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2010年底正式立项。“三史一库”是本项目总体结构的凝练概括,共计四个子课题。所谓“三史”是指将《中国档案事业史》分为中国档案史、中国档案管理史、中国档案学史三个专题史来撰写;而“一库”是指《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为中国档案事业史搜集和整理学术资料而建设的数字资源库。自立项以来,“中国档案事业史”课题组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学术责任投入项目研究,基本按照研究计划开展工作,不断扩展广度和深度。项目的总体执行情况如下:
第一 制订项目研究凡例和规划
由于三史与《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各具自身特点,课题组将两者分别制订具体设计研究计划。在立项通知书下达后,在首席专家周雪恒教授主持下,2011年3月制订《<中国档案事业史>编写凡例》,经过课题组讨论后形成《<中国档案事业史>编写凡例》(试行),为三史撰写确立总纲与细则。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根据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2012年12月,对《<中国档案事业史>编写凡例》作了较大修订。
与三史规划相同步,《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于立项之初提出《<中国档案事业史>数字资源建设初步规划》、《<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任务分工和工作规划》,为《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建设逐步开展和深入讨论提供了工作基础。随着工作进展,《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目前已基本完成后台系统和前台网站设计。
第二 资料搜集与实地调研
从2011年开始至本年6月,在凡例和规划的总体指导下,课题组主要开展资料搜集工作。资料搜集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三个子课题中国档案史、中国档案管理史、中国档案学史撰写提供史料支撑,一是为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子课题系统建设准备文献资源。本项目在研究人员的组配上,考虑了到实地调研的便利,吸收了一史馆、二史馆等馆内相关专家参与课题研究。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来自高校课题组成员赴南京等地作实地调研。
第三 确定体例和大纲。
本项目原计划“三史”采用“通史”与“专题”相结合的写法,各作一卷,总计三卷。三卷本《中国档案事业史》撰写紧扣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是:其一,梳理、总结中国档案事业发展脉络和历史规律;其二,探索中华文明和档案事业之间的互动关系。目前课题组经过严格论证,认为在保持项目总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就历史档案的实际遗存来看,明清以来的历史档案最为丰富,而近代以来档案管理在继承与开新中持续发展,对于现代档案管理的启示意义也更为直接。因之课题组增加研究力量,在卷目设置上略远详近,紧扣主线,增大了明清以来档案事业史的研究份量,计划将《中国档案史》和《中国档案管理史》“通史”部分各作四卷——先秦至宋元卷、明清卷、中华民国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专题”部分合为一卷单行。《中国档案学史》按照历史阶段分为中国古代档案学史、中国近代档案学史和中国现代档案学史三卷。简言之,“三史”由原来三卷增至十二卷,项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扩充了。目前三史写作大纲已经过多次修改完善。
第四 组织管理
立项之初,以任务书的形式通知课题组成员所负责的课题任务以及工作期限。目前,课题组重要研究成员由15人增加至21人。新增加6位成员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高焕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员孙武、湘潭大学副教授仇壮丽、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研究员张世林、北京城市学院副教授刘希庆、苏州大学教授蒋卫荣。课题组还组织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和历史学院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参加《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数据采集工作。前后共计有40余位同学参加了此项工作。
根据项目规模大、成员多的特点,课题组将整体规划与细节控制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进项目进展。首席专家周雪恒邀请课题组梁继红副教授担任项目第二主持人。2012年12月,还发起成立项目工作办公室,邀请课题组安清福副教授担任办公室主任,张全海博士担任办公室秘书,负责项目组织协调及会务等行政工作,极大地推进工作效率。
另外,课题组还聘请了五位档案界在学术研究、档案事业管理以及项目组织管理等方面具有极深造诣的前辈担任项目顾问。他们是:原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刘国能、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秦国经、原青海省档案局局长牛创平、原《中国档案报》总编辑王德俊、原《中国档案》总编王景高。
2、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第一 中国档案史子课题进展情况
