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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编纂研究”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西周周公制礼作乐，按王国维的说法，是为中华民族规摹了“万世治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如《尚书》、《周易》、《诗经》、《周礼》等文字文献，还有地下出土的实物文献，共同承载了礼乐的记忆。凭着这些文献，我们可以遥想上古钟鼓和鸣、磬折垂佩的盛况，可以缅怀圣贤手辟鸿蒙、独振木铎的匠心，也可以理解中华民族发展之历史必然。
制礼作乐的内涵
周公作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在灭殷过程中有着征伐之功，此外，他还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开始制礼作乐活动，目的是要开启一个异于殷商的属于周朝的新文化纪元。
始于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是一场由宗教礼仪到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模式。在礼仪层次上，以祖先和自然神祭祀为起点，推至各类社会礼仪，逐步形成了包括祭祖、册命、征伐、朝聘、农耕、乡饮酒、婚丧等礼仪性规范；在制度层次上，以宗法和分封为大纲，逐步确立起了新的家国一体的政治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承继、官僚、会盟、服色仪仗、历法等制度体系；在意识形态层次上，以“克自抑畏”为起点，倡导反省和忧患意识，褒扬德、敬、谦、俭、义等人格品质。这一切，构成了礼乐文化的基本内涵，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制度文物”。
周公变革的主要方法是“神道设教”：一方面创建具有周民族特点的宗教乐舞、卜祭方式、政教仪式、宗族典礼等；另一方面，通过宗教性仪式、观念、话语，构建出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伦理和各种制度。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和礼乐仪式为周公的理性教化提供了合法性和神圣保障。
制礼作乐刺激了文献制度的萌发
制礼作乐必然伴随着文献的生成，而这又与相关的职事和制度有关。“史”是最早也是最主要的文献职官，不同文献的撰制、载录、保存等，往往分属不同的史职。史官之外，大祝掌“六辞”、卜官掌“三易”、宗伯“陈天下之谟”，各有文献之责。乐人是乐舞、歌谣等文献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乐人之长太师以诗书礼乐教授“国子”，更具文献意义。西周在周王宗庙中设有天室、图室、盟府等文献典藏之所，各府衙及相关家族皆收纳文献副本。大史所掌文献被区分为“典”、“法”、“则”、“书”、“策”、“事”等，这些文献有可能被用在仪式中，并在客观上对社会或当事人起到证明、稽核、责罚等作用。西周还有采诗制度，所采集之诗由太师加工整理，用于礼仪之中。西周设立了多种学宫，通过教学，举行乡饮酒、乡射等礼仪，来传播“诗”、“书”、“礼”、“乐”，培育子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乐德、乐教、乐舞的理论，规范了文献的传播和阐释。由于教学和传播的需要，促进了西周时期文献编纂活动的萌发。
西周礼乐文献虽然产生于宗教仪式之中，却能在仪式之外继续发挥着规范、鼓励、教诫、交流等作用。随着宗教意识的渐趋淡薄，文献代替礼仪，成为一种有权威的话语方式，纯粹的教化文献开始出现了。
制礼作乐推动了经典文献的涌现
“书”类文献，直接起源于周公的制礼作乐活动。《尚书》所收“周初八诰”则是周公在主持祭祀仪式时假借祖灵之名发布的教诫之言，体现了“敬德”、“保民”、“慎刑”、“殷鉴”等政治改革的思想。“八诰”是周公“神道设教”的具体实践，它不但形成了制礼作乐的基本思想，还开辟了训诫政治的模式。《尚书》和《逸周书》中相当一部分文章都是宗教仪式或祝史的职业性载录，是在周公神道设教方式影响下产生的文献。
制礼作乐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周易》。西周太卜、筮人等对早期数字卦占卜方式进行改造，利用卦爻辞统一了多种民间占卜形式，并使得筮占更加规范化，形成了易占和《周易》文献。《周易》以象征着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的八种卦形为世界构成的最基本元素，通过各种组合及爻位的变化，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而又富于变化的象征系统。《周易》的忧患意识来自商周易代的反省，内容则为对天道变易的敬畏，鼓励克制和谨慎的人生姿态。《周易》阴阳平衡、物极必反、观象立义、整体性、关联性等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魅力的组成部分。
在祭祀仪式中，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周公将祭祀文王、武王作为朝廷最高的典礼仪式，自作有《武》、《赉》、《桓》等祭祀武王，并最终编订为《大武》“六成”，使其成为西周“颂”诗的核心部分。西周中期，祭祖礼的对象以文王、武王为核心，往前追溯至后稷，往后延续到康王，“颂”诗中就形成了一个连贯的祖先谱系。随着礼制的发展，举凡农事礼仪、政事礼仪、军事礼仪、燕飨礼仪乃至于婚姻、宫室落成等普通生活礼仪，无不用“诗”，《周颂》、《大雅》中的大部分诗篇都产生于这个时期。西周晚期礼崩乐坏促成了献诗讽谏的风气，它们主要用于各种典礼的无算乐仪节中，成为大小《雅》中的“变诗”。可以说，“颂”和“雅”在维护周人自我认同，调节西周各社会阶层、部族的关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青铜器及其铭文主要用于与祖先神灵沟通，其精神内核是慎终追远和光大族姓的宗法意识。西周青铜器制作的契机可能是得到王的册命或赏赐，或者是缔定契约等。青铜器以铭文的方式颂扬祖德，感念王恩，表达家族福泽绵长的愿望，这是在西周制礼作乐背景下出现的。由于转载了宗庙册命或赏赐中的诰、命、记、誓、训、颂等内容，青铜器铭文又被后人看作是一种具有训诫意义的文体，对后世各种形式的器物铭以及脱离了器物的铭文、诔文文体等，都有重要的影响。
制礼作乐的兴衰与文献编纂的意义
西周制礼作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西周初期在周公主导下，下至成、康时期，形成了制礼作乐的第一个高潮，不少文献于此时生成，初步的文献编纂活动也同时出现。昭王、穆王时期，有意识对制礼作乐的成果进行总结，于是“合群国，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比缀以书，原本穷末”（《管子?小匡》），形成了又一个文献编纂的高潮。西周晚期，史称“厉始革典”（《国语?周语上》），即厉王变更周法，如其使用卫巫“监谤”，就是利用殷商旧巫术的形式来否定周公建立的谏诫制度，可以看作是礼崩乐坏的开端，此期卿大夫们创作了很多讽刺诗。但周厉王之后却有着宣王短期的中兴，也是礼乐文化的勃发期，所谓采诗制度以及《小雅》的编纂，大约就在这个时期。贪婪腐败的幽王之死，终结了西周王朝，也终结了绵延西周的制礼作乐活动。但是，礼乐精神和文献意识已然扎根于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并将继续发展。
文献既是制礼作乐的方法，也是制礼作乐的成果。可以说，西周文化改革起自宗教仪式，最终却落在文献上，以多种经典奠基并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在西周时期，甚至在整个先秦时期，文献背后的仪式性张力一直存在着，文献的传统总能够追溯到仪式中去，并从中获取合法性和话语权力。因此，只有从制礼作乐的背景上来讨论文献，才能真正理解先秦文献的生成方式和文化功能，才能真正理解经典文献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