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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简介
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议程
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目录
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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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简介
2013年9月23-24日，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鲁迅研究会主办，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承办。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杨义、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郁、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陈漱渝、山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朱德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梦阳、《民族魂》主编郑心伶等来自国内外150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出席会议。
本次学术会议的主要议题为“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会议共收到论文80余篇。这些文章围绕着“文化研究：总结与启示”、“文本研究：历史与前瞻”和“比较研究：世界性与开放性”三个子议题展开了充分的探讨。
本课题成员向本次会议提交了如下的文章：
一个伪命题的真意义
——回顾“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讨论 王锡荣
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世界的遇合张中良
鲁迅稿本问题辨考
——从《为了忘却的记念》说起 符杰祥
王际真的鲁迅译介 顾 钧
鲁迅书信的附件应当完整地收入《鲁迅全集》 葛 涛
镜头下的重述：香港影片《阿Q正传》考 王宇平
鲁迅与《语丝》、《莽原》的投稿者李遇安 乔丽华
左翼文学场域的运作规则
——基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的探索
刘云
本次会议中，讨论鲁迅手稿相关问题的论文，皆出于本课题组成员之手，计有如下几篇：
鲁迅稿本问题辨考
——从《为了忘却的记念》说起 符杰祥
左翼文学场域的运作规则
——基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的探索
刘云
鲁迅书信的附件应当完整地收入《鲁迅全集》 葛涛
文章虽然不多，却是本次会议中的一个亮点。符杰祥之《鲁迅稿本问题辨考——从〈为了忘却的记念〉说起》（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7期），从分析《为了忘却的记念》手稿的文本变化入手，着重探讨了鲁迅手稿发生以及变迁史，厘定了手稿与清稿的内涵，这一厘定为以后的手稿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分辨手稿性质的操作基础。此外，该文还探讨了鲁迅在上海时期对待手稿的态度等问题，给予了这一时期鲁迅手稿以前瞻性的概括。刘云之《左翼文学场域的运作规则——基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的探索》[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更是通过细致的手稿探究，补充原有的相关研究的成果，探讨了细读手稿所发现的新问题。手稿可以说是作品的初文本，展开对手稿的研究，是有助于对于探清作家与成为社会存在的作品之间的关联，寻找出作家创作特定作品的原初意义，为重新解读作品提供依据。葛涛的文章（刊《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 6卷 1期）结合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对《鲁迅手稿全集》和鲁迅博物馆馆藏的鲁迅书信的附件进行考释，指出鲁迅书信中的一些附件都是鲁迅原来书信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和鲁迅的书信一起收入《鲁迅全集》之中，这样才能保存鲁迅书信的完整性。
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9月23-24日，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鲁迅研究会主办，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承办。来自国内外150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出席会议。