中国档案史子课题以撰写《中国档案史》通史为主体内容。《中国档案史》采用通史体裁,以文字解析、叙述评论为主,辅以图片。此体裁能表现档案总体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不仅有对每一政权档案立体的全面综述,且可呈现前后连接、上下贯通的纵向发展线索。它还便于从档案的角度揭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总的安排为:按照历史时期先后为序,分为夏商至宋元卷、明清卷、中华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共四卷,每卷下设若干章节(其中夏商至宋元卷按照朝代设立章目)。每章内容涉及:(1)各时期文书、档案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①各时期政治制度、国家机关中文档机构的设置 ②各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等状况;(2)各历史时期文书、档案存在状况。从两条线展开:①档案制成材料(载体)的发展演变,从原始档案(甲骨、金文、简牍、石刻等)到传统档案(纸质档案),直至现代档案(声像档案、电子档案等);②档案内容(信息)。档案分类可从多维度多层面进行,《中国档案史》仅从档案承载的内容进行分类。据此,无论从档案内容涉及的范围,还是档案内容反映的社会性质,可归纳为两大类:即政务档案和专门档案。前者与文书为同一事物的两个阶段,即文书处理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后者多数则是处理某种专门事务(如赋役档案、律法档案等),或是前人档案意识的产物(如记注、谱牒等)。(3)该时期档案(具体一件,或档案整体)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即在档案的发展演变中探求其与社会诸因素的辩证关系,说明它们既是这一阶段文明发展的产物,又促进了这一历史时期文明的发展。(4)该时期重大档案事件述评。(5)现存历史档案简介(包括出土地、现藏地、数量、种类、主要内容、价值、著录情况等)。(6)精选历史档案图片及述评。原则上每个历史时期选取5-10幅,增减视该时期档案史料状况而定。图片应具典型性、代表性,尽可能在存世档案中选取,如果存世档案中缺乏,则可选取文例。
中国档案史子课题以历史档案专题研究为辅,以具体研究某一档案专题,如某一载体、某一文种、某一专门档案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或对其价值、意义、特点等进行论述阐发。目前设立的专题有律法、户籍、赋役、舆图、谱牒、民族等专门档案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将纳入《中国档案事业史专论》中。
目前中国档案史各负责成员大部分已从资料搜集、试写稿练笔、大纲修改完善进入到书稿撰写阶段。
第二 中国档案管理史子课题进展情况
中国档案管理史子课题以撰写《中国档案管理史》通史为主体。《中国档案管理史》采用通史体裁,按照历史时期先后为序,分为先秦至宋元卷、明清卷、中华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共四卷,每卷下设若干章节(其中先秦至宋元卷按照朝代设立章目)。其内容涉及:(1)各时期的政治制度及国家机关中文档机构和文档职官的设置;(2)各历史时期的文书处理制度;(3)历代文档职官职任、地位、作用的演变,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4)历代档案的收集、历代档案的保管(现行机关文书保管、专门档案馆库设置)、历代档案的利用(档案如何提供社会多方面利用,其中应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对档案提供社会利用的思想观念及其评析,档案提供利用的程序、方法述评以及档案提供社会利用后的成果等);(5)历代统治者与档案事业的关系(包括档案事业的建设与破坏,对文明兴衰的影响等);(6)所述制度对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的无可替代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中国档案管理史子课题以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为辅。如从宏观上研究档案事业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从起源、传承、特质等方面论述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历史上“史存档消”的独特现象;从纵向评析我国档案管理在各个环节上的历史特点,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纳入《中国档案事业史专论》。
目前中国档案管理史各负责成员大部分已从资料搜集、试写稿练笔、大纲修改完善基本进入到书稿撰写阶段。
第三 中国档案学史子课题进展情况
中国档案学史子课题为撰写三卷本的《中国档案学史》。《中国档案学史》采用通史体裁。按照档案学自身发展演变的轨迹分为《中国古代档案学史》、《中国近代档案学史》和《中国现代档案学史》三卷。
《中国古代档案学史》卷,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全面把握,搜集中国古代档案学的众多文本,理清中国古代档案学发展演变的脉络,探寻中国古代档案学特有的表达方式,再现中国古代档案学的整体面貌和知识结构,在此基础之上,找寻中国档案学的历史传统,为发展现代档案学提供历史借鉴和研究基础。
《中国近代档案学史》卷,探讨中国近代档案学产生的推动因素和发展阶段;中国近代“档案学”学科概念的提出与学科独立地位的确立;中国近代档案学的学科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学术成绩和学术传统;近代档案学者个案研究,分析其从事档案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学术成果以及学术影响等。
《中国现代档案学史》卷,探讨中国现代档案学产生的背景和发展脉络、学科体系、学术成就、利弊得失、发展趋势以及与国际档案学界、相关学科的关系等;现代档案学者个案研究。
目前中国档案学史已从资料搜集、大纲修改完善进入到书稿撰写阶段。
第四 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子课题进展情况
《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分为传世文献资料库、出土文献资料库、档案馆藏资料库、学术研究成果库四个子库。2011年9年,课题组完成对《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数字资源建设规划的初步讨论,文献收集与系统开发同步进行。2012年3月,课题组完成了《中国档案事业知识库》各子库数字资源收集范围、分类体系设计、文献著录项目规范以及各库工作步骤论证。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知识库系统开始进入设计实施阶段。知识库系统开发由项目组经过考核,聘请在文档管理系统开发方面比较有经验的北京浮点科技公司承担。与此同时,各字库负责成员带领工作团队,开展数据搜集和著录工作。
