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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骚
韩振峰
郭万超
夏春涛
编者按
近日，全国社科规划办在京组织召开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专家座谈会。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市社科院、国防大学的7位专家围绕会议主题进行深入研讨。专家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唯一正确的道路，随着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功，中国道路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并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立足中国实际，深入研究和充分阐释中国道路的由来、特点、价值和意义，进一步坚定人们的道路自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重大责任和崇高使命。本版今天选取其中4位专家的发言择要刊登，以飨读者。
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现代化这一世界历史进程是由西方开启的。西方国家都经历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历史过程，分别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20世纪下半叶，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模式输出的时候，就开始持续不断地对它们自身各不相同的发展道路进行总结、提炼，最终形成一个看似统一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西方发达国家一直热衷于推销这一模式。在他们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如果偏离西方模式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另辟蹊径，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些输出和主张复制西方模式的人士一直不看好，一再花样迭出地鼓吹“中国崩溃论”。
然而中国道路成就了中国崛起，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实现了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成功突破，正在并将继续改变西方发展模式主导全球发展的垄断局面。各种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共存、竞争的多元化时代已经到来。
如果说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终结了“我们将要埋葬你们”这种赫鲁晓夫式的机械的历史决定论；那么现时代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则打破了西方发展模式被视为“普世模式”的神话，意味着弗兰西斯·福山宣称的“历史终结论”这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终结。
中国崛起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应当以什么样的历史观为指导来评估中国道路或模式的世界意义。对此，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评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不能剥离中国道路的特定内涵。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一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评估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正确方法应当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评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必须正确解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性、世界各国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中国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成功的必然性，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则为这些方面的解读提供了明确指导。
中国道路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道路形成和展开的基本依据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个阶段则是中国经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依次更替的各个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这样“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的延续。第二，集中地体现在中国道路具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内涵。现代化在当代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具有统一的内涵，即现代化就是指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以现代生产力、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并推动着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都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过程。统一性的这两个方面都意味着世界历史进程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中国道路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努力探寻规律并按照规律办事的结果。
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性体现了各国、各地区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同时，这种统一性是通过多样化的形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是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而多样性则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个别性、具体性和偶然性。中国道路是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多样性的一个样本，也就是说，中国道路只是当今世界各国众多发展道路中的一种。与其他各种道路相比较，中国道路具有特别的内涵，它形成和展开的历史与现实条件有自己的特点。多样性展现的是各种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特殊性，所以就此而言，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任何道路或模式都只有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才能获得成功。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反对照抄照搬其他任何发展模式，同时也不谋求输出中国道路或模式，不要求其他国家复制中国经验；同样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西方发展模式的确是西方国家推进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但它只是当代世界多样化发展模式中的一种，不能作为普世模式输出到世界各地。
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还必须回答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必然性。中国道路成就了中国崛起，因此中国经验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而对中国经验的正确总结和阐释，就是从社会历史活动的规律性上去回答中国道路为什么成功。在中国道路形成和展开的历史过程中，在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上，都有不可胜数的因素影响着中国道路的成败。由于中国道路的特定内涵能够有效地调动积极因素，化解消极因素，引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对中国道路成功的必然性的揭示和阐释，能够从根本上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经验的关切，使中国发展道路获得更加广泛的理解和认同。（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宁骚）
中国道路 世界影响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根本方向和前途命运。习近平同志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这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而找到的一条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只有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具体国情不同，发展道路也不会完全相同。习近平同志2013年3月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非洲国家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告诉我们，不同国家由于具体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也不会相同。
我们常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每个国家发展的具体道路却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之上的科学真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一切民族、一切国家都将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一切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却不可能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和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固定的模式或教条来机械照搬，他们一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的列宁也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也没有一个先验的公式，而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他指出：“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以苏为鉴”、探索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总结中国和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发展模式”问题进行了重新反思，明确指出：“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也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这充分表明，各国应当根据本国的国情特点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但是，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意味着闭关自守、孤芳自赏。恰恰相反，既然中华民族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同处于一个“地球家园”之中，那么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也应该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中国道路不仅给13亿人口的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而且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确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
具体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表现在：第一，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用短短30多年时间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创造了人间奇迹，为世界减除贫困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为世界和平提供了稳定性和建设性因素。第二，中国道路摒弃了传统大国崛起的发展模式，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选择了一条与20世纪大国争霸截然不同的和平发展道路，开创了人类和平发展的新纪元。第三，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本身既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有益探索，同时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封闭的、僵化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越来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必然越走越宽广。与此同时，中国发展道路对世界各国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也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韩振峰）