在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举行前，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了鲁迅铜像揭幕仪式。由具有国际影响的雕塑艺术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吴为山专门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创作的鲁迅铜像，不仅忠实地再现了鲁迅精神风貌，同时也体现了当代艺术的审美性。揭幕仪式上，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和吴为山分别致辞，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宋妍和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杨义为铜像揭幕。
在简短的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宋妍和杨义分别致辞对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并祝愿会议能够取得预期的学术成果。在随后的学术会议主题演讲上，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郁、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陈漱渝、山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朱德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梦阳、《民族魂》主编郑心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先后做了精彩的讲演，分析了当前鲁迅研究学术的现状与问题，并对鲁迅研究今后的走向进行了探讨。在下午的分组讨论会上，到会代表就“文化研究：总结与启示”、“文本研究：历史与前瞻”和“比较研究：世界性与开放性”三个议题展开了充分的探讨。
中国鲁迅研究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在本次会上与会代表们将选出新的理事、会长、副会长等学会领导成员。中国鲁迅研究会自成立以来，积极支持国内鲁迅研究专家开展鲁迅研究，是中国鲁迅研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鲁迅之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具有广阔言说空间的命题，从历史空间来说，既包括了鲁迅的当下，也包括了鲁迅研究者的当下。从鲁迅的社会意识而延伸到鲁迅研究者的社会意识。就如鲁迅采用小说、杂文、翻译乃至社会行动那样对待他所面对的中国社会那样，鲁迅研究者也因此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分析、探讨，会议论文所涉及的议题由此变得相当广泛。尽管会议将所收到的85篇论文分类成：“文化研究：总结与启示”、“文本研究：历史与前瞻”和“比较研究：世界性与开放性”，也未能尽善地全部涵盖这些论文的主题。下文只是笔者依据个人的所读所想，浮光掠影地介绍本次会议的论文以为闻。
中国传统文化之于鲁迅思考他所面对的中国社会，将取法于何种理路和行动。杨义的《激活东方美的力量——鲁迅与汉石画像》，从鲁迅搜集、整理、研究汉画像入手，探讨了鲁迅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思想及其成果。鲁迅研究汉画像不仅探索了中国艺术的源头，而且将金石考据从古代推进到现代。具体的金石考据能力的获得，使鲁迅的能够直逼传统学术和美术的原本。与传统文化对应，鲁迅对于外国文化的接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过去关于文学方面的接受比较多，政治文化的接受则相对比较少的深入。孙郁之《鲁迅与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详细梳理了鲁迅接受苏联文艺理论的过程，以及鲁迅对所接触到的苏联文艺理论的理解，以及鲁迅的理解与列宁主义与当时左联共党员理解的不同所在。这篇文章，将鲁迅后期的政治理念、文化理念及其与列宁等苏联政治、文艺理论的关系作了切合实际的论述，也展现了瞿秋白所言之鲁迅后期的思想转变真正落实的面貌。从鲁迅的精神资源中如何获得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资源，张梦阳的《鲁迅的理性批判精神是中国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动力》直接指出鲁迅的理性批判精神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他认为我们迫切需要鲁迅那种深刻的理性反思精神，对20世纪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以及人类历史，做一下整体的带根柢性的全面反思。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是本次会议的关键词，也是当今人们所常用的词。那么这两组词在当年的鲁迅笔下呈现是，其到底是有着怎样的含义。张铁荣之《探究词语里面的深意——小议鲁迅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文章虽然没有宏阔的结论，却可以避免相当的人们在讨论这两个问题时，尤其是讨论鲁迅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被埋没、被迷失。无论是讨论中国社会还是讨论中国文化都要落实到具体的层面，讨论才有现实意义。陈漱渝之《散播鲁迅精神的种子——关于教材中的鲁迅》则关注基础教学方面的问题。鲁迅作品进入教材的由来历久，收入教材的不仅有鲁迅各类型的作品，也有鲁迅的翻译。中国大陆教材中的鲁迅作品，经历了民国、建国后文革前，文革十年以及新时期几个历史阶段的变化，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变化，也折射出各时期编撰教材的人们对鲁迅的总体看法，间接地展现了各阶段的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们的看法。