传世文献资料库,按照大的历史断限,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六个大类,每个大类再按照专题分为档案机构与档案官吏、管理制度与政策法规、文书档案种类、档案的保藏与利用、档案的搜集与损毁及其他等六个子类。传世文献资料库文献著录项目包括:文献题名、作者、朝代、文献出处提要、文献出处链接、卷次、摘要、关键词、鉴选背景、密级、获取方式、收集人、收集时间等。文献题名是指从传统经史子集等传世文献中辑录出的与中国档案事业有关的篇章。这些篇章可能是全选,也可能是节选。如全选,则使用原文献标题;如节选,则著录时标以新题名,并加标注说明。文献出处提要,则是指为被辑录文献,意即从中辑录出与档案事业相关篇章的整部文献,写作一篇提要。这个提要将有助于使用者增进对辑录文献的理解,扩大使用者的文献知识。文献出处链接,是指提供一个阅读整部被辑录文献电子版的链接地址,以扩大使用者的文献阅读范围。
出土文献资料库,按照文献载体分为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石刻档案、简帛档案、纸质档案。甲骨档案,按照历史时期分为殷商甲骨档案、西周甲骨档案和汉代甲骨档案。金文档案,按照历史时期分为殷商金文档案、西周金文档案、东周金文档案,以及秦汉金文档案。石刻档案,按照历史时期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六朝石刻档案、隋唐石刻档案、两宋石刻档案、辽金元石刻档案,以及明清石刻档案。石刻档案部分还附以铁券档案、砖瓦档案和玺印档案。简帛档案,按照载体分为简牍档案和缣帛档案,其中简牍档案下再按历史时期分为战国简牍档案、秦朝简牍档案、两汉简牍档案、魏晋简牍档案。纸质档案按照目前出土地点分为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和黑城文书。出土文献资料库的著录项目包括:题名、作者、受文者、形制、成文时间、摘要、评价、关键词、藏址、鉴选背景、密级、获取方式、链接地址、收集人、收集时间。其中题名的著录一般根据学术界通行观点,如金文档案题名,一般以器主、器名再加“铭”的形式,并采用学界通行题名。甲骨档案类还从内容角度设置字典型著录项目,即祭祀、阶级、征伐、田猎、疾病、天气、其他等七个专题。金文档案则从器物角度设置字典型著录项目,即鼎、盘、簋、钟、壶、尊、卣、彝、觯、盉、鉴、鎛、缶、其他等十四种器名。石刻档案从石刻文字类型角度设置字典型著录项目,即碑石、墓志、摩崖、造像题记及其他五类。简帛档案从出土地点的角度设置字典型著录项目,即湖南、湖北、河南、新疆、甘肃、陕西、青海、江苏、山东、安徽、江西、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四川等。纸质档案从文种和藏址的角度设置两个字典型著录项目,文种包括诏令文书、章奏文书、官府行移、私人文书和簿籍档案等五类,藏址包括中国、日本、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等六类。
档案馆藏资料库,以档案馆级别和功能为分类标准,分为国家级档案馆、省市县档案馆、港澳台档案馆、海外珍档、专业档案馆等五类。档案馆藏历史档案资料库的著录项目包括:题名、档号、关键词、摘要、责任者、受文者、时间、载体类型、文件状况、概述、史料价值、密级、获取方式、链接地址、文件名、收集人、收集时间等。著录项目参照了《档案著录规则》和《革命历史档案著录细则》等档案著录标志规范。其中题名是指历史档案题名,如果原题名不能反映主要的文件要素时,则重拟新题。新拟题目要符合档案标题拟制要求。档号,包括著录档案所在档案馆的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和文件号。所谓全宗号,是指著录档案所在全宗的编号;目录号,著录档案所在案卷目录的编号。案卷号,著录档案所在案卷的编号。文件号,著录档案所在案卷内每一文件的顺序号。关键词,包括档案所涉及的人物、地名、组织机构、会议,以及主题词和自由词。责任者,是指制发文件并对文件负有责任的团体或个人。个人责任者著录姓名,以及职务。团体责任者著录全程或通用简称。时间,指文件形成时间,一般文件为发文时间;决议、决定、命令为通过或发布时间;条约、合同为签署时间;计划、报表为编制时间;工程、产品图纸为设计时间。文件状况,指档案出现的破损、缺页、字迹不清等状况。载体类型,包括纸、照片、缩微型、数字型等。受文者,包括个人受文者和团体受文者。概述,是对文件内容的简要概括,史料价值,则是对文件史料价值的简要概括。档案馆藏历史档案资料库,还设置两个字典型著录项目:一是时代,分为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七类;一是专题,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名人、社会等六类。
学术研究成果库,以学术研究对象的时代分期为标准,分为通史、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共十四类。著录项目包括:题名、作者、作者单位、作者简介、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发表期刊、发表卷期、原文摘要、编者辑录、编者叙录、关键词、密级、语种、收集人、收集时间等。其中:作者简介,是选择在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的学者,简述其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原文摘要,是指原著作发表或出版时附带的摘要,而编者辑录,是指编者对该著作前任评述的辑录,编者叙录,则是指编者所作关于该著作的解题。近现代学术研究成果库还设置了专题和文献性质等字典型著录项目,其中专题包括文书档案、文书处理、档案管理、档案保护、档案损毁、档案法规、档案机构、档案人员、学术思想、档案教育、档案宣传、对外交流等十二类,文献性质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教材著作、法规制度、调查报告、翻译著作等六类。
各个子库以提供原文阅读、释义、内容价值解析为主体,并将对各个子库及其子类撰写序言,强化知识库学术知识的推送功能。
《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子课题参加者主要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师生,计约40人。课题组建立了便捷的通讯联系方式,并及时与系统开发公司交流。为了便于项目组织管理,制定了《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工作组织》。课题组分为指导工作组和著录工作组。指导工作组由课题组主要成员张斌、安清福、李晓菊、何庄、梁继红、薛四新构成;著录工作组则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和历史学院高年本科生和研究生构成。指导工作组负责知识库分类架构、文献范围、著录规则等制订,以及指导和研究解决著录工作中遇到的文献释读、提要编写等疑难问题。每个库各有一位主要负责人,李晓菊负责传世文献资料库,何庄负责出土文献资料库,安清福负责档案馆藏历史档案资料库,梁继红负责近现代学术研究成果库。著录工作组在指导工作组指导下按时按质完成具体文献著录工作。这样的组织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项目的顺利开展。
