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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经典与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建构”负责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从苏联解体至今，时光流逝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曾经朦胧、斑驳、杂乱的后苏联文学（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印迹逐渐清晰起来。从“追悼苏联文学的亡魂”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风行，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急速衰颓到新世纪对“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呼唤，此间的俄罗斯文学经历了从“解构”到“建构”，从“颓废”到“先锋”，从“后现代主义”到“新现实主义”的重要转折，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从观念到形态转型的历史演进。
从“解构”到“建构”：文学精神和作家思想向度的嬗变
“重建”伊始，苏联文坛开始对苏联社会及文学进行全面的反思。政治气候使然，功能高度异化的文学此时成为“重建”时期汹涌的自由主义思想激流的推进者和国家政治形势变化的晴雨表。反思的偏颇与偏差一度导致部分文学家走向无穷“解构”的虚无主义，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各种极端与决绝的言说内容和方式。此间，俄罗斯作家的民族文化自信达到了历史最低点，文化自卑与焦虑促成“解构文学”——新时期俄罗斯文学“恶之花”的生成。
格罗斯曼在小说《一切都在流逝》、《生活和命运》中，对俄罗斯民族历史作了痛苦的回忆和全面的反思。他认为，“俄罗斯心灵是千年奴隶的心灵”，俄罗斯性格中为世人称道的“世界忧患”品格不过是个美丽空洞的神话。1990年，作家维?叶罗菲耶夫喊出了“追悼苏联文学亡魂”的口号。这一极具“颠覆性”的说法曾令文坛惊愕，但短短数月之后，便成为作家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不久，博罗京的《奇异的时代发生的故事》，沃伊诺维奇的《反苏维埃的苏联》、《我想做一个诚实的人》，格拉季林的《法兰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伊斯坎德尔的《期待节日的节日》，利丘京的《无法言说的心灵：关于俄罗斯人民的思考》等作品相继发表，“解构”这一文学观念已经深伏在充满危机感的作家的经验方式和小说叙述习惯中。曾经的文学“受难者”一股脑儿地涌入声势浩大的“解构”潮中。小说除了追忆往事、摧毁以往的秩序，本身也成为“解构”历史的重要事件。
尽管“解构”一度占据了20世纪90年代前期俄罗斯文学创作理念的支配性地位，但它并未成为作家共同的精神取向。围绕着历史、传统、道路、明天，作家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相当一部分作家并未发生所谓的精神和价值观危机，依然坚守着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俄罗斯文学强大的宗教精神。
随着情绪化诅咒话语的远去、文化虚无主义浪潮的平息和市场原则的盛行，作为精神价值的文学受到社会审美力量的猛烈冲击，俄罗斯社会涌起了新的心理浪潮。此间，因各种原因长期被禁的文学作品纷纷“回归”，西方各种文学作品强势“入侵”。20世纪90年代前期，俄罗斯文坛出现了对“白银世纪”文学、宗教哲学、现代主义、先锋主义及俄罗斯文学遗产全面发掘和研究的热潮，这为新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由“解构”走向“建构”创造了条件。
俄罗斯文学出现了“坚守历史传统、民族文化”与“表现欲望、私语化书写”的区分、“坚守精神追求”与“顺应商业市场”的分野。而在这不同的区分和分野中，表现出了一种从否定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到遁入“民族身份认同与民族拯救话语”的整体演进，从“解构”向“建构”的整体转向。这种“建构”包含两个内涵：创作思想、艺术意识的重构与新言说方式、叙事形态的建构。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无不呈现出价值观多元和言说方式多样的局面。
马卡宁的小说《出入孔》、《审判桌》、《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等既是此间“精神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新文学充满异质性创作实验的卓越体现。作家在对历史、现实的“隐喻性”叙事中充满了强大的智性审视，为一个精神迷失的民族找回心灵的故乡。作家深度探微的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困境与迷失的文化根源，透视的是历史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塑型和俄国社会现实中的反人性因素。同时，他也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广泛吸收各种有益的思想和艺术资源，成为当代俄罗斯小说思想发现和艺术发现的杰出代表。
从“颓废”到“先锋”：文学审美意识的变迁
世纪之交的“颓废”，源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叛和个人主义、反道德主义的高涨，是漫溢于文坛的失望、消极、悲观、颓丧、绝望情绪的反映。
索罗金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总让读者感到一种超越具体情节、人物的整体恍惚和不可知感，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怪诞与神秘。叶甫盖尼?波波夫同时期的小说不仅竭尽对俄罗斯“黄金世纪”文学丑化之能事，还将当代俄罗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庸俗、破败连同其造就者揭露、嘲弄无遗。克丽莫娃与诺维科夫创办的沙龙“颓废俱乐部”举办过两次充满喧嚣的“后朋克节”，成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颓废派”中卓然不群的艺术代表。
