助设立的；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政治学和东亚学教授王海从民族学和政治学角度对中国进行研究；科隆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的法学家何意志是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专家；康斯坦茨大学奥斯特哈默尔是近现代史研究所的教授，等等。这些在各专业领域任教的学者，为汉学和中国学术进入真正西方学术领域作出了贡献。
此外，由汉学家撰写的几部重要的中国历史著作，也都是当时所认为的世界史的一部分。这些世界史著作卷帙浩繁，但也存在局限性：一是在叙述时以欧洲为中心，以一种线性的发展逻辑否认世界的异质性和文明的多元化；二是将各地历史简单叠加，缺乏关联性，更谈不上互动；三是基本以地区、民族或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缺乏世界史的整体观。
在我们看来，奥斯特哈默尔的研究才真正将近代以来的中国放在全球史范畴中看待，他强调应将打破民族国家界限的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加以理解和考察，强调互动者互为主体。《世界的演变：19世纪的历史》对世界的起源予以追溯，向读者展示了为什么19世纪是使全世界走向现代的决定性历史时期。奥斯特哈默尔的高超之处并不在于“宏大叙事”的研究，也不遵守事件的时间顺序，而是把世界发展到现代的丰富资料分成三方面、18个主题予以阐述，这些全球史的主题包含了范畴、问题领域、对转变情况的调查、进程、结构或者生产和再生产的定义范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忽视对历史人物或轶事/叙事的外在逻辑分析。奥斯特哈默尔认为，全球史是全球系统的互动史。尽管奥斯特哈默尔是汉学家，但他认识到源自欧洲本身的史学发展已不能只靠其自身说明清楚了。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汉学领域，其著作大都以全球史的视野展开，因此获得德国著名的莱布尼茨奖。
呈现跨学科交叉研究态势
从目前德国汉学发展看，各个汉学系的发展极不平衡，研究方向与教学内容一般根据教授兴趣和专业知识予以确定。如波恩大学在顾彬教授离开后，历史学家廉亚明接替了他的教席，研究重点也从中国文学、思想史转向中国历史，特别是元代以来中国与波斯帝国的关系史；汉堡大学更关注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晚清以来的近现代史；柏林大学强调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慕尼黑大学则偏向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则为中国科技史和观念史的研究提供了平台；有关东亚艺术史的研究在海德堡大学有很好的研究所。这种状况的优势是为学术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弱点是难以有计划地统筹比较大型的汉学项目。
尽管如此，在欧洲汉学的整合方面，德国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例如由海德堡大学瓦格纳教授牵头，于1998年建立了“欧洲中国研究数字资源中心”。今天欧洲的汉学资源得到进一步整合，如欧洲中国研究虚拟图书馆联合目录，其中就包括奥地利、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法国、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重要汉学图书馆的馆藏。
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汉学的专业化倾向更加明显，也更加专注于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中国研究。2006年，亚洲情报所更名为德国全球及区域研究所，大开本的德、英文的《中国要闻》也改版为小开本的全英文刊物《当代中国期刊》。而墨卡托基金会也于2013年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斥资1840万欧元，在柏林建立欧洲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打造研究中国的“新智库”，以便让德国更好地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打交道，从而能够赢得未来。
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历史学家费弗尔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意识到，一种封闭的学科在当代是毫无价值、毫无生命力的，他指出：“所有的发现都不是发生于每个学科的内部及核心，而是发生于学科的边界、前沿、交叉处，正是在这些地方，各个学科互相渗透。”因此，在大学方面，一种跨学科的联合也早已成为现实。海德堡大学多年前就设立了“雅斯贝尔斯高等跨文化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属于“全球背景下的亚洲与欧洲：文化流动的不对称性”卓越研究群，由联邦政府赞助。这个计划能获得批准恰是因为连接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做法——德国政府所赞助的大型卓越计划都要凸显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基本方向。这种学术政策恰好要打破学科的封闭性。这样，汉学就融入到跨学科的架构里，同时在这个架构中获得新的意义。知识结构的变迁使得传统汉学系关起门来做学问的方式加速终结，当然也使得以思想和文学的文献为核心的经典研究进一步解体。
不论汉学还是中国学都已超越了纯粹的单一专业研究范畴，开始呈现出跨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态势。正是包括德国汉学家/中国学家在内的大批学者的参与，才使中国学术和问题研究具有了世界性意义。对于中国学界来讲，德国学者的这些研究无疑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另外一种解读的视角、一种批判和反思的路向。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既离不开世界，同时也必然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