进入新时期之后，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教材中鲁迅作品出现了“大撤退”的现象，但同时，其教学上的变化却能够使学生能够比较正确地把握鲁迅作品的内涵，获得正确的审美体验，这又是创新和超越。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这个似乎是一个具有耐久性的讨论议题，尤其在近十余年间，这个议题在学术界、在社会中常常被人所提起，并成为一个文化热点。王锡荣之《一个伪命题的真意义——回顾“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讨论》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指出其命题之伪，却又带有现实的意义。论文在具体分析了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假如鲁迅活到今天的谈话的历史事实以及相应的文本之后。阐明了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人们容易想到鲁迅的存在，想以鲁迅作为一个参照，这也许是鲁迅精神价值的所在。
鲁迅“人国”梦想的提出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又不是古已有之的，也不是主观拟定的，而是通过对世界大势的研究，反复比较权衡了其他先进民族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摒弃了偏颇取其神明，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加以选用，力求达到有机的结合，以一种能“争存于天下”的新社会结构来取代积弱难强、积重难返的旧制度。这是朱德发之《鲁迅的“人国”梦及其思想启示》所揭示的，他认为鲁迅的“人国”具有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自由、法治三个基本特征。信仰是民族向前发展的推进力，鲁迅对待信仰有独特的看法，从《破恶声论》开始，鲁迅就特别注重信仰的构建问题。谭桂林之《“恃意力以辟生路”——漫论鲁迅的信仰观及其思想理路》从《破恶声论》入手论述鲁迅对中国人信仰的构建问题，鲁迅之信仰观要点在于自由、诚实以及践行。赵敬立之《鲁迅早期论著的文化洞见与当代启示》意在重新审视鲁迅早年的文化观，以及这些文化观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启示。鲁迅“早期论著所提出的思想、主张，所指出的一些问题、弊端，却仿佛先见之明、‘不期然而言中’”，是为赞叹，也是一种警醒，也说明鲁迅早年思考国民性问题视角和理路的正确性。将之与前文一起看，或者可以得出坚守信仰的鲁迅的思考的彻底性。鲁迅对于信仰的真诚，也导致世人对鲁迅别样的看法，贾振勇之《鲁迅：创伤?病态?吹响黎明号角的天使》中引述张定璜评述：“鲁迅先生不是和我们所理想的伟大一般伟大的作家，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狭窄。然而他有的正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所缺少的诚实。……有人说《呐喊》的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鲁迅之为鲁迅，鲁迅的一些言行为人所见异，乃是因为鲁迅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个性乃至人格特点：真。病态与常态，是相对存在的。王家平之《论鲁迅的民国历史记忆和叙述》所关注的正是所谓常态的现状被化成鲁迅笔下文字后，所呈现的病态状况。并非是鲁迅的恶意，而是那些所谓的社会常态本身就经不起推敲。文章所梳理的历史循环与奴隶处境、示众的看客与变戏法的现代史、萧索的烈士坟与欢庆享福的“后方”、纪念孙中山与历史记忆伦理以及秋瑾、邹容、章太炎与历史评价、叙述方式等，这些都是有关民国的重要的历史和人物。这些历史和人物过去和现实，是在鲁迅笔下得到了忠实的呈现，一旦呈现出来，很多被人视为常态的，就化成了许多人的病态，应该说是缺乏信仰和道义的病态。同时也折射出鲁迅思想的立足所在，姜异新之《鲁迅的辛亥》专题讨论辛亥这段影响中国现代进程之于鲁迅的亲历、尤其是之于鲁迅的记忆与反思。
相对于辛亥革命等历史，鲁迅在上海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史中重要的一环，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村的凋敝、左翼文艺的发展与国民党当局的武力压制、日寇侵略与国内现实上的大小不等的割据，这些交错着、演进着，其相关事件之发展，甚至出乎鲁迅的意料。作为独立知识分子，鲁迅势必要面对种种事端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势必会引来其他有不同观念或理想的人的文笔的相对。杨姿之《从三个称谓看鲁迅上海时期的信仰》，别有途径地回顾了鲁迅上海时期的种种。而丁颖的《漂流与横站——鲁迅上海时期的文化姿态》则更深入地回顾以及剖析了在上海十年间鲁迅的精神状态以及他所选择的践行其理想的姿态。“漂流”与“横战”是两个具有浓厚的修辞意义的动作，作为一种行为的选择，二者在矛盾的运动中统一着，在统一中彼此造就着，显现着鲁迅式独有的精神风姿和文化心态，前者隐含着某种自由的状态，是从心所欲的价值诉求，体现着“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当今的研究者，研究者鲁迅，其实也就是试图用鲁迅的视角和思辨力，记录并考察鲁迅以及那段中国历史。当然，也有对当下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黄健之《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在宏阔的视野中考察这系列问题，他以现代的语境，重新审视了鲁迅的文化道路，指出了鲁迅文化遗产于今天的价值所在。汪卫东之《新语境中的“鲁迅”》与王卫平之《鲁迅的精神文化资源与当今社会》等文章，更是直接在新语境的框架内论述鲁迅的文化遗产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及对当今文化的资源性作用。