《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指导工作组先后召开了10多次范围不等的研讨会,讨论知识库系统建设方案,每一次研讨会都解决难题,将课题向前一步推进。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中国档案史》、《中国档案管理史》、《中国档案学史》三个子课题按照项目研究计划首先进行文献资料收集整理。文献资料收集范围包括传统经史子集等四部文献,出土文献中关于文书档案资料,现存历史档案,学术研究已有成果。本项目将这些资料与《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子课题建设结合起来,前三个子课题与知识库子课题在文献资料收集上互通消息,提高文献资源搜集工作效率和范围。前三个子课题在资料搜集上尤其强调基本史料的系统调查,对每一章节均要列出基本史料范围或编纂史料长编。
《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在传世文献资料库中以学术界已有成果为基础,即已出版的中国档案事业史和历史文书的参考资料为基干,面向经史子集扩大材料搜集范围,将与中国档案事业发展有关史料作最大可能的扩展。出土文献资料库主要是围绕甲骨、金石、简牍等档案,选择史料价值重要,反映出不同时期和载体的历史档案精华,呈现出档案学的研究视角。档案馆藏历史档案资料库面向国内(包括港台地区)中央到县级各级各类档案馆,先从特藏入手,做资料搜集和整理著录,此外,还包括对海还珍档的调研。近现代学术研究成果库文献搜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近现代档案界档案事业史的学术研究成果,一是文史学界档案事业史的学术研究成果,一是海外汉学界档案事业史的学术研究成果。目前从建国以来档案界学术研究成果大部分以完成,数据处在检核中。民国部分已经开始着手著录。
自立项以来课题组已经召开了十余次范围不等的学术讨论会。主要列举如下:
第一,2011年3月26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开题论证会。
第二,2011年9月5日,《中国档案事业知识库》启动准备会,商讨《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数字资源建设初步规划》,四个子库的工作分工等。
第三,2011年9月15日,《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启动会,商讨知识库的功能和资源范围。
第四,2011年10月8日,《中国档案事业知识库》各子库的分类体系和著录项目讨论会。
第五,2011年10月22日,《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著录工作会议,公布各子库建设方案与著录规则。
第六,2011年10月26日,《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著录项目深入讨论会。
第七,2011年12月31日,讨论浮点公司后台管理系统,以及档案馆藏历史档案资料库著录疑难问题。
第八,2012年1月9日,《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权限范围与著录规范讨论会。
第九,2012年3月2日,《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后台管理系统修改完善讨论会
第十,2012年6月13日,《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前期工作总结会,总结前期工作成果、问题与B/S系统。
第十一,2012年10月21日至22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2012年学术讨论会,参加者为课题组全体成员及学术顾问,项目组成员汇报前期研究及存在问题。
第十二,2012年12月1日,中国档案事业史课题组专家座谈会,参加者为课题组成员与学术顾问,讨论中国档案史与中国档案管理史写作大纲与《凡例》修订。
第十三,2013年4月,黄长著先生莅临指导项目进展座谈会。课题组汇报前期进展,黄长著先生提出切实推进项目进展的建议和意见。
第十四,2013年1月30,《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系统完善工作讨论会。
第十五,2013年4月13日,档案事业与中华文明学术讨论会,中国档案事业史课题组成员、学术顾问以及来自全国从事档案事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
此外,《中国档案事业史》各子库负责老师还多次主持小组工作会议,给予著录小组成员以指导,商讨解决著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上每一次会议,课题组都详细做好会议记录,以备项目工作查寻,积累项目进展的研究材料。2013年5月,课题组将项目进行中所有行政文件汇集成册,以备参考。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不仅在探讨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还要从档案视角出发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课题组将《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建设成展示中国深厚档案文化的重大文化工程。向海内外展示档案视野下的中华文明是课题组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课题组非常重视将研究成果向海外宣传,寻找合作方式。2012年5月24日,加拿大UBC大学谢丽教授与课题组成员会面,尤其对《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子课题表现出极大兴趣,提供了寻求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可能方式。2014年上半年,课题组计划与国外学者建立更广泛的学术联系。
(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2011年2月26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开题论证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顺利召开。“中国档案事业史”是迄今为止档案学科获得国家立项的最大纵向课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赵国俊教授,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秦国经先生,青海省档案局原局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牛创平先生等领导和著名档案史专家出席了此次论证会。秦国经先生和牛创平先生给课题组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开题论证会召开后,课题组撰写会议通讯稿在中国人民大学网站、《中国档案报》等媒体上登载,有力宣传项目,在档案界产生广泛影响。
