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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艾冲教授的论文《唐代夏州城通往丰州区域的道路考述》正式发表
02. 保宏彪助理研究员的论文《辽宋夏金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行政建制》正式发表
03. 肖珺、娄娟娟两位硕士撰写的《鄂尔多斯高原考察记》正式发表
04. 历史政治地理组与历史灾害地理组联合考察队展开陕西与内蒙古交界地带考察
05. 艾冲教授携论文参加在成都市召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年会
06. 李大海副教授的论文《明代榆林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研究——以“三拓榆城”为中心》正式发表
07. 硕士研究生孟洋洋的论文《两汉时期朔方郡建置沿革考论》正式发表
08. 硕士研究生陈娇的论文《两汉时期上郡龟兹县治城位置新探》定稿
09. 历史水文地理组与历史城市地理组联合考察队展开宁夏平原段黄河野外实地考察
10. 艾冲教授的论文《战国至秦汉郡县制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建立、发展和分布》正式发表
11. 艾冲教授的论文《东汉州郡县体制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确立、调整和迁徙》正式发表
12. 艾冲教授的论文《两汉时期大城县故城初考》正式发表
13. 硕士研究生白雪的论文《西汉时期五原郡诸县治城新考》正式发表
14. 国家重大项目组召开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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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01. 艾冲教授的论文《唐代夏州城通往丰州区域的道路考述》正式发表
艾冲教授的论文《唐代夏州城通往丰州区域的道路考述》于2014年9月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正式发表。
唐代夏州城既是“河曲”地域（略当今鄂尔多斯高原）中南部的军政中心，又是人员往来、物资流通和信息传递的交通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时移境迁，今天人们已难辨识一千年前的道路位置。尤其是夏州城通向丰州的主干道路，因后日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漠的蔓延扩散而引起地貌变迁，难于复原。迄今除已故王北辰教授作过初步探讨之外，几乎无学者就此专题着力研究。
《新唐书·地理志七》所记载“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的夏州城通向丰州地区的干线道路，经过多年的探索与调查，绝大多数经由地名是可确定其位置的。为便于梳理和考证，兹将前转录交通路线划分为三个地段——夏州城至乌那水段、乌那水至宁远镇段、屯根水至吐俱麟川段，逐一考述所经由地点的当代所在。自夏州城至乌那水段道路呈南北走向，主要穿行於今内蒙古乌审旗全境、鄂托克旗东隅和杭锦旗南部之地，路程约达480里。经行地带呈现典型的波状高原地形，湖泽、盐池众多，地表和缓起伏，因而道路垂直变化较小。乌那水至宁远镇段道路全部分布在今杭锦旗境，呈南北纵贯格局。由于须穿越库结沙（早期库布齐沙漠），遂成为这条交通干线路况最差的路段。宁远镇北至吐俱麟川段路程分布在今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和达尔罕茂明安旗境，穿行于后套平原东部和蒙古高原南部。这条路线并非赴丰州的主干道路。其主干道路是宁远镇至西受降城段交通线路，终止站应是丰州都防御使司（天德军都防御使司）的驻地——西受降城（简称西城）。其故址在今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奋斗村古城，位于今乌加河北侧。自宁远镇（今沙圪堵淖尔村西南）北行涉过屯根水（今黄河）后，道路伸至安乐戍（今乌拉特前旗新安镇东隅）。在此转向西北抵达丰州城（今五原县城南乡境，一说即今乌拉特前旗金星乡西隅的西局子村古城）。据《太平寰宇记》载，天德军旧城西渡黄河至丰州城160里，其中西至黄河5里。因此，安乐戍城西北至丰州城实长155里。而自丰州城西北渡黄河而至西受降城（奋斗村古城）的里程为80里。至西城，夏州城通向丰州地区的干线道路才抵达终点站。
