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葡萄牙人居留澳门的性质

中国学者传统上将葡萄牙人居留澳门的性质，看作是入侵、侵占、侵略，或为某些中外著述所说是殖民地。介子所编资料题为《葡萄牙侵占澳门史料》，观点很明确。黄鸿钊在《澳门问题的历史回顾》（《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中，将葡萄牙对澳门的侵略分为三个阶段：1517-1557年，是葡人贿赂中国官员开放澳门和混入贸易时敝；1557-1849年，是强行居住和经营澳门贸易时期；1849年以后是破坏中国主权，直接对澳门进行殖民统治时期。敝所丁名楠先生等人于1958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也持葡萄牙侵略澳门的观点。

从前述明政府对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态度来看，1553年地方当局是默许的，1573年地方政府接收了地租，1582年两广总督允准，至迟到1614年明朝廷也允准葡萄牙居留澳门。那时的葡萄牙商人还没有强迫中国政府接受他们居留的力量，晚明政府也还不至于惧怕葡萄牙商人。费成康分析了明政府同意葡人居留澳门与倭寇在海疆活动有关，也与东莞巨寇何亚八在海上活动有关，同时又与澳门税收能缓解地方财政有关。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曾经想武力叩关，但在广东屯门、西草湾碰了钉子，在福建、浙江也碰了钉子，使葡萄牙人认识到武力叩关对当时强大的中国是无济于事的，于是转而采取和平谈判和贿赂方式寻求到了来华贸易机会。而且在澳门定居后，葡人是服从中国政府管理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差不多300年之久。这与19世纪中叶列强对华入侵的情况迥然有别。费成康不赞成使用“侵占”的说法，认为鸦片战争前近三百年的历史，并非葡萄牙侵略澳门的历史，而是以中葡双方友好、合作为主旋律的历史。这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的。

那时的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的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澳门与葡萄牙的其它海外殖民地不同。中国政府在澳门的主权行使是不受限制的。黄启臣在1990年发表的《16至19世纪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特殊方针和政策》一文（广西《学术论坛》1990年第6期）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1583年两广总督陈瑞默许澳门葡人成立市政议会，其行政长官由明朝政府授予“夷目”一职，让他作为中国政府官员负责管理葡人在围墙以内即半岛南端的自治事务。这种“自治”组织仅限制在葡萄牙人的范围之内，仅仅是葡萄牙人内部的一种自治组织机构而已。中国政府始终有效地管理着整个澳门，澳门葡人完全承认中国政府的管理。费成康认为允许葡人实行“自治”，是明政府仿照唐、宋两代管理广州外国侨民的“番坊”制度。因此，如黄启臣所说，这时期的澳门是“一个由中国政府行使主权和直接管理、葡萄牙人经营贸易的海岛型的特殊地区。”可见，说鸦片战争前的澳门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是没有说服力的。

三、葡萄牙人经营澳门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黄启臣、邓开颂两位先生联名发表的《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分析了从1553-1911年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及其原因，特别指出了这种贸易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该文指出：由于开埠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澳门始终操纵在葡萄牙等殖民国家的手中，而且主要是用来进行掠夺性和野蛮性的贸易，所以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占主导地位，而促退作用却很大，特别是清朝以后，这种促退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由于葡萄牙殖民者控制了澳门的海外贸易，大大加重了中国商人借助澳门进行海外贸易的困难和危险，使中国的海外贸易不能发展或者发展缓慢，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后果：不仅影响中国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且使中国不能通过澳门的海外贸易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料，使某些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长期停滞不前，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从16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欧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启臣此后又重新探讨这个问题，作出了较前不同的论述。他在研究16至19世纪明清政府对澳门实行特殊政策的后果时指出，既有严重后果，又有积极影响。所谓严重后果，指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行使遭到了破坏，这是从政治上讲的。所谓积极影响，主要指促进了中国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中西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这是从社会经济和文化角度讲的。从社会经济来说，黄文指出，1573-1644年的72年中，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在澳门贸易输入中国的白银达一亿四千万元，这就为明中叶以后中国基本上确立以白银为主、铜币为辅的银本位体制提供了条件，使明政府于万历九年(1581)在全国统一实行“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得以顺利施行，“在法律上确立了赋税的货币形态的主导地位，具有新时代的重要意义。”（见《学术论坛》1990年第6期）北京学者刘重日1993年撰写《明清之季的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也引用史料论证了葡萄牙商人控制的澳门国际贸易，对我国的商品生产与流通起到了促进和刺激的作用，从而支持了前述论点。他认为，明季大量白银通过澳门流入中国，无疑对正在发展中的商品经济是有好处的，它事实上成了当时货币经济的添加剂，刺激商品生产的催化剂，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见吴志良主编《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1994年出版）。费成康在1993年澳门“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重新评价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论点。他认为，从葡人进入澳门贸易至1849年，虽然小磨擦在所不免，中葡双方没再发生过激烈的军事对抗，两国之间一直维持着友好关系。同时，从此时至英国输入大批鸦片的1799年为止，通过澳门进行的东西方贸易也一直以正当贸易为主，特别在澳门前80年的黄金时期中，这一贸易对中国极为有利，大大刺激了中国城乡的商品生产及有关地区的经济繁荣。“因此，直到18世纪末为止，不论这条绕过好望角的航线在世界的其它区域起着何种复杂的作用，它的运行十分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