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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与反思海外学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内的学术热点之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基于全球境遇下比较视野的开拓，需要学术上互通有无、切磋琢磨；另一方面也是继续深化学科发展、探索多元研究理路的内在需求所致。对海外中国学的清理与反思，既有对传统汉学“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省思和批判，也有对其“西方主义式”的利用和借鉴。当然，终极目标还在于建构一种世界文学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彼时冷战思维颇浓，西方学术观念中也常含二元对立的结构。如普实克和夏志清，尽管两人都有意就文学的科学性发表见解，围绕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交换意见，但是他们或者属意于历史的关怀，或者怀抱美的追求，你来我往，以为审美意识和家国观念终难两全，显示出言之凿凿的科学史观之下，其实各有无法放下的意识形态偏见。不过，两位学者的精神遗产，尤其是他们关于抒情与史诗的辩证思考、现代中国感时忧国精神结构的见解，都已成为今日文学研究常谈常新的议题，不断激起后来者的对话兴趣。
相比于两位先驱者在时间流程中提炼文学特质、把握文学走向的宏观做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更关心的是专人专作及其以小见大的功力。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在普实克、夏志清划定的疆域内，践行着不断“解域化”和“再域化”的工作，对现代文学有了更具体、切实的把握。例如，米列娜的晚清研究、林培瑞的通俗小说研究、耿德华的沦陷区文学研究等等，从文类到现象，从运动到思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有了更细致、系统的讨论。更重要的是，由此印证了“五四”典律之外，“现代/文学”其实可以有更广阔的时空坐标和论述维度。
时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各种西方理论的潮涨潮落，以理论介入、干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具有代表性的是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她立定边缘立场，动用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以及心理分析等诸多理论，对既往的批评范式发起挑战，尖锐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世界无可避免的西化立场和倾向。面对周蕾如此具有自我批判意味的学术审视，张隆溪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所思所念无非是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做了截然的划分。不管学者们的意见如何冲突，不得不承认，西方理论的介入，对于全面理解现代文学，并以跨科际的思路整合现代、界定文学极具启示意义。比如，传统的文字文本，在当代理论的推动下，已经开始向城市文本、电影文本乃至情感及文化人类学文本扩展。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反思文字、文学以及文化的关系，并对所谓的“文学性”做出更广义的理解和观察。
由海外学界所触动生发的种种议题，包括文化生产、性别政治、后社会主义，乃至全球历史、创伤经验，当然也不断挑动国内学界对此做出回应。首当其冲的是，海外中国学到底是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学术训练，还是一种迥异的学术立场，甚或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这种疑问背后，除了有对海外学界所启用的研究方法、取材内容、达成结论的怀疑，更有对论述背后所负载的权力结构的推敲。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当然隶属于悠久的汉学系统，自有一套传演迭代的范式方法和学术系谱，而且通过隔海远望的超然姿态来坐言起行，也难免有隔靴搔痒、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但另一方面，现代文学研究又不妨有自己的学科诉求，在传统“汉学”、“中国学”之外，必然要推演新的论述空间，寻求新的论证方案。在全球景观中，学术资源的流动性和互动感不断加强，许多中国学人游走西方学院，西方学者亲临中国现场，彼此切身发肤的现实体验，也必然或多或少影响到各自的研究实践，从而获得更多的对话机会，开创更大的对话空间。
近十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推动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关注，着重梳理了海外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经验。只有辩证、历史地对待和研究海外中国学，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只有不回避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并作出科学准确的回答，才有可能企达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文学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
一是理论与材料的纷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理论热潮下，出现了一种不断征用各种理论，却暗含学术利益和知识优越的研究倾向，特别是某些挟洋自重的做法，更是割裂了理论与文本的辩证关系，并以此解构西方和东方之间永恒不变的殖民等级。其实放宽眼量，我们如数家珍的福柯理论、萨义德学说，未必都是放言空论的高头讲义，其根源皆在于有理有据的事实推演和文本解析。换句话说，理论的限度不仅在于是否可以帮助把问题说清道明，更在于作为一种材料，它是否足以激发问题意识的产生和知识脉络的延伸。
二是所谓的“中国问题”，还是“以中国为问题”。海外学者所辨析的跨语际实践，未必争论的是问题的对错，而是其被创造性利用的可能。杰姆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乃是大我小我不分的民族寓言”的结论，在研究者看来，当然问题重重，他小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能动性，以为知识分子只是任由民族家国观念摆布、裹挟的螺钉。如此极端的推论，无非是对当代美国知识分子一再疏离社会关怀、罔顾道德承担的反向批评。在杰姆逊那里，“中国”不是材料和对象，而是一种方法。而反过来观察这些研究的时候，对海外中国学到底是简单地视为结论、观点来吸收，还是以方法视之，不断加以利用与对话，也值得反复斟酌。
三是中国中心观，还是多重缘起论。针对传统汉学西方中心式的论证模式，柯文曾极力主张寻求中国剧情，形塑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察。但是，近来的研究也一再揭示，所谓中心，当然有自我想象的维度，背后可能仍有放不下的霸权观念。西方学者对中国研究如此笃定的判断和归类，本身就显示了某种高人一等、自以为是的姿态。更何况，几个世纪以来，知识、理念、族群的迁徙从未停止，如何从“周边看中国”也成为中国形象的关键层面。因此，所谓的中心观、等级观，必须被更为多元的路径和视界所解构和取代。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评价与研究”负责人、苏州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