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六十年，大体上是以两个三十年的艰苦创业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的壮丽史诗。前三十年，验证了“人间正道是沦桑”的哲理，为社会主义一切进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全国人民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以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开创的。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有两大理论体系在发挥着引领一切的指导作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搞革命，搞建设，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列宁，也不能丢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撰写的《资本论》，成为当前人们研究资本主义、剖析金融危机的理论武器绝非偶然；列宁以十月革命的伟大功勋开创了社会主义新纪元，提供了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鲜经验，为人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居安思危、面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挑战而维护了长治久安的局面；毛泽东是在机会主义背离中国实际、追求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盲目推行欧洲模式的情况下，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实践、建立农村红色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独创性道路，诚如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可以说，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建国前二十八年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

建国之初，正是毛泽东以理论上的创新精神，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为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理论开阔了思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和战略构想，要求全党保持应有的忧患意识和优良作风，他自己也始终保持着顽强的革命锐气和艰苦探索的蓬勃朝气。毛泽东在探索中始终保持清醒冷静和科学分析的态度，始终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特点的道路，对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也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去学习和理解，而不应迷信和神化。他要求对外国的东西，既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他强调最多的是既要学习、又要独创，不要把学习和独创对立起来；他对斯大林长期推行的工业化方针一贯采取有保留的批评态度，认为正确的方针应当是既要工业化，又要人民，努力寻求一条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部署了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研究，写出了富有独创性论断的的两篇理论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围绕上述两篇著作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谈话中，还特别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对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突破，作出了重大发展；他也阐发了中国化、民族化与学习外国的关系，面向现代和继承古代的关系；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干部上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做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凡此等等都是对上述思想的补充和深化，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初步展开的情况下为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奠基性的贡献。