“‘回到鲁迅’的背后，有着一个‘历史性/当下性’的悖论，真正的态度，应该是历史和当下、主体和客体的视域融合，而这也是鲁迅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这是邱焕星《“回到鲁迅”之辨》文中的话。怎样看待回到鲁迅的命题，怎样的回法，在理论上应该有继续的讨论空间。本次会议收到不少从鲁迅文本、乃至鲁迅手稿入手展开研究的文章，或许是目前尚可行的回到鲁迅之路。符杰祥之《鲁迅稿本问题辨考——从〈为了忘却的记念〉说起》，从分析《为了忘却的记念》手稿的文本变化入手，探讨了鲁迅手稿发生以及变迁史，厘定了手稿与清稿的内涵，以及鲁迅在上海时期对待手稿的态度等问题。刘云之《左翼文学场域的运作规则——基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的探索》，更是通过细致的手稿探究，补充原有的相关研究的成果，探讨了细读手稿所发现的新问题。手稿可以说是作品的初文本，展开对手稿的研究，是有助于对于探清作家与成为社会存在的作品之间的关联，寻找出作家创作特定作品的原初意义，为重新解读作品提供依据。优秀的作品在成为社会存在的作品，在研究者眼中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所指，当然在一般读者眼中也是如此，这就是鲁迅作品至今有着广阔的阅读市场，能够经常性的被编者和出版社以各种形式出版的原因所在。鲁迅作品拥有着解读的无限性，在本次会议论文中，相当的文章从新的视角解读了鲁迅的作品。靳新来将《野草》视为语言实验（《语言的偏离——鲁迅〈野草〉的语言实验》），张全之在《孔乙己》中对于“主子”和“戏子”的发现（《中国文人的两种角色：“主子”与“戏子”——重读〈孔乙己〉》），罗文香从鲁迅小说解读其医学观（《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与医学——〈呐喊〉〈彷徨〉研究的科学视角》）等，皆有独特的切入视角。代田智明之《试论〈出关〉——对；鲁迅知识人观的总结》，其篇幅虽然不大，但对于鲁迅在20世纪20、30年代对自己、以及知识人的审视有着独特的观点。朱正平之《底层女性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祝福〉与〈锦衣玉食的生活〉的比较阅读》将鲁迅小说与当代小说进行比较，是衔接当代作家与鲁迅的尝试。数年前，将鲁迅作品将当代作家的作品做比较曾是鲁迅研究的一个热点，但于今，这样的研究开展的不多，或者是与这两年当代文学的状况有关，尽管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没有给当代文学带来更多的春意。这两年网络交互新模式的兴起，将相当部分的人拉离了原有的文化生活模式，势必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当然，这或者不是鲁迅研究议题之中的内容。
编辑出版环节从来就左右着读者对文本解读，在郝庆军看来鲁迅与瞿秋白编辑《萧伯纳在上海》就是一例（《鲁迅晚期介入政治斗争的一个典型文本——〈萧伯纳在上海〉的编辑及其意识形态倾向》），如上所及，因为鲁迅文本具有了可无限解读的魅力，当今不少编者与出版社经常性出版社鲁迅的文本，但这些文本的出版并不全如鲁迅那样严谨，刘运峰之《鲁迅著作出版中的浮躁现象——以“光明版”〈鲁迅全集〉为例》专门探讨了近几年鲁迅作品出版物中所存在的问题。
正如中国社会发展离不开其所生存的文化圈，鲁迅的创作、文艺活动和社会活动也存在着这样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并没有因为鲁迅的去世而消弭，而继续存在着，是为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黄乔生之《鲁迅与〈百衲本二十四史〉》、张中良之《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世界的遇合》、杨剑龙和曹晓华之《面对社会问题的不同姿态——芥川龙之介〈鼻子〉与鲁迅〈头发的故事〉之比较》、以及张永禄和葛红兵之《论盐谷温对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影响》等文章，都是探讨鲁迅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当年鲁迅所作的文化反应以及这些文化反应对当时和当今的影响。乔丽华之《鲁迅与〈语丝〉、〈莽原〉的投稿者李遇安》、刘东方之《鲁迅与胡适、傅斯年的现代文学语言观念之比较》、佐藤明久之《1933年至36年间鲁迅日记中的记载与儿岛（旧姓中村）亨的回忆之差异》和吉田旷二之《上海时代的鲁迅：鲁迅的国际政治论——鲁迅的抗日外交观与苏维埃?俄国观》等都是探讨与鲁迅直接交互的人和事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论文。许俊雅之《几个问题的商榷——重读殖民地时期台湾文学与鲁迅》、刘春勇之《“文章学”视野下的鲁迅写作研究——在木山英雄“野草论”基础上向前一点的探讨》、朱幸纯之《中野重治与他眼中的鲁迅》和吴钧之《论鲁迅诗歌翻译与世界传播》都探讨鲁迅对于这文化圈所产生的影响的论文。王宇平之《镜头下的重述：香港影片〈阿Q正传〉考》更是探讨了当今少为人知的1958年袁仰安导演的电影《阿Q正传》。可以说，鲁迅所属以及因鲁迅的存在而形成的文化圈是在现在和将来依旧是鲁迅研究的主要课题。
从本次会议论文的数量与质量来看，结合本次会议举行同时的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和领导机构的顺利换届，以及2013年在南京、绍兴等地所召开的规模不一的鲁迅研讨会及其相应的会议论文，可以得到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或者说是一个结论，当今的鲁迅研究，并不似一些论者所言的那样，不是呈现出寂寞的状态，而是充满着活力，并且现在的鲁迅研究成果较之以前更体现了研究者的文化自觉、学理功底和视野的开阔性。