丰州城是唐代后套平原的州级政区行政中心。由丰州城西去100里（《元和志》作116里），可达永丰县城（今五原县西部的丰裕乡五份桥村古城址，或指为临河区八一古城址）；西至黄河135里。东南去40里，抵丰安县城（今乌拉特前旗西部的屈家圪旦村西侧古城址）；正北至黄河40里。自丰州城东行，经安乐戍，东渡黄河，经永清栅（今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渔场附近），可抵达元和九年东迁的丰州都防御使司驻地——修缮后的天德军城（今额尔登布拉格苏木西北、乌梁素海近岸湖底土城子遗址）。东南至夏州城750里。这就表明：夏州城是沟通北部边疆的天德军都防司与京师长安交通联系的枢纽和关键节点。
02. 保宏彪助理研究员的论文《辽宋夏金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行政建制》正式发表
保宏彪助理研究员的论文《辽宋夏金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行政建制》已在《西夏研究》2014年第3期正式发表。两宋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由于相继或分别被辽、宋、夏、金四个王朝所控制，因而该地域的行政建制就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北宋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及邻区建置绥德军、银州、麟州、府州、丰州，以及延安府、保安军。辽朝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北部及毗邻区建置东胜州、天德军、丰州、云内州、金肃州和河清军等行政管理单位。西夏的地方行政建制仿照宋制，在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的宁夏平原建置15州，即兴、灵、定、怀、静、盐、夏、银、绥、宥、洪、龙、石、丰、胜诸州，还有南威州、会州。金灭辽后，接管其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北部及前套平原的行政建制；灭北宋后，接管其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及毗邻区行政建制，并有所变动。
总之，鄂尔多斯高原因处于西夏、北宋、辽、金四朝攻防之区，各政权皆置有行政建制单位，实际上被分割占据。北宋长期控制鄂尔多斯高原南缘地带，辽朝则控制鄂尔多斯高原和前套平原，金灭辽、北宋之后接管上述地区，西夏则不但稳固地据有鄂尔多斯高原大部区域，而且先后与宋、辽、金三朝展开鄂尔多斯高原东部边缘的武力争夺。因此，在这个地域，宏观上处于各方战略制衡状态，微观上因应政局的发展而不时有局部的变化。
03. 肖珺、娄娟娟两位硕士撰写的《鄂尔多斯高原考察记》正式发表
肖珺硕士、娄娟娟硕士合作撰写的《鄂尔多斯高原考察记》已于2014年9月在学术期刊《中国人文田野》第6辑正式发表。
该文较为系统详实地记录着2012年暑假期间由17人组成的项目组考察队对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展开历时8天的野外考察活动的曲折过程、野外考察内容和重要收获，以及作者的丰富经历和切身感受。该文的价值在于给人们留下那次野外实地考察过程的真实记录，也提供着重要的参考资料。
04. 历史政治地理组与历史灾害地理组联合考察队展开陕西与内蒙古交界地带考察
2014年8月23日—28日，历史政治地理组与历史灾害地理组联合考察队展开2014年第二次鄂尔多斯高原野外实地考察。考察队由6人组成，分别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艾冲教授、博士生王兴锋、硕士生孟阳、旅游与环境学院赵景波教授、博士生马延东、硕士生吴灿，以及司机任增饶。此次考察区域限定在陕西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包括内蒙古乌审旗、陕西靖边、横山、榆阳和神木诸地。
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区域，既是沙漠——黄土过渡地带，也是农牧业生产交错地区。联合考察队期望通过实地考察，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个方面寻找研究资料和线索，解决室内研究难于解决的问题。
联合考察队首先前往靖边县北部的统万城。我们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统万城考古队邢福来队长的指引和讲解下，进一步加深了关于统万城的认识。赵景波教授率领其研究生意欲探明统万城建城的地质基础。他们在统万城遗址内部及周边用手钻展开钻孔取样工作，采集地层样本，以揭示统万城建城前的地理环境。与此同时，艾冲教授率领其研究生分别踏察乌审旗南部的三岔河古城、靖边县北部的海子滩洼地古湖泊遗址。基本探明历史时期海子滩洼地确有湖泊存在，并勘定古代湖泊的基本范围。其后的两天，联合考察队共同勘察了杨桥畔镇龙眼水库古城址、榆阳区西部的古城界古城、白城台古城、火连滩古城、神木县秃尾河东侧的石峁古城和喇嘛河古城遗址，对大部分古城址进行了实地测量。
