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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撰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30多年前，笔者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时，曾陷入一种思索：我们虽然可以了解到纳兰性德、曹雪芹、西林太清、费莫文康、老舍、端木蕻良等一批满族文学名家的个体展示，却很少有人能够感受到“满族文学”从概念到事实的客观存在。
积极推进“美美与共”的文学书写
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史研究，关心和描述中原主体民族——汉族的历史、文化与文学，却有意无意放逐了对其周边少数民族的关心和描述，且又往往将这种表达冠以“中国”字样加以传播，透露出在中国文化总体认知上的一元性阐释倾向。这一倾向既妨碍了学术领域科学精神的完美展开，亦损伤了人们对于历史与现实中文化多元性的正确认知。
如何消解中原核心民族与周边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隔膜，使研究者普遍具备科学的中华多民族文学与文化史观，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时至今日，我们在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包容理念持有方面，依旧存在两种人们习焉不察的偏颇倾向，即“视而不见”与“熟视无睹”。这两种倾向，简单地说，就是对跨语种的他民族文学“视而不见”，对采用同一语种创作的他民族文学“熟视无睹”。若把二者叠加起来，更大的遗憾就是意识不到有兄弟民族的别样书写存在，意识不到中华民族文学宝库客观上拥有的多元现实。倡导科学的大中国文学史观，需要力戒上述两种倾向，防止学术上跌入民族文化观念的盲区和误区。为此，迫切需要为践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推进“美美与共”的中华多民族文学书写，提供可凭可感的案例。笔者长期关注的满族文学，恰是与汉族运用同一民族文字写作，客观上常被外界“熟视无睹”其族性书写特质的“显例”。
不可或缺的满族文学书写
就满族文学总体发展而言，无论满文创作还是满文译作，均未形成对周边民族有影响的力度。以汉语为书写工具来成就满族文学，成为其自身的表象特征之一。满族自诞生之日起，便始终面对着汉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比于中原汉族，自古以来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少数民族不在少数。但像满族这样，从一开始便须全方位思考和处理与汉文化关系的民族，却并不多见。惟其如此，满族文化史及文学史在文化人类学方面提供的罕见标本价值，尤其值得学界关注。从这一特定角度放眼，便可能读出一部满族书面文学的流变史，就是满族书写者们一直以来在文学道路上如何学习和汲取对方、寻找和守望自我的历史步态。
因而，在研究满族文学时，切莫大而化之地搬用寻常情况下观察其他具备全部显性特征之少数民族文学的眼光和方式。依据人们的习惯思维，一个民族的书面文学，似乎应是本民族作者以本民族文字写下的作品。然而，凡事总会有常态与非常态的差异。任何事物，溢出于常态轨道而以非常态面目呈现，既在哲理上可以理解，现实中亦不难看到。
《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的撰写，就是要证实，像满族这样基本上用汉语写作的民族，其民族文学族性表达的特征依然清晰可辨，其民族文学对中华文化填充与丰富的作用亦不容小觑。对于中华文化大格局影响下的满族小说，一方面，如若“离开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环境，满族和它的一切既往文学绩效，便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一方面，满族小说并不是汉族文学的附属物，其自身独到的个性化艺术叙事，是对丰富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积极奉献。
满族本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方式、以原始萨满教为基本信仰的发展略显滞后的民族。随着17世纪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满族文化发生巨变，经过一个世纪，基本放弃了本民族语言，尚武习性亦有较大改观，中原汉文化对满族由外到内进行了洗礼。然而，在形式上接受汉文化之时，满族在文化的某些内核方面却顽强保留了其独特的因子，包括文学上原初的审美趣尚和价值标准。这对于中华文化整体建设来说，并非是消极而无意义的。例如，它强调文学是用以表达人们性情的，注重保持文学与大众生活的密切联系，倡导文学启用大众日常使用的口语白话，推崇通俗晓畅、雅俗共赏的艺术品位，坚持对民族优良伦理传统的继承发扬等等，这些都为中华文化的拓进与繁荣，为中国文学由古典、近代向现代文学的根本性演进，做出了真实可感的先期铺垫。这些文学兴趣和艺术追求是满族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因而发掘其渐被历史湮没的文化因子，考察这种文化因子如何有机融入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之中，从而认识满族文学的本来面目及其历史作用，也就颇有意义。
满族文学书写的“别样追求”
就满族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而言，无论就清代还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满族文学都是与汉族文学走得最近且相貌有点相像的一种民族文学，以至于有些论者不假思索便要断言满族文学缺少个性，只是“汉化”的产物。然而，满族文学并非汉族文学的简单翻版，它受到汉族文学的深刻影响，却并未被彻底“同化”，依然保持着自身独特的因素，并积极作用于中华文化，丰富着中华文化。传统的汉族文化在书面文学上面，强调“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以文言文的书写为正宗传统，伴以大量堆砌佶屈聱牙的经典来引为高雅，曾使来自满族的文坛“后来闯入者”无地自容，然而满族作家们抑短扬长，在用自然流畅的大白话书写人们的性情、书写身边平凡故事方面别开生面，开辟了新的文学天地。王国维称纳兰性德“初入中原”，“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切中了词人纳兰之艺术肯綮，也点明了满族作家们共同的审美取向。从曹雪芹到费莫文康、再到老舍等人，满族小说家们有着“别样追求”，也完成了“别样奉献”。
满族身为文化后进民族，以武力冲击进入中原，置身于汉族文化汪洋大海之中，自身文化传统的“断裂”危机是严重的。而在满汉民族文化交往史上，人们确也看到满族大幅度接受汉文化，基本上放弃自身民族语言，运用汉族文学样式写作的事实。但是，多民族交往的文化史演进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因果变异，清代满族作家们处于无奈之中却又智慧地走出了与汉族文学“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个性艺术道路，为后世的多民族文化互动提供了深入思考的空间。由此，可以认识到满族文学在中华多民族文学竞相发展中所具有的启发性：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近距离交往中，弱势民族并非毫无作为可以施展，只要充分焕发其聪明才智，调动本民族文化深层的生命活力，仍能使自己的传统文化获得新的自信和自立，从而与他民族先进文化去做彼此获益的双向互动，在中华多民族文化发展中展示独到的作用。
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究者，理应在诸多文学研究对象中，寻觅探讨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意蕴。这样，在面对某些曾经受到兄弟民族文化影响的汉族作家时，便不会轻率做出“一元化”的解读；而面对某些少数民族的作家用汉语写出的作品，亦不会武断地给出研究对象业已被“彻底汉化”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