受这一创作理念的牵动，一些选材曾倾向于传统的作家也表现出对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性主义、先锋主义的美学追求。被批评界视为“当今文学时尚女王”的托尔斯塔雅执著于淡化背景、淡化性格，追求非现实化、非历史化和非社会化的小说创作。小说表现的“情绪性”、“心理性”、“隐喻性”正是她区别于传统社会批判小说的“先锋”标志。“阴郁的”小说家、剧作家彼特鲁舍芙斯卡雅的美学实验不仅是语言的、情绪的，更是题材的、叙事手段的。她的大量女性小说的“无界入”修辞、日记体书写方式呈现的是女性生存的精神困境，传统中既有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某种认同，也有对西方小说形式技巧的借鉴。
“颓废”与“先锋”尽管有着价值取向和表达方式的差异，但同样以前卫的姿态探索文学表现现实的可能性，都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冲击着文学创作的传统规范，是当代俄罗斯文学“返回文学自身”、关注文学形式的审美意识的体现。尽管在当代俄罗斯文坛它们并非主流，但毫无疑问已构造出俄罗斯文坛上的“纯文学”谱系。
从“后现代主义”到“新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变异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产生于苏联时期社会文化的内部矛盾冲突，如官方文化与非官方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与反主流意识形态、宗教与无神论等，这导致其文学形态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无可比拟的悲剧性和危机性。后现代主义文学从根本上表现出视野、价值观的变异和观察理解世界的新方式，是作家对“自我”生存于其中的当下现实的独特感受。
90年代，不仅出现了一些“偶像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还有一批更为年轻的作家和批评家直接从后现代主义文学起步，开始他们的创作和批评生涯。对现实主义精神传统的决绝与否弃，新时期文化观与文学观的多元与多样，后现代主义作家与批评家的合力，共同造就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迅速崛起，形成了这一文学的十年盛景。
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后现代主义文学开始迎合读者的心理、情绪、行为方式时，便失去了其历史使命和存在价值。打破文学和社会文化的言语规范，打破一切道德伦理的禁忌，拒绝对事件与现象因果关系的合理叙说，必然给读者带来困惑甚至反感。颠覆正常的言语体系，创造虚拟荒诞、非逻辑的语义体系毕竟不是文学的功能和目的所在。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思想发现还是在艺术创造上都是相对贫弱的，急速衰颓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俄罗斯，一个巨大美学思潮的终结常常意味着一种不无悖论的状态出现——该美学思想在失去新意和热闹的同时，却又深深融入新文学的血液中。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再让读者兴奋的同时却又深刻影响了文学意义的生成过程，其解构的思想意识、异质性的思维方式、艺术的实验精神，连同各种叙事方式和言说手段渗入文学的不同样式之中，成为不同流派作家的审美资源。
即使在后现代主义文学鼎盛的90年代，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没有断流。身处不同文化撞击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艺术意识和审美追求的“世界化”进程也在自身强大的传统中出现了新的本土化特征。
帕甫罗夫呼唤“新的现实主义”，认定现实主义是一种强大的文学精神，是对陈式的叛逆和对理想的憧憬。他说，俄罗斯文学永远需要“现实主义精神”。斯捷帕尼扬认为，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于一种伟大的神性伦理，一种不朽的真、善、美、爱的宗教精神。弗拉基莫夫认为，长篇小说《将军和他的部队》的成功全仰仗于“仁慈而古老的现实主义”。他坚信，“一切对现实主义的背离都必将以一种忏悔式的重返而告结束”。巴辛斯基反对“智性游戏”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主张一种“温暖的、人文的、充满真情的艺术”。凡此种种，对“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呼唤本质上是文学对后现代主义的否弃，对责任意识、担当意识的呼唤。
小说《皮诺切特》让读者再次回到俄罗斯农村命运的话题上。作家叶基莫夫塑造了一个乱世中的当代管理者——俄罗斯的“皮诺切特”，一个家国同构的理想英雄。小说彰显了构建现代人格、实现自身价值的强劲的民族主体意识，满足了社会对“超人”的心理期待。波利亚科夫在《无望的逃离》中，展示了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独特历史条件下，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探索中，在心理和生理层面的双重裂变。小说家沃洛斯将对俄罗斯生活的表层叙事引向了历史文化的纵深处。《回到潘日鲁德》讲述的是一个历史文化人物的一次悲剧性的“生命行走”，表达的是对人类一切宗教信仰本质的深刻认知。小说没有走“宏大题材”的路数，也没有在文学的隐喻意象上迂腐地用力，没有蓄意作“陌生化”、“奇幻化”的表达，而是选择了日常性、民间性、故事性的叙事策略，从中发掘生活与历史的本义和本质。
在走完了“解构”、“颓废”的困顿和无望的全境之后，小说家索罗金在新世纪似乎又回到了“经典”。小说《冰》讲述的是“光明的孩子们”的故事，一群试图挣脱人类理性经验——社会思想与科学技术成果的桎梏，渴望自由的“未来人”对生命及宇宙真实的求索。他说，“《冰》——这是一个语言试验时期的结束，我试图写传统的长篇小说……这是自我苏醒并唤醒他人的尝试”，“《冰》是我的第一部首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的长篇小说。”
经历了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后苏联文学，仍有民族的自我，依托伟大的传统和现代观念的融合，新世纪的俄罗斯作家正在重铸和再造俄罗斯文学新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