2013年4月13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支持下召开2013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档案事业与中华文明。课题组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教授、原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刘国能先生、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秦国经先生、原青海省档案局局长牛创平先生、原中国档案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王德俊先生、原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王景高先生及来自全国高校档案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出席会议,项目首席专家周雪恒教授、课题组成员及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参与项目的部分学生等共40多人参加了会议。档案和档案事业对维护中华文明一贯性和稳定性曾起到关键的历史作用。从档案学的视角出发,追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和特征,探讨档案在传统文化构建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总结当代中国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是 “中国档案事业史”课题组的既定课题和学术使命。这次学术讨论会将课题组学术研究成果与档案学界同仁广泛交流意见。
项目自立项以来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前后报送了10期工作简报,每期大约3000字。第1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开题论证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召开》,第2期《新三卷本<中国档案事业史>制定撰写<凡例>》;第3期《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确定数字资源分类框架和著录规则》;第4期《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子课题召开著录工作会议》;第5期《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子课题系统上线运行》;第6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 2012年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召开;第7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学术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召开;第8期《<中国档案事业史>编写凡例》修订完成;第9期黄长著教授检查指导“中国档案事业史”项目研究进展;第10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史” 2013年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召开。
项目自立项以来共向国家社科基金办提交成果要报3篇,即《为中国古代档案学正名》、《档案“集中统一”原则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意义》以及《我国档案“灾备”策略研究——以60年代档案“战备”为鉴》。其中《为中国古代档案学正名》被国家社科基金专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19日摘要发表,题目为《中国古代档案学的学术传统与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9日第358期刊载《打造信息时代的学术利器——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数据库建设与研究进展》推荐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数据库成果,《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名列其中。这是《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课题组工作一年多来获得的最大肯定和鼓励。
2013年6月3日,课题组接受《光明日报》理论版记者周晓菲采访。首席专家周雪恒教授以及子课题负责人张斌教授、梁继红副教授介绍了中国档案事业史项目的立项背景、内容、意义,以及课题组踏实的学风。
代表性成果简介
1、《<中国档案事业史>编写凡例》试行及修订
《<中国档案事业史>编写凡例》是《中国档案事业史》撰写的纲领和细则。凡例共分为五个部分:一是界定《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时间断限和内容主线;二是确立《中国档案史》、《中国档案管理史》、《中国档案学史》的体裁与体例;三是规定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中材料处理与观点归纳的基本处理关系;四点是指示《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文体文风;五是说明三卷本《中国档案事业史》注释引文和注释规范。
《中国档案事业史》不仅是一部档案事业专门史,还是一部从档案的视角探讨中华文明发展轨迹和脉络的文明史.档案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核心载体,其所承载的内容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档案和档案事业对维护中华文明一贯性和稳定性曾起到关键的历史作用。通过研究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追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和特征,探讨档案在传统文化构建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中国档案事业史》编写紧扣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梳理和总结中国档案事业发展脉络和历史规律;第二条“主线”是,探索中华文明和中国档案事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本项目的核心价值和灵魂所所在。