这次考察活动历时六天，行程安排得紧张而紧凑。通过这次野外考察活动，进一步拓展了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的研究视阈和资料收集范围，可为今后的区域研究提供新的证据。联合考察队于8月28日下午返回学校，圆满结束这次野外考察活动。依照惯例，考察队队员在各自撰写的考察日志基础上对此次野外考察分别作出回顾与总结，并整理在野外所获第一手数据和资料。 （王兴锋 供稿）
05. 艾冲教授携论文参加在成都市召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年会
中国历史地理学年会于2014年9月19至23日在成都市召开，会议主题为“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共同主办，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等单位承办，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成都图书馆、巴蜀书社等单位协办。艾冲教授应邀携论文《战国至西汉时期郡县制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建立与发展》参加此次历史地理学界的全国性学术大会，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与其它与会学者积极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
在会议期间，还参加了会议承办方组织的区域地理考察活动——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望江楼和青城山等地，经过实地亲历和观察，获得一定数量的关于岷江流域之地理信息。
06. 李大海副教授的论文《明代榆林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研究》正式发表
李大海副教授的论文《明代榆林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研究——以“三拓榆城”为中心》已于2014年9月在《陕西师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正式发表。
从对“三拓榆城”的解析，继而对明清榆林城市史展开的重新探索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明人虽然将榆林城市空间形态变迁的历史概括为“三拓”，但却语焉不详；清人在照抄其说时，往往因未详究原委，以致臆测前人之意，含混解释“三拓榆城”。对此，尤以雍正《陕西通志》和道光《榆林府志》为代表的地方志书表现得最为明显。今人不察，仍以清人之说为据，且疏于考证，草率得出结论，可谓复以清人之谬而谬，愈发武断而疏离事实。考诸史籍，榆林城创建于正统二年（1437），成化九年前后余子俊对其南北城垣进行翻修。至成化二十二年（1486），黄绂扩建城池；弘治九年（1496年），熊绣又向南扩建；正德十年（1515），邓璋再向南扩至今榆林古城南墙处。核实而论，上述三次扩建才是“三拓”所指。
明清时期各种文献对榆林城市空间形态的描述，是立足于该城业已形成的北、中、南三城格局，来展开书写和确定其中各个部分相对空间位置的。因此，对这些文献而言，所涉及带有地理含义的城市内部空间称谓，都属在当时的“当代”语境下形成的概念。道光《府志》按语中说三城为“旧有”之格局，当始于正德年间邓璋拓城之后。要而言之，今人不能将诸如此类描述涉及的城市内部空间概念，视为一种“历史地理”的叙述。否则就会发生时空限定的错置，成为误读曲解史料的诱因。令人稍感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明代原始文献对榆林三城范围的可信记载，因此今天只能依靠清人对所谓“三拓榆城”的解释来做进一步的还原工作，或者说来构想明代榆林三城的空间形态变迁过程。
明代榆林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问题被引入学术讨论的缘起，来自于侯仁之对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沙漠化历史进程研究的开创性探索。本文得出的认识，可以充实和完善过往侯氏讨论的最终结果，同时有助于深化和推进明清榆林城市史的相关研究。以上两个方向的探讨，仍然值得继续深入开展下去。
