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德：符号学视野下的先秦名辩学研究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符号学视野下的先秦名辩学研究”负责人、湖北大学教授

先秦名辩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传统形式逻辑被译介到中国，这种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学科介绍到我国后，引起广大学者兴趣，纷纷开始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这方面的思想资源。孙诒让首先认识到《墨经》诸篇中有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和培根的归纳法，梁启超开启了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范式诠释《墨经》中名辩学的先河。20世纪80年代，先秦名辩学研究空前繁荣，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范式，诠释中国先秦时期名辩学的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与此同时，这种研究范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刘培育指出，以传统逻辑体系为范本剪裁与建构中国名辩学体系，发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扭曲了名辩学体系的原貌，造成对名辩学史料的误解和强解。程仲棠进一步指出，把墨辩过度诠释为“逻辑学”，无异于伪造历史。这些批评无疑是切中要害的，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参照系，对中国古代名辩学进行比较研究，的确造成了对史料的“过度诠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在名辩学研究中选择的范式不恰当。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特点看，汉字是表意文字，很难从中抽象出符号做逻辑常项或逻辑变项，也就不能对语言进行形式刻画。从先秦文献中很难找到像西方传统逻辑那样的“形式”，就名辩学原典自身来说，既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样的变项，也没有像他那样的推理形式的刻画，因此，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研究范式诠释中国古代名辩学，必然出现牵强附会的现象。

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需要寻找新的参照范式，符号学便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符号学是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符号学方法是一种当代思维方法，也是一种语言分析方法。现代符号学奠基人之一、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能指”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是它所表达的概念，索绪尔把它们比作一张纸，概念是纸的正面，声音是纸的反面，它们处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能指”是符号形式，亦即符号的形体；“所指”是符号内容，也就是符号能指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或曰“意义”。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即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二元关系。

符号学有三个分支学科：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语形学研究符号系统内的符号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研究符号的指谓意义；语用学研究符号情境中的意义。怎样明确区分语用学和语义学，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做过比较充分的论述，他认为语义学研究的是“字义”，是语言片段的抽象和字面的意义；语用学研究的是“用意”，是语言片段在特定场合中的意义。而意义的某种讨论是否属于语用学范围，有如下区分标准，即是否考虑了言者或听者、是否考虑了言者的意图或听者的解释、是否考虑了语境、是否考虑了通过使用语言或依靠使用语言而施行的那种行为或行动。

传统形式逻辑中的“概念”相当于符号的所指，未考虑符号的能指，而先秦名辩学中的“名”恰恰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是语言符号。传统形式逻辑中的“判断”和“推理”主要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属于语形学研究内容，而先秦名辩学中没有语形学内容。名辩学中讨论的推理都是语用推理，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中又没有这一内容。符号和语用推理在符号学中都有充分研究，因此，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举例来讲，“名”是语言符号不是概念。《墨经?小取》：“以名举实”；《经上》三十一：“举，拟实也”；《易?系辞》：“拟诸形容，象其物宜”，这与许慎所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如出一辙；《经说上》三十二：“名若画虎”。显然“以名举实”、“名若画虎”中的“名”不是概念，而是符号。

符号和概念的区别在哪里？概念是反映事物属性的思维形式，是索绪尔的所指；符号是符形和符义的结合体，是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像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割。先秦文献中的“名”是语言符号，包括文字符号和声音符号。如果指文字符号，就是字形和字义的结合体，如果指声音符号，就是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结合体。

由此可见，以符号学为范式将会把我国先秦名辩学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从而取得更有说服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