2、《中国古代档案学的学术传统与价值》
文中论述了古代并非中国“档案学”的“前史”,中国古代档案学的官方主体和官方特质,中国古代档案学的学术表达方式与研究重心;中国古代档案学现代学术视野和思维方式勾勒的学术史等。文章立意为中国古代档案学正名,更新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无档案学或为档案学产生的孕育期的已有认识。论证古代档案学有其自身的存在方式,不应从现代学术定性出发,尤其是从近代以来受西方学术表达习惯的影响出发,来审视中国古代关于档案的学术思考。20世纪初以前,中国档案学走过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学术道路,我们不能以基于后起的西方学术特质的眼光去检视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成果。中国古代存在档案学并有自身传统和价值。
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19日发表后,被人民网、档案知网、信管研究生网等网站、以及博客、微博转载和引用,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3、《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初步建立(1912至1949)》
论文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分析中国现代档案学的推动因素,二是论述了中国现代档案学学学科概念的提出和学科定位的初步探讨。论文以中国现代档案学之初步建立这一全新视角重新诠释近代档案学在中国档案学史上的地位,全面勾勒出近代档案学的整体面貌,纠正前人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机关文书档案工作一隅的偏隘。文中史实梳理与学理辨析紧密结合,以可靠材料为依据,更正学界已有观点。
4、《近代历史档案整理理论研究——以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为中心》
论文分为近代明清档案整理主要理论成果梳理和理论成果评析两个部分。文中在系统梳理近代明清档案整理理论文献的基础上,对近代明清档案整理理论研究作了客观历史的评价,尤其是对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不失原来之真相”整理原则之理论来源作了实事求是的追溯,认为其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自主理论创造,而非引用自西方档案学理论,揭示了近代档案学研究的创造性。
5、《陈垣先生与明清档案文献整理》
论文分为陈垣指导明清档案文献整理实践和提出明清档案文献实体整理方法与原则,对陈垣整理明清档案文献作了系统梳理。文中通过文献梳理,第一次指出了陈垣提出“秤不离砣”档案整理原则的时间,分析了这一原则提出的原动力。
该文发表在《文献》2012年第2期,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档案学》2012年第5期转载。
6、《古代公文文种变迁原因探析》
论文对先秦、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时期公文文种变迁进行梳理,分析了君主专制的官僚政体是古代公文文种变迁的根本原因,具体受制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中央集权的程度;二是地方行政层级的变迁;三是等级制度的严密程度。论文在文书档案史及其档案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7、《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发展现状调研与对策分析》
论文通过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开办档案学专业的高校分布比较均匀;培养层次以本科为基础,以硕士为重点;学生招收规模小,就业率高;教师数量稳定,素质提升;课程内容呈现多元特色;教师成为档案学研究主力。现存的主要问题有:招生规模与地域分布有增长与优化的空间;课程体系缺乏稳定性与协调性;教师队伍学缘结构有待优化;科研成果质量受到一定质疑。未来的发展策略应是:适当扩大布点范围与招生规模;走专业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培养;创新和优化专业课程体系;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等等。
该文发表在《档案学研究》2011年第5期,被多次引用。
8、《西汉诏令的编纂及其得失评价》
论文探讨了《西汉诏令》编纂特点、原则以及得失评价。尽管《西汉诏令》存在上述缺点和不足,但在其成书的那个时代仍然是一部体例讲求,内容完备的西汉诏令文献汇编,对后世学者利用正史从事文献辑录和编纂起到推动作用,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方法和经验。南宋楼昉《东汉诏令》、徐天麟《两汉会要》等,都属于这类工作。然而,以现代学术观点来看,无论是《西汉诏令》还是《东汉诏令》,在方法上都还只是就文献辑录文献,随着二十世纪以来数量丰富的汉代简帛文书的出土和整理研究,现代档案文献编纂学应该对考古资料的利用给予高度的重视, 让考古文献对传世文献的“证史”、“补史”作用在现代档案文献编纂中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在方法和实践上推进现代档案文献编纂的发展。
9、《宋绶、宋敏求家世背景与学术特征——<唐大诏令集>编纂研究的一个专题》
论文旨在通过常山宋氏家族的讨论进而对中国古代私家档案文献编纂从编纂者的角度加以考察,认为中唐以后乃至两宋时期,一些学术家族在档案文献编纂历史的成就和贡献值得关注,他们使唐宋时期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主体、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与方法等都呈现时代特色。
10、近代文化资源整合的历史考察