07. 硕士研究生孟洋洋的论文《两汉时期朔方郡建置沿革考论》正式发表
硕士生孟洋洋的论文《两汉时期朔方郡建置沿革考论》已在《阴山学刊》2014年第6期正式发表。
论文认为：西汉朔方郡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二年（-127），领辖10县。至王莽新朝时期，朔方郡与其属县的名称虽被更改，但无实质变化。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朔方郡被卢芳割据势力盘踞。过了两年，朔方郡被刘秀集团接管。其后，曾短暂被撤。至建武二十七年（51）复置。此后，朔方郡建制一直延续至汉献帝建安中。建安二十年（215），朔方郡建制最终被撤销，其人口改属新组建的新兴郡。至此，汉代朔方郡建制遂退出地方行政区划历史舞台。曹魏明帝青龙三年（235），朔方郡虽得重置，但已是另一时代的地方行政单位，与汉代政区体系无关，且建置地域东移至今山西省中部。两汉时期，朔方郡建制的兴废变化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及其毗邻地区的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化，以及汉王朝的战略部署和边疆民族关系密切相关。
东汉光武帝时期也对朔方郡的属县进行调整，撤销5个建制县，又增领原属西河郡的大城县；朔方郡于是仅辖6县，较西汉晚期大为减少。其调整时间当在建武七年（31）之后。至于属县变动的具体时间，还有待挖掘新的证据而继续探索。
08. 硕士研究生陈娇的论文《两汉时期上郡龟兹县治城位置新探》定稿
硕士研究生陈娇撰写的《两汉时期上郡龟兹县治城位置新探》于2014年12月定稿。
论文认为：两汉时期，龟兹县作为上郡属县之一，具有重要的军政地位。但由于史书记载简略，汉代龟兹县治所位于今天何处，学界观点不一，历来诸说纷纭，未能达成定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榆林市榆阳区古城滩古城、镇川镇上盐湾附近、乌审旗嘎鲁图镇（原名达布察克镇）附近。本文依据《水经注》的黑水、交兰水、帝原水、诸次水的相关信息为依据，大致勾划出汉代龟兹县域的范围轮廓。进而在该区域参照文物考古调查的古城遗迹、野外实地考察的资料，基本判定今乌审旗嘎鲁图镇敖柏淖尔古城就是汉代龟兹县城故址所在。再以“龟兹盐池”为突破点，在前文圈定的龟兹县境范围内，依据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自然地理环境，推定达巴淖尔或敖拜淖尔可能为史书所载“龟兹盐池”，或者“龟兹盐池”是指代汉代龟兹县域所有盐湖的统称，从而反证敖柏淖尔古城就是汉代龟兹县故城。两汉时期龟兹县故城的定位，对于研究汉代北部边疆的行政区划体系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09. 历史水文地理组与历史城市地理组联合考察队展开宁夏平原段黄河野外实地考察
2014年10月12—17日，历史水文地理组和历史城市地理组联合考察队展开宁夏平原段黄河的实地考察，历时六天。其中，野外考察约四天，往返时间约两天。考察队由7人组成，包括：张维慎、肖爱玲、王兴锋、陈娇、保宏彪、艾冲，以及司机刘磊。考察地域预定在宁夏平原段黄河东西两侧地带。南至青铜峡口，北至惠农区石嘴子，西限于贺兰山，东限于鄂尔多斯台地西缘。
野外考察内容包括：1. 青铜峡水库大坝至石嘴子黄河大桥段黄河河道，及其所在地理形势（地势地貌）；2. 黄河沿岸的古城址、古墓葬的具体位置，及其与黄河的空间关系；3. 黄河与其支流河道汇合处的具体位置；4. 采集相关地理要素（古城、古墓、河道交汇点）的经纬度、海拔数据，采集古城边长、河道宽度等数据。 考察路线如下：10月13日，银川市——永宁县——青铜峡市——吴忠市利通区——灵武市——银川，循滨河公路行进。考察青铜峡108塔、唐徕渠进水闸、扁担沟古城、官马湖汉墓群、古城湾古城、苦水河入黄处、东塔镇镇河塔，返回银川市。10月14日，银川市——平罗县——惠农区，循滨河公路行进。考察横城堡及附近长城、水洞沟入黄处、兵沟入黄河处、兵沟汉墓群、月牙湖、都斯图河入黄处、石嘴子及黄河大桥。10月15日，平罗县——惠农区——贺兰县——银川市，循109、110国道行进。考察平罗县城/玉皇阁/鼓楼、省嵬城遗址、宝丰县故城遗址（宝丰镇）、田州塔/定州故城遗址（姚伏镇东北）、新渠县故城遗址（姚伏镇东1公里）、暖泉古城（平罗县崇岗镇暖泉村）、暖泉汉墓群（贺兰县暖泉农场苹果队）。10月16日，在银川市境内，考察兴庆区高台寺村（凤翔园住宅小区）、高台寺遗址（三号住宅楼）、访问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寻购文献资料等。
经过7名队员齐心合力的行动，在适当调整考察计划的基础上顺利完成此次野外考察任务。
10. 艾冲教授的论文《战国至秦汉郡县制再鄂尔多斯高原的建立、发展和分布》正式发表