怎样才能读懂当代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可以说，读懂当代中国意义重大，它关乎中国自信的树立，关乎全社会正能量的积聚，关乎中国梦的最终实现，也关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创新。在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中，虽然国内外不乏中肯客观的评价，但各种唱衰中国的论调一直不绝于耳，最为悲观的就是“中国崩溃论”。但这些论调都已被实践证明是十分荒谬的。中国不仅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困难和挑战，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那么，认识与实践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究竟如何读懂当代中国？在我看来，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第一个方面，快速变革发展的中国从现象看很复杂，但要把握其发展主流和基本趋势，这是科学方法问题。中国30年的发展相当于西方200年走过的路程。所以，中国看起来会比较复杂，对复杂事物每个人观察的立场、视角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结论，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些暂时性的表面性问题也很容易蒙住人们的眼睛，让人看不到事物发展的本质和方向。全面客观地看中国，需要“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大视角、大气度。判断中国的未来前景，要看主流、看总体趋势，不能只看次要问题、看个别现象。越是快速发展，问题与矛盾就越多。但是，一个国家总体发展趋势上升，短期问题就不能左右大局，因为那都只是暂时的。当然，我们也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有些人只看到某个方面的问题就无限放大，得出耸人听闻的片面论断，而对中国整体上升趋势置若罔闻。特别是西方一些学者和媒体人士，他们看中国可用三个词形容：瞎子摸象、隔靴搔痒、雾里看花。这是因为，他们喜欢照搬西方经典理论解读中国。
无可否认，西方理论在解释最发达国家现象时有其价值，但如果不加消化，不结合实际，在解决后发国家与转型国家问题时就会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这是因为，西方的理论绝大多数是由生活、工作在最发达国家的学者，依据他们所观察到的最发达国家的现象提出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西方学者的理论还会打上西方文化认知模式的烙印，而文化认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现象。理论的文化隔阂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学者们并不能因为他们专业研究者的角色而使自己更客观，恰恰相反，这种角色使他们因受某种理论传承影响过深而比其他人看问题更为偏颇。
事实上，当理论难以解释一种新的现实时，学者就有责任创新发展理论，而不是让现实去迁就现有理论。可以理解，面对中国急剧而又独特的发展，许多坚信西方资本主义经典理论的学者自然充满困惑和痛苦，谁都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毕生研究和信仰的理论，一旦发现自己心爱的理论遭到实践证伪，自然的反应不外是拒绝承认现实、错误解释现实，甚至充满偏见地歪曲和攻击现实，这就是为什么3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预言与判断频频出错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方面，对发展中出现的个别矛盾和问题不应以感性思维无限放大，要以建设性精神培育正能量，这是正确态度问题。毋庸置疑，中国在整体进步的前提下，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少，但不能带着情绪去看，更不能无限渲染，人为放大。其实，现今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我们要严重得多，日本海湾当年也是乌黑一片，伦敦的雾霾造成几千人死亡，美国发展初期几近使印第安人灭绝，中国劳工也很多客死美利坚。相比之下，中国走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路，中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一个社会如果总体趋势是上升的，我们就应该以建设性的态度促其完善，而不是无限放大它的问题。现在个别人对中国共产党说三道四，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离开中国共产党，谁也不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表达过这样的思想：“在更一般的情况下，起飞的到来不仅要等到社会基础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农业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要等到一个准备把经济现代化作为严肃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业的政治集团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治集团，它不是一个外来力量强加于中国的政党，而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最终脱颖而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目前来看，并非完美无缺、无可挑剔，但平心而论，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真干事、干实事，是中国走向繁荣发展、走向民族复兴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
对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的观点是，饭要一口一口吃，房要一层一层盖，本事要一点一点积攒，仅靠某些外国人的蛊惑煽动就帮外人诋毁自己的国家不算什么本事。从自己做起，同时互相鼓励铆足劲往前赶，才是正解。（作者为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郭万超）
两个“复兴”视野下的中国道路
如何看待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我认为有以下两个角度。
首先，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看。西方国家通过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崛起后，“西方中心论”随之产生，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最好的文明，西方社会是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范式”。西方在全球进行血腥殖民扩张和掠夺的过程，同时也是进行制度扩张、文化渗透的过程。倚仗军事优势，西方恃强凌弱，其心理优势愈益膨胀。中国是西方列强加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当时的西方人以居高临下的心态看中国，认为中国要摆脱停滞、落后现状，只能走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社会看齐。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并不真心希望中国由弱变强，所以“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兴衰、强弱转变是一种常见现象，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近代以来，西方的强势地位没有被撼动，“西方中心论”没有被质疑。苏东剧变后，世界政治版图出现新变化，西方国家不战而胜。“西方中心论”随之达到顶点，最具代表性的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
进入21世纪，情况又有变化。西方麻烦不断，经济低迷，发展乏力。中国则发展势头强劲，后来居上趋势明显，走出了一条立足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崛起是西方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正视的事实。2004年美国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概念，以及国际上广泛讨论“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西方（美国）模式”是两组不同概念，是为了区分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而这些概念却是西方人提出的。
今天，中国国力日趋强盛，距离民族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这打破了苏东剧变后西方长期形成的心理定式，冲击和撼动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西方关注中国的心态是复杂的，不会丢弃“西方中心论”。我国一向倡导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始终郑重承诺永远不称霸，无心也不会与西方争做什么“中心”。西方在20世纪没有做到用西方模式一统世界，在21世纪同样也做不到，中国用自身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从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角度看。“复兴”的本义是指恢复历史上的兴盛状态，但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简单地复制汉唐雄风、乾嘉盛世，而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说到底，中国梦是社会主义强国富民之梦，是在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整体，“社会主义”4个字是定性的。中国道路的成功，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成功。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原本是从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角度谈的，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和最后形式。因此，谈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无法回避世界社会主义这个话题。
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是新事物新实践，出现曲折和反复并不奇怪。世界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后陷入低谷，现在也难说走向了复兴，但社会主义历史并没有终结。中国的崛起说明，世界社会主义具有旺盛生命力，仍有走向复兴的希望。邓小平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中西方政治有没有可比性、能不能比？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事实上，你不比，别人也会比较。西方有人说我们搞的是“资本社会主义”，甚至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把成绩都算在资本主义因素身上，把问题都算在社会主义身上，特别是把矛头指向党的执政地位。这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起码也是失之偏颇的。
中国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原本是清楚的。30多年来，我们向西方学习借鉴了不少东西，但不是照搬，更不是搞西化，而是消化吸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始终没有变，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始终没有变。
应该看到，在发展中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不到。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这在世界上更没有先例，而我们做到了，说到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
所以，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这一点要十分清楚，要理直气壮，不能回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看清我们为之奋斗的现实目标和远大目标。他说，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全力为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但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这些话值得我们牢记在心。总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有社会主义中国存在，世界社会主义就存在走向复兴的希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夏春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