从学术史和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事业史两个视角出发,本文考察近代在文化资源整合上的思想和历史实践。顾颉刚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是近代文化资源整合的重要思想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图书、档案、器物等文化资源整合,是近代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和学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因素。文化资源的实体聚合,馆藏目录、联合目录的编刊,档案考古材料等的公布,文化资源整合学术基础和组织合作的构建,是近代文化资源整合的重要实践。
11、《史记?三王世家》的文书学释读
《史记?三王世家》,褚少孙补作,自成一格,与《史记》其他篇世家体例迥异。论文首先判定《三王世家》中文书文种归属,统计文中涉及君臣往复文书多至14件,从文种上辨析,计有三种:一是臣僚上奏文书——奏,一是皇帝诏令文书——诏书和策书。其次,解析《三王世家》中文书承转及其程式用语。最后,指出《三王世家》出现引叙来文的现象及其释解。
论文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4届年会上宣读后,引起《史记》研究专家注意。应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要求,论文作者将关于《史记?三王世家》文书部分重新标点,以备中华书局正在进行中的《史记》新标点参考。
12、档案事业与中华文明
中国档案事业与中华文明是同源共生的。历代档案管理是中华文明的动态传承。档案承载的内容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精髓。经史是中华文明超越时空的固化传承。“六经皆史”,“六经”是夏商周之史,而后代依据档案史料所修之史,尤其是二十四部正史,以及其它官修史书,代表了古代中国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自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等观点以来,六经皆源于官府档案的观点影响深远。档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脱胎于档案的经书与史书,成为超越时空的固化传承。论文从档案事业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传承关系追溯中概括出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特点与中华文明的特质。
13、档案文献: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
论文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都从三代王官之学中获得思想突破的养料。中国传统学术对此最有理的论述是西汉末刘歆的《七略》。经过三代档案文化的涵养孕育,中国从“前轴心时代”迈入“轴心时代”; 第二,传世的儒家经书,从内容性质上看,属于三代政教典章,而从文献性质上看,属于官府档案文献。自汉刘歆《七略》以来,儒家经典一直居于文献分类的首要位置而备受人们的推尊,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随着历代经学发展,不断对原典进行诠释,形成新的经学文本。源自官学的六经在中华文化中居于最核心的位置;第三,秦汉以后历朝以档案文献为表现形态的政教典章接续三代传统,居于古代主流意识形态。论文第一次将传统档案文献置于中华文明的视野中考察,指出其性质和地位。
14、档案“集中统一”原则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意义
论文简要分析了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原则的基本内涵,考察了其确立的历史原因:其产生的必要性在于建国初期沿袭的分散管理现状所暴露的弊端与我国档案管理的实际目标严重冲突,而我国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国家全部档案”概念的引入为其产生提供了可能性;最后分析了在目前部分档案领域分散现象仍存的背景下,“集中统一”仍是我国档案管理应该坚守的基本原则。
15、儒法合流进程中的两汉文吏——两汉文档官吏的角色转换
论文将两汉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文档官吏与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探讨这一群体如何体现统治思想的变化、分三个阶段论述了他们参与儒法合流这一历史进程的情况,并对儒家思想对这一群体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具体的、统计学意义的分析。论文认为,两汉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文档官吏与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变化息息相关,体现了儒法合流进程对这一阶层的实际影响,并通过儒家思想对这一群体的影响程度的具体分析,得出儒家对少吏阶层影响较小的结论。论文对两汉档案工作的主体——文档官吏的研究是深入细致而有价值的。
16、我国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述评
论文对上个世纪末以我国档案界关于“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研究进行了理梳、综述与评价。指出我国档案界应深化“档案记忆观”研究,并以此为指导,结合数字时代背景,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积极建设记忆数字资源库,为保存和传承中国记忆做出更大贡献。
17、中国档案事业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转折:隋唐之际
中国古代的档案和档案管理实践经过漫长的摸索、积累,到隋唐之际发生了第一次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在《隋书?刘炫传》有颇为充分的阐述和反映。本文通过对《隋书刘炫传》及唐宪宗年间任吏部侍郎杨于陵旨在建议实施档案整理与管理的奏疏的梳理与分析,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变革的全方位性以及档案管理实务的初步制度化(制度框架)。由此,实现了中国档案事业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也为中国古代档案与档案管理工作的高峰时期——两宋时期准备了客观物质与技术条件。
18、我国档案“灾备”策略研究——以60年代档案“战备”为鉴