艾冲教授的论文《战国至秦汉郡县制再鄂尔多斯高原的建立、发展和分布》已于2014年12月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鄂尔多斯高原，亦称“河套”地区、“河套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地域历史时期郡县两级行政区划建制的出现是在战国时期。其后，历经秦朝、西汉两个时期，地方行政区划经历郡县建制单位逐步增加、管辖区域调整，乃至演变为东汉州郡县三级制的进程。其发展演变的时间和空间过程诸多细节，今人已不甚清楚，实有复原该时段历史政区地理真相的必要。
战国时期，赵、秦两国对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之银川平原与河套平原的开拓与经略，成为郡县两级政区出现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序幕。赵、秦两国创立的郡县两级行政建制推广至鄂尔多斯高原，从而使本地区进入中国政治历史的新纪元。赵国郡县制出现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时间至迟应在赵武灵王二十六年（-300）。秦国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271）吞并义渠戎政权后，郡县制也推行至鄂尔多斯高原地域南部。
秦统一天下后，增置九原郡，并向北扩展北地郡、上郡的辖域，形成四郡并存的行政区划格局。
西汉在秦代北地郡、上郡、云中郡建制的基础上，于元朔二年（-127）后相继重置九原郡——更名为五原郡、增置朔方、西河两郡。此后，形成北地、上郡、西河、云中、五原和朔方6郡分治的政区格局。元狩三年（-120），在“河南地”创建五个匈奴族属国作为特殊行政建制。安定郡属国都尉治三水县城（今宁夏同心县红城水古城），上郡属国都尉治龟兹县城（今内蒙古乌审旗敖柏淖尔古城），西河郡属国都尉治美稷县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暖水镇榆树壕古城），五原郡属国都尉治蒲泽县城（今内蒙古达拉特旗白泥井镇城圪梁村附近）；以及毗邻今鄂尔多斯高原的金城属国，其都尉府治勇士县城（在今甘肃榆中县境）。上郡匈归都尉府，治塞外匈归障（今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大场子古城址）。此外，朔方州刺史部的监察区域，包括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5个郡级地方高层行政单位。
11. 艾冲教授的论文《东汉州郡县体制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确立、调整和迁徙》正式发表
艾冲教授的论文《东汉州郡县体制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确立、调整和迁徙》已于2014年11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1辑发表。在我国历史上，“州”作为地域的通名出现很早。在先秦文献中就记载大禹治水后划野分州的构想。例如：《尚书·禹贡》记载所谓夏禹时期的“九州”，且有具体的州名和范围。至汉武帝时期，先秦学者的构想变成现实的地方区划制度，即西汉元封五年（-106）创立的监察区划制度——州制。是时，划分全国疆土为十三个大区，以“州”作为区域通名。征和四年（-89），又置司隶校尉部，察举京师百官和近京七郡（三辅、三河与弘农郡）。于是，形成十四州部的监察区划体系。汉成帝绥和元年（-8），“十二月，罢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汉哀帝建平二年（-5），“夏四月……罢州牧，复刺史”。两汉交替之际的战乱期间，各州长官的权力扩至行政、军事、财税领域，遂完成由监察区划向行政区划的演变，从而奠定东汉初期州制转变为行政区划的职权基础。
州级政区确立于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一年（35）。此年，汉廷调整州级单位数量，废除朔方州，将其地划归并州，即“是岁，省朔方[州]牧，并并州”，从而使州部数量降至13个。同时，改交趾州为交州，改司隶校尉部为司州，即东汉“建武中复置，并领一州。”使州名得到整齐划一。汉光武帝还特别颁布一道诏书，“初断州牧自还奏事”，为各州主官指定固定的驻所，使之长期驻在地方。东汉政府并扩大州牧的权限，使之在履行传统的监察职责之外，掌握着陟黜郡国官员之权、统兵权、财赋征收转运权等权力。建武十八年（42），汉朝于“是岁，罢州牧，置刺史”。因此，州制的性质已转变为行政区划，即州级政区确立于公元35年。
