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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荀子诗学研究”负责人、河南理工大学副教授
是中国文化的，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确立期，先秦儒家的诗学观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光辉起点。荀子作为先秦儒家乃至先秦诸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确立了中国传统的诗学观与文学观，对中国文学史、诗学史影响深远。充分吸收与借鉴荀子的诗学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用其合理与科学的思想内核为当下的文艺创作与批评服务，对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意义匪浅。
“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诗学观
文学是人学，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解放与发展。因此，文学艺术既不是现实的装饰物，更不是一种消遣，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重责。荀子充分肯定文学艺术对个人与社会的作用，明确提出了“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诗学观。“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圣人是最高的体“道”者，故一定要“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因而要“征圣”；“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诗》、《书》等经典典籍是圣王观点和思想最科学、最经典的经验总结，“《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天下的学问全部囊括其中，故为学要“始乎诵经”，因而要“宗经”；经典之所以为“宗”，根本原因是其中所蕴含的“道”，“道”为最重要、最终之依归，故文章应该以阐明“道”为旨归，因而要“明道”。何谓“道”？“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人道就是礼义之道，即中国传统的礼文化与礼仪规范，其中包含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优良的文化传统，这些都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荀子认为，文艺不是空洞的“纯文学”和单纯的感官娱乐，文以载道，文艺应该有承载性和思想性。当代文艺创作应该在汲取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传播当代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与中国人的审美追求。
“情文俱尽”与“称情而立文”的情文观
文艺不但要有思想性，能够感染人、打动人、教育人，还要有完美的艺术形式、结构及表现技巧，准确而生动地反映生活、表现思想感情和认识，吸引观众目光，抓住观众心理，即要有较高的艺术性与观赏性。如果没有艺术性和观赏性，不能吸引人、愉悦人，即使思想性再强、内容再深刻，也很难让观众接受。荀子在讲到语言艺术的时候说：“言语之美，穆穆皇皇”，也就是说，言语要端庄盛大而美好，悦耳然后才能悦心、悦意。美的文艺不但要有充实的内容，还要有优美的形式。“凡礼，始乎税，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也就是说，最完备的礼乐要做到“情文俱尽”，“情”指的是礼乐的思想性，“文”指的是礼乐的艺术性与观赏性。“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情”是内、是里，“文”是外、是表；“情”是根据，“文”是仪式；“情”是内容，“文”是形式；“情”本身是无形的，“文”是具体可感的。因此，没有“情”，礼乐就没有灵魂；没有“文”，礼乐就没有完美的肉体。如何做到“情文俱尽”？这就需要“称情而立文”，即根据“情”的需要创造适合的“文”，根据内容的需要确定艺术表现形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刘勰认为，情感是文章的经线，文辞是文章的纬线；只有经线正了，用纬线才能织成布帛；只有情感确立了，才能选择恰当的文辞。现在的许多作品，过分重视文艺的思想性而忽略了艺术性与观赏性，致使形式表现苍白，陷于说教而缺乏个性，阻碍了文艺的正常发展。荀子“情文俱尽”与“称情而立文”的观点不失为救治这一弊病的妙方良药。
“全粹之美”与“美善相乐”的审美理想论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能够体现出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完美结合的作品才堪称经典。正如荀子提出的“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和“美善相乐”的审美理想论。荀子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真正的美应该是真、善、美三者的统一。什么是“真”？“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真”就是诚。荀子认为“谈说之术”要“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即要以严肃庄重的态度来对待，以端正真诚态度来交流。文艺创作要坚持以“真”为基础，要有真感情、真感悟、真感受，要反映真现实、真生活、真需求，用真挚的情感去创作，用真切的语言去感染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读者，引起共鸣。“善”是人类精神的永恒主题，荀子继承了儒家以仁、义、礼、智等内容为善的理论，认为只有符合礼义之道的文艺才能“感动人之善心”，才可以“率一道”、“治万变”，使君臣和敬、夫子和亲、长少和顺，增强人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发挥文艺能够使个人“志意清廉”、使群体“和睦”、使社会“天下大齐”的作用。“美”是文艺的本质属性，只有美的艺术才能够让人获得审美快感，吸引读者自觉从中获取教益。因此，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真”、“善”、“美”的，它能够使人“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美善相乐”即美与善的统一。只有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统一的文艺作品，才能够经得起人民的检验、社会的检验和时代的检验。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内容之外，荀子诗学中的其他观点也具有较为深刻的当代意义。比如，他认为“血气”是人的生命基础：“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具体运用到文艺领域，既要求文艺创作者要有澎湃的激情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浩然正气，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同时也要求文艺批评家要拥有敢于发声、敢于批判的独立人格，秉持严肃科学、理性公正的态度和“治病救人”的基本原则，勇于承担批评者对文艺、对受众、对国家与民族的担当。荀子还认为只有保持“虚壹而静”的“大清明”状态，才能保证思维与认识的正确性与客观性，这对于诊治当下文艺创作中的浮躁心态与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当然，荀子的诗学思想同中国古代许多理论一样，既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精华，也有需要果断舍弃的糟粕。科学对待荀子的诗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根据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是我们应有的科学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