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明多样性与人权观念的发展

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很清楚阐明了文明多样性与人权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确保人权，以及表达、信息和交流等基本自由，并确保个人可以选择文化表现形式，才能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民族平等和保障人权的基础。就是说要保证文明的多样性，就必须尊重人权、保护人权。

但对什么是人权，如何尊重人权，目前在国内外学界都存在不同理解。

西方人权观念一种代表性观点，是认为人权具有“普世性”，侧重在政治权方面。如衡量一国人权的标准，在他们看来，就在于有无多党制、是否实行了三权分立，以及按他们标准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普选权等等。

人权被看成“人所具有的权利”，当然有一些普遍化的共同标准，如人具有生而平等的权力等等。

但人权观念属于上层建筑，也属于文明的范畴。既然文明具有多样性，人权也必然具有多样性、相对性、特殊性。

第一，由于世界各国发展的水平、程度不一，每一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主要取决于人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是否协调。就是说主要应以人的社会存在状况判断其人权标准，而不是相反，像西方某些人所作的那样，全然不管、不看、不顾人的社会存在，仅仅以某些理念和教条做标准，未免削足适履、本末倒置。

第二，人权的本质和内容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更加丰富和完善。绝不存在亘古不变的人权观。

人权概念起源于欧洲，当时确实比较多是强调政治内容。但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民族的独立、国民的教育、人民的生存等等条件的变化，许多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感觉到：就自身权利而言，“民族权”、“发展权”、“生存权”等权利也体现着人权的内容，甚至一定程度上“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就个人和集体而言，并非就一定个人的权利高于集体的权利。于是许多国家提出将这些权利也作为“人权”的标准来衡量，而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标准。

所以人权观念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西方人权观念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用抽象的人权普遍性，超阶级、超时代、超历史地割裂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歪曲、夸大人权的普遍性，否认、抹煞人权的特殊性。一些西方国家进而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认为人权没有国界，因此他们有权评论世界各国的人权，甚至进行干预。其实质在于实现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名为人权，实为霸权。这是完全违背人权的实质，更是违背联合国宪章。按照联合国《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不容许把人权问题作为干涉别国内政、对别的国家施加压力的口实。

只有各具特色的各国人权文明因素相互作用，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才能共同促进世界人权文明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