东汉建立伊始，在州郡县三级制的大背景下，今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区存在7个郡。其大多数被划归并州统辖，少数划入凉州管内。上郡、西河、云中、五原和朔方5郡归属于并州管内， 北地、安定2郡归属于凉州所部。东汉时期，7郡相继经历建武年间（25-57）、永初年间（107-113）、永和年间（136-141）的三次迁徙。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后，鄂尔多斯高原及邻区的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诸郡渐次内迁与废弃，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撤销朔方、五原、云中、定襄４郡。4郡分别被改置１县，领该郡遗民，并合４县而置新兴郡。新兴郡治九原县（今山西忻州市），管区分布于今山西省中部滹沱河南北地区，北限于句注山。于是，汉代朔方、五原、云中和定襄４郡被终结其行政管理的历史使命。至此，中国古代第一阶段行政区划建制在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退出历史舞台。
与西汉末期相比，东汉中期今鄂尔多斯高原的县级单位数量大幅减少。西汉末期7郡共领136县，至东汉中期7郡尚存64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与其毗邻区，西汉末期7郡共领75县，至东汉中期犹存35县。西汉末年犹存的部分县级建制，至东汉前期不复存在，显然已被撤销。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地方政局动荡、农业人口减少、中央政府的政区调整政策的影响所致。
北地郡西汉末期管辖19个县，而至东汉中期仅存６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和宁夏平原范围，西汉末期北地郡管辖10个县，至东汉中期仅存４县，即：富平、灵州、廉县、弋居。县数减少６个。
安定郡西汉末期管辖21县，至东汉中期仅存８县。仅有１县——三水县在今鄂尔多斯高原。这种状况反映战乱后的政区格局。
上郡西汉末期管辖23个县，而至东汉中期仅存10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范围，上郡西汉末期管辖16个县，至东汉中期仅存６县，即：肤施、龟兹、白土、桢林、奢延、候官。县数减少10个。
西河郡西汉末期管辖36个县，而至东汉中期仅存13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范围，西河郡西汉末期管辖30个县，至东汉中期仅存9县，即：美稷、广衍、平定、訚阴、訚阳、中阳、乐街、平陆、益兰。县数减少21个。
云中郡西汉末期管辖11个县，至东汉中期仍辖11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范围，云中郡西汉末期管辖1个县，至东汉中期仍是1县——沙南县。
五原郡西汉末期管辖16个县，而至东汉中期尚存10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与前套平原西部范围，五原郡西汉末期管辖11县，至东汉中期尚存9县，即：九原、五原、临沃、宜梁、成宜、西安阳、河阴、曼柏、文国。
朔方郡西汉末期管辖10个县，至东汉中期尚存6县。其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范围，朔方郡西汉末期管辖６个县，至东汉中期尚存５县，即：临戎、沃野、广牧、朔方、大城（原属西河郡）。
导致东汉时期今鄂尔多斯高原郡县几度移徙、数量减少的原因较复杂，包括频繁的战乱、游牧族群人口迁入、社会秩序混乱、农耕人口减少、地方官员的畏难心理和中央政府的调整措施等因素。透过对近两千年前鄂尔多斯高原行政区划演变的探讨，可为该区经济文化发展、民族团结和谐提供历史借鉴。
12. 艾冲教授的论文《两汉时期大城县故城初考》正式发表
艾冲教授的论文《两汉时期大城县故城初考》已在《中国古都研究》期刊2014年第2辑正式发表。《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河郡“大成”县，在《后汉书·郡国志》中则写作“大城”县。东汉之后，大城县建制虽然被废，但其治城——大城则沿用至十六国时期。东晋十六国时期，割据于鄂尔多斯高原的赫连夏政权早期就以“大城”为统治中心，换言之，即其早期都城。
