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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中国学”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统称。当代中国学的出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美国学界据此认为，应加大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从这些国家的文化历史背景下预测其变化，用跨学科的、综合的视角观察把握其未来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研究应运而生，并逐渐得到学界承认，诞生了以国别为对象的研究领域。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大大改变了世界格局，其发展趋势尤为西方国家所关注。于是，当代中国学兴起，给国外的中国研究注入了活力。
在世界格局的巨变中诞生当代中国学
国外当代中国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二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
第一个时期，国外当代中国学刚起步，就遭遇了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打压。美国国务院甚至在二战后成立专门委员会，对许多涉及中国事务和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进行调查，许多美国的中国学家遭到迫害。如对当代美国中国学的建设有重要奠基作用的欧文-拉铁摩尔被迫移居英国，被誉为“现代中国学之父”的费正清受到联邦调查局调查、护照扣留、限制出行。当代中国研究一时陷入低谷，学界更是将中国研究领域视为畏途。
美国学界当时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运用的是“历史分析模式”、“现代化比较模式”、“官僚机构分析模式”、“极权主义分析模式”、“比较共产主义模式”和“革命社会分析模式”等。这些模式虽取得不少成果，如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鲍大可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干部、官僚制、政治权利》、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等，但其论点的根基深处总有麦卡锡主义的印记，就连费正清也曾直言不讳地说，其研究是为美国对华政策服务的。
除政治因素影响外，研究条件不足也制约了这一时期国外当代中国学的发展。面对复杂的中国问题，国外学者不仅不能同中国学者展开充分的交流，也没有进入中国社会的机会，就连必要的资料也很难得到，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状况才有了彻底改变。
在中国社会的巨变下引发当代中国学热
在国外当代中国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增长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奇迹，引起世界关注。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在用新的眼光、新的视角看待中国、观察中国。在此背景下，国外当代中国学发展迅速，成为一门受各国学界关注的“显学”。
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在西方国家眼里，中国的一切事务都隐藏在“竹幕”之后，国外学者很难接触到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使国外学者几乎可以同步了解中国社会发生的任何事情并进行研究。从仅靠几份被允许出口的报纸到洞悉整个社会，从雾里看花般地观察中国到直面浩如烟海的参考资料，国外的当代中国学成为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受益最大的学科之一。
“冲击—回应”是费正清用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他将近代中国设定为停滞的社会，认为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就不会改变和进步，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曾长期影响国外的当代中国学。20世纪80年代之后该观点受到了质疑与挑战。现在，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都已开始重视站在中国的角度分析中国问题，从而大大提升了其研究成果的客观性。日本学者小岛朋之在其著作《中国学实况》中指出，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是个既普通又特殊的国家，是人口众多、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是它努力奋斗的目标，而且这一目标要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实现。只有将这几点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中国社会的巨变，也使国外学者不得不转变立场，承认并尊重中国发展的事实，探讨“中国道路”的合理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被人称为坚持“唱衰”中国立场的学者，最近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中国认识的偏颇，他自嘲地说：“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听别人说的。”
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外的中国研究主要在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中进行，一般大众给予的关注不多。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在世界事务中地位的提升，各国大学设立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成为风潮，日本爱知大学甚至设立“现代中国学系”，成为国外大学中第一个以培养当代中国学人才为目的的院系。如今，国外的中国学已向社会各界扩展。近年，各国智库的加入，使国外当代中国学研究进一步升温。
如今国外中国研究的热点，已从历史的中国转向现代的中国，从人文科学领域转向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课题广泛。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变化，都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对象，他们正与中国社会同步，观察着中国的变化，阐述着他们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看法。2014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测、反腐风暴、国家治理等，成为国外学者使用的高频词语。
目前，中国学研究者的文章大受国外各类媒体欢迎，他们提供的有关中国事务的分析，成为各界及政府等咨询、决策部门的重要参考依据。这是一般学科不能企及的。
在中外文化的互知互鉴中发展国外中国学研究
对国外的中国学热现象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呢？
一是它显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世界性意义。在中外文化交往中，中国研究早已超越中国的疆域，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学术领域。尤其在中国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能触动世界的神经，就是中国文化世界性意义的佐证。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俄罗斯学者卢金的《俄国熊看中国龙》、西班牙记者卡德诺和阿罗约的《中国悄悄占领全世界》，均反映的是外国学者对中国今后走向的分析。这表明，许多外国学者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关乎世界格局的变化，具有世界性意义。
二是国外中国学成果对我国学术研究及政策制定具有互补和参考性。这一点我们不可小视，更不可忽视，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我们还应认识到，国外中国学是国外学人从其特定的视野和角度对中国事务进行的分析，其观点正确也罢、谬误也罢，都是客观存在，对我们全面认识世界和客观认识自己有重要意义。面对这一研究热潮的出现，要冷静分析。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柯伟林教授指出，中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期，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但是，“这个世纪里并不只有中国”，这句话似有忠告意味。在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中，与国外学者进行充分的交流，达到中外文化的互知与互鉴，是这个学科研究的发展方向。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