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最后十年是成也新政，败也新政

法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讲到法国大革命时，就改革和革命的关系讲道：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候。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碍大革命的重重障碍，同时也向人民表明了怎样才能动手进行革命，因而改革为大革命做了准备，改革往往会导致革命。就是说，社会改革的心理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惰性，矫枉必须过正，才能解决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改革一旦付诸行动，欲望就会加速强化，而且还会逐渐失去耐心，急于求成的一面就会出现，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社会现象。

现在我们用这些思路反过来思考晚清的改革。清政府也可以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对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来说，新政已经发动了，就不可能终止，关键就在于能否有效地控制因为新政而兴起的新的社会力量，有没有始终把握住改革的主动权，这一点决定了清政府的存亡。也就是说，对于清政府来说新政是把双刃剑。

第一，清政府顺应潮流推行新政。

1905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人们直接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改变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因而出现了“立宪运动”。1905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要仿照实行宪政，但是又认为条件不具备，因而要预先预备，所以叫预备立宪。预备立宪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说要改革官制、制定法律、发展教育、清理财务、设立巡警等一系列的准备。至于什么时候实行立宪，还要看准备情况怎么样，按今天话说就是小步前进留有余地。立宪虽然遥遥无期，但是毕竟启动了。

第二，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演变成权力再分配的盛宴。

预备立宪一施行，各种新旧矛盾进一步凸现，清政府面临着更加难以控制的复杂局面，这种复杂局面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清政府内部新旧矛盾发生激化。

1906年9月按照预备立宪的程序，要改革官制，奕劻、孙家鼐（军机大臣）为总负责。于是袁世凯利用机会预先在这个机构里面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进行运作。袁世凯提出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合并内阁和军机处，然后成立责任内阁，设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一人，总理大臣总揽行政大权，下面再设11个部，可见，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责任内阁。袁世凯本人想当总理大臣掌握大权，但是为了避嫌，他授意安插在内部的亲信提名奕劻为总理大臣，自己当副大臣，实际上奕劻只是一个挡箭牌，实权势必被袁世凯掌握。所以，这个方案一出台，袁世凯想独揽大权的心思就暴露无疑了，因此，遭到很多人反对。所以慈禧太后否决了袁世凯的方案，于当年的11月6日采用瞿鸿禨等人的方案公布了新的官制，其内容是保留了军机处和内阁，取消责任内阁，底下设11个部，但各部大臣当中满洲人占多数，所以新的官制就变成满洲人集权了。

没有成功的袁世凯、奕劻，进一步伺机反击。奕劻利用慈禧太后对康梁的恨意，进谗言说瞿鸿禨和岑春煊曾多次保过康梁，还有张謇一些人，有结党图谋不轨的嫌疑。慈禧多疑，听信了奕劻的主张，把岑春煊调出军机处到两广去当总督，这时候慈禧和瞿鸿禨密谈要罢免奕劻的消息被人刊登到了报上，引起了舆论哗然。慈禧太后大怒，奕劻一些人又趁机进谗言说，瞿鸿禨勾结报馆，居心叵测，结果瞿鸿禨被开除回家。袁世凯意犹未尽，又让人在上海制造了一张岑春煊和康有为的合影照片，慈禧太后看到换了头的合影照片信以为真，这样本来被派去做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就此被开除罢官了。至此，岑春煊、瞿鸿禨与袁世凯、奕劻各部尚书之间的权力之争以前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晚清这段波澜云集的权力之争使得清政府的形象更加坏了。但袁世凯和奕劻刚刚稳住了自己的阵脚，政局却又发生了大的变化，那就是第二年的11月14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相隔一天先后去世了，三岁的溥仪开始继位，年号宣统，他的父亲就是摄政王载沣，即光绪帝的亲哥哥。载沣是光绪的亲兄弟，他和袁世凯之间有国恨、家仇。据说光绪死的时候在他书房的案头留下一个字条：必杀袁世凯。载沣是一个很懦弱的人，而这时的袁世凯已经掌握了很多盘根错节的势力，大家都劝载沣不能动袁，动会乱，所以载沣以袁世凯的脚不好为由，让他回河南彰德老家养病。

不仅满汉官员在争权，满洲亲贵内部也矛盾重重，奕劻的职务虽被保留，但事实上成了空名。载沣还不满足，还想没收地方督抚的兵权，结果地方督抚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本来富有新意的新政已经逐渐演变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这是新旧矛盾开始激化的一个表现。

二是清政府和立宪派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

起初新政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安抚立宪派共同对付革命党。但是现在立宪派进一步提出参政的要求，清政府政策强硬，彼此的关系迅速趋于恶化。从1909年10月到1910年10月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在第三次请愿的压力下，清政府最后做出让步，说将在11月4日宣布组织责任内阁，但是到宣统五年（1913年）才能开国会。这比清政府原来提的九年立宪提前了四年，比立宪派要求的时限——1911年晚了两年，清政府说，既然已经公布1913年开国会，组织内阁，就不允许再请愿了，否则严惩。东三省的一些立宪派议员不走，结果被驱回籍，立宪运动到这儿实际上失败了。

到1911年5月清政府建立内阁，但是这个内阁根本不是什么责任内阁，奕劻作为总理大臣，17个内阁成员当中满族九人，皇族七人，被人笑话为皇族内阁，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得立宪派彻底心寒，许多人因此纷纷离清政府而去，另谋出路了。清政府这种对待立宪派的强硬办法，使得两派最终分道扬镳。

综上所述：清政府内部的新旧矛盾以及清政府与立宪派之间矛盾的加剧，对清政府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事实上，清廷内部这种绵绵不绝的争权夺利，集中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作为“续命汤”的新政，现在却变成了利益再分配的角斗场，使得清政府的统治力量大大削弱，最终将作为“续命汤”的新政进一步异化成了“催命汤”。待到武昌枪声响起，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虽然掌权，却根本手足无措，只好再回过头请自己的仇敌袁世凯出山。结果，袁世凯和立宪派革命党联手获得了列强的支持，拿走了政权，268年的清王朝随之崩溃。

应该说清政府举起新政旗帜的时候，它是决心与时俱进，改革图存，为自己争得了延续政权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但当改革无法制止自己内部争权夺利的腐败以及不能够有效控制新政发展的时候，就使得新政变法维新的初衷变得难以为继，清政府就这样失去了自身继续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由此，清政府曾经抓住的必然性继而被另一种新兴的共和革命的历史潮流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