论文判断其地理位置的依据如下：首先，从东汉永元六年（94）南匈奴伪可汗逢侯自美稷县城向西逃亡路线、北魏登国六年（391）拓跋珪讨伐匈奴刘卫辰部的进军路线、太元十七年（392）后秦朔方郡治——大城、赫连勃勃多次将战争掳获人口共计二万四千户（十二万余口）迁往大城、赫连夏在大城建置幽州牧、并以此城为早期都城等文献记载分析，“大城”故城即今霍洛柴登古城。其次，从自然地理、交通地理、政区地理诸方面考察，“大城”位于东胜梁西延余脉北坡而地势较高亢、牧师城西方且扼东西交通必经之地、西河郡和朔方郡交界地带，这些地理条件皆与霍洛柴登古城所处地理位置相吻合。再次，从霍洛柴登古城址的考古调查与试掘资料观察，该古城傍水而建、地势和缓，其城墙长度、占地面积特别突出，古城的东、南、西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古代墓葬而反证当年城内人口稠密，城址内外分布着铸币、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可见，霍洛柴登古城遗址与文献记载“大城”情况适相符合。因此，两汉时期的“大城”相当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浩绕柴达木苏木北部的霍洛柴登古城遗址。
至于“大城塞”，略当今霍洛柴登古城西偏北的敖楞布拉格古城址。
13. 硕士生白雪的论文《西汉时期五原郡诸县治城新考》正式发表
白雪硕士的论文《西汉时期五原郡诸县治城新考》已于2014年11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1辑发表。
论文认为：秦汉时期郡县两级行政区划研究，对于复原鄂尔多斯高原历史政区地理真相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五原郡诸县治所定位研究更是如此。《汉书·地理志》记载：“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县十六：九原、固陵、五原、临沃、文国、河阴、蒱泽、南舆、武都、宜梁、曼柏、成宜、稒阳、莫黑旦、西安阳、河目。”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卷》标绘出西汉时期五原郡12个属县的治城位置，而未标绘的属县有：蒱泽、莫黑旦、固陵、文国4县。就已标绘出的12县而言，其具体依据尚不明晰。况且有的县仅标出其名称，并无具体位置。因此，对秦汉时期五原郡诸县治所还有继续研究的空间。
该文依据《汉书·地理志》、《张家山汉简·秩律》、《水经注》等古代文献资料、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文物考古资料，对五原郡各县的治城所在再行定位探讨。作者按照《水经注》所记载由西往东的顺序，将河水流经的今乌拉特前旗、达拉特旗、包头市境的9座县城与考古调查资料相结合，依次进行定位考证。尚有7个属县在《水经注》中未曾明确叙及，作者也对其治城位置进行初步判定。其中蒲泽、曼柏、南舆、文国4县的治城当在今达拉特旗境内，莫黑旦、固陵、武都3县的治城应在今固阳县境。
透过五原郡各属县治城位置的探讨，作者提出与《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五原郡的属县位置与统辖范围不同的学术见解。河目、西安阳、成宜、宜梁4县的治城在今乌拉特前旗境内；五原、九原、临沃、稒阳4县城在今包头市境；河阴县、蒲泽县、曼柏县、南舆县、文国县5县城在今达拉特旗境；莫黑旦县、固陵县、武都3县城在今固阳县境。由此可知，西汉五原郡的统辖区域相当今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以东、包头市区、固阳县境，以及黄河以南的达拉特旗、准格尔旗北部地区。《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西汉五原郡管区标绘成朝东南方延伸的狭长区域，显然不符合常理。
当然，由于资料匮乏，西汉五原郡的极少数县城定位研究，只是透过既有资料的初步判断，考证依据尚有待继续补充。希望今后能够发现新的历史资料，再行后续补充论证。
14. 国家重大项目组召开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
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于12月13日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崇鋈楼三层敏行厅举行。这次学术研讨会由国家重大项目“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项目组召开，本项目组成员及参与课题研究的研究生等共计33人与会，收到论文30篇。
学术研讨会于上午8时40分正式拉开序幕。在简短的开幕式上，国家重大项目主持人、历史文化学院艾冲教授就此次学术研讨会的筹备过程、重要意义和预期目的做了说明。我校原西北环发中心主任朱士光教授致辞，强调了国家重大项目研究的重要性，鼓励项目组研究人员合力推进课题研究工作，拿出超越前人的高质量科研成果。
开幕式之后，学术研讨会分为两个阶段展开：大会主题发言和分组发言讨论。
