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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了吗？所谓服务经济时代，是与工业经济时代相对应的，指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时代。这种主导地位可通过两方面指标来衡量：一是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社会GDP的比重；二是服务业所实现的就业量在全社会就业量中的比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占发达国家GDP的比重已经超过70%，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发达国家就业人数的比重基本在60%—75%。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2014年的比重达48.2%。从就业角度看，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38.5%，也超过第二产业就业水平（30.1%）。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告别工业经济时代而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经济时代。
在今后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处在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方面作用仍将是第一位的。今年3月底，国务院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以实现制造业升级，这正是抓住了创新驱动的“牛鼻子”。
首先，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发展的历史任务。在当今时代，现代化是每个国家追求的目标，而完成工业化则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众所周知，我国是在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条件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走的是一条“挤压式”、“血拼式”的发展路径。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主要靠服务业，还必须依靠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其次，强大的工业制造业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坚实产业基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十三五”乃至较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条件。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体系是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根本基础和源泉。加里·皮萨诺和威利·史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繁荣》一书中，对制造业与研发创新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在价值链上的制造和研发看起来像微笑曲线独立的两个环节，但在创新链上，制造和研发很多时候相辅相成，在很多产业中二者密不可分，制造本身就是创新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还指出，如果将制造环节过度外包，引起的产业链外移，最终可能导致创新链的迁移，从而削弱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长期以来，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制造业发展基础和水平相对较低，产业链与创新链没有实现有效耦合与协同互动。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制造业高度发展和竞争力不断提升基础之上。在皮萨诺和史看来，即使像美国这样创新水平极高的国家，制造业的衰弱也会在长期内侵蚀其创新能力，进而引起美国国力的衰弱。对我国这样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无理由不壮大提升制造业。2013年，我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1846.6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占当年GDP比重）为2.08%，占比首次超过2%，2014年增加到2.1%。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2012年，美国国内R&D经费支出超过4151亿美元，其投入强度为2.77%，两项指标均远高于我国。
再次，只有促进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才能提升产业体系的整体竞争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和产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是这个体系结构高度化和优化的整体演变过程，不可能将制造业与服务业截然分开。产业体系中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以及两大产业内部各具体产业之间，都存在着共生的联系，由此使产业系统构成一个不断演变的网络。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也并非是服务经济重新退化为工业经济，而是在现有服务经济基础上，重新发展可以为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发挥作用的先进制造经济，以此提高整个国家产业体系的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水平。对我国来说，也不应简单地根据工业或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或就业水平，简单地判断是工业经济还是服务经济，而应该基于产业体系的协同耦合要求，打造产业体系或产业网络的整体竞争力，尤其要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协同发展，注重以制造业的升级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
最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反思及其实践表明，制造业对于服务经济依然非常重要。瓦克拉夫·斯米尔在《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一书中，通过对美国制造业发展历史与美国崛起及衰退关系的考察，揭示了制造业对国家兴衰的重要影响。当前美国、英国、法国纷纷提出要重新回归制造业。2010年，奥巴马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以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作为美国经济复苏关键动力的地位。英国自2008年开始，多次发布关于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报告。法国总统奥朗德设立了生产振兴部，以重振法国工业，刺激法国经济增长。德国于2011年提出的“工业4.0”概念，旨在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些重大举措都是对长期形成的制造业与服务业扭曲关系的调整。向进一步发展壮大制造业的回归，成为抢占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当今摆在世界各国经济、技术发展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是，孕育中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引致全球产业结构和竞争格局的深刻变革。其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以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在工业制造和服务业中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并对生产方式、产业组织、商业模式等带来深刻变革。这场新的产业革命发生的产业基础，依然是用先进信息技术等支撑的制造业，先进信息技术应用的重点在先进制造业，包括对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和新兴制造业产业的兴起。其在服务业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建立在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上，进而成为连接产业链重要环节的中间服务和制高点。唯有建成强大的制造业产业链体系，才能引领新产业革命的潮流，对于制造业大而不强、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我国更是如此。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与我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走向中高端的结构调整，形成直接的竞争，并对我国长期依赖低成本优势的发展模式构成现实的挑战。我国稳增长、促就业、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等的艰巨任务，也要求构建强大的有竞争力的工业制造业体系。在现实挑战和压力面前，我国产业发展的基本取向不是发展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而是扎扎实实地改造制造业，加快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的跃升。只有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快速发展，才能诱发对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市场需求，才有服务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也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我国必须紧紧抓住新产业革命和全球产业深刻变革的历史机遇，加快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真正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产业革命的发展动向、影响与中国的应对战略研究”（13﹠ZD15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