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是应对执政风险的锐利武器

　　执政风险是可能发生的影响党的执政安全、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的各种危险。从事物发展规律来看，执政地位不可能一劳永逸；执政风险是伴随执政党执政活动始终的一种现象。我们党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认为执政风险具有两重性，对执政风险不能被动抵御和规避，而应主动应对和防范。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党提出了用以应对执政风险的“两个务必”并付诸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历史和实践证明，应对和化解执政风险，必须在全党牢固树立“赶考”意识和“两个务必”思想。

　　“两个务必”的本质是人民对党的“考试”

　　毛泽东同志把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称为“赶考”，要想考试合格，就要保持“两个务必”，发奋努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当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党中央就会提醒全党保持“两个务必”。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座谈会上，立足于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号召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两个务必”具有深刻的内涵。一是新中国的成立只是历史长剧的短小序幕，如果在这一成就面前骄傲起来、贪图享乐，党的事业就不能继续发展，因此全党必须戒骄戒躁，勤勉努力，永不停顿的前进；二是我们的革命是依靠人民的支持取得胜利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我们只有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不断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会不断赋予“两个务必”新的内涵，但它的本质含义即“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是恒久不变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两个务必”，不是要人们去过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而是要倡导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要求党员干部要如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那样“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64年来，我们党正是以积极的心态、百倍的努力、坚强的意志继续着从西柏坡开始的“赶考”，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

　　“两个务必”揭示了政党、国家兴亡的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这“四个包含”是对“两个务必”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说明，我们党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必须保持“两个务必”。中华五千年，有多少英雄浮沉，有几多王朝兴衰，历朝历代，如黄炎培所概括“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政怠宦成”仿佛成为难以突破的铁律。毛泽东同志从延安到西柏坡一直在深沉的思考，可以说“两个务必”是他向全党提出的破解“政怠宦成”、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锐利武器。

　　“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对自身奋斗历程的深刻反思和总结。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党内几次骄傲思想给党的事业带来的重创，毛泽东同志总结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又犯了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使辛苦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通过对党的历史上遭受的几次重大挫折的分析，毛泽东同志认为骄傲自满是使党的事业屡遭重创的重要原因，要求全党“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并公开印发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警示全党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失败教训“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要求。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我们党任重而道远，需要永不懈怠、永不停顿、一代接一代的努力奋斗。党是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而，单靠先锋队而没有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毛泽东同志在开辟中央苏区时就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以弱胜强，虽经迭宕起伏，却能屡次绝处逢生，关键就在于广大民众能把最后一粒米送去作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我们只有保持“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才能密切党群关系，继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

　　“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如履薄冰的“赶考”精神与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的体现。中国历史上一个个封建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列强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的下台，都同丧失民心密切相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以为自己曾经做过一些好事、有贡献，就骄傲自满，丧失艰苦创业的斗志，随心所欲滥用手中的权力，损害人民利益，老百姓就会怨声载道，党的执政地位就有失去的危险。“两个务必”是我们党自我警醒、自我督责、自我超越精神的体现，是我们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内在动力。坚持“两个务必”能使我们党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意识，并不断提高预见风险、应对风险的能力；进而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人民政权的长治久安。

　　始终坚持“两个务必”才能不断化解执政风险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这一论断明确指出“四大危险”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上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四大危险中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而“四风”则是脱离群众现象的集中表现。因而当下应对执政风险，必须以狠刹“四风”为切入点，进而逐步化解执政风险。

　　“四风”实质上是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曾预料到的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的革命到头思想和“四种情绪”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反映和表现。刹住“四风”必须拿起“两个务必”的锐利武器。“两个务必”作为一种“赶考”精神，它体现着争取“考试合格、不要被退回来”的奋发图强精神和强烈忧患意识，对于共产党人的认识和实践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全党同志只要将“两个务必”内化为一种内部驱动力，一种内心尺度，来支配自己的态度、信念和行为，就能够消除“四风”对党的事业的危害。

　　形式主义者脱离实际内容，极端地夸大事物的表现形式，其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主要表现是不务实效、摆花架子，好大喜功、哗众取宠，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热衷于“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官僚主义是一种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其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主要表现是高高在上、官气十足，主观武断、强迫命令，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养尊处优、粉饰太平。二者的共同点是遗忘了共产党人的职责和使命。坚持“两个务必”，有助于党员干部增强“赶考”意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克服革命到头思想和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做到掌权不忘责任重、位高不失公仆心，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自觉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保持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工作的饱满热情。

　　享乐主义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以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为目的和乐趣，实质是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减，根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主要表现是贪图安逸、怕苦怕累，饱食终日、不思进取，放纵个人欲望，追求豪华享受。奢靡之风是指超越物质条件许可挥霍浪费资源财富，追求奢侈糜烂生活的腐朽风气，其实质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根源是精神萎靡、思想堕落、物欲膨胀、纸醉金迷；主要表现是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吃喝玩乐，拜倒在金钱女色面前，漫步于歌台舞榭之上，沉湎于酒绿灯红之中。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严重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坚持“两个务必”有助于党员干部增强忧患意识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克服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自觉抵制各种腐朽落后思想观念的影响和腐蚀，廉洁自律、秉公用权，为政清廉、艰苦奋斗，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体现，又是检验共产党人是否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标准，是我们党破解执政风险的锐利武器；其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要全党自觉坚持和践行“两个务必”，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心里想着群众，脚步迈向群众，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会以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带动全社会摒弃“四风”，进而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现象，密切党群关系，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使中华民族江山永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应对执政风险和考验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