档案灾难备份在档案安全威胁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简要分析了档案灾备的主要流程和内容,并以我国60年代档案战备为例分析当时灾备中的合理和不足之处,为目前档案部门灾备工作的开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序号 |
成果名称 |
作者 |
成果形式 |
刊物名或出版社、刊发或出版时间 |
字数 |
转载、引用、获奖等情况 |
1 |
《中国档案事业史》编写凡例(试行) |
周雪恒、梁继红 |
论文 |
作为《中国档案事业史》写作总纲,2011年4月完成。 |
约3500 |
|
2 |
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初步建立(1912至1949)
|
梁继红 |
论文 |
|
约28000 |
|
3 |
近代历史档案整理理论研究——以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为中心 |
梁继红 |
论文 |
|
约30000 |
|
4 |
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发展现状调研与对策分析
|
徐拥军、张斌 |
|
《档案学研究》2011年第5期 |
约14000 |
|
5 |
中国古代档案学的学术传统与价值 |
梁继红 |
论文 |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19日 |
约2000 |
人民网、档案知网等网站、博客转载 |
6 |
陈垣先生与明清档案文献整理
|
梁继红 |
论文 |
《文献》2012年第2期 |
约10000 |
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档案学》2012年第5期转载 |
7 |
古代公文文种变迁原因探析 |
何庄 |
论文 |
《档案学通讯》2012年第3期 |
约6500 |
|
8 |
《西汉诏令》的编纂及其得失评价 |
李晓菊 |
论文 |
《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3期 |
约11000 |
|
9 |
《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起居注类“诏令一家”的设立 |
李晓菊 |
论文 |
《档案学通讯》2012年第4期 |
约6300 |
|
10 |
近代文化资源整合的历史考察 |
梁继红 |
论文 |
《图书情报知识》2012年第5期 |
约11000 |
|
11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档案 (1921-1949年)
|
丁华东 |
论文 |
|
约22000 |
|
12 |
魏晋南北朝档案 |
何庄 |
论文 |
|
约20000 |
|
13 |
辽代档案管理史 |
张全海 |
论文 |
|
约8200 |
|
14 |
《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后台管理系统 |
张斌等 |
系统软件 |
|
系统收录目录数据3081条,原文数据1100条,尚有1000余条数据待检核入库,28万字史料待检核入库。 |
|
15 |
《中国档案事业史》编写凡例(修订) |
周雪恒、梁继红 |
论文 |
针对研究的新进展与新问题,2012年12月修订完成 |
约4000字 |
|
16 |
宋朝诸臣奏议辅文研究 |
李晓菊 |
论文 |
《中国人民大学历学院史学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下半年即将出版。 |
约13000 |
|
17 |
宋绶、宋敏求家世背景与学术特征——《唐大诏令集》编纂研究的一个专题 |
李晓菊 |
论文 |
“典籍·社会与文化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4届年会,会议论文,2013年6月28日至30日。 |
约13000 |
|
18 |
唐代档案文献编纂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 |
李晓菊 |
论文 |
|
约6500 |
|
19 |
《史记·三王世家》的文书学释读 |
梁继红 |
论文 |
“典籍·社会与文化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4届年会,会议论文,2013年6月28日至30日。 |
约10000 |
|
20 |
档案事业与中华文明 |
周雪恒、梁继红 |
论文 |
“档案事业与中华文明” |
约3000 |
|
21 |
档案文献: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 |
梁继红 |
论文 |
2013年10月“档案事业与中华文明”学术讨论会宣读,2013年5月修改。 |
约18000 |
|
22 |
档案“集中统一”原则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意义 |
覃兆刿等 |
论文 |
《档案学通讯》2013年第3期 |
约5000 |
|
23 |
《我国档案“灾备”策略研究——以60年代档案“战备”为鉴》 |
覃兆刿等 |
论文 |
|
约5000 |
|
24 |
《从“国家本位”到“民本位”——论建国以来档案文化的演变与发展》 |
覃兆刿等 |
论文 |
|
约5000 |
|
25 |
《从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五十条>看西汉时期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意志》 |
刘希庆 |
论文 |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
约6600 |
|
26 |
《敦煌悬泉置壁书与西汉官文书制度》 |
刘希庆 |
论文 |
|
约7600 |
|
27 |
中国传统文档管理中的政治文明探析 |
张会超 |
论文 |
|
约6500 |
|
28 |
我国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述评 |
徐拥军等 |
论文 |
|
约15000 |
|
29 |
儒法合流进程中的两汉文吏——两汉文档官吏的角色转换 |
何庄 |
论文 |
《档案学通讯》2013年第4期 |
约7000 |
|
30 |
中国档案事业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转折:隋唐之际 |
蒋卫荣 |
论文 |
《档案学通讯》2013年第3期 |
约1000 |
|
31 |
重庆大轰炸时期国民政府档案管理的困境 |
孙武 |
论文 |
|
约5000 |
|
32 |
《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网站平台 |
张斌等 |
网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