（撰稿：李浩，刊《上海鲁迅研究》2013年第3期）
（相关报道）
沪上举行“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有关专家指出——以难懂作为“撤鲁”理由站不住
【《文学报》2013年09月26日】在语文教学领域，恐怕没有比鲁迅作品的“去留”问题，更引人关注的了。日前，有关人教版七年级语文再次删去鲁迅散文诗《风筝》的“撤鲁”之举，就引来新一轮激烈的讨论。在9月23日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的“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回应表示，以难懂作为排斥鲁迅作品进入教材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陈漱渝引反对“撤鲁”者的综合意见称，“难”与“易”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受众的年龄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对此感受也不同。遴选教材要充分考虑年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学生就无法跨越鲁迅作品的文字障碍。他进而质问道，单从鲁迅作品的字词句而言，其难度超过了《诗经》《楚辞》一类文言文作品吗？“难道会有什么专家学者因此主张文言文应该从教材中‘大撤退’了吗？”
事实上，诚如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语文教材执行主编的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所说，在人教版新编的语文教材中，必修课中是减少了鲁迅篇目。原因是课程改革后，必修课只占了1.25学年，余下1.75学年用作选修与复习，而在选修课教材中，不但保留了鲁迅作品，而且还增加了一些篇目。“无论哪个语文教材版本，鲁迅至今依然是选收篇目最多的作家。”
而对鲁迅作品的每一次调整，之所以会引起如此激烈的讨论，除了鲁迅对国人文化、人格塑造的重要性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当下多元化的语境里，鲁迅作品中表达的一些信念和原则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在不少人看来，鲁迅峻急刚毅的性格和针砭痼弊不留情面的文风，与当下的价值取向已不相吻合。
基于此，鲁迅研究者孙仁歌认为，“撤鲁”的举动凸显的是一种“去精英化”的倾向。眼下语文教材改革急于迎合当下浅文化热以致甚嚣尘上的节拍，急于要把那种高尚的、传世的、需要调动更多智力的经典阅读完全转化为一种简单的、自娱的、通俗易懂俨然“偷菜”一般轻松快乐的阅读。“究其实，‘撤鲁’ 不是因为鲁迅的文章太深刻、太难读，而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存在问题，教育理念太过浅薄。一句话，教育不作为才是导致鲁迅屡屡被撤的主要症结之一。”
确如陈漱渝所言，鲁迅作品语言文字具有的模糊性、多义性、复指性，意义具有的不确定性； 加上讲授这些作品历史情境的差异，使得多角度理解鲁迅成了很大的难题。而长期以来，在鲁迅作品的教学过程中也的确存在神化、肢解等缺点，但教学的缺点不能依靠剔除教材来解决。“要知道，语文教材并非单纯传授某一知识机能的工具，而是奠定影响整个文化素质的基础。语文教学也不仅要让学生学会语音语法、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修辞逻辑，还要真正做到施教于学生的灵魂，做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鲁迅作品恰恰是这样的理想文本。”
在当天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孙郁、朱德发、张梦阳、郑心伶、杨义等鲁迅研究专家先后做了讲演。在随后举行的分组讨论会上，与会代表还就“文化研究：总结与启示”、“文本研究：历史与前瞻”和“比较研究：世界性与开放性”三个议题展开讨论。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举行前，上海鲁迅纪念馆还举办了鲁迅铜像揭幕仪式。该馆馆长王锡荣和鲁迅铜像作者、艺术家吴为山分别致辞，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宋妍和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杨义为铜像揭幕。
中国鲁迅研究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同时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鲁迅研究会主办，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承办。
（本报记者 傅小平）
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举行
[《虹口报》2013年09月26日]本报讯 9月23日，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开幕。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宋妍出席会议并讲话。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人大、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分析了当前鲁迅研究学术的现状与问题，并对鲁迅研究今后的走向进行了探讨。此外，在4天的会程中，与会代表还将就多个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
