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中国历史进程不容否定

【核心提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是以人为主题的科学，人们回顾自己的过去、研究历史，总是出于理解现实和规划未来的需要。中国近现代史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就是因为这段历史直接关乎着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基本制度、根本道路的历史选择和发展方向。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有其独特的发展方式，而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各种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是谁也不能否定和对抗的。

中国曾以自成一体、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到了近代，古老的中国却因为保守、封闭、落后而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和宰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经济必然性的根本作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腐朽统治与沉重压迫，人民的深重苦难，都内在地决定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和基本任务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回望历史，近代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和现代化运动无比艰难曲折。“自强”运动、农民革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甚至于辛亥革命这样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尽管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都没有实现挽救民族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的根本历史任务。

在失去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缘，民族斗争处于山重水复的困境时，客观的物质体系已经为中国新的先进理论和先进社会力量的产生准备好了条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奋斗有了科学的思想指南和主心骨。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国人民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两大根本历史目标，而且在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开辟了美好前景。中国近现代历史，尽管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也有失误曲折，但这段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选择改革开放的必然性、正当性和进步性。

然而，就在中国人民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迈向繁荣富强的时候，却有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暗自涌动。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甚至于一些并不熟悉也不认真研究历史的“舆论精英”、“意见领袖”们，不约而同地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感兴趣”，经常公开地发表彻底否定这段历史的“惊人言论”。其共同点在于，诋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及其伟大成就，歪曲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属性，丑化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革命领袖，特别是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毛泽东。这些言论利用网络、非法出版物等各种媒体渠道进行传播，不断扩散着错误导向，对社会舆论、群众的政治认知等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是以人为主题的科学，人们回顾自己的过去、研究历史，总是出于理解现实和规划未来的需要。中国近现代史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就是因为这段历史直接关乎着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基本制度、根本道路的历史选择和发展方向。历史虚无主义者乱糟糟地挤进这个领域，从根本上说，也是以面对人类过去的社会为起点，而以服务于当今的时代为归宿的，因为中国的革命道路和结果不符合他们所钟情的改良主义道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目标，为此，他们急不可耐地要改旗易帜，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企图从历史根据和逻辑前提上否定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和前进道路，为他们的“另觅出路”制造理由和依据，营造社会舆论，干扰执政党决策。

如果说，那种把事实同虚构、历史同文学混为一谈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西方比较多见的话，这些在中国近现代史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并不否认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但问题的要害在于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是完全歪曲或否定唯物史观所认识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是企图用他们的“理”（即英美文明模式和发展道路才是唯一的“人间正道”）来勾勒历史事变之间的关联或历史发展演变的中轴线。为了这个具有唯心主义先验的“理”，为了实现这个终极价值目标，历史虚无主义者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歪曲和彻底性否定，并进行了“六经注我”式的主观建构。自然，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会去关注史料的真伪、偏全、粗精、聚散、存轶，而是按图索骥地挑选、想象、编织、拼凑史料，以说明自己的观点，甚至不惜对历史事实施加暴力，割弃或歪曲某些最重要的事实。同样，为了使历史符合他们所想象出来的“理”，他们以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思维去对待历史，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割断历史、迷信西方、抛弃传统等思维导向充斥其中。

已经客观存在着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加深对它的认识、理解之外，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套言论和主张违反了历史真理，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发展与进步的需要，我们有必要提醒他们：中国历史进程不容否定！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与基本经验研究（1949—195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