在上午的大会发言期间，共有8位学者作主题报告。在上半场，赵景波教授首先作题为《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的沙漠化研究》的报告，阐述沙地和沙漠的区别、沙漠化的历史阶段性。李令福教授作题为《从画像石资料研究陕北东汉时期农业的发展》的发言，就区域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如何利用形象生动的汉画像石资料，提出个人的看法。肖爱玲副教授的发言题为《秦汉直道研究进展及相关问题分析》，回顾了学术界关于秦直道位置的几种观点，提出在研究纵贯鄂尔多斯高原的秦汉直道时应甄别“直道”和“驰道”的不同。李大海博士的报告题为《元代陕西行省察罕脑儿城今地考》，首先介绍学界关于元代察罕脑儿城的几种观点，并在比较分析中提出个人的判断。在下半场，刘景纯教授首先作题为《万历〈延绥镇志〉若干问题释证》的报告，就明万历《延绥镇志》存在诸如“套内”、“套中”、“界石”、“边禁”、“官豪”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说明。张维慎研究员的题为《〈新唐书〉“青他鹿角”新解》的大会发言，就《新唐书·地理志》所载鄂尔多斯高原南部诸州“土贡”之一“青他鹿角”究竟为何物？提出“青他”、“鹿角”各是一种“土贡”物产，得出“青他”是一种毒蛇的创新结论。张健博士的大会发言题为《无定河径流突变及其周期特征分析（1933—2012）》，就近期八十年间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无定河流量变化进行探讨，并分析其周期性变化的特点。岳连建研究员的大会发言题为《雕阴故城位置考》。大会报告分别由朱士光、吕卓民和赵景波教授主持。
下午的分组发言与讨论，按照“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分组展开。
历史自然地理组共有8人分别就湖泊定位、河道变迁、自然灾害，以及“榆柳之薮”分布地作专题发言。艾冲教授就汉代湖泊“奢延泽”的位置问题展开探讨，依据《后汉书》的相关历史记载和野外实地考察的资料，认为今靖边县海子滩村北侧湖盆洼地应是汉代“奢延泽”遗址。张青瑶博士关于《公元3—9世纪黄河前套平原段河道变迁》的发言集中在前套平原段黄河的早期变迁研究，介绍了专题研究的实际进展和文献资料的收集状况。关于汉代“榆柳之薮”范围、明清鄂尔多斯高原自然灾害诸专题，则由研究生陈娇、陈志青、马延东、杨晓玉、李如意等人发言。陈娇的发言题为《两汉龟兹县治城位置新探》，陈志青的发言题为《鄂尔多斯高原清代旱灾研究》，马延东的发言题为《鄂尔多斯高原明代旱灾研究》，杨晓玉的发言题为《鄂尔多斯高原清代雹灾研究》，李如意的发言以《鄂尔多斯高原清代洪涝灾害与气候事件研究》为题。吕卓民教授在发言中，就神木县石峁遗址的研究，提出可借鉴丝绸之路中亚段古城址为旁证，继续向前推进。
历史人文地理组共有8位发言人，分别就鄂尔多斯高原先秦狄族文化、考古学文化、民族分布、汉代政区地理和明清宗教文化地理作专题发言。张文安副教授在题为《先秦时期北方狄族文化的历史考察》的发言中，就狄族的三大分支、分布范围、风俗习惯作了系统的文献梳理，指出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是狄族分布区之一。孙战伟助理研究员在《清涧县李家崖东周墓地新认识》的发言中，就李家崖墓地的时代、文化类型进行探讨。关于两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民族分布、郡县政区的分布及变动，则有研究生王兴锋、孟洋洋、石春平和白雪分别探讨，提出若干新见解。王兴锋的发言题为《汉代西河属国都尉府暨使匈奴中郎将府驻地——美稷县故城新探》，孟洋洋的发言题为《西汉朔方郡诸县治城考述》，石春平的发言题为《汉代西河郡建置沿革考》，白雪的发言则以《西汉五原郡诸县治城考述》为题。关于历史宗教文化地理专题，则有陈华伟硕士、研究生张志国分别探讨，陈华伟的发言题为《鄂尔多斯高原藏传佛教文化地理格局的历史变迁》，张志国则以《基督教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传播和发展》为题发言。
由于大家讨论热烈，两组皆未曾中间休息，时间竟然延续至傍晚六点半才结束。随后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吕卓民教授、刘景纯教授分别作了小组总结，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何志龙教授作总结性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艾冲教授宣布国家重大项目组本次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孟洋洋、陈娇 供稿）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