研讨会开幕前，新落成的鲁迅铜像在鲁迅纪念馆揭幕。据悉，新鲁迅铜像是根据1927年至1930年间，鲁迅先生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演时的剪影塑成的。站立着的鲁迅先生轮廓鲜明、神态庄严，不仅再现了鲁迅先生的精神风貌，也体现了时代的审美性。铜像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吴为山。（孙洁静）
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
[上海热线2013-09-25 21:14]9月23日，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来自国内外150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出席会议。同时，具有国际影响的雕塑艺术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吴为山专门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创作的鲁迅铜像也在当天揭幕，铜像不仅忠实地再现了鲁迅精神风貌，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的审美性。
揭幕仪式上，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和吴为山分别致辞，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宋妍和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杨义为铜像揭幕。
在学术会议主题演讲上，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郁、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陈漱渝、山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朱德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梦阳、《民族魂》主编郑心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先后做了精彩的讲演，并分析了当前鲁迅研究学术的现状与问题，并对鲁迅研究今后的走向进行了探讨。
“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0月11日]日前，“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会议由中国鲁迅研究会主办，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承办。来自国内外150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出席会议，并就“文化研究：总结与启示”、“文本研究：历史与前瞻”和“比较研究：世界性与开放性”三个议题展开了充分的探讨。中国鲁迅研究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同时举行，杨义连任会长。
会议开始前，雕塑家吴为山创作的鲁迅铜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揭幕。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郁、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陈漱渝、山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朱德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梦阳、《民族魂》主编郑心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杨义等作了精彩讲演，分析了当前鲁迅研究学术的现状与问题，并对鲁迅研究今后的走向进行了探讨。
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鲁迅精神 鲁迅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绍兴日报》2013 年 9 月 25 日]本报讯 23日至24日，由中国鲁迅研究会主办、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来自国内外的150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参加会议。
“之所以选定这个主题，主要就是中国当下社会发展中，鲁迅的作用和价值没有被充分重视和肯定。”昨天傍晚，著名鲁研专家、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在连线时向记者表示，“相反，社会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奇谈怪论。这些不严肃、不认真、不负责任的言论对中国思想文化界、教育界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很多人对鲁迅没有一个合适的表达和充分的认识。”
“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研讨，让更多人了解鲁迅在20世纪中国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从而来学习和弘扬鲁迅精神。因为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发展，依然需要鲁迅